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飞碟”热开始以来的近三十年中，显然已从幻想和想入非非者的性质转变成真正的科学研究课题。“飞碟”这个耸人听闻的术语已正式被称为“不明飞行物”（UFO）。对这类报告的研究称为“飞碟学”。这种飞行物的本身，由于并不确实存在而不可能被研究。

“飞碟学”这个词具有一门真正科学的全部特征，然而，这门特殊的科学分枝却还没被承认为科学、“飞碟学”能被认为是一门真正的科学，或者是一门未成熟科学，或是一门未来的科学吗？或者仅仅是歇斯底里的一种代名词？所有的研究工作究竟取得了什么成果？

飞碟学已被“传统”科学摒弃。这种对不落陈套的新思想的抵制，在飞碟学的许多参与者看来，这就像膝反射一样本能。飞碟研究者常以伽利略、达尔文等科学先驱者的轶事来自喻，并以与否定飞碟学是未来科学的当代抵制运动作英勇斗争的斗士姿态出现。他们故意地反问道：“昨天的许多异端邪说，不是成了今天的科学了吗？”

但是不幸得很，回答者很少很少。以前大多数的科学异端是被抛在路边，并被摒弃于史册之外了，被“现代伽利略”们所忽视了。飞碟学如要不被现代科学所抵制，那就一定要拿出更好的证据来。因为在出现飞碟以来的三十年中，现代科学在对宇宙的理解方面，从微观至宏观都经历了几代根本的革命。

现代科学之所以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飞碟运动，是与飞碟学本身的某些混乱之点密切有关。尽管少数飞碟学家作了极大的努力，但与飞碟运动中长期有关的那些怪诞念头，无疑已引起许多相反感觉。今天对飞碟学的批评对准了它的哲学基础。飞碟学的理论家们对这些攻击的无能为力，已成了承认飞碟学为现代科学的一个合法分枝的障碍。

批评主要是：“飞碟学”拒绝按照科学思想的规律办事，而从数据检验的时间试验、理论试验和验证中进行特殊取舍。飞碟研究者承认，在许多飞碟报告中肯定有一小部分会存在有某些非同寻常的刺激。假设的证据是，有关飞碟观察报告中的一小部分，目前仍不能_照一般的现象来解释。然而，这一论点是很脆弱的，因为把“肯定”（飞碟的真实存在）建立在“假设的否定”（无论怎么努力，仍不能解释某些飞碟报告）的基础上，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传说、谎言和欺骗

下面这一谬误可称为“剩余谬误”。在过去，科学哲学家们已多次作这样的称呼。但这对飞碟研究者们却毫无触动。1969年，Hoagland曾在英文《科学》杂志上这样写道：“对诸如‘飞碟’—类现象作调查的基本困难，是科学永远不能作出普遍一致的否定。由于缺乏数据、缺乏重复性、假报道、主观想象、受骗的观察者、传说、谎言和欺诈等种种原因，因而总存在有一些不能解释的事例。在大量证据已经否定了那些奇异的设想（如从外空间来的人……等）之后，剩下不能解释的事例，并不能成为继续进行飞碟研究的正当理由。不能解释就是不能解释。它们绝不会给任何假设提供任何证据。”

不必因不相信飞碟的报道而去想象他们是盲人、醉汉或不诚实的飞碟感觉者。显然，大部分飞碟目击者在异常感觉面前是诚实的、清醒的和明智的。然而，确实令人惊异地存在着许多明显的或巧妙产生这些感觉的方法。并且，必定存在有人为的不能解释的其余事例，它纯粹是由于偶然的巧合，由于人类感觉和记忆的局限，或由于没有记载的罕见的自然现象所造成的。此外，人类的活动也可能是某些不能解释的原因，这些活动或因为军事秘密，或因为非法行为，或因为悲叹人类某些行为的愚昧无知，而决不会公布于众。

同样，某些悬案、失踪者、不能解释的飞机事故或汽车事故，和超出我们知识范围的某些为人熟知的现象的存在，当然也不足以证明需要存在某些特别罪犯、绑架者或交通破坏者。这里重复一下Hoagland精辟的断言：“不能解释的事例就是不能解释的”，“它们决不会给任何假设提供任何证据”。

这样一条断言被飞碟研究者斥之为对已知飞行物和真正不明飞行物两者的混淆。Hynek博士（他的飞碟研究中心设在伊利诺斯州的埃文斯顿）发现，所报道的飞碟至少有95%是已知飞行物。他说：“有经验的调查者很快就能辨认出这些已知飞行物是些什么。……，但是，有时要揭露伪装的报道确是一件很费力的工作”.

