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苏联于1975年出版了俄译本。苏联《自然》杂志专门组织了对这本书的讨论。Гинзбург此文是讨论中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他认为，库恩的观点原则上没有什么新东西，却包含了一些缺陷，主要是：（1）混淆了历史上正确理论（尽管是相对的）与错误理论的界限，从而背离了对应原理；（2）把科学革命简单化了，从而忽略了科学革命的不同等级；（3）看不到科学发展的多样性——不同学科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比重，以及它的局限性——科学按指数增长的发展已近于饱和，将出现新的发展方向。这些看法，在苏联科学界有一定的代表性。

作者是苏联科学院院士、著名物理学家。文章原载苏联Природа，1976，No.6。译文作了删节。

库恩这本书的基本思想可以归结如下：缓慢的、进化的、可以说是不涉及原则的科学发展时期，代之以危机和多少是急剧地向新的理论和观念过渡（科学革命）的时期。这个总的观点和某些其他观点，现在可以说已为众所周知。如果说这里含有责备之意，也只是由于该书得到过高的评价，以及“科学史著作上的革命”这类词句。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认为是众所周知的东西，而作者却认为是新东西？回答很简单，作者不仅把自己的观点，还把某些前人和与之志同道合者的观点，都去同他在1945—1947年看到的教科书和其他著作相比较。然而在50—60年代，科学按指数律发展，科学“产品”增加了50倍。如果我们还是根据那么老的材料了解物理学，就不可能对现状有任何认识。

科学史落后于科学本身。1962年库恩的书问世时，一些历史学家觉得它毕竟带有新意出现在科学知识之中。也许因为该书具有叙述简洁、结构清楚、术语新颖等特点：从而获得了成功。此外，库恩所作出的一系列评论和考察，无疑也是正确的和令人感兴趣的。因此，剔除了吹捧的东西之后，我们仍旧应该称赞该书成功地阐明了科学发展的某些方面。但库恩的观点又带有一些根本性缺陷，有必要加以讨论。这些缺陷是：

不了解对应原理，具体而言，即不了解一些基本的新旧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许多场合缺乏真正的历史主义，或者可以说，不了解科学发展的多样性；

缺乏那些我们有理由期望一般科学史和方法论领域的深刻研究所应当做到的了解现状和放眼将来。

对应原理以及理论应用范围内可能的完备性

本世纪最重要的科学方法论成就之一，是广义地理解对应原理。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些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具体例子。

经典力学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完备的和封闭的物理理论。实际上，20世纪以前一直认为这个理论是封闭的，是自然科学的真正基础这个基础不同于动词变位法，其实也许应看作为类似于“规范”的专门术语、）经典力学的应用范围实际上是有限的，具体说来，只是在相对论性效应（数量级为V²/C²和φ/C²，其中V为物体速度，φ为牛顿引力势，C=3 · 10¹⁰厘米/秒为真空中的光速）和量子力学现象可以忽略时才是正确的。一般地说，量子力学现象仅仅在比值λ/L小时才可以忽略，其中λ=h/mV为德布罗意波长（h=6626 · 10^-27尔格/秒，为普朗克常数，m为粒子质量），L为“系统”（太阳系、分子等）的本征长度。

按照形而上学的科学标准，这意味着经典力学是错误的、不可靠的，因为它不是绝对准确的。但正确地理解绝对与相对的关系，则不仅没有理由认为经典力学错误，还会认为它完全正确，只是在某些应用范围内而不是无条件正确而已。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也是这样，它们把经典力学作为某种极端的和局部的情况包括进去。而本身的应用范围又并非无限（例如，非相对论性量子力学只有在可以忽略相对论性效应的条件下才适用）。从逻辑上说，经典力学可能不仅受相对论和量子论的限制，还受其他方面（例如非常大的质量）的限制。然而逻辑上同样可能、实际上极其可能（大多数物理学家也总是这样估计）的是，经典力学的应用范围再没有任何其他重要限制了，即它在其已知的应用范围里是封闭的。甚至不管我们现在是否完全知道经典力学的应用界限，这个理论在一定范围（显然是很广阔的范围）内反正是正确的。应用有一定界限，即理论有一定近似性，不等于错误。相反的看法往往导致荒谬——任何自然科学理论都是错误的，因为没有一个能够追求无限的、绝对的精确性和正确性。

