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期选载了两篇苏联关于科技革命的文章。
凯德洛夫的文章探讨了科学与实践关系的发展历史，认为在现代科技革命条件下，科学走到了技术和生产前面，科学与实践关系的形式变化了，但实践依然是科学发展的动力。他还预言，根据带头学科更替的规律，生物学将成为带头学科，而后，心理学将发展为新的带头学科。
《科技革命条件下科学技术研究的方法论特点》粗线条地勾画了现代科技研究的八个方法论特点。其中提到科学的整体化趋势、辩证法化趋势，要求科学家本身去掌握方法论的武器。这些看法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
第一个特点涉及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研究对象。科技革命条件下认识可能性的扩大和深化、首先表现在全面地向新的实际领域过渡：用系统的、综合的、精确的方法开始研究微观世界、宏观世界和宇观世界的重大特点和规律性，深入研究生命自然界的特性。
物理学领域中的重大课题，按基础结构水平来分有：基本粒子相互转化的分类、结构和机制；基本粒子在强相互作用、电磁相互作用和弱相互作用下的行为；阐明质量、电荷、自旋以及在核和原子过程中的另一些特点的不变性、规律性。宇观研究中的问题有引力的本性和机制，空间曲率和观察宇宙的另一些属性。二十世纪中期，物理学的研究领域，已经扩大到从10-14厘米（基本粒子世界）到1028厘米（宇观领域）。
生物学领域的重大课题，对生命特性研究的扩大和深化，不仅有赖于新的实验条件，而且同对生命有机体的系统- 结构的和控制论的观点有关。因此，在不同水平上研究生命自组织的条件和机制是重大的综合性课题。所谓不同水平包括：代谢水平（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过程），亚系和个体水平，群体水平和整个生物圈。研究自组织在前生物学系统水平上的前提也很重要。在这里，催化系统的研究有特殊作用。遗传密码的发现提出了在细胞核和细胞质水平上进一步研究遗传的本性问题。伴随着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的成就，出现了把微观进化和宏观进化的事实统一起来的综合性进化理论。然而，把从分子水平到群体水平上进化的事实和机制的研究有机地联系起来，依然是迫切的综合性课题。
对于整个自然科学来说，迫切的重大课题是研究物质组织在不同水平上的对称-非对称的客观属性。这种研究受相互联系的两种因素的制约：一方面，关于对称和非对称的学说是数学理论；另一方面，对称和非对称的属性又是表征生命体系的结构、功能和发展的结构属性。
自然科学和技术研究的第二个特点是实验条件的变化。科学技术实验的质的变化表现在：运用更强大、更完善的实验手段（仪器、设备、装置）；加强实验的装备程度和适应能力的理论化，尤其是数学化；在实验中运用自动化技术和计算技术。
1. 实验的物质基础的改变是新的实验条！牛的决定性因素。精密地、系统地研究原子、原子核和基本粒子的特性，需要能量非常巨大的作用工具。例如，对于原子现象来说，粒子运动的能量约为10电子伏，而原子核则增至100至1000兆电子伏，基本粒子为10至100千兆电子伏左右。粒子加速器就是这种适于研究基本粒子和原子核的特性和结构的高能实验设备。
实验手段的另一重大变化是测量技术。由于电子理论和电子工业发展，现代仪器和测量系统符合高度扩展了的适应性、灵敏性和准确性的要求。例如，利用穆斯保尔效应来测定频率，精确度达到了16位。这就有助于更精确地规定标准的长度、频率和时间。
采用电子管或晶体管的电子测量仪器和电子机械仪器相比，具有所需动力小而灵敏度高、频带宽的优点。电子显微镜比光学显微镜大大提高了分辨率，而现代的射电望远镜则比光学望远镜具有更大得多的波段（从一微米到十公里）。运用新的天文方法才有可能发现射电源、类星体、脉冲星和残留的热辐射。无线电探测的方法还用来研究太阳和太阳系。
超高频电子仪器，电振动的发生器、放大器和变换器，射频分子发生器，量子光学射频发生器，量子光学发生器（激光器），与究激光相关的全息摄影装置等，这一切都明显地扩大了测量的可能性和现代实验基础的积极作用。无线电电子学，特别是量子电子学，将使现代物理-化学和技术研究的实验基础革命化。这也涉及到生物学的实验手段和方法。
2. 进行复杂的、有计划的实验，包括好些实验环节，考虑到它们较长的周期，没有一定的理论基础、数学模型和计算是不可思议的。古典的数学统计方法暴露出明显的缺陷。从研究比较简单的系统过渡到研究复杂的和超复杂的“耗散”结构系统，必定导致形成本质上新的数学统计观点和方法，首先是从单因子实验的数学统计过渡到多因子的统计。研究复杂的“耗散”的大系统（例如化工生产的技术过程）单因子实验的公式原则上是不能用的。适用于多因子实验的统计学，开始于本世纪20-30年代。制定实验的数学理论还没有完成，仍然在继续进行紧张的、详细的研究。
