[提要] 美国的农业主要是由农场主经营的。随着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造成农业人口大量的迁移,而这种现象正在中等规模的农场内继续发展。同时,美国的农场在本世纪经历了大幅度的变动,从单一的经营逐渐发展成为“农业综合企业”,成为美国农业的发展趋势。显然,这是和竞争密切相关的。农业结构的这种变化,一方面加强大农场主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小农场主则不得不靠借贷维持生产。资本主义这种固有的“病症”是无法解决的。

由于美国农场主把美国人有条理的特性用于农业,所以得到了有关美国民主问题的首席观察员Alexis Tocqueville的赞赏。然而,把农业当作一种商业来经营,这对个体农场主来说,已证明是要担风险的。

目前,在美国农业中已出现了这样一种明显现象:由于生产超过需求,使得农业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损耗过程,从而迫使农业人口从农场大量迁移。作为整个食品业向集中化和综合化发展趋势的一部分,农业人口迁移这一现象正在中等规模的农场范围内继续发展。虽然农业在生产效率方面的发展是惊人的,但由此而导致的社会费用是很大的。

在美国农业综合企业中,这成了一个长期的、难对付的趋势,正如最近的一项有关资源分配和农业效率的研究所指出的:“这种趋势将影响生产,并预示着在农场生产中,将发生投资和消费降低的情况。”

通过这一分析,表明美国农业有着投资过多和劳力配置过多的特点。其结果为广大民众提供了相对价廉的食品。但这种普遍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依靠政府支付的大量的补贴以及农场主自己的低收入而换来的。

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农场主是和巨大的竞争密切相连的,而无论哪一种工业生产,不管他出售产品是什么价格,都与生产本身无关。此外,如果农场主缺乏有关调整他的生产计划方面的丰富知识,就会面临受天气支配那样完全受市场支配的前景。早在1930年政府就已为家庭农场制订了抵御价格波动所带来的最坏影响的保护计划;而且该计划具有较大的竞争方面的好处,使获得较高投资的农业单位继续增加,而较小的单位倒闭率仍是高的。三十年来,农场数目稳步下降,与此同时,农场的平均规模都扩大了。

无论是以农业经营为主的农场主还是兼营农业的农场主,都属于整个农业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该部分在本世纪内经历了大幅度的变动,并且仍以一种很快的速度继续变化着。大公司目前控制着该体系的一些部门,并用“农业综合企业”的名称来表明其规模之大,它们像工业类型一样沿食品商业链进行经营。

目前有一批人数逐步增加的用贬低的言辞对农业综合企业进行攻击的评论家。在最近由美国商会发表的一篇报告中提出了有关农业综合企业结构变化方面一种非标准化的定义,它说,农业综合企业涉及到“商业性农场,供应品工业(那些工业供应农业机械,农药,肥料等等)以及稳定地为整个食品部门服务的销售和加工业”。随市场波动来决定农场经营特点,这是农业综合企业主要的倾向。

组合”农业这个名称构出了巨大的企业拥有和耕种无限面积土地的形象。由于许多原因,绝大多数的大公司已避开综合企业的生产方面,而集中提供——农业机械、肥料、农药、畜用生物制剂——及食品的加工和销售方面。

目前对经营农业的大公司来说,一种主要的威胁是农业综合企业所拥有的土地的基本价格在过去几年里上涨了二倍甚至三倍。这些大公司勉强地把必要数量的资金投到土地和机械的经营上去,因为他们的记录表明,假若收成相当好的话,投资回收率也是很低的——大概一年能收回3~4%。而且农田本身不便于集中管理。在作出筹划耕作、下种、栽培和收获的决定时,需要训练有素,丰富的经验和关于本地状况的准确知识;而这些是不可能从同一个总部获得的。农场一天事务所需的雇佣人员尽量少配置,或者把佣金降到与个体经营者收入大体一致的最低限度。由大公司投资的许多重要的大的生产项目在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失败之后已停止了。

