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两篇关于想象的文章。想象这种借用符号形象进行思维活动的能力是人类独有的才能。想象是一种直觉的和创造的功能，它帮助学生更有效地进行学习。想象不是诗人和文学家所特有的，它是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共同基础。科学史上，伽利略做的证明轻重物体坠落一样快的著名实验就是用想象进行的“思想实验”。爱因斯坦在少年时代就爱好做想象实验。人类行将实现的登月，与其说将是技术的胜利，还不如说将是一曲想象的凯歌。
我面前有个形象在浮动，
或许是人或许是阴影，
阴影不仅仅是人。
与其说是阴影不如说是形象。
W·B·耶茨：《拜占庭》（1930）
三千年来诗人们一直被他们自己的想象能力弄得神魂颠倒、激情翻滚而茫然不知所措。在这篇短文中，我所希望的充其量不过是揭示其中奥妙的一个小小角落，但这却是一个至关紧要的角落。我要问的问题是，我们在想象时大脑中发生了什么？我对这个问题的答复之一是很明确的，就是说：我们能描述想象的活动。如果按照我的想法来描述，那么，将很清楚，想象显然是一种特殊的人类才能。想象不是诗人、画家或科学家的大脑的独特活动，而是人类大脑的独特活动。
我在此强调“人类”这个词，意思是说，人和其他动物的活动之间，在这点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别。现在就让我从1910年前后瓦尔特 · 亨特（Walter Hunter）在芝加哥设计的那个关于动物和儿童的经典实验说起吧！当时，由伊凡· 巴甫洛夫于1903年首次宣布的关于形成和改变狗的条件反射试验已告成功一事，在科学界引起轰动。巴甫洛夫在第二年，即1904年，获得诺贝尔奖金。尽管这是功当其报，但我应当说一下，这项奖赏并没有提起他有关条件反射方面的工作，却提及了他有关消化腺方面的工作。
亨特学巴甫洛夫的样，精心地驯养了几条狗和其他动物。他对狗作了如下训练：在它们笼子外面设置了三条地道，某条地道上方的灯一亮，这条地道便打开；它们就能够逃下地道，而如果它们果真逃下地道的话，便可以得到食物。但一旦亨特安排好这种条件反射后，他又产生了一个更深刻的想法：给这种机械性实验添加一个新的度，确切地说，就是一个叫作时间的度。现在他不再让狗立即走到上方亮有灯的地道里去，而是把灯熄掉，使狗稍等片刻再让它走。用这种办法，亨特测出了动物能持续多久记住它在何处最后看到指示其逃跑路线的信号灯。
其结果过去和现在一直令人感到惊愕。一条狗或一只老鼠过了几秒钟（在亨特的试验中，最多不超过十秒钟），就忘掉三条地道中的哪条地道上方曾经亮过灯了。如果你想要这样的动物做得较此大为生色，那就得把事情大大地简单化：你必须使它面对仅有两条地道可资选择的余地。即使如此，亨特所能得到的最佳结果也不过是有一条狗，经过五分钟尚能记得起两者中其上方曾亮过灯的那条地道。
我引证这些时间并不是说它们是确切而具有普遍意义的。它们肯定并非如此。亨特的试验距今五十多年了，在当时存在不少枝节上的缺陷。譬如说，实验的动物太少，它们又是经过严格挑选的，而且它们的表现也并非始终如一。况且用狗看到什么的办法来试验它也许不那么公正，因为狗通常习用的是鼻子而不是眼睛。同样，在一种人为的实验笼子环境下来试验任何动物恐怕也不公正。而且有些动物如黑猩猩和其它灵长目动物的记忆肯定要比亨特试验的动物更持久。
动物依靠别的非凡天赋来弥补这种不足。大麻哈鱼和通讯鸽能找到其归途，而我们就做不到。它们可以说有一种人们实际上无法媲美的实用记忆力。但是，它们的行动始终依赖于某种形式的习惯，即依赖于机械地重复一系列已知反应的那种本能或学习。人的记忆依赖于对已经不在的东西的回忆，而动物则并不如此。