如果说在单因子实验的古典时期，是以选择和试错法或者实验者的直觉为基础，那么目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已是实验活动的最优化组织了。因此，从依靠实验者的直觉和比较简单的方法就能研究的简单系统，到研究同耗散结构有关的复杂客体，必然要引起实验组织的理论基础和装备的质的变化。
3. 科技革命条件下实验研究的质的变化还表现在运用以电子学为基础的自动化手段。现代工业提供了许多各种各样的自动测量仪器和自动测量系统，这些装备能对被研究的客体进行自动分析。自动测量和控制的装置，还能对生物学客体在细胞和亚细胞水平上进行自动分析。用电子计算机对实验过程进行自动控制，显著地提高了生物学实验的“纯度”，减少了实验周期和整理实验资料的时间。
复杂的实验系统采用和电子计算机结合在一起的自动测试装置（它完成调节、控制和管理实验过程的职能）。例如，在杜布纳和雪尔布霍夫的加速器，就是这样的以现代电子计算机为基础的自动测量系统。自动化装置和电子计算机在实验研究中的重要功能是借助于电子计算机提出被研究过程的数学模型。因此，控制论技术对于把理论模型和实验材料结合起来，以及实验设计的最优化组织，都是有效的手段。可见，在电子学基础上自动化技术和计算技术的进步，保证了实验的自动测量手段本质上更高的水平，也保证了实验过程的调节、控制和管理的更高水平，它又是在实验的各个环节上运用更完善的数学方法的途径。
自然科学和技术研究的第三个基本特点与自然科学理论基础的变革有关。探索新的观点、原理、概念和研究方法，新的理论模型、假设和理论，这一切都是现代自然科学的特征。原有的方法和理论，在新的研究任务面前暴露出自己的不足。因此，在某种自然科学领域的理论基础发生变革的时期，都会提出许多假设性的、彼此竞争的假设，其中每一种都反映客体的个别方面，实验材料的个别类群。不仅认识微观世界是这样，认识宇观世界也是这样。
对生命系统的认识，也发生了质的变化。生物学理论基础的变革通过控制论、系统方法、分子生物学以及生物化学的观念和方法而实现。特别是，控制论使生命有机体有可能作为接受和传递信息的系统来进行具体研究，生命有机体在周围环节的相互作用下，能够定向地自我调节和完善其行为计划。换言之，生命有机体是不同水平（自我调整，学习和自我学习，适应，自我组织和自我复制）上的自我管理系统。用控制论的观点揭示机体的主动性和心理活动是制定自组织系统理论的任务。对生命有机体的控制论观点，使运用数学语言-自动调节和管理的理论方法成为可能。当然，控制论和信息论的数学工具的有效性，依赖于它同生物学、生理学、心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概念工具相符合的程度。因此，表现新的语言——“生物数学”、“数学心理学”等——依赖于关于生命系统的科学本身的成熟性。
在科技革命时期，知识数学化的趋势是一种新的，运用到关于生命自然界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数学方法。整体化的科学和方向——控制论，系统方法，符号学，一般模型理论等——就是这样的方法。新的数学方法的特点是它的概率性。复杂系统（包括生命有机体和技术中的“大”系统）具有许多不同的环节和联系，许多亚系和层次，还包括“耗散”类型的组织。这一切必然导致形成新的概率方法（统计模型方法，多量度统计方法）。
重建自然科学理论基础的过程，还表现为认识主体的理论能动性的加强。这种情况表现为进一步地摆脱经验的直观性以及概念的高度抽象性。现代量子电动力学利用与大尺度空间相联系的数学工具。这种工具包含没有直接物理意义的成分，例如负的概率性。不过，这种“虚构的”成分有可能完善数学形式，导致有物理意义的新结果。认识主体的理论能动性还表现为科学研究和研究方法的最优化趋势。这种趋势取得了新的方向——实验的数学理论，尤其是它的分支实验计划理论，其任务是制定最有利的实验方案和整理所得到的材料。
控制论技术，包括电子计算机，模拟装置，不同类型的最优化装置，信息检索系统等，开辟了理论研究的新的可能性。这种研究技术，或者说“综合性的工具”标志着脑力劳动的机械化和自动化。因此，电子计算机不仅显著地节省了处理大量信息的时间，而且能够解决没有电子计算机就不能解决的许多复杂任务。总之，现代自然科学理论基础的变革包括它的概念工具和数学工具的质的变化，加强了主体的理论能动性，力求认识活动的最优化，并创造新的研究技术手段。
