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度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之一戈弗雷 · 纽博尔德 · 亨斯菲尔德上星期说：“我不是造模型飞机一般的那种抄袭者；我经常为有创见性的思想而进行探索；我坚决反对啃别人啃过的馍馍。”
亨斯菲尔德博士发明了电器和乐器工业公司制造的计算机辅助的X射线体层照相术的
“脑扫描仪”——利用X射线拍摄病人脑部“切片”（透过一个“薄层”的截面照片）的二维图像。亨斯菲尔德说“这纯粹是当闲逛时所偶然想到的”，电器和乐器工业公司提供的设备以及它的第二代——人体全身扫描仪，使该公司医学部1973年到1977年利市十倍，而当时美国市场供应的扫描仪却从每月40台（每台250000镑）暴跌到八台。到目前为止亨斯菲尔德博士已经由于他的扫描仪而荣获了35种学术奖：以1972年获得麦克罗伯特奖（联合王国比较重要的工程奖）为滥觞，接下来获得了皇家学会会员以及其他外国学会的荣誉，并以这次荣获诺贝尔奖而告一段落。他希望使用其中的44000镑奖金购置家用科学实验装置，“以便退休后有事可做！”亨斯菲尔德博士，这个六十岁的独身者，没有多大时间去从事艺术。“在这个国家里（指英国——译者），科学充其量只处于三等地位，我确实乐意为科学做一些工作。科学是有趣的，是远非文艺和幻想作品所可比拟的。”
农业劳动教育了亨斯菲尔德。他说“我是乡下长大的，我参与过农业机械工作。为了使自己不致感到厌烦，我开始理解事物为什么要发展”。
电器和乐器工业公司的中心研究实验室已经为亨斯菲尔德提供了便于独具创见地思考问题的极为舒适的环境，可是这件事恰恰正好对他施加了要拿出产品来的足够压力。它使人们得出比诸学术生活更为本质的合乎逻辑的结论。
亨斯菲尔德同另一个分享医学奖的阿伦·麦克劳德· 科马克素不相识。当1972~1973年科马克被推荐为一篇论文的审查者那时起，他第一次听到了这个人。科马克采用数学方法作为计算机辅助的X射线体层照相术的津梁。而亨斯菲尔德说，“我发觉我已经在数学方法之外找到了其它思想工具——最主要的是对问题十分彻底的了解，不为烦琐的细枝末节所迷惑”。
亨斯菲尔德说，“为了发展扫描仪，我耗尽了最近几个年头的一半时间。1000’这个新翻版将使扫描时间从18秒降低到3秒，以便减少对人体器官运动的影响。我经常对心脏感到兴趣，我们正在做图像与心脏同步以‘控制’心搏的研究。”
亨斯菲尔德博士同时也在进行诸如核磁共振新技术的研究，“看来前途是有希望的，但是还没有有效的实用价值。在达到目的之前，还有一段遥远的距离。扫描仪的进一步发展，包括对传递治疗用X射线机的直接联系系统，使外科医生能够清晰地看到他正在进行手术的所在。在那个方面我们是稳步领先了。”
他说“恰当使用扫描仪可以节约开支。据说，由于避免了探测手术和发现病变所需的把空气打入心室，把重金属导入脑静脉等传统危险手术的使用而使这种头部的医疗器械能在两年内回收投资。”
不过，电器和乐器工业公司医学电子学的利润已经从1977年的1470万镑下降到今年的1280万镑的亏损，部分是由于美国扫描仪市场的惊人萧条的影响；同时，也由于电器和乐器工业公司已与美国三家扫描仪制造厂进行着专利权战的缘故。
（R. Walgate）
科马克谈CT扫描仪*
阿伦·科马克在南非开普敦Grootschuur医院六个月的逗留，使这个出生于南非的科学家对于使用X射线的局限性有了第一手知识。科马克博士说，“作为一个物理学家，我看了那些姑娘们进行的X射线治疗，给我以一种十分粗糙的印象，从而冲击了我。如果你对必须穿透的材料的辐射效果不了解，那么你怎么能够知道如何处理头脑中的某些东西呢？”
这个问题引起了他这样一个科学家的注意。可是计算答案的工作“主要是一项数学的工作”，要把物理学家所已知的关于穿透均质材料的辐射衰减，外推到非均质材料的相似计算。
他说在1963年公布以后，实质上没有丝毫反应，除很少几个医生外，直到1970年前后才有人谈到电器和乐器工业公司的工程师发展了类似的计划。他说，他没有遇见过现在同他分享诺贝尔奖金的戈弗雷 · 亨斯菲尔德，但他又说“我过去听说过他是一位发明者。”