由大公司经营的大规模农业在食品生产方面绝不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因素,它们的经营集中于特定的谷物和地区。在畜牧方面——养肥家畜并定期屠宰它们,在加工方面——蔬菜和水果的生产加工经营,这些进账对于成功的大公司的努力来说,似乎成了他们对自己最好的贷款。

受历史影响的土地所有制及生产形式

各种历史环境显然是影响土地所有和经营形式的一种因素。在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和佛罗里达等州的公司特别有生气并不是偶然的事。在加利福尼亚和西南各州的大土地所有者都来源于拥有西班牙土地转让证。而在南方可以在大农场系统及回收土地中发现大量占有土地的现象。

大公司的生产范围目前仍在争论。据近期的统计数字表明,大公司恐怕已涉及了整个生产的3%。另外一些估计则认为,如果把公司的非农业经营活动加在一起,整个就将达5~8%。当生产股份仍然比较适当时,大公司控制着自己可靠的活动范围,如适于烤焙的家畜、种子和蔬菜加工等。从事柑橘水果、肉用牛、火鸡和蛋类生产的重要公司正在发展。

公司将冒险地在生产上采用新技术。例如,养鸡业已得到发展,并达到有组织地加以控制的程度。所以一些公司已被出售农业土地于其他用途而有利可图这个前景吸引到农业中来了。在西南地区,专业农场已同石油生产联合起来,而一种类似的模式正在怀俄明和其它北方平原各地出现,这些农场拥有适合于露天剥采的煤矿。特别是在东南地区,大片的沼泽地和海岸附近的土地为发展农业综合企业已被开垦了。有代表性的目标是创建一种完整的企业,在同一块田地上利用饲用谷物的生长以肥育猪和牧牛。光是在北卡罗来纳一个州实施那样的计划就将包括几十万英亩的土地,同时,和美国的“共同”所有者一样,类似计划亦在日本和意大利发展。

虽然家庭农场”这个名称必须仔细地加以推敲,然而,它却令人奇怪地作为基本生产单位留在农业体系中。在美国,大约占16%的农场,占了农业总现金收入的大约70%。因此,通过对一个农场的调查来作解释是恰当的。据政府统计数字搜集者断言,在现金交易方面,一个农场必须年收入2500美元。很显然,一个靠农业收入的家庭,要维持生存的水准,还必须有来自其它方面的收入。而同时,许多农场主则依赖农场以外的工作为他们自己、妻子和孩子补充农业收入。在土地提供机构的指导下,对农场收入的研究表明,1970年一个农场主在一年或更长的时期里平均需要2万美元的现金,才能保证支付各种费用。来自最近的统计数字表明,270万个农场中仅约有55万个农场年现金收入超过2万美元。然而,这约占全部农场数的20%,虽然它们生产了大约全部食品和纤维的四分之三。

为了有利可图的经营,对于土地、资本和劳力最理想的安排是因地制宜。在以种植玉米为主的地区,一个人若具有合适的机械,便能处理实际的全部必需的工作,即能种植600至800英亩玉米。他仅在最繁忙的阶段里要他家里人或一、二个雇工帮忙。如果这个农场主要在同一地区肥育猪或牛,则不需要那么多的土地。例如,在300至400英亩的土地上种植作饲料用的谷物或大豆,用来肥育猪便有利可图。在过去的几年里,使用较小的耕地或贫瘠的土地的农场主们,由于较高的农产品市场价格使他们尚能应付,但农产品价格下降的趋势正在压迫着这样的农场主。

在以种植玉米为主的地区,典型的所有制模式是父子联合、合股,或者家庭公司。这些家庭公司是经常壮大和产生着的,因为它们在办理税收和遗产等问题上有着各种便利。在美国,大致有1.2%的商业性农场组成,其中大约90%是家庭公司。

成功的农场一般都仿效那些大的组合农场,明显接近专业化趋势。这种农场集中经营一种谷物或一种家畜,并通过专业化机械的使用和通过发展一种特殊的专门技术进行最大限度的生产。例如,在一个企业中,父亲可以集中于作物管理,而他的儿子则致力于家畜经营。除非一个农场主能获得一种经营的有效方法,否则他就有可能破产。在高度机械化的牛奶业中,为每40头乳牛配置一个工人被认为是经济的。而拥有一群18头或20头乳牛的老式牧场已不再可行了。