飞行日志记录员Klass等怀疑者，对Hynek的过于自信表示反对。并且指出，那些事例都是由他自己的研究中心发表的。而且这些事例的解决仅仅由于部分研究者的意外侥幸。这些怀疑者断定，Hynek所说“很费力的工作”是不存在的。结果是许多（如果不是，而像持怀疑者所断定那样全部）列于未解决事例中的正式飞碟报道，仍都成了伪装的已知飞行物。

这种在已知飞行物（它仅仅提供目击者可靠限度的数据）和不明飞行物（它被飞碟家宣称为人类科学的一个重要的突破）之间的模糊界线，就是新的未来科学“飞碟学”的令人震惊的脆弱基础。“飞碟学”的另一个高度想象的和非科学的特点，也是它的致命弱点是，对核实数据采取极不严肃的态度。

报刊尽力使世界相信飞碟的存在，几乎没有报纸报道相反结果的。

广告伎俩

为了取得科学和公认地位，飞碟学正在作艰苦的斗争。因而，人们也许可能理解为什么飞碟学家的公告，与其说是带解释性的不如说主要是带劝诱性的。从中我们能看到那些大街上广告的种种惯用伎俩：求助于权威，借助于推论，迎合潮流的要求，迎合解脱困境的要求等等。这里不必考虑这种宣传的合法性，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些不过仅是进行不合逻辑的劝诱手段而已。

同时，通常发表的飞碟报道，大多是十足的胡说。诸如Hynek博士等飞碟辩护者们，在批评报界利用飞碟新闻时，像那些怀疑者一样毫不动摇。对于出版工业和新闻界来说，飞碟传说是一笔可观的生意，它们充满了人间趣事、滑稽场面、骇人传说以及对政府掩饰真相和那些得知内情的科学家们的猛烈抨击。绝大多数公众对飞碟的态度都是建立在误传基础上的。如果说“大部分美国人相信飞碟”，但这并不是飞碟学的科学凭证，而只能说明是新闻界那些神话故事编造的效果而已。

让我们略选几例来窥察一下那些神话的真相。例如，对于议论最多的“Carter飞碟”，就从来没有—个飞碟热衷者或大肆渲染过飞碟的新闻记者去调查过。他们仅仅是把它们当作精彩的故事或者有趣的轶事来进行传播。然而，一个名叫Robert Sheaffer的年轻飞碟怀疑者曾对此进行了彻底追查。他指出了Carter对四年前看到飞碟的地方和日期回忆的大量错误，并搜集了其他目睹者提供的证据，确证这完全是一起极平凡的事件。但是，由于对诸如Sheaffer等飞碟怀疑者文章的新闻封锁，以致许多飞碟发言人现在仍在对“Carter飞碟”津津乐道，殊不知，这一事件已经调查清楚、得到解答了。

飞碟学家全然不顾确凿证据的另一个突出例子是，反复强调“宇航员看到过飞碟”。已收集到了许多宇宙飞行员看见飞碟和摄下飞碟照片的报道，有20件以上发表在Hynek编著的《真实的边缘》—书中，这书专门发表有关飞碟学的“进展报告”。

但是，其中却没有一个是“真正的飞碟”。它们大部分是由不负责任的作者和飞碟迷凭幻想制造出来的。（已从这些报道中鉴定出几件明显的伪造照片），或因人们对有关空间缺乏了解所致。有几件甚至就是极普通的飞行卫星。然而，由于对解释性的数据有选择的省略、夸张、错误引用，或者甚至捏造“声音录制”，因而使得这些传说成了人们“相信”飞碟的主要原因。

1976年7月，Hynek博士参观了美国宇宙航行局休斯敦空间中心，看了大部分已发表的空间飞碟的最原始底片和磁带。然后，他告诉同事，他对未经证实而将那些飞碟传说收进他的著作，感到深深的懊悔，并对书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的飞碟”而感到满意。1978年1月，Hynek在与《花花公子》（Playboy）杂志的一次会见中谈及“宇宙员飞碟”传说时证实：“我去了休斯敦并看了那些照片，我必须承认我不是违心地这样说的。”

“Carter飞碟”和“宇航员飞碟”，成了接受飞碟为一门科学的关键问题。飞碟学家一般不愿意像Hynek那样撤销对已弄清事例的赞同，而宁可继续传播和渲染些相同的传说。因此，报刊上有关飞碟报道的真实性仍是极其可疑的。

