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美国当代著名科学哲学家保尔 · 费耶本德，是60年代以来科学哲学领域中反逻辑实证主义的革命中的健将之一。他的观点大体上属于鲍波尔的批判主义，但也是这个学派的叛逆。在科学发展观方面他比较接近于库恩的科学革命概念，但也有不同，某些方面更为极端，往往以更为彰明昭著的非理性主义而著称。
下面的文章原是他同库思的论争之作，却也简要地权述了他自己的科学发平模式。在他看来，科学有一定“韧性”，即在一定时期内人们总要遵守一种理论，而置大量反证于不颀。在这一点上，他反对鲍波尔关于理论总是不断出到反驳的观点。另一方面，有“切性”即容许对现行理论进行调整，改变形式，这就不可避免出现“增生”，使不同理论同时并存。在这一点上他又反对库恩的规范绝对统治：否认常规科学时期的存在。他认为科学的韧性和增生是相互作用的，因而，科学家既要敢于在困难面前坚持自己的意见，又要勇于修正自己的意见，容忍不同理论。因此，科学的常规和革命也不是科学发展的两个不同时期，而只是两种不同因素。费耶本德认为，这也就是科学的经验成分和哲学成分。前者是大量的，因而常常被看成是科学的全部内容，而忽略了后者在科学革命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按照这位哲学家的意见，科学进化前景应是这两种不同因素的辩证的综合。
但是，这个粗略的轮廓中却隐含了另外一些问题：科学为什么有韧性？因为理论根本不可能由事实来检验；为什么会增生？也仅仅是因为“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因而科学理论不可能具有任何真理性，也没有任何理性基础。归根到底，科学的发展也谈不上什么逻辑模式。
此文原题是《对专家们的安慰》。这里主要摘自此文前半部分。标题都是编者所加。后半部分讨论“理性在科学中的作用”，对上述在前半部分中隐含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展开。这一部分当分行介绍。
科学发展的“韧性原理”
科学家是怎样实际进行工作的？我们要他们怎样工作？为了尽量明确问题之所在，让我们首先考虑以下的方法论问题：我们能否说明库恩所谓常规科学进程的根据呢？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坚持一种理论而不顾显而易见的反证、即逻辑上和数学上的反对论据呢？如果——那么是否可能抛弃这一理论而又不违反这些根据呢？
下面，我把这样一种做法——从许多理论中选出一种可望取得最有效理论、即使遇到巨大困难时仍然加以坚持——称之为韧性原理①。于是问题在于：怎样才能捍卫这个原理呢？怎样才能以或者同它—致，或者受它支配的方式改变我们对规范的忠诚？请记住：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方法论问题，不是科学怎样实际进行的问题。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希望这个讨论会使我们的历史感更敏锐，从而使我们得到一些有趣的历史发现。
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韧性原理是合理的，因为理论可以发展，可以改进，最终还可以适应起初完全不能理解的困难。而且，过于相信实验结果也是极不慎重的。的确，如果一切有效证据都支持一种理论，即使这种理论竟然是真的，也使人十分奇怪，甚至使人怀疑。不同的实验工作者会犯各种不同的错误，所有的实验都按一共同的标准衡量，往往要花相当的时间②，在这些有利于表明韧性的论据上，库恩教授还会补充说，一种理论也总要提供完善性、无效性、合理性的准则，人们要尽量长久地支持这一准则，以便使讨论也尽可能长久地保持合理性。但最主要之点还在于：几乎从来也没有发生过理论直接同“事实”或“论据”相比较的情况。证据是否算是贴切，不仅取决于可称之为“辅助科学”（拉卡托斯贴切地揭述为“试金石理论”）的其它学科，通常也同样取决于理论。这类辅助科学在推导可检验陈述时可以成为追加的前提。但也可以影响观察语言本身，因为它提供了表述实验结果的概念。例如对哥白尼观点的检验，一方面包括有关地球大气、有关运动对被动物体影响的假定（动力学），另一方面也包括有关感官经验同“世界”的关系的假定（认识理论，包括望远镜视觉理论在内）。
前一种假定起前提的作用，后一种假定决定哪些印象是真实的，使我们不仅能评价，甚至能构成我们的观察。没有迹象说明我们宇宙观有什么根本变革，假如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的变化会同一切有关辅助学科的进步齐头并进。恰恰相反，这样一种进展绝无可能。假如谁会指望发明哥白尼主义和望远镜以后立即出现相应的生理光学呢？基本理论和辅助学科常常是“异相的”，发展并不协调。结果，我们得到了一些反例，它们并不表明一个新理论注定要失败，只表明目前它同科学的其余部分不相适应。正因为这种情况，科学家面对明明白白的反面事实，必须提出一些问以使他们维持原有理论的方法，即使不可能对这种矛盾立即取得经得起检验的解释。韧性原理（我只是为了便于记忆才称之为“原理”）只是形成这些方法的第一步。