还需要补充一点：远非所有科学理论和观念（特别在以往）都具有像经典力学这样的性质，即在科学尔后的发展中仍保持自己的意义和基础。例如古代（亚里士多德）力学用现代语言可以这样说：物体的速度与作用于物体的力成正比。而伽利略- 牛顿力学的基本原理之一却是：与力成正比的是物体的加速度，而不是它的速度。因此，古代力学尽管很系统，却仍然可以说它是错误的。对于燃素观念和热质观念也可以这样说，因为自然界中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物质。

以上所述绝不是否定古代力学和燃素与热质理论在各自时代的科学价值。相应的观念都是科学的（比如不同于占星术之类伪科学），然而，在认识和提出那些充分完整和精确地反映实在的物理观念和定律的道路上，它们仅仅是一些阶段而已。

这都是公认的道理。但使我感到非常惊讶的是，库恩却持有另一种观点。在谈到牛顿力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时，他指出，“从本著作的观点来看，这两种理论是完全不相容的。……只有在承认牛顿理论是错误的情况下，才能接受爱因斯坦的理论。”在承认这种意见的拥护者占少数的同时，作者又无缘无故地把上述大多数人的意见同逻辑实证主义联系起来。然后，库恩推诿说，承认科学理论有继承性，似乎无异于认为任何科学理论或假说都是正确的。以燃素说为例，它与许多事实并不矛盾。这就是说，如果承认经典力学在某个范围里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不承认燃素说是正确的呢？库恩决定忘却自然界根本不存在燃素这种“不值一提的事”。问题当然不在于健忘与否。问题在于怀疑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认识自然界：“我们过分习惯于把科学看作这样一种事业，它日益接近自然界预先规定的某种目的。然而，这种目的是否必要呢？”（第215页）“常常听到说，相继出现的理论总是越来越接近真理……。也许有某种能挽救‘真理’概念的方法，以便把这一概念应用于整个理论，但它无论如何不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种方法。”

如果不承认相继出现的科学理论在不断接近真理，而且一般地怀疑“真理”本身的存在以及“它们实际存在”这一说法的合理性，那就可以把燃素说与经典力学等量齐观，认为它们同样错误，或者同样正确。有理由认为 · 库恩的这个观点是经不起批判的。

反历史主义的因素

库恩的书深入研究和讨论了科学革命及其结构，讨论了适用于科学的发展规律性。无疑，一切科学革命中都有某种普遍性，但也有着同样重要而显著的差别。其实，如果已知发展的一般规律，那么，具体分析各种科学革命类型之间以及各个具体科学革命之间的差别◆才是基本的研究任务。然而在库恩那里，科学革命都是一模一样，甚至把科学中急剧程度大小不一的一切情况变化都称作革命：“在我看来，革命是一种变化，包括对一个集团所遵循的规章所作某种修改。这不一定是大的变化，也不一定要某个（孤立的）共同体（其成员也许不超过25人）之外的人看来是革命变化。”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社会生活中的变化，那么不仅任何宫廷政变，就是人员不超过25名的机构的任何重大改组，也都可以叫革命了。问题是这就会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各种真正的科学革命之间，例如物理学中由发现杠杆和滑轮、引进地球的球形及其运动（沿围绕太阳的轨道的旋转和绕轴的自转）观念、古代力学向牛顿力学的转变、相对论与量子论的创立等引起的革命之间，不存在重大的区别。这就可以得出结论：库恩的书具有反历史主义因素。

我们在上面特别指出，科学中各个急剧变化（变革、革命）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表现为规模完全不同以及本质特征各不相同。然而最重要的（哪怕不太明显）仍旧是革命的内容、与革命有关的原则的变化（或者也可以说是规范的变化）的彻底程度。现在我们来看看本世纪天文学的发展，1945—1946年（这里可以很明确地指出日期，基本上由世界大战结束所决定），天文学发展显然开始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其主要特点是从光学天文学过渡到全波天文学。射电天文学、X射线天文学、γ射线天文学诞生了；与之有关的有宇宙线天体物理学和中微子天文学。结果，现代天文学和天文学家的科学共同体的面貌，发生了过去在同样三十年期间内所从未发生过的剧烈变化。