对于成功的农场主来说,他们的农场传到下一代所面临的问题是土地的价格增长问题已变得复杂起来。位于最好农业区的一个拥有600英亩土地的农场目前可能估价为一百万美元或者更多些。每个新一代的农场主需要筹措资金,和交纳遗产税以及解决一个继承人所必须承担的沉重的财政负担。这甚至要比白手起家而进入农业并建立一种成功经营的人更困难些。

必须告诉观察者们,尽管有以上这种倾向,但可以看到目前这种形式仍在坚持着。在美国农业部的两个经济研究机构里工作的经济学家在近来一篇文章中建议如下:

目前有一种倾向持续着,那就是相对少数的大农场将控制农业生产部门,这看来是发展的最可能方案。少数大农场将占农场总输出产品量的绝大多数份额,而大量的小农场将继续它们的大部分经营,而其大部分可靠收入仍然得从农业以外的工作中获得。目前财政机构为农业生产提供的补贴将下降到比今天资金市场需要量更少的程度,但仍将提供大量借贷资金。通过抵押而在资金市场中公道地赊贷,也许将成为资金的一种重要来源。

公司所有制的主要扩展,包括受雇管理人员和工人的骨干的培养以及新的乡村社会结构的发展,无不被认为是对小家庭农场取得优势的一种结果。

恐怕更重要的是,比农业综合企业在食品生产方面的角色更引人注意的是公司与个体农场主之间所发展的联系。越来越多的农场主与谷物公司或者食品加工商签了合同,按商定价格出售他们的谷物。这是对农场主抵御收获后所面临的市场价格下跌的保护,并对随后计划和管理他的经营也较有效,而合同也防止他收获时的报酬因价格上升而超过他签订合同时的水平。

在有些部门,综合化过程更进一步。在养鸡业,典型的情况是,农场主掌握着土地和鸡舍,而公司掌握雏鸡和提供类似饲料及药品那样的供应品,并确定使用这些物品的家禽饲养者的范围。养鸡业同农业的任何一个部门一样,严密地应用着大量的工业生产技术。同时公司已发展了田间管理人员在饲养小鸡方面的专长以及在管理方面的内行。

其它的农业综合企业已扩大了在某种范围的为顾客服务,显著减少了技术在综合农业企业中的输送过程。一种新的商业链正在发展,它把供应品制造商同批发商、销售商以及农场主紧密地联系起来。

近年来,农场主已显示出特别愿意能根据农场主各种特殊需要出售和保养机械,供应肥料、农药、燃料及畜用生物制剂的商人提供“一次性”服务。由个体拖拉机商人和小城镇企业的商人所造成的这种倾向已为乡村地区衰退的小市镇的复兴作出了贡献。大商人进行着比一个农业超级市场还大的经营。例如,他可能为适合顾客的需要,甚至为农场主的具体应用确定和配制肥料。商人资产的继续增加已成为顾客的主要贷款来源,并采用传统做法,通过地方银行提供资金。销售商和批发商往往成为农业综合企业土地的主要所有者和出租者。

农场主大量依靠商人提供的消息和专门知识。最近来自国家科学院(NAS)的一篇题为农业生产效率”的报告指出,对农场主所提供的情报来源的研究表明,他们对商业方面的情报的依赖正在增加。

在许多情况下,农业顾问已不再是导致在农业技术革新的情报的唯一来源,而往往起相当于媒介的作用。公司通过他们的商人和代理人目前正有效地为农场主提供情报,并在提供范围方面最大限度地适应农场主的需要,这种形式从教堂的晚餐一直发展到高级讨论会。

