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ael Ruse提出，社会生物学：是一种新概念还是一派胡言？

在地球上究竟什么是社会生物学呢？如果哲学家打算在这门科学中起些作用，那么大概先要澄清一下它在语义方面的混乱。Michael Ruse是一位著名的生物学方面的哲学家，他赞成这种讲法：我是一个哲学家，为了我的事业，给约翰· 洛克的《大词典》搞工作，我认为能当个工人的助手，把知识的道路略微打扫一下，清除掉一些道路上的垃圾，这已经是我不小的抱负了。然而，在阅读了他的这本用明智和愉快写成的书之后，我仍然不能解答自己开始时所产生的疑问。即什么是社会生物学？什么人才算是社会生物学家？

如果E.O. Wilson是个社会生物学家，那么他的定义必定下得很严格：“…对所有社会行为进行生物学基础方面的系统研究”。然后把它作为一门类似历史学和地质学的中性的学科。地质学或历史学本身并不能证实自己是正确的或错误的，然而Buse却考虑到社会生物学的“真实性”，不管它究竟是一种概念还是一派胡言。我还是赞成这种提法的。尽管Wilson的定义可能是中立的。对“社会生物学”较普遍的认识是，它属于一种学派，是当今生物社会科学中一种不可否认的事实，它的名称是语言上的一种古怪现象，唯一能够和它相适应的是现在有一种流行的变化，即把生态学和政治挂上了钩。

而现在这种概念和人们头脑中关于“生态学”的观念已经联系在一起了，那么究竟怎样解释“社会生物学”这个名称呢？答复将把事情弄得复杂化了，因为这个回答要看你阅读的是生物学家的书呢，还是社会科学家的书而定。（他们的意见是不同的）。Ruse阅读了这两方面的书，他显然自己也没想到已汲取了两种含义来解释这个概念。我将在后面解答社会科学家的含义。在Ruse题为“动物的社会生物学”一书的某一章里，写到的生物组合是一个很好的代表：“选择，亲本的投资，相互利他主义，进化的固定战略”。这种生物组合是怎样通过我们的共同意志而联系起来的还不清楚。Wilson的“社会生物学”可以说是好不容易才被确定和通用的定名。为了适合他自己下的定义，Wilson正确地把较多的时间致力于社会系统以及它们与环境变化的相互作用方面的对照研究，而从这种神秘的生物组合以及Ruse的著作来看，似乎都缺少一个重要的题目。

我自己不礼貌地概括如下：“社会生物学是由W. D. Hamilton开创的生态学的一个分支”。对《科学引证索引》的少量研究表明，当时发表在《1964 X理论生物学杂志》上的Hamilton的著名论文，直至1973年的九年时间里很少被人引证。然而，在1974年，即“社会生物学（年）”的前一年，这种曲线突然地急剧地出现，并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几乎以精确的指数级剧增。当被冷落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概念”自己突然成长发展起来，并且通过科学家们的想象力像点了火一般蔓延扩张时，那些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应该有些有趣的事情可以谈谈了。除非，他们由于某种偏见和诽谤性的批评而被诱致离开了结构的分析，并根据推测需要来回答问题。在这种期待中，Ruse的著作只带来了一种失望。

然而，并不是全部令人失望。Ruse可能没有就他的论题下定义，但不管怎样，他还是为讨论这一论题做了富有成果的工作。他写出了一种易懂、谦逊的文体，同时他的写作目的也是明确的，即把知识传授给他的读者，而不是向他们炫耀知识。“当然，如果我在生物学方面造成了错误，则我期望生物学家予以批评；但是假若我在哲学方面造成了错误，我就不希望听到来自哲学家们的任何指责”。这位特殊的生物学家没有抱怨有关“动物的社会生物学”这一章；它可能是由一位生物学家写的。说来也奇怪，我的最大忧虑是会造成一种被称为哲学的结局，据了解，它只是些自然和环境因素的陈词滥调。

这种麻烦开始在“肯定的证据”（有关人类社会生物学）一章里出现，在该章里，他提出了下述奇怪的论点：“我提出在争论中的这个问题是有关人类行为，特有的社会行为的范畴”。目前我们在社会科学家对“社会生物学”认识的推动下，已不再使用Wilson的中性定义（除非你认为“生物的”即意指“遗传的”），也不再使用我的“神秘的生物词组”。社会生物学家显然推测，以认为人类行为是由基因控制，作为一种相对抗的学问（我甚至在最近听到作为社会生物学家榜样的Sir Cyril Burt引用过，而不是通过Ruse的途径！）。

让我简捷地把我的手压在这种混乱之上，因为这是一种通常的情况而我是非常了解它的。无论如何，可以说，社会科学家们谁也没有准备去否定关于他们是对达尔文的适应性态度感兴趣这种说法。为了谈论些有关达尔文进化问题，我们假设在两个个体之间存在着遗传“差异”，否则，将不会有选择的目标以供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遗传变异就不再发生了：在遗传变异被耗用完之前，任何一种由选择决定而被强硬地恩赐的特性，现在都可能具有低的遗传力。更重要的是，为种种差异所作出的遗传努力并不相同，就像（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东西是完全相同的）行为发生，其本身“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学问”。由于Konrad Lorenz和其他研究者强调了很多年，学习行为很可能易受达尔文影响，所以遗传被选择。幸而，Ruse没有陷入这种非常严重的混乱之中，可爱的遗传学者们和他们不自觉地在“科学上的基本原理”中找到的同盟，竟使得不可改变的遗传变异和不偏离的遗传决定论等同起来了。

Ruse与这些人交往得相当好。在美国，一些名副其实的好的科学家严厉批评社会生物家，我们愿意倾听他们的意见。Ruse了解他们，并与他们在适当的范围里取得了一致，但最终它仍然给人印象很不深。他也给那些社会科学家颈上插起的一圈翎毛以使其消除疑虑的抚摩，那些社会科学家害怕会被一种生物学的垄断帝国主义强行接收。

我集中精力改进了这本书中较好的部分，并且期望通过修改加工，仍保留一些在宣传方面论争的兴趣，以供读者阅读。Ruse的平衡和能够协调格式的定义，充分表达在他的结尾部分的结论意见中：“我绝没有非要人类社会生物学家信服而且改变他们观点的意思。我所要指出的是他们的错误，只是在于他们的评论家在争论时不够严肃。人类社会生物学将提供机会以证明它的价值。如果它无法提供它允诺的东西，那它不久将会完全崩溃；但要是它被证明是可行的话，尔后它的成果就能支付最高等级的科学利益。”这种讲法谁又会不同意呢？

〔Nature 1979年8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