科技革命时期自然科学和技术研究的第四个特点同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互关系的发展有关，它直接运用到生产中去。科学和生产的相互关系表现为三种势趋：1. 标准-系列化趋势；2. 科学的实验基础和生产接近；3. 科学-生产统一体的形成。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这一术语具有相对的意义。任何经验科学都有自己理论的和实验的研究，具有基础性，因为其目的是揭示客体的属性和规律性。任何经验科学又是应用研究，在实踐中应用科学和技术的成果。例如，在技术科学中，基础研究涉及到机械和机器的理论，共同的理论联系，而应用研究则涉及新的生产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新的机械、机器和机器系统的理论加工。
现代科学中的标准一系列化趋势，由于要适应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最重要的是适应各种人类活动的需要而得到发展。它要制定既对于某种实践是正确的、最适宜的，又对于各种人类活动是最优化的方法和纲要。
只有在知识高度数学化的情况下、才能有效地解决用最优化特点有关的系统综合任务。因此，数学化途径的方法论分析是紧迫的。同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相联系的知识数学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应用研究对基础研究的积极影响。应用数学在对模型的具体计算中，在对某种过程的计算中，会产生关于客体的一些新材料，这些材料不排除更复杂的数学的抽象结构（模型）。计算技术领域中的应用数学和经验，为形成新的“纯粹”数学的方法提供了大量材料，从而扩大了知识数学化的可能性。
科学的实验基础和生产接近的趋势，不仅具有社会-经济意义，而且具有理论-认识意义。研究物质在更深层次上，即基本粒子和原子核层次上的特性和规律性，在生物化学和分子水平上研究生命世界，这一切都导致在生产基础上创造更复杂的仪器，更大规模的实验装置。例如粒子加速器、原子反应堆等。慢中子反应堆的创建，不仅是原子核研究的实验基础，也是原子能发电站的生产基础。
科学和生产的有机联系，包括科学的实验基础和生产基础的有机联系表现为科学-生产统一体的形成。科学-生产统一体不仅缩短了在工业中应用科学的周期，而且扩大了科学的实验基础，它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制造——工业生产等各个环节统一起来，加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
自然科学和技术研究的第五个特点在于许多问题的综合性：这些问题的研究必须借助于不同部门的科学技术的方法和手段来实现。许多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及两者的结合，都带有综合性3如何得到高温稳定的等离子区，创造新能源，天气预测、海水淡化，宇宙飞行等等，都是综合性的。许多综合性问题包含着带有最优化综合特征的任务。例如，宇宙飞行、宇宙飞船和人造卫星的问题提出了最优化综合的科学-技术任务。其中有：坚固、耐高温、抗辐射的轻质材料的制造工艺和工业基础；创造液体燃料和相应的推进器；微型模型的技术装置等。为了研究最紧迫的综合性问题，还必须制订长期和短期的综合性研究规划。综合性的科学问题，要有不同学科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工人参加，他们的结合要求把他们的劳动和科学才能合理地组织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研究例如太阳对生物圈、对人类生命活动的影响问题。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要有地球物理学、太阳物理学、天文学以及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统计学方面的专家参加。领导创造性科学研究任务的复杂性，还要求领导者不仅要有组织和管理的知识，而且要深入到综合性问题的本质中去。这就意味着，正如卡皮查院士正确地指出的，领导者不应是单纯的行政首长，而且本身应该是科学家。
自然科学和技术研究的第六个特点关系到有效地掌握知识形式。现在，掌握知识形式的特点直接关系到与“情报危机”相适应的所谓情报爆炸。
