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Felix Mann是英国的针灸医师，曾来我国访问过。回国后，写了一本题为《针刺——古代中国的治疗艺术》的著作，颇受国外的同道欢迎，并一再修订再版。本文是该书第一章。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治病必求于本。

《内经》第五篇

在一本标准的医学教科书里找到这样的字句，对西方人的心理来说，恐怕多少有点震惊。上述引文摘自公元前约四百年的中国著作，它概括了整个医学结构——原则及其临床应用。几千年来，东方学医的学生一代又一代地以此为基础接受训练。它不但在今天的中国医学里保有重要性，而且在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实践和技巧一直在扩大范围。不但在中国、日本，而且也在欧洲，在法国、德国、奥地利、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和苏联，越来越将其结合到现代医学课程中去。

《内经素问》的书面记载，约始于公元前四百年，但它所包含的思想体系，在当时已经是古老的遗产了。有证据可以证明，最简单形式的治疗方法，一直可追溯到石器时代。这是五千年前传说中的黄帝召见他的首席医生说：“告我天地万物，道和针刺之规律。”以后写成的二十四卷的对话，是我们持有关于针刺的第一个记载，是关于这方面的最早医书之一。针刺最初是作为一种家庭秘密发展的，只向那些世代有正当传统的家庭，并认为是适合干这一行的人泄露。现在，随着科学的进展，它已在中国好几所大学里教授。有好几百个医生在欧洲大陆开业。

针刺，正如这个派生词所揭示的，包含acus=针和punctura=刺。用非常纤细的针在皮肤上特定的穴位刺进几毫米深，这些针被留在穴内几分钟，然后再拔去。对一个漫不经心的旁观者来说，这些做法是不足取的。然而，对于某种合适的疾病，不管是轻是重，其疗效可以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效果来自魔法。

本书试图论述针刺作为依据的一些原则，它涉及的一些手法以及预期能起作用的一些办法。一种能产生效果的过程，当我们尚不能了解其原理时，是容易标榜为魔法的，一旦我们了解了（原理）就称之为科学。

从成千个例子中举出一例——用一枚针刺入小脚趾的皮肤中可能会治愈某种头痛——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直接在皮肤下面，是广泛分布的神经网（植物神经系统的一部分）。它接受和传递来自人体深部——器官、脑、骨、肌肉等的刺激。当刺激来自受病器官，皮肤中的神经末梢发出警报。在紧压皮肤上的合适穴位时，可能感到变成疼痛的不舒服。当皮肤内的电荷发生变化时，这种警报还可能被测量出来。这张神经网的最重要纤股，沿着被称为经络的东西延伸。就是在这些上面，分布着大多数的穴位。

假如病人生了胆病，以后可能在他的肩头或太阳穴发生疼痛；或者，随着心脏病的发作，在手臂内下端可能会痛。这表明，内脏器官有病可能导致皮肤的某些部位或几个远远分开的部位变得很敏感，出现疼痛。在针刺中，这个过程恰好相反。一枚细针被插入敏感点，植物神经系统的神经纤维受到刺激。这种刺激走向大脑中枢的下部，然后回到受病器官使之恢复正常的平衡。例如，在头痛或背痛时，与疼痛有关的敏感点被找到后（常常在眼睛的内角或颈背）用力揿压，可使疼痛暂时缓解。针刺的目的是运用有持久疗效的穴位，将这种短暂的缓解转化为长久的缓解。假如是头痛，这些穴位通常在脚上，并且因为它们是强效穴位（不像局部的弱效穴位——它们更为明显——在头上颈上），只能严格按照针刺规律运用。

在古代中国人的思想里，对于以我们实验科学的结构为依据的，在亚里士多德著作里提出的，以后又被笛卡尔、牛顿牢固地树立在西方世界观里的宇宙的二元论概念，是一无所知的。在道家的人生观里，人是活宇宙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对物质与非物质，自然与西方文明可能构思为超自然，在道家的思想里，并没有明显的区别。

调和被当作世界秩序的基本原则。作为宇宙的力场，阴和阳在其中永远补充，永远变化。欧洲的二元论，视物质与抽象为二个分离的实体，至多是看作因果关系，但从来没有像中国人那样把所有事物都象征为阴和阳地把声音和回声、亮光和影子一样地配对。

二元论哲学极度地统治着欧洲，支配着西方世界的科学发展。但随着原子物理的来临，研究的成果以可见的试验为依据，二元论的理论眼看着被否定，从那时起，思想趋势已向古代道家的一元论概念倒退。

在原子物理中，不承认在物质与能量之间有区别，也不可能做出这种区别。既然，它们在实际上是一个实质，或者至少是同一单位里的两极。由于处在机械论的科学时代，不再有可能给时间、长度、重量下一个绝对的定义。如爱因斯坦、布朗克等人在著作中已经揭示的，其中每一种在某种条件下都可扩大到无穷大，或消失至一无所有。

同样，道家的哲学（针刺就是在它的背景下发源和发展起来的）从根本上说是一元论的。中国人把整个宇宙设想为活动着的两个因素：阴和阳，正和负；而且他们认为（世界上）不论是有生命的或者所谓是无生命的，除了这两种力量无止无休地相互作用的美德之外，不存在什么东西。物质与能量（中国人称之为气），阴和阳，天和地，都从根本上被设想为一个整体，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共同存在的两极。