动物的欠缺之处在哪里呢？我看，亨特告诉我们的动物在其实验中试图巩固它们记忆的情况，实际上已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提供了线索。它们大多数常常在出笼之前使自己面向灯光，就像某些猎狗总是朝指它们嗅觉到的猎物那样——“指向者”（“psionter”）这个称号，就是根据这种姿势来的。狗通过把信号嵌入其动作的方式为行动做好准备。据我看，在它的姿势中似乎存在着一种原始的意象；它似乎试图通过把灯确定在自己躯体的办法，使灯的形象在头脑中确定下来。的确，舍此，狗又怎么能在没有“左”、“右”这样的词和“一、二、三”这样的数的情况下，标明和可以说是指出三条中的一条地道呢？这种对注意和准备就绪的定向姿势，也许是狗控制把握过去、进而指导其未来的唯一信号方式。
刚才我用了“想象”这个动词，这里我要再说一下这个词的意义。“想象”意味着构成形象并以一种新的排列把它们移到人的头脑中去。当你、我在回顾往事时，我们就是在这种直接的、普通的意义上对它们进行想象的。使人脑超越动物的工具是意象。对我们来说，记忆用不着要求像动物那样全神贯注而且又能持久不忘，原因是我们能用形象或其他代替性符号的形式加以确定。我们能用同样的符号性词汇清楚地阐明未来——不是一个而是很多未来，权衡某一未来与另一未来的利弊。
我在广义上使用了“形象”这个词，它不限于像视觉器官这样的精神眼睛。形象，照我的习惯用法就是查尔斯 · 皮尔斯（Charles Peirce）所称的“记号”，跟它的感觉特性没有关系。皮尔斯对不同的记号形式作了区分，可是这里，没有必要作这样的区分，因为想象和它们起着同等的作用。这也就是我统称它们为形象的理由。
其实，人类最重要的形象是简单的词，词就是抽象的符号。动物没有我们意义上的词。任何动物的大脑跟人的大脑不一样，它没有一种语言的特殊中枢。我们知道，至少在这方面，人的想象依赖于只不过是近一、二百万年进化起来的大脑中的位形。在同样长的时期内，人类大脑的进化已经大大地扩向支配过去和未来的这种感觉的前叶。同时，据猜测，这种前叶可能也是我们别的形象的场所。（这种猜测的部分证据，是灵长目动物的脑前叶一遭损坏，它们就处于亨特的动物的状态。）如果这种猜测证明正确，我们就会明白人之所以会演变成有高度文化造诣或成为知识分子的缘故：因为不然的话，在他的头脑中就不会有其想象的余地了。
这种形象能替我们完成我们的感觉未曾有的事情，进而为我们捍卫过去和创造未来——一个目前尚不存在而且可能永远不会以那种形式存在的未来。相反，动物由于缺乏符号观念或者由于符号观念的奇缺，割断了它同过去和未来的联系，使它跳不出现在这个圈子。在人和动物的所有这些差别中，使我们成为人类的得天独厚的天赋，就是借用符号形象的活动能力：想象的天赋。
这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当菲烈浦· 西德尼（philip Sidney）1580年为诗人（以及所有愤世嫉俗的思想家）辩护，抨击清教徒指控他们为说谎者时，他说，一个创造者必须想象不是事物的事物。威廉· 布莱克（William Blake）在二百年之后说：“现在证明的东西无非是以往被想象过的东西。”大约同一时期，在1796年，塞缪尔 · 泰勒 · 科尔里奇（Samuel Tayer Coleridge）对消极的幻想和积极的想象，即“一切人类知觉的生命机能和原始动因”，首次作了区分。现在我们看出他们是正确的，确实是正确的。人的天赋就是想象的天赋——这不仅是个文学用语。
它也不只是文学的天赋，我再重复一遍，它是人类的特殊的天赋。几乎我们所做的一切值得做的事情，首先都是由精神的眼睛做到的。人类生命的丰富多彩就是由于我们有多方面的生命。我们经历一些并不发生的（有的甚至不会发生的）事情，就像经历一些真正发生的事情那样栩栩如生。因此，如果我们死亡一千次，那就是我们为生存一千次所付出的代价。（自然，猫仅有九命**。）我们对文学所以有生动活泼的感觉，乃是因为我们置身于它的形象之中。但任何用脑筋的游戏也都是这样。比如下象棋。