科学发展的“增生原理”
有了韧性，我们就不必再用顽强的事实取消某一理论T，即使事实明若观火。但我们还可以使用其它理论T'、T''、T'''等，在强调-T的困难的同时又保证解决这些困难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韧性原理本身促进了T的取消③。因此，我们的目的如果是改变规范，我们就必须准备引进、阐明T的替身，或者如我们所要说明的（只是为了便于记忆），必须准备接受增生原理。按此原理进行，就是一个加速革命的办法。这是一个理性方法。但这是科学实际使用的方法吗？还是科学家一直恪守他们的规范，直到憎恶、挫折和厌烦使他们不堪忍受的痛苦结局呢？在常规时期的末尾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小小的方法论童话确实会使我们更敏锐地看待历史。
很抱歉，我十分不满意库恩在这一点上一定会提出的看法。从一方面来看，我坚决强调常规科学武断、权威、目光短浅的特点，强调常规科学必然引起暂时的“头脑僵化”、常规科学家也“基本上已不再是一个探索者……至少不再是一个对未知世界的探索者。相反，他力图阐明已知的东西，使之具体化……”，结果，几乎总是“个别科学家受到检验，而不是解决疑难的传统或某种流行理论受到检验”。“挨骂的是个人：不是工具”。他当然知道，某一门具体科学，如物理学，可以有一种以上解决疑难的传统，但是他总是强调它们的“准独立性”，断言每一种传统都“受自己的规范引导，研究自己的问题”。所以，单一传统只受单一规范指引。这是事情的一方面。
从另一方面看，库恩又指出，在相互竞争的理论之间一旦有了某种选择，就立即会出现更多的哲学论证，而不再去解决疑难了。
常规科学如果真的像库恩证明的那样钢板一块，那么竞争的理论又从何而来？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理论，库恩为什么又看得那么严重，并承认它们会使“科学”（消除疑点）论证形式改变为“哲学”论证形式？我记得很清楚，库恩曾批评波姆妨碍了当代量子理论的一致性。波姆的理论不能改变论证形式。
爱因斯坦却能，这也许是因为他的理论比波姆的更牢靠。这是不是说竞争的理论只要牢靠就可以增生呢？但是，恰恰具有这个特点的前科学，却又单是被认为不如科学。而且，二十世纪物理学的确有一种想把广义相对论从物理学中抽出来，把它限制于大范围的传统。库恩为什么不支持这种符合于他的并存规范具有“准独立性”观点的传统呢？反过来说，如果竞争理论的存在不一定要改变论证形式，我们是不是就绝不能怀疑这种所谓准独立性呢？
让我们再进一步讨论一下这一点。库恩不仅承认理论的多样性会改变论证形式，他也把某种确定的作用归于这种多样性。他曾多次地指出，他完全同意这里的方法论要点！不借助于另外的理论，就不可能进行反驳。而且，他还详细描述了别的理论对反常现象的放大作用，解释了这种放大是怎样引起革命的。所以他实际上已说过，科学家是按照我们这个小小的方法论模型发动革命的，而不是由于他们坚持追随某一规范、当问起太大时又突然放弃这一规范而引起的。
这一些立即导致另一个困难：库恩所谓常规科学或“成熟”科学究竟是不是历史事实。首先库恩认为，除非有另一种理论来帮忙，原有理论就驳不倒。其次，增生对于推翻规范也有历史作用。因为另外的规范扩大了现存的反常现象，规范就被推翻了。最后库恩指出，在一种规范历史中的任何时刻都有反常。理论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中都无可责难，而发生一次大反驳就可以把这些理论统统打倒——库恩认为，这种看法不过是神话。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为什么不马上使理论增生，根本不让常规科学出现？如果希望科学家也这样想，希望常规时期（如果真有的话）不会持续很久，也不会扩展到很大的领域，不就太过分了吗？简单考查一下上世纪的一个例子，可表明情况似乎确实如此。
上个世纪的第二个三分之一中，至少有三种互不相容的不同规范。这就是：（1）机械论观点，不但在天文学、动力论、电动力学的各种力学模型中表现出来，而且也在生物科学，尤其是医学（赫尔姆霍兹在这里的影响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中表现出来；（2）一种同热的理论有关的观点、这种热的理论是独立的、现象学的、最后也同力学一致起来；（3）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的电动力学中所隐含的观点，后来赫兹发展了这种电动力学，并使之摆脱其力学伴生物。