情报爆炸现象的实质在于：一方面，科学文献急剧增加，大约每10~15年，科学拨款和科学工作者的数量增加一倍；科学和科学知识加速分化（大约每10年科学学科增加一倍）；科学劳动按方法（理论的和实验的）和按执行的职能（咨询-图书服务和科学交流、组织）而实行社会分工。另一方面，这一“情报爆炸”导致“情报危机增加了科学家之间交换科学情报的困难，以及即使在狭小的领域中有效掌握科学文献的困难。在文献数量增加的情况下，需要对文献进行“再生产”，它应该经常反映新的思想、方法、发现、趋势、科学和知识体系分化-综合的矛盾等。
科学交流的不足同三种情报壁垒直接相关，这三种壁垒是：（1）语言之间的壁垒；（2）科学内部的语言壁垒（不同专业相互之间很少了解）；（3）“符号学y的壁垒，它受概念的高度抽象性制约，形成了一些专门术语和人造语言。
克服情报危机是一个综合性的任务。它的解决依赖于科学活动组织的完善，加强科学交流的手段和咨询-图书服务。这一任务的解决又同整个科学的发展，科学的特殊研究手段——新的实验方法和理论方法（概念工具和数学工具），更主要的是同知识的综合和科学的整体化趋势的发展相联系。
现代科学研究的第七个特点是科学技术的整体化趋势，这种趋势是当前科学认识的全部特点、特性的合乎规律的结果。和十八、十九世纪学科内部的综合不同，当前的整体化趋势是学科之间的知识综合和整体化，是科学的紧密相互联系。这种趋势采取了特别的形式：二十世纪中期提出并形成了新的科学和科学方向的整体化理论，它是实现知识统一的补充手段和形式。这种科学和科学方向的整体化理论有：控制论，信息论和信息技术，符号学，系统研究，一般模型理论，相似理论和量纲理论，程序研究理论，科学学和预测理论等。
这些学科可以根据两个原则来分类：（1）根据它们是本体论方面还是逻辑- 认识论方面占优势；（2）根据它们是普遍科学的还是局域的共同性程度。任何概念都有上述两方面的意义。例如，因果性范畴一方面反映现实联系的一定类型（本体论方面），另一方面又是认识因果联系的方法和形式（因果性范畴的逻辑-认识论方面）。
逻辑- 认识论方面，带有反映和认识过程的特点，多半是像信息论和信息技术，符号学和一般模型理论等正在形成中的普遍科学的整体化学科。科学学和预测理论也接近于这种普遍科学。控制论的某些分支和方法，在逻辑- 认识论中也有普遍科学的性质。局域性的理论，例如适用于物理学领域和物理 - 化学过程的理论，是相似理论和量纲理论。适用于复杂的有目的活动的程序研究理论，也带有局域性。
在本体论方面，系统研究具有普遍科学性。普通系统论从逻辑- 认识论观点来看是最一般的，因为它传播系统知识。控制论从本体论的观点，即从管理过程的观点来看，是局域性的科学方向，它包括生命自然界、社会和技术领域，而不包括无机自然界领域，在那里没有本来意义上的管理过程。
整体化科学，特别是系统论和控制论，不仅具有一般理论的计算-预测功能，而且对于较具体的专门学科来说还具有专门-方法论的功能。整体化科学的原则和原理是探索具体方式和研究手段的共同指南。这就表明，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专门科学的最一般的方法论发生了变化。整体化科学所形成的概念、原则和规律，使最一般的哲学范畴和原理与专门科学的概念和方法之间易于相互过渡，反之亦然。这就有助于在科学中更有效地接受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和规律。整体化科学用自己的方式丰富了现代科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促进了自然科学知识的辩证法化。
普通系统论和控制论的观点与现代科学技术数学化趋势的联系特别令人感兴趣。为了寻找更适合的数学方法来建立被研究客体的模型，普通系统论和系统-控制论的观点获得了更大的意义。任何客体作为一个系统，其主要特征是它的结构和结构属性（包括对称和非对称，单晶型和多晶型等）。数学的概念和方法一旦取得普遍科学的语言和手段，就更适于描述客体的系统结构。布尔巴基揭示了数学的不同学科的统一，指出这种统一在于各种数学对象和方法可以统一在数学结构概念的基础上。按照他们的意见，存在三种重大的变化结构类型，或者说三种“抽象形式”，即代数的、拓扑的和序结构。一方面，三种演化结构类型各有自己的特征；另一方面，又可以建立新的数学结构，如拓扑代数学和代数拓扑学等。
整体化趋势还表现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扩大和深化上。这种相互影响表现为利用一种科学或科学领域的概念、方法和原则到另一种科学中去，表现为语言和思想的相关性，还表现为这些科学结合起来去解决带有综合性特点的最重要的基础和应用问题。
自然科学和技术研究的第八个特点在于方法论作用的增长和方法论研究的质的变化，在于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辩证法化的客观趋势。