察明这种情况，使我在著述中所称的天文学中一场真正的革命，只有从肉眼观察过渡到应用光学望远镜（这是1610年1月7日由伽利略首先制成的）所引起的革命才能与之媲美。这意味着，过渡到崭新研究方法的时期是天文学革命，而且是非常重大的革命。结果大大扩展了观察的可能性，并把整个天文学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同时显而易见，同评价例如和哥白尼与爱因斯坦的科学革命意义相比较，这里采取了完全两样的标准。哥白尼的日心说的内容和作用，不是取决于新的方法，而是取决于新的观念。伽利略在天文学上的主要功绩是确立和应用新方法，不是提出原则上新的观念。

本世纪的情形也十分类似。从引进新的深刻观念来看，天文学上最重要的是正确估计了星系之间的距离（从而建立了总星系模型），并进而查明了宇宙的不稳定性。一个最新的、显然是重大的发现，是把广义相对论应用于宇宙学问题（A. 爱因斯坦，1917年；A. A. 弗里德曼，1922、1924年；G. 勒梅特，1927年；等等）以及遥远星系光谱红移的测定（E. 哈勃，1929年；等等）。30年代从理论上同时“发现”的中子星和“黑洞”，现在才成为天文学的注意中心（只是由于1967 ~ 1968年发现脉冲星才找到了中子星）。因此，如果按照所引进观念的深度和新颖程度来评价科学革命的等级，那么，同天文学中发明和应用望远镜以及过渡到全波天文学的变革相比，我们应该“偏重”日心说和广义相对论。

但如果不去分等级，或者粗粗分成最重要、最深刻和次要的三类，那不是更正确吗？这可能令人想起孩子们的问题：谁更重要——妈妈还是爸爸？不把科学革命以至整个科学发展纳入刻板的普罗克拉斯提斯床，而在了解这个发展的一般特征的同时，分析它的具体特点，不是更正确吗？这是一些有争论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不能把科学革命的概念限制于“修改规章”或者向新“规范”过渡这种非常简单的概念。

科学发展中的“多样性”和“局限性”特点

科学发展的多样性反映在各种科学革命的质的差异上。多样性是通过各门学科和各个学派所占比重（作用、意义）随时间的变化而表现出来的。例如在13和19世纪，物理学和化学显然“齐头并进”。而到了20世纪前半期，它们的作用就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了。无论就实际作用、社会关心和认识估价等方面说，物理学在各门自然科学中显然占据首位（我们姑且不谈这种情况在哈哈镜和文学艺术、戏剧、电影之类远非总是真实的镜子中的反映）。原因何在呢？

在这个时期里，可以说，物理学的前沿经历了自然科学最肥沃和人烟最稠密的土地。对原子和原子核的结构真正做了研究并探索清楚。为此又不得不建立了量子力学和狭义相对论，并把实验方法和实验技术大大向前推进了。这样就奠定了一个唯有在它上面才能够建造起来的现代化学、分子生物学和一系列其他自然科学大厦的基础。为了理解物理学这一发展阶段的独特性，我们回顾一下，只是在1 S97年，严格说来甚至更晚才证实了电子的存在。1911年证实了原子中有核，而只是在1913年才建立了最简单的原子 - 氢原子的不完善的行星模型。由此可见，正是在这个时候达到了对原子和分子结构的理解，而这对于研究它们的组合（固体等等）的结构是必不可少的。原子核可以说同样如此。诚然，迄今为止对原子核的研究还没有像对原子那样深刻，但是对于原子弹、核发电站和热核装置等的研制来说，已经绰绰有余。

这一切都是昨天的事。而今天，前面还看不到道路（也许根本就没有道路，而是一片处女地）的物理学前沿已转移到了基本粒子物理学、高能物理学等领域。总的来说它们是研究可能存在哪些罕见的粒子（只能存活一瞬间，并且很难产生），质子、中子和电子这类粒子的结构怎样，在高能情况下各种粒子怎样相互作用，等等。神秘性和基础性——很少有这样吸引人的，在这个新阶段所猜测到的前进道路上的巨大困难和微观世界内在的美与和谐——很少有这样吸引人的，成千上万人激烈竞争——很少有这样吸引人的。然而，所有这些特点都是现在为认识微观世界而进行着的斗争所特有的（除了最后一点——人数众多——而外，这一点与昨天有关系）。

