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十至六十年代生物学革命的成果中，没有导致任何显著的临床医学的创新。然而医学研究仍然在蓬勃发展……。

一九七五年，Jean Bernand教授在颂扬全国卫生和医学研究院（INSERM）时指出，近三十年医学上发生的变化比前三十个世纪的还要有意义。言下之意，我们也可以预见生物学的发展及其医学应用会有一次大跃进。我以为，二十世纪末，科学与技术的水平和人口的增长已经严重地提出了人类命运的问题，人类已经遇到了危机，如果没有一段艰难的、非常典型的过渡时期，以上的预见便不会实现。

最近十年中，生物学的发展硕果累累。化学遗传学开始直接研究动物和人的基因，而细菌的“模特儿”已显得不够用了。免疫学能够对人体和器官做更完善的生物学鉴定，从而促成了器官移植和必要时免疫领域的变换。“发明”了放射免疫学配方和感受器的内分泌学、神经生物学和药物学，使人们能够研究生理学、病理学和治疗学信息的机制，并设想出新的医疗方法。寄生虫病依然是一大灾祸，对它的治疗已经大有起色。

显而易见，医学不仅仅是应用于生理学和人类病理学的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的某种魅力险些把它导入一个还原论的前景，正如Christian De Duve最近指出的那样，五十年代生物学革命的著名成就越是得不出任何显著的临床医学的创新，这一前景就越是难以辨明。Pasteur、Jenner、Roentgen、Erhlich和Joliot-Curie夫妇以及本世纪初的化学都是第一次医学革命的先驱。当然，基础生物学将成为第二次大跃进的起源，但是，只有当人们沿着Claude Bernard的路线，把研究推向有特效的生理学和病理学水平时，它才能起这个作用。

目前，我们深深体会到，发展并不是实验室科学的“简单”的指数进展，而应该是某个事物发生质的变化。我相信，名列前茅的医学研究者都意识到了科学在医学水平上的可能性、责任性和局限性。经过十年的研究，我们承认，许多癌症、血管疾病、精神疾病，也许还包括大部分个人和社会的行为都取决于生活、地理气候、社会、食物和心理学的条件。这个认识来自于一些流行病的调查，特别来自这样一些调查，它们指出，亚洲人与美洲人在病理学上存在着差异，但在变换了区域和生活方式之后，这些差异就会消减；人们从流行病学发展到详尽分析营养、激素的新陈代谢、凝血因子等的机制。人们也开始承认，精神病和精神起源、胚胎起源和社会起源会复杂地相互作用，从而获得了许多新的临床医疗的结果，使精神病医生的工作有了某种程度的“规范化”。然而这方面的工作还很多很多。

医学“进步”和人类的愿望之间已经显露出某些矛盾。人们不愿经受过度的昏迷，他们对五花八门的药物种类、医护人员和药品本身的相对价值、医生及其分门别类（近十年中，伟大的研究者和赤脚医生同时问世）的作用，思忖再三。他们（有时过早地）对试管繁殖的益处和合法性以及遗传重组提出了疑问。他们不相信抽烟会导致发病，因此不但不愿戒烟，反而抽得更厉害了。人们揣着一门名副其实的老年学以及生态学措施的社会价值。避孕术提供了—门新型预防医学的典范，并为越来越要求有效和安全方法的妇女带来一项新的权利。很明显，预防医学也提出了社会问题：印度政府强制推行结扎输精管的避孕术，结果导致自己垮台，而在西方社会中，同样的方法却出乎意料地受到几百万自愿者的寻求。正因为人们从来没有反对过像种痘那样有效的预防方法，那我们必须承认，时间一到，人们就会掌握住自己的命运，反对滥用科学的成果。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抱某种乐观态度。最后，在大型通信手段的影响陡然下降的时代，美国有些人正利用它们在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七年的阶段中发起了一场目的明确的运动，以限制导致心脏脉管疾病的放荡生活，从而使美国人民的寿命平均增加了一年半。

总之，近十年来能直接应用于医学的科学发展均关系到掌握遗传信息和从外界带给人体细胞的调节与治疗信息。如果这些可能性相互结合起来，并重新被放入与每位病人固有的精神和社会范畴中去，医学的发展将获益匪浅。

在法国，由于全国卫生和医学研究学院（INSERM）的作用，生物医学研究在近十年中成果纷繁，甚至它的缩写字母也指明了人们对研究和公众健康的重视。愿研究者们毫无迟疑地正视变革医学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愿人们以造福于民众的勇气向他们提供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

[La Recherche1979年5月10卷100期531~5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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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巴黎大学教授兼全国卫生和医学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