这些不同的规范根本不是什么“准独立”的。恰恰相反，正是它们的积极相互作用造成了古典的理学的瓦解。如果没有麦克斯韦理论同牛顿力学之间的紧张形势，就不可能出现最后导致狭义相对论产生的困难了（爱因斯坦在自传中简单明了地描述了这种情况）；魏耳在《空间、时间、物质》中也作了同样简要但更加专门的介绍；彭加勒在1899年、后来又在1904年的圣路易讲座中也说明了这种紧张形势想用布朗运动现象直接反驳现象论的第二定律，也是不可能的。从一开始就必须引进动力论。又是爱因斯坦遵循波尔兹曼，开辟了道路，再举一个例子：发现作用量子的研究工作已把力学（用于维恩推导出他的辐射定律的动力论）、热力学（能量在各级自由度中平均分布的波尔兹曼原理）和波动光学等不相容甚至不可比的不同学科结合起来了。但如果科学家们都重视起这些学科的“准独立性”来，这种研究就完蛋了。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参与争论，大多数人可以继续专心于他们的“细小疑点”。但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库恩自己的说教，那么并不是这种活动带来进步，而是少数人（以及参与少数人的问题及其新奇预见的实验者）的增生活动才能带来进步。我们要问：多数人是不是通过革命就立即不再解决老的疑难了呢？但如果真是这样库恩把增生时期和一元化时期暂时分开的说法，也就完全垮台了。④
“韧性原理”和“增生原理”的相互作用
于是，我们在小小的方法论童话中所描述的韧性和增生之间的相互作用，似乎也成了科学实际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似乎使我们的知识得以增长的不是解决疑难的活动，而是人们所坚持的各种观点之间的积极相互作用。此外，导致推翻熟知的旧规范的，是新观念的发明，是在竞争中为之获得一个相称地位所作的努力。这类发明一直在进行着。可是只是在革命期间才被注意到。这种注意力的转移并不反映任何深刻的结构变化（例如从解决疑难过渡到哲学思辨和检验基本原则）。这不过是兴趣和宣传的变化。
这就是从我们简短的分析中所涌现出来的一幅科学图景。它有吸引力吗？它能使科学值得花费时间和精力去从事吗？存在这样的学科，我们不得不同它一起生活，研究它，理解它的事实，这对我们有利吗？抑或很容易损坏我们的理解力，减少我们的欢乐？
用健全的精神探讨这些问题，现在是十分困难的。什么是值得的，什么是不值得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有制度和生活方式，我们对这些制度本身还不曾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⑤。科学尤其是被一层完美的辉光所笼罩，这层辉光制止对科学的有利作用进行调查。像“探求真理”或“人类的最高目的”等措辞都是随便使用的。无疑，这些措辞使其对象崇高起来，但是也使它超越于批评讨论的范围（库恩朝这个方向又迈了一步，甚至把某种高贵地位赋予科学事业最令人厌烦、最平淡无奇的部分：常规科学）。但是为什么应该让人类独创的某种产物来取消那些恰好是产生这种产物的问题呢？为什么这个产物的存在会阻碍我们提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个人幸福和自由业已增进到什么程度呢？用特别的尚未创立的价值来检验牢固的生活方式，总会获得进展。这就是人如何逐步把自己从恐惧和未经考验的制度的暴政下解放出来。
所以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将选择什么价值标准来检验今日的科学。
我认为个人的幸福和充分发展是，也永远是最高可能的价值。这个价值并不排斥来自日常生活的价值（真理、勇气、自我否定等等）。毋宁说它赞助这些价值，但仅仅就这些价值能够促进个人发展而言。所排斥的是利用日常价值谴责甚至消除那些宁愿以不同的方式安排他们生活的人。所排斥的是力图以这样的方式“教育”儿童，使他们失去多方面的才能，局限于狭隘的思想、行动、情绪。采纳这种基本价值我们需要有一种方法论和一套制度，使我们尽量少受损失，尽量不偏离我们的自然倾向。
上面说过，一门科学要发展我们的思想，并利用理性方法消除甚至最基本的猜测，必须利用韧性原理和增生原理。必须允许在面临困难时坚持自己的意见，必须允许引起新的意见，即使流行观点似乎不完全得到证明，完美无缺。我们也发现实际科学，至少引起变化和进步的那一部分实际科学，与童话所勾画的理想没有什么不同。但这确实是幸运的巧合；我们现在完全同意上述我们的愿望；增生意味着无须压制人脑的甚至最为稀奇古怪的产物。人人都可以随心所欲，科学作为一种批判性事业，将从这种活动中得益。韧性：这意味着鼓励人们不仅可以随心所欲，而且可以进一步发展这种所欲，并借批判之助（包括同现存的其他爱好进行比较）进一步阐述清楚，从而可以在更自觉的水平上加以捍卫。增生和韧性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就是在一个新的水平上继续物种的生物学发展，甚至可能增加有用的生物学突变趋势。这也许是防止我们这个物种停滞的唯一可能的手段。