科马克对在商业上发展计算机辅助的X射线体层照相术（CT）一事没有牵连，这意味着他已经可能以局外人的身份冷静观察发生于美国的对使用这一技术的热烈争论。这种争论看来将由于诺贝尔奖金的授予而化涟漪为波涛。特别是这种争论的焦点已经集中于联邦政府对技术发展应该支持的限度，而近年来上述技术的极为昂贵的成本费已经助长了医院管理费用的迅速增长。
科马克先生对于美国政府严格限制使用计算机辅助的X射线体层照相术的决定表示不满。紧接这一行动而来的医学科学学会的国立研究院的报告指出，在不少情况下，通常的X射线技术既有效，更价廉。
科马克先生说“反对计算机辅助的X射线体层照相术扫描仪的争论遗漏了许多东西。譬如在权衡得失时，对于病人由于使用扫描仪而可以避免探测手术所带来的痛苦和损害，你提了多少？我认为扫描仪已经成了一种象征，用作指摘医疗管理费用的一种手段的替罪羊。有可能，高级的医疗管理单位也许花了较多的钱，可是这并不是时有所闻的”。
无论如何，他也承认如果医生们不再给制造厂增加压力而改进诸如较快的扫描和较高的分辨能力等性能的话，基本装置的费用是可以降低的，“这些费用的一个实质部分仍旧必然是发展的。如果能够把原型标准化，那么成本将可能大幅度下降。”
（D. Dickson）
公布前的犹豫不决
经过一段争论，终于使科马克教授（美国）和亨斯菲尔德博士（英国）成了1979年度诺贝尔医学奖的荣膺者。这一争论使授奖通告延迟了一小时以上。而在最后一分钟之前，对于他们，或者另有小组，将分享这一荣誉，一般还是不明确的。
提名的角逐者据说是包括三名美国和法国科学家在内的对免疫遗传学有决定性意义的发现者。这些发现的结果，导致了人类器官移植的更加简便易行。
这些科学家确指的是谁，未经透露。可是卡罗林斯卡学院诺贝尔委员会通过提名和协商精简名单的、由15位教授组成的小组对于它将通过的、并用瑞典、德、法、英四种常用语言准备好的公开材料都是关于免疫遗传学家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可是当委员会的提议提交诺贝尔大会最后议决时，大会——包括卡罗林斯卡学院64名正式教授——却为支持科马克和亨斯菲尔德而辩论。在延长讨论之后，委员会秘书J. Lindsten教授面对着守候中的记者，只用瑞典文正式宣布：译文后到。“来不及同翻译者进行校对。”并告诉《自然》和外国记者说，必须尽可能擅自掌握。
在投票赞成科马克和亨斯菲尔德时，大会决定，这是为扫描仪的应用不是为基础研究而授奖的。据说，对这些有关优缺点的讨论是大会的主题之一。瑞典皇家科学学会秘书Lennart Daleus后来对最后几分钟能够引起如此之多的争论表示惊讶。他沉思了一会说，时候来到，研究院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经济学家分别为奖金提出他们的建议。所有实质性的不一致问题都已按照惯例消除了。医学奖金的提名对多方面作了征询。按照Lindsten教授的说法，提名邀请书致送过历届诺贝尔医学获奖人，斯堪的纳维亚医学界的全体成员和世界各地医学界大约四十名人士。
在公布名单这一戏剧性事件以后，大会成员没有一个愿意谈及这次争辩的。大会主席Georg Klein教授的讲话是令人焦急的一个克制的典型。他告诉《自然》记者说“我有很多意见，但是我不能发表。”
（W. Barnaby）
〔刘元荣译自Nature 1979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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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原文无标题，系译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