认识微观世界和宇观世界的属性和规律，以及认识复杂的、高度组织起来的系统是摆在科学家面前的复杂任务，其中包含着一系列理论的和方法论的困难。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玻恩写道：“物理学每前进一步都遇到了逻辑的和认识论的困难。”这一点，在科学发生危机和变革的时期，在向新的研究领域过渡或深入到客体的更深层次的时候，表现得特别明显。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书中指出，科学无法排除并且需要世界观和方法论，无法排除并且需要认识论和逻辑分析。今天，这一结论有着更现实的意义。科学技术革命时期为自然科学向辩证唯物主义过渡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自然科学本身需要辩证思维方法。
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之间的联系，由于综合普遍性科学和局域性科学的方法论的中介而更有效、更富于成果了。整体化科学一方面把辩证法的方法具体化，为辩证法提供了丰富的具体材料，另一方面又有助于现代科学的综合化趋势，即数学化趋势以及科学知识和认识过程自身的辩证法化趋势。这种综合化意味着认识的飞跃。揭示和阐明整体化科学，特别是系统论和控制论中的辩证法因素，是综合化的最重要条件。
系统论的辩证法有：系统客体的内部结构和它的属性（功能）的辩证法，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对称和非对称的辩证法，系统客体（特别是在生物学中）单晶型和多晶型的辩证法，子系统和母系统的辩证法等等。这些辩证关系涉及到物理学，化学，遗传学，还涉及关于人类生命的科学。
控制论中，也有不少具体说明辩证法的因素，例如，用控制论的观点来看待生命有机体和心理活动，有可能具体阐明有机体的基本原则，即有机体是自组织的自我管理系统的原则。在传递和利用信息的水平上，自组织过程服从下列原则：开放和闭合回路管理的统一；直线和逆向联系（包括正的和负的逆向联系）的统一；系统结构和活动的集中和分散的统一；刚性决定论和概率论，离散和连续的统一等。这些原则都具有一系列辩证法的特征，是对立面的统一。
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条件下，不仅物理学在“生产辩证唯物主义”，而且整个科学，包括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都在“生产辩证唯物主义”。新的科学为进一步研究作为现代科学的方法论和逻辑的唯物辩证法提供了大量材料。自然科学和技术研究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理论问题，它们同现代科学的方法论和辩证法直接相关。
信息论的研究历史表明，不正确的方法论观念会对科学带来危害。信息论形成初期，就提出了唯物地解释信息量，即信息量的客观特性问题。申农认为，信息量同从某些可能性的选择的非决定论有关、艾希比扩大了信息量的解释，认为它同多样性的量度有关，戈尔莫科洛夫则主张信息量与复杂性的量度有关。维纳在《控制论》一书中，提出了另一种解释：系统的信息量是系统组织化的量度，而系统的熵则是消除系统组织化的量度。上述定义在理论上是不确切的，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他们混淆了复杂性和组织性的概念，违背了科学方法论的要求，对信息量作了不正确的理论解释。这样的错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在理论物理学领域中也发生过。
解决本质上更为复杂的理论和实验课题，认识物质的更深层次以及高度组织的和复杂的系统，都使科学家在科技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对某些科学问题进行哲学-方法论的分析。这一点可以说是哲学和科学相互关系中本质上新的因素。方法论研究的现实性依赖于，科学家本身去掌握方法论的武器，首先是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武器。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совр?менноеЕсmесmeознɑнuе197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