而与此同时……。同时我还认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很可能的假设），在某种意义上整个物理学已经度过了全人类水平上的最辉煌和最重要的时期，“物理学世纪”已经让位于“生物学世纪”。当然，这不是因为生物学更有趣、更美好、更重要（所有这些普通的字眼在这里都不适用），而是因为在物理学所建立的基础上，生物学也已能充分发展，也能进入最肥沃、人烟最稠密的土地——能够从分子水平上研究遗传机制和遗传工程；有希望“在试管里”创造生命；有希望大大延长人的寿命；有希望洞悉人脑中的过程，进而控制大脑，等等。这种前景，远不止于从纯科学方面来看是令人神往的（因为不仅过去而且今天，这都完全与微观物理有关），而且从人类社会长远发展的观点来看，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总之，各门具体科学（物理学、生物学）是多样地随时间而发展的——在不同时期起着不同的作用（无论在社会还是在科学体系之中），占据不同的地位，变换各种形式和提出不同的目标。这是老生常谈吗？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老生常谈。然而这仅仅是在某种程度上，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在有关科学史和科学方法论的书籍和文章中，在提到发展的多样性时，或是根本没有加以分析（至少就现代材料而言），或者不像我们那样重视。

这里我们来论述对于科学发展问题的讨论极关重要的一个特点，即科学发展的“局限性”问题。我们并不隐讳，这个术语之所以加上引号，首先是为了不致立刻招致抨击。最近几百年来，科学与技术顺利发展，各种悲观主义预言和宣称理论完结的论断都完全破产——所有这一切形成了一种气氛，而在这种气氛中，甚至关于自然界和人类活动中存在某种极限、界限和限制的胆怯的假设或者议论，都常常被看作是目光短浅、反历史主义甚或叛逆。这种气氛想必是科学按指数律增长时代的产物。然而，如果同意这个时代已经结束或者正在结束这个见解的话，那么就极其恰当而又自然地会想到，不仅在科学发展过程中，而且在科学知识内容方面都出现了饱和效应。当然，科学领域中的“饱和”与关于科学停滞、终结的假设毫无共同之处。无疑，只要人类存在，科学发展就不会停止。然而，它怎样发展，以什么形式发展，向哪里，沿什么方向发展呢？

现在广为人们所知道的、将来需要集中研究的所有这些问题是复杂的，还不太清楚，因而尤其需要进行讨论。正因为如此，其中某些问题其实上面已经提到过了。

就科学史和科学学而言，应该说，这些学科由于认识上的价值而有权存在。同时显而易见，其他一些科学共同体的代表人物是从某些别的角度出发而对科学史和科学学发生兴趣的。像任何历史一样，科学史也“仅仅是令人感兴趣的”，而无需来证明对它采取这种态度是有根据的和正当的了。然而，这里有一点微妙之处，甚至更为重要。当物理学家们阅读物理学或相近科学学科的历史时，他会对材料提出一种不同于阅读例如有关通史的书时的要求。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作者写得精彩而又有说服力，那么他在某程度上愿意相信作者，而不会时时提出问题：这到底准确可靠吗？因此通常就不会迫切希望查阅历史文献和原始资料，尤其当涉及遥远的过去时。当阅读属于你的专业的事件或者发现的历史时，则是另外一回事。我在库恩的书中读到有关伦琴射线的评述以后，就立即想核对和弄清楚那里所写的内容，查阅了两本物理学史方面的书；然而只是在读了伦琴本人的一些文章以后，我才心满意足。另有一类科学史书籍专门论述某个具体问题，它由两部分组成：作者所写的相当详细和完整的历史研究著作和所述及的那些自然科学家的原著。至于大家更为熟悉的一类书籍：经典科学家著作汇编、各门学科历史著作和专题研究著作之应当出版，那就无需多加说明了。

然而，人们还尤其希望看到对科学的发展、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一般分析的书。如果要求既相当广泛地占有材料而又作深刻的阐述的话，那么这些书的创作就是极为困难的事情。与研究具体的科学史，分析科学发展的统计资料或者讨论局部问题相比，这里提出的完全是另一种要求。尽管历史无所指示，可我们还知道许多史例，因此总结过去的经验还比较容易。然而在今天五彩缤纷的科学生活环境中，要摒除次要的东西，找出渊源和发展趋势，并从这种趋势外推到未来的某一时期，以便预测我们能够期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准备，那毕竟要困难得多了。在这里，成功只能是艰巨的劳动、实验、观察和思考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