我们头脑里所预先、试想和舍弃的棋路，就像我们实际走的各着棋一样，都是游戏的一部分。约翰· 基茨（John Keats）说：没听到的音乐更是美妙动听，而所有的棋手都会痛心地回想起那些经过他们精心策划但却从未实现过的最好组合。
我要坚决提醒你们注意这一点：想象就是人脑中形象的操作；文学艺术的操作以及理性的操作都属于这种想象。当一个儿童开始用象征别的物品的东西，比如椅子或棋子，做游戏的时候，他同时进入了推论和想象的门槛。因为人类理性发现事物间的新关系，靠的不是演绎，而是一种思辨和科学家称之为顿悟的不可预料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和其他想象形式一样——是不能形式化的。当亨特和布莱克、科尔里奇探究儿童的记忆时，我们看到它起了同样大的作用。对于一门曾经一度由巴甫洛夫的反射弧支配的、并正在朝向约翰、华德生（John Watson）的行为主义前进的科学中，唯独亨特这位长于思索和富有创见头脑的人，才能提出他那样的问题并设计出他那样的实验。
让我从历史上给你举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你们在孩提时听讲过的最著名的实验是什么？我妄猜这就是传说的伽利略在西德尼（philip Sidney）的时期，即1850年左右，在比萨做的那个让两个不同重量的球从斜塔上落下来的实验。我们说，伽利略是位具有现代气质、并为我们大家心爱的人。他坚持向亚里士多德和圣· 托马斯 · 阿奎那这样的权威提出质疑，坚持用他自己的眼光：来对待重球会不会像他们说的那样比轻球先掉到地面的问题。眼见为实，百闻不如一见！
可是看也是想象。伽利略在向亚里士多德这位权威挑战的同时，又紧紧盯住他的力学不放。但是，伽利略用的眼是精神的眼。他并没有让球从比萨的斜塔上落下来，要是这样干，得到的答案倒将是非常成问题的①，而是在他的头脑中做了一个想象实验（或者照德国人的说法叫“思想实验”）。下面，我将根据他遭受罗马教廷圣职部判罪管制以后撰写的、并于1638年在尼德兰私下付印出版的著作，《关于两种新科学的数学证明的论说》，对这种实验作一叙述。
伽利略说，假设你让两个重量不等的球在同一时刻从塔上掉下来；并且假设亚里士多德是对的，即假设重球更快地下落，那么，它就会逐渐地超过轻球而先击中地面。好吧。现在我们想象再作一个同样的实验，只有一点不同：这次这两个重量不等的球是用一根线系连起来的。重球将再度超前运动，而轻球却在后面牵制它，其作用相当于一个制动器或刹车。于是，轻球势必增加速度，重球势必减低速度。由于它们被拴在一起，就非得同时落地不可，但它们不能像单个重球那样快地落到地面上。既然，系住它们的线使得两个球变成了一个较其中任何一个球都要重的整体物，那么，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推论，这个整体物落下的速度，无疑地就应当比其中任何一个球的下落速度都要来得快？伽利略的想象实验揭示了一个矛盾，他别有风趣地说：“你们明白了吧；我是怎样根据你们的重物体下落速度比轻物体要快的假设，推论出一个更重物体的下落速度反而比较慢的结论的。”对这种矛盾现象只能有一个解释：重球和轻球在下落时速度必须相等，只有这样，当它们拴在一起落下时才会出现同样的下落速度。
