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才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之一。如何正确地选拔、合理地使用、有效地培养科技人才，是举国上下普遍感兴趣的问题。本栏所收四篇文章，从各个不同角度介绍了国外的一些做法和经验，供科技管理干部和科技人员参考。

美国保持对科学的支配地位

从一个重要方面看，今年诺贝尔奖金获奖者的名单同往年是相似的：它首先具有一种明显的美国特色。美国人保持着他们对诺贝尔奖金的支配地位，在获得物理学奖的三个人中占了两个，以及在同获医学奖、化学奖和经济学奖的两人中各占一个。正当美国为经济困难、能源危机、领导水平低和增长着的缺乏自信心所困扰的时候，美国人确实能从他们的男、女科学家所获得的荣誉中感到十分自豪。从1946年以来，100名美国公民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超过了得奖总人数的一半，这比最接近美国的竞争对手的数字多得多。例如，英国得奖人数只有34人，德国13人，苏联8人，法国5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得奖的情况同样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从1968年设立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以来，美国人在已颁发的17枚奖章中拿走了8枚。给人印象最深的巨大成功是7个美国人干净利落地席卷了1976年的诺贝尔奖，赢得了经济学、文学和所有的科学奖（那一年没有颁发和平奖）。

美国获得今年诺贝尔科学奖的名单如下：获得医学奖的是阿伦· 科马克，获得物理学奖的是谢尔登·格拉肖和斯蒂文· 温伯格，获得经济学奖的是西奥多 · 舒尔茨，获得化学奖的是赫伯特 · C · 布朗。

答案——充足的经费与自由

为什么美国在争夺诺贝尔奖金的竞赛中如此杰出？答案似乎是金钱和个人与学术的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与科学界相互合作的巨大成就，给了华盛顿以深刻的印象，它在战后时期继续给予了大量拨款，而甚少提出问题，甚少附有条件。慷慨的政府似乎说，你干你的。于是，事情就干起来了，而且常常做得很出色。

除了政府在财政支出上的慷慨外，还由于存在着某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官僚主义不会懂得更多的东西；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只是袖手旁观而已。科学家探索宇宙奥秘的动力，不是单纯出于好奇心，而还来自使人振作起来的自由空气。曾获得1970年诺贝尔医学奖的Julius Axelrod说：“我们没有任何魔力，只不过是在美国观念所产生的独立思考精神影响下，感到有些事情需要去做而已。”

上述那种自由，也从另一方面促进了美国科学的发展；它吸引了许多有才能的外国人来美国。可是，纳粹暴政下的逃亡者对发展美国科学的作用不能加以夸张。例如，1938年从德国逃出，1978年分享了诺贝尔物理奖的Arno Penzias说：“在美国，存在着多样化、智力的自由和机会。它是能充分激发出能量的一个地方。”

看来自相矛盾的是，美国所缺少的悠久的文化传统，竟然也会对科学事业有所帮助。最好的头脑没有被他们不感兴趣的学习任务压垮。获得1967年诺贝尔奖金的英国化学家George Porter爵士回想起在英国语言学院学习的时候，他为了学习科学而不是学拉丁语和希腊语，曾经有必要进行一场顽强的斗争。他说：“美国人不大讲古老的语言，但150年来美国却有着欣赏科学的传统。”卡特总统的科学顾问，麻省理工学院地球物理学家Frank Press说，另一个因素就是“年轻的科学家在这里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更迅速地成长。”

美国同其他国家的比较

所有这些，同其他先进国家培育科学家的做法有何不同？英国有悠久的作出科学成就与自由的传统而且在诺贝尔奖的竞赛中按人口计算的成绩良好，但它若能使自己的教育制度更为灵活些，也许能使自己的科研成就更好些。虽然克里姆林宫宣扬它对科学的忠诚，但苏联的研究人员被意识形态的考查和共产主义的教条窒息了。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骗子特· 李森科凌驾于苏联所有生物研究工作之上。李森科不允许任何人反对他的受到怀疑的遗传学说，并严酷地对待科学上对他持异议的人，结果使苏联的生物科学落后于西方许多年。