对飞碟学证据进行反驳，暴露了飞碟学哲学基础的另一个主要弱点，那就是把通常应由奇异事物的提出者承担的进行验证责任（就像在刑事诉讼中，控告者必须提出被告有罪的证明，否则被告仍将是无罪的）推卸给了飞碟的怀疑者，要他们提出反驳飞碟的证据。在“Carter飞碟”和“宇航员飞碟”问题上，就是由怀疑者进行了调查并解释了这些事例而飞碟学家们在此之前却以为这些事例是可信的，甚至他们的大多数现在仍相信它们的存在。

但是，科学规律是清潭的，非同寻常的主张需要非同寻常的证明。飞碟学的观点是对当代科学在解释宇宙方面能力的一种指控。但是，它必须证明这一指控，就像每一个其他这样的支持者必须证明那· 样。无疑，我们必须修改当前流行的模式。

飞碟学的真正基础违背了时间试验的程序。少数几个尚未获解释的事例，成了飞碟学家需要修改现代科学的证据。飞碟学那些不寻常报道，在受到反驳之前一直被认为是有效的根据。从科学方法论上看，飞碟学家是拒绝接受科学理论“假定性”概念的。

—种理论不进行充分论证、辩论不能认为是科学的。即理论必须这样解释宇宙，使得进一步的观察和实验或者否定，或者肯定该理论的预言，或者符合它的预言而不符合传统的预言。爱因斯坦关于全食时太阳附近所观察的星光必然产生折射的预言，就是这种预言的一个著名例子。

然而，在经过三十年无目标的推测后，飞碟学尚未产生任何有价值的科学理论。因此，它是一种十足的无结果的“科学”。每一种有关飞碟的不切实际的推测，都被吹捧为“新理论”。然而，它们中没有一个能作出将不使这种理论丧失名誉的预言。在此，必须再次指出，作为“飞碟学”特点的臆想过程，并不能归入“科学”之列。

不科学的“飞碟学”，最令人遗憾之处是它不去评定许多已发表的推测的实际真实性。而也许正是这些推测掩盖了“真正飞碟”（如果真的存在的话）。如果外部空间飞行器已成功地访问了地球，那么有许多理由可说明，“他们”为什么决定不与我们进行公开的接触，然而却允许我们一闪而过地看到他们。飞碟也许还能有其他一些现象，例如“心理投射”，“时间机”，地球上存在着一种尚未发现的文明或高级生命，或者许多其他类似的稀奇古怪的可能性。而唯一可以说科学的是，这些假设没有一个被严密地提出和论证过，哪怕是最起码的验证。

遗憾的是，如果这类不测事件即使渐渐得到承认，而且标明飞碟学家是“正确”的话，那么它们也很可能不是促进而是阻碍传统科学对它们的承认。因为支持这些新理论的飞碟学家，已经由于太多的喊叫“狼来了”，太多的对最终被证明是骗局报道的认可，以及太多的反科学断言，而弄得声誉扫地。他们的“正确”是偶然，而不是自己的努力。

什么是飞碟学？

如果飞碟学不是一门科学，那么它究竟是什么？也许可以把它看成是对与个人无关和专门化的现代科学的一种反对运动。现代科学已经不再是取消“平民科学家”了，即不再是根据业余爱好而对科学发展作出过实质贡献的业余研究者了。相信飞碟，确是一种诱人的“自我陶醉”，一种占有内部信息和特殊学问的姿态。这类推测，要求社会学家们予以更多的关心。

若只用吸引怪癖者的数量和质量来衡评飞碟学是不妥当的，那因为其他领域如医药、宗教、教育和经济等也吸引了怪癖者，但不能忽视的是，飞碟学似乎已吸引了更多的狂热者，并且在这一点上它已不能适当地控制它自己的队伍。

再过三十年，“飞碟学”运动可能是怎样的面目呢？也许它将获得能经得起科学检验的新证据；也许自命的飞碟学家将建立真正符合科学标准的证据，将承担验证的责任，将产生“可假定性”理论，将能肯定地而不是否定地阐述它们的“科学”；也许一些重要的事情将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这是许多飞碟怀疑者与飞碟研究者的共同希望，因为如果飞碟学的任何主张被证明是有效的，那么它将真正成为一个重要的科学突破，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即使不这样，飞碟运动也只不过是本世纪最大的社会性错误，它本身也很值得进行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但是，在更多的冷嘲热讽场合，飞碟怀疑者常借用Bosuell在闻知他的一个朋友再婚的消息时，讥讽地引用Samud Johnson的一句名言：“希望战胜了经验。”

（New Scientist 1979年10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