这种论证并不是结论性的，因为自然界可能比伽利略所考虑的更为微妙（当两个球连结起来时）。可是更重要的是：它是启发性的，激励性的，它开辟了一种新观点——总而言之，它是想象的。没有实际的实验，这种论证就不能得到解决。因为我们想象的东西，在我们未将其变成实际经验、并得到实际经验支持以前，是不可能变成知识的。想象通过经验而得到检验。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科学，而且对文学艺术也适用。科学上，想象实验的检验通过它同物理经验的比较来实现；文学上，形象概念的检验则通过它同人类经验的比较来完成。科学上的表面思辨因曲解自然而被放弃；肤浅的艺术作品因不符合我们自己本性而被抛弃。因此，当欧拉· 惠勒 · 威尔科克斯（Ella Wheeler Wilcox）1919年逝世时，诵读她的诗句的人比读莎士比亚的还要多，但过了几年，她的著作就默默无闻了。它的一直被人遗忘，是由于其感情贫乏和思想苍白无力。就是说，她的作品对人本质的解释证明是错误的，犹如拉马克和李森科对遗传本质的解释是错误的一样。想象的力量，它的增进能力和兴奋刺激，在于它和实在的——肉体的和精神的——相互作用。
在这点上，科学和艺术之间有多大的选择，我抱怀疑态度：两者比较，科学上的想象自由不见得比艺术中的多，也不见得比艺术中的少。所有伟大的科学家都曾自由地运用他们的想象，并且让他们的想象导出一些蛮横的结论，而不叫喊“停止前进！”爱因斯坦从少年时代起就癖好想象实验，可是对一些和实验相关的事实材料却无知得惊人。他在撰写关于原子不规则运动的第一篇漂亮论文时，竟然对他在论文中预言的布朗运动，当时已能在任何实验室见到一事，一无所知。他提出这一疑难问题时才十六岁。十年之后即1905年，爱因斯坦在他的狭义相对论中解决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这个理论的意义，比起1881年以来弄得其他物理学家心烦意乱的迈克尔逊 - 莫雷实验，要重要得多。爱因斯坦和伽利略一样，毕生爱好制造逗弄人的难题，如有关正在升降的电梯和引力的探测；这些难题就包含着他当时正在从事探讨的广义相对论问题的要点。
的确，事情只能是这样。人所具有的控制自然和他自身的能力（狗缺乏这种能力）就在于他的能指挥想象经验的能力。唯有人具有牢记过去、玩味可能和不可能的未来的符号。文艺复兴时期，记忆的这种符号表示被视为神秘莫测的东西，而被作为记忆术创造出来的器件，如吉奥达诺· 布鲁诺（Giordano Bruno）和罗伯特 · 弗鲁德（Robert Fludd）创造的，则被解释成魔术记号。这种符号是给人以力量的工具，而且不论这些符号是形象还是言词、是数学符号还是介子，它们都是同样的工具。同时这些符号有一个超出它们字面意义和实际意义的能及范围。它们是丰富多彩的概念，大脑借此把许多细枝末节的事物聚集一个名称，把许多具体实例概括为一种普遍的归纳结论。当一个人说“左”和“右”时，他们不只是在寻找灯光方面远远超过了那条狗；而且正在对“笨拙”和“灵巧”、“敏捷”，“邪恶”和“正当”之间的各种意义、联想和歧义性，作出一系列的调整抉择。当一个人数“一、二、三”时，他不仅是在做数学；而且是在通往毕达哥拉斯、维特鲁维厄斯（Vitruvius）和刻卜勒著作中的数字神秘主义的道路上，是在通往三位一体和黄道十二宫的道路上。
前面我说过想象是构成形象并使它们以新的排列移入人脑的能力。这是人类得天独厚的才能，是科学和文学发芽生根和繁荣兴旺的共同基础。因为它们原是一起繁荣兴旺（以及一起枯萎衰落）的。科学的伟大时代是艺术的伟大时代，因为强大的精神在科学艺术中无声无息、杂乱无章地激烈燃烧时，不会那么郑重其事地去扪心自问：是应当约束自己对落球的想象还是对鬼岛的想象。伽利略和莎士比亚于同一年出生，成了同时代的伟人。当伽利略用他的望远镜窥测月亮的时候，莎士比亚正在写《暴风雨》，而整个欧洲，从约翰· 刻卜勒到彼得 · 保尔 · 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从约翰 · 耐普尔（John Napier）的第一张对数表到基督《圣经》的钦定译本，正处于动荡骚乱之中。