在西德和法国，经常流行着只看“教授先生”牌子的弊病。政府的拨款总是偏于给那些主持某个部门的教授，他即使一时还无法正确评价一个有前途的新来者的工作，还是把经费为所欲为地进行分配。此外，那里的教师或学生不能像美国那样容易地进行交流，而在美国，师生之间经常交换意见。西德研究学会的主席Heinz Maier-Leibnitz教授说：“在美国，你想得到认可，你就得与众不同，而西德的科学家则不是非常有独创性的。他们不敢冒险，他们瞧别人在做什么，最后也就朝着同一个方向往前走”。

在法国，几乎所有的科研工作都是受“国家科研中心”领导的，它是一个永远维持现状行动不便的官僚主义机构。由于属于“国家科研中心”的科学家都有行政职务在身，一旦任职就不会被解雇，提升主要靠资历而不是靠竞争。“国家科研中心”一位研究所长Michel Crozier说：“假如工作方法和职位的提升都来自对社会境遇的适应，那么这种制度一旦出现，要使人们在大胆的探索中进行合作是绝对不可能的了。”

前景不容乐观

然而，美国在科学上表现杰出的美好日子能否保持下去呢？我们看到一些不祥的预兆。首先，投入理论科学的钱少了。正当美国基础研究与发展的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64年的3%下降为去年的2.2%的时候，西德的比重却由平均3%上升为3.2%，日本在1965年至1977年期间的投资则由1.3%上升为1.9%。

华盛顿也大大限制了它一度许诺过的研究自由，重点从基础研究转移到目标确定的研究上了。此外，为了符合联邦拨款的条件，科学家们必须日益遵从越来越多的规章制度，其中一些是明显地过于严格和繁琐了。麻省理工学院的院长Jerome Wiesher为文牍主义的后果而焦虑，他们为了获得一项联邦的拨款而只好埋在公文堆里。科学家或他所在的大学，常常必须无止境地填写烦琐的报表：“特种房屋建筑援助局”需要一份；国防部需要五、六份。卫生、教育与福利部，能源部，环境保护局——所有发展着的数量众多的联邦机构，能够而且必定要求对他们所提的问题作出圆满的答复，否则就撤销拨款。

很大一部分公众，似乎也在改变着他们对科学的态度。在动荡的60年代，对所谓“有关的”研究工作的强调说服了许多学生，使他们相信现在帮助别人是比从事使人筋疲力尽但今后却能造福人类的研究工作更为重要。由于社会科学消耗的脑力常常比自然科学少，他们这种决心无疑会愈益坚定。一种类似的态度引起了对训练年轻科学家场所的攻击，像Glashow（格拉肖）和Weinberg（温伯格）的母校布朗斯高等科学学院就由于坚持实行严格的录取标准，而被人指责“具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David Riesman为人才从科学领域外流而痛惜。他说：“我认为最有本事的学生被弄到法律和医学界去了，补充到科学界的不再是最有本事的人，而只是中上水平而已，这种趋向已有五、六年时间了”。他接着说，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平均主义。我们这个国家有一个李森科式的院外活动集团——这就是克拉姆歇尔联盟（The Clamshell Alliance）和其他认为科学是有害的人，对科学自觉有罪和总想使它瘫痪的人。他们认为，给贫困的人分派工作要比从事不平常的研究工作来得重要。他们对于科学和它的奇迹缺乏荣誉感，他们抱有一种感想，认为它虽然严密，但却不高尚和时髦。

值得赞扬的是，以前作为工程师来训练的卡特总统，现在好像在同这种倾向作斗争，并为基础研究争取更多的拨款。但许多科学家怀疑这种新的慷慨是否能满足要求。《科学》杂志编辑、化学家Philip Abelson注意到诺贝尔奖金常常是在获得荣誉的工作完成了很久之后才颁发的。他说：“请不要误解。我不是说美国已几乎陷入困境。但请等上十年再看眼前国内的态度将要产生的结果吧。”

[Time 1979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