这种概念运用于动物的生命，随之而来的便是每个机体，从最原始的细胞到发展至最高阶段的人，也有生和死，根据同样的原则活动。而且，明和阳被设想为既不能在本身的生理单位内，也不能在与它有关的外部独立发生作用，它必须是无止无休互相作用的运动或摆动的一个不可分割部分。没有一样事物是静止的。生命是不停改变，不停衰败，不可分割，无穷无尽不停的过程。

中国人把这种思想表现在传统的象征性图案之中（指太极图——译者）。在图案里，阴和阳是一个整体中互相锁结的两个部分，每个部分在其中包含着对立的萌芽，两者都为一统的神圣原则一“道”所包围。

由于整个西方医学的科学结构是建立在二元论哲学背景上的事实——已被接受的心理与物质，精神与肉体的对立物，医学研究和实践恐怕不可避免地沿着两条分开的道路发展。

另一方面，物理医学已经有忽视病人和医生二者的感觉的趋势，单独集中于病人的身体或客观症状的物理结果的研究。这种方法，在逻辑上带来明显荒唐的结论，可能导致以电脑来替代医生。我们可以看到，病人坐在自动服务的“医学顾问”面前，按动每种症状的按钮。X光会自动拍摄，血液、大小便会自动检验，心电图、脑电图会自动操纵。结果会自动分析，X光会自动扫描。由于计算机比人脑有优越的逻辑性，可以设想，结论性的诊断和治疗意见能够得到预期的、高度的、机械的准确性。这种简单化手续的仪器已在试验阶段。

与二元论前景对立的一面是精神病学家工作的结果，它趋向于寻求解释大部分疾病是由于主观的心理幻想。这样一种态度——简单、夸大，可能会激起希望，一个患高血压的病人，如果对他说明了，能够自觉地或在睡眠中治愈。

上面引用的两个例子是间接证明法，但保留着这样的事实，即把病人含蓄地分成肉体和心理两个明显部分。在许多情况下，由于医生经验和见识的局限性，只能区分两个明显领域之一。

然而一名针刺医生，当认识到两个领域里成就的价值后，只要经过某些准备，就能这样做。他对人的概念，必须从根本上把他看作一个整体，不能把他分成两部分，或设想为一个二元体。对他来说，病人的肉体和精神现象，只是一个不变整体里两种不能分开的表现形式。

在临床上，这意味着针刺医生必须把一种疾病的肉体和精神现象看得同等重要，并不可避免地彼此相互依赖。既然它们实际上是一件目标投射的二个影子，这意味着，针刺医生必须努力寻求存在的肉体和精神二者不调和的指标。这意味着，诊断和疗法紧密地相互交织。一旦作出诊断后，只需译成不同术语，便肯定地指明了疗法。相反，一旦医治有效，必须回顾诊断。

随之而来的是，一个要学习针刺的医生，在他面前有双重任务。一方面，他必须取得这种疗法十分复杂的规律以及技能的知识和技术，正如对待任何较熟悉的医学分支所需做的一样。另一方面，针刺医生必须学会注意如此细小和敏感的、以平常的感觉几乎觉察不到的信息。

诊断需有音乐家的触觉才能做好。针刺穴位可用紧压皮肤的办法，一直找到敏感点为止。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疗法可能是十分简单的，只要学会标准的规律和技术，而不必去了解在它背后的一切。但这样只能养成一种颇为自动的、毫无意义的例行公事：把针刺入这里治这种病，刺入那里治那种病，一种标准的疗法治一种标准的毛病。用这种方法不可能取得最佳的效果，因为个体的因素被忽视了，一切更深奥的探讨的微妙可能性被抛弃了。

有必要在结束这篇绪论时提出警告，针刺在某个时代名誉扫地，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它被那些没有资格使用全部技巧和如此微妙方法的一些人来操作的缘故。针刺如果使用不当，像许多别的方法一样，不但不能治好病，反而会引起疾病。

在任何特定的结合点，都有一千个左右穴位，其中约有五十个针刺后将对病人有帮助（五十穴中的某些穴位比其他穴位更有效），相反，还有约五十个穴位针刺后将使病情恶化（某些穴位将引起严重疾病）。其余九百个左右的穴位或多或少是中性的。

不是合格医师的行医者试图进行针刺，可能是危险的。正统医学的完善知识，我以为是安全的基础。针刺不像推拿、草药那样无害。甚至一个合格的医生希望进行这种疗法，在他开始针刺时也要劝告他在一段时间内，用全部实验室的试验来取得正统医学的临床经验。

应该十分强调，必须正确地学习针刺，正如我们学习其他医学专业一样。针，刺入穴位后虽病人对刺激的反应正常，但医生在诊脉时不能准确地注意脉象的变化，损害就会接着发生。

许多欧洲（甚至现代中国）的针刺书试图使它科学化而把什么都省掉，这不是一个经过严格考验的做法。这样，针刺就变得像电话交换机那样有点机械了。

我以为，有朝一日科学将会承认：有比化学制品和物理能量相互作用更多的东西给予生命，并且能够用古代中国形而上学的“力”的更现代同义语来刻画生死之间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