我想举一个关于文学和科学共同灵感的权威性的生动例子来结束我的讲话，因为在今天，它仍像三百年前一样地令人兴趣盎然、百思不懈。我所指的就是飞往月球的这项人的永恒幻想。但我并不是要把它作为一种崇高的科学事业向诸位推荐。相反，我认为在地球上有许多尚待进行的重要发现，要比月球表面期待我们、召唤我们去做的更加重要迫切。可是，我不能贬低人们的想象对遨游蔚兰太空的强烈兴趣，这是远在它把我们吸引到电视屏前、观看宇宙航行员翻滚沉浮表演之前就存在的。早在朱尔斯·维尔纳（Jules Verne）、H · G · 威尔斯和科学幻想小说年代之前，普鲁塔克（Plutarch）和露西安（Lucian）、亚里奥斯托（Ariosto）和本、琼森（Ben Jonson）对此就已有描述。十七世纪时令人心旷神怡的就是关于登月航行的新梦想和传说。刻卜勒写了一本充满科学理想的登月航行著作，可叹的是它竟招来了他母亲被控为女巫的祸害。在英国，弗朗西斯· 戈德温（Francis Godwin）写了一本出色的幻想著作，《月亮上的人》；而天文学家约翰· 威尔金斯（John Wilkins）写了一本越轨的学术著作，《新世界的发现》。他们并没有在科学和幻想之间画地为牢。比如他们都想猜测登月航行中不再受到地球引力影响的确切所在。只有刻卜勒理解到这种引力是没有界线的，并且给它提出了一条定律，不过偏偏是错误的定律。②
这一切都是牛顿问世前几年的事情。而1666年的那天，当他（一位二十三岁的青年）坐在他母亲的花园里，思索着引力的作用范围时，这一切都缭绕在他的脑际中。这就是他如何会想象到这个光辉的形象的原因，即月亮好像是一个被大力抛出的球，结果恰好使它能像地平圈那样快地自始至终围绕地球运转。这种形象将适用于任何卫星，由此牛顿还中肯地计算出了一位宇宙航行员绕地球一周所需的时间。他的计算结果是九十分钟，现在大家都可看到他是正确的。不过，当时牛顿没法对它进行检验。但他却继续进行计算在这种情况下，即如果月球的行踪确实像一个落入地球引力的抛射球，并且引力是服从平方反比定律的，那么，那个遥远的月球需要多少时间才能绕地一周。他所得到的答案是二十八天。
这种有力的数据，说明当时的想象和自然是一致的，并且实现了和自然的和谐。当我们登上了月球的那天，将会听到这种和谐的反响，因为它将不是技术的胜利而是想象的胜利，一个可追溯到现代科学和文学开端时的想象的胜利。在科学上和艺术上。—切重大的想象活动都是如此，同时由于它们以更深刻的正确性充实现实而使我们心悦诚服。我们从形象的最简单词汇“左”、“右”和“一、二、三”出发，而当我们还闹不清它是怎么回事的时候，词和数已在协力促成我们同自然的结合了：我们从中发现了作为一体的这种精神和物质的型式。
（A Sense of the Future，1978年MIT出版社）
————————
*本文是作者布罗诺夫基，在1966年5月26日在美国文学艺术学院和全国文学艺术学会上的一次演讲。
**“猫仅有九命”系根据西方谚语“猫有九命”（指生命力强）而来。这里纯系出乎作者的花巧、幽默，别无他意。——译注
①直到1941年，伦尼利（Vincenzo Renieri）才从比萨写信给伽利略，向他报告关于炮弹和枪弹间的最新试验。其实，伽利略在他的《论说》中，已经借一个书中人物之口说：这个实验进行得非常圆满，“其前提是两个球都从二百苦比特的高度落下来。”这个高度为斜塔高度185英尺的两倍。（一苦比特=60厘米）
②刻卜勒可能是从柏拉图思想中接受了万有引力的概念。按照这种概念，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因受上帝普爱思想的浸染而互相吸引。如果是这样，那么想象的这种揉捏之道，就会通过卡萨的尼科拉斯，追溯到十五世纪那位自诩为雅典最高法院法官狭俄尼索斯的骗子那里去。见皮埃尔· 杜赫姆《世界的体系》，1958年，第四卷第3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