美国农业上的这种改革推进了生产技术的情况,并没有被重视和获得一致赞同。其它的反应来自十九世纪人民党对银行,铁路的不满,以及受农业综合企所管辖的商品投机商们。但纳德里特所作的新努力和消费者保护组织的抗议使力量渐渐加强。一部分抗议认为,此种改革直接剥夺了小农场主的经营权,并剥削了农业季节工人及其他农业工人们。抨击同样也指责,农业综合企业和土地谷物公司同盟在农业方面的创造革新,经常损害消费者和小农场主的利益。

这种争论也延伸到由农业综合企业说明计划局”出版的名为《硬质番茄,艰难时世》一书中。抨击的主题是:在这些日子里所培育的作物是为了适应机械操作,而不是为了符合消费者的需要,同时土地谷物研究和发展机构的建立又增加了纳税人的开支。他们为农业综合企业发展了一个完整的机械化体系却抛弃了独立的农场主。结果在美国乡村连续发生各种最坏的变化。农业研究机构近年来受到一些同等地位的科学家批评,他们指责研究的质量及领导者的能力。

在美国,公众同情家庭农场的原因,几乎系出自于本能,这可追溯到杰斐逊对小土地租用者在共和时期所起的有如重要的食品贮藏所作用的赞扬。为增进小经营者的利益而努力的主要组织是受到“合作化运动”和“全国农场主组织”领导的。以1950年的一次抗议活动开始,“全国农场主组织”发展成一个国家一级的组织,为最大的农场主组织“全国农场Bureau联合会”提供可供选择的政策,并且该组织的决策由来自较繁荣的农业部门的成员所控制。

全国农场主组织”的主要创举是创立了在谷物销售方面使价格有利于其成员的集体合同。这种合同的倡导者立法设想是使其成为一项“家庭农场法令”,它将扩大到反垄断条款,以抑制资本或销售超过某种水平的非农业大企业进入农业领域。

在农业上,由结构变化引起的问题是复杂的,而在农场立法讨论时,它较少受到有效的注意。最近在制定“紧急”农场法时它虽被发现,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美国的农场政策是由竞争和妥协两股势力形成的,它们一方面依附,考虑到市场的自由竞争力而确定价格,另一方面它们又利于政府干预保护农场主对抗来自市场的灾难。为寻找既保证有以合理价格提供的充足食品,又能防止有效率的农场主中的大多数破产的实际目标的难下定义的政策,正在USDA指导下进行联合行动。

大体上讲,1972至1974年间,是美国农场主的繁荣时期,同时,一些观察家相信,条件方面的基本变更将可能限制该国农场主在接近饱和生产的未来再繁盛下去。然而,有关这方面的其它文章指出,由条件所产生的短期繁荣是可能的。近来谷物价格的下降,预示着老的模式还要再坚持表现它自己,即使这里的坏天气和国外市场能扭转下降,人们熟悉的市场波动性显然正在恢复。不管对农场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国际国内影响是否有充分认识,目前阶段,正在华盛顿再次认真地讨论农场政策。

农业秘书E. L. Butz是自由市场道路的支持者,1973年收入保证体系替换建立谷物补贴和土地限制计划的管理措施得到了通过。如果基本谷物的市场价格跌落到目标价格”水平之下,农场主将被保证能获得所形成差额的补充支出。

该计划是在市场价格大大超过维持农场生存水平的那时期通过的。目前价格已下跌,并且农场收入水平降低,而农场主为能源,农业机械和其它产品需要而付出的费用仍在增长。当前国会的反应是通过立法而使价格指标增长以作为补偿。

到目前为止,在华盛顿进行的讨论已被引导沿常规路线进行,即集中于有关价格和成本立法不足部分的补充。1972至1974年间的经验已使国内外消费者感到极端不安,并最终对农场主似乎产生小的压力。作为对付歉收起足够缓冲作用的世界食品储备的问题的产生是无法直接确切地说出其理由的,也不是那长期气候模式变化的可能性这一点所能解释得了的。所以,对美国的农场主来说,他们是处于一种不确定的营业中,虽然它看来似乎是和平常的营业没什么两样。

[本文选自Food:Polities Economic Nutrition and Research。陈俊学、蒋小雯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