科学发展的模式
我赞成的科学图景是两个发现的综合。一是鲍波尔的发现：科学通过不同观点的批判讨论而前进；二包括库恩的韧性作用的发现，但他错误地用假想的韧性时期表示。拉卡托斯也主张综合增生和韧性并不是科学史中前后相继的时期，而是同时并存的⑥。
我说“发现”，并不是说这些思想完全是新的，或者以新的形式出现。正好相反，这些思想有的已古老不堪。知识可通过不同观点的斗争、可依赖于增生而前进的想法，首先是由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提出的，鲍波尔本人也曾强调这一点，并由穆勒（尤其在《论自由》中）发展为一般哲学。不同观点的斗争对科学具有决定作用，这种想法，思想也是由马赫（《认识和谬误》）和波尔兹曼（参阅他的《大众科学讲演集》）。主要在达尔文主义影响下引进的。一些辩证唯物主义者反对极端“唯心主义”的异想天开，也强调要有韧性。最后，在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著作中，综合表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本质。某些“分析”哲学家或“经验论”哲学家今天仍然主要处于维也纳小组影响之下，对此却很少了解。考虑到这种狭隘而又颇为“现代”的环境，我们可以称之为名副其实的然而姗姗来迟的“发现”。
照库恩的意见，成熟科学是常规时期和革命的更替，常规时期是一元的；科学家试图解决由于力图用单一规范看世界而产生的疑难。革命是多元的，直到涌现一种新的规范，作为新的常规时期的基础而获得足够的支持。
这仍然没有解决怎样从常规时期过渡到革命的问题。上面我们表明过渡可以合理方式完成，人们把主要规范同其他理论进行比较。库恩教授似乎也是同样的意见。他还指出事实就是这样。增生在革命前就已开始，有助于引起革命。但是这意味着原来的说法是错误的。增生并不是同革命一起开始；它先于革命/稍有一点想象力，稍作一点历史研究就可以知道，增生不仅直接先于革命，而且始终存在。如我们所知，科学不是常规时期和增生时期的更替；科学是二者并存。
这样看来，从前科学过渡到科学并不是用常规科学解决疑难的传统来取代不受约束的增生和对前者的广泛批评。其实只是用解决疑难的活动来加以补充，说得更恰当些，成熟科学是把两种往往是分离的、十分不同的传统，即多元的哲学批判传统和更有实际意义的传统结合起来，后者探索一定对象（某一理论；某一问题）的潜力并没有被可能发生的困难所阻止，也没有考虑其他的思想方法和行动方法。我们从鲍波尔教授那里获知，前一传统与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宇宙学密切相关。后一传统，用一个封闭社团体的成员对待他们的基本神话的态度最能说明问题了。库恩推测说，成熟科学就在于这两种不同的思想模式和行动模式的更替。他注意到常规的或保守的或反人道主义的要素，这是对的。这是名副其实的发现。但是当他表述这一要素同更为哲学的（批判的程序的）关系时，他就错了。按照拉卡托斯的模型，我认为正确的应是同时存在和相互作用的关系。所以我只说科学的常规成分和哲学成分，不说常规时期和革命时期。
在我看来，这样一种解释可以克服许多逻辑上和事实上的困难，这些困难使库恩的观点如此使人迷惑，同时又如此令人不满⑦。谈到这点，不要因为常规成分总是在重要性上超过比它的哲学部分更重要而发生误解。我们不是在研究科学某一要素有多少，而是研究科学的功能（个人就能使一个时代革命化）如何。不要过分注意这一事实：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哲学”成分处于科学本身以外，他们还用自己缺乏哲学的敏锐性来证明这一点。因为进行根本改革的不是他们，而是那些促进常规成为和哲学成分积极相互作用，（几乎总是用外在哲学的东西来批判牢固的非哲学的东西）的人。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科学的状态为什么似乎总有一种明显的动荡不安？如果科学真是由常规部分和哲学部分经常的相互作用构成，而且推进科学的也正是这种相互作用，那么革命因素为何只是在这种罕见场合才显然可见？
我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明确的。常规成分是大量的，也很牢固。因此，常规成分的变化十分引人注目。对常规成分变化的抵抗也是如此。这种抵抗在变化似乎即将来临的时期显得尤为强烈而明显。这是针对哲学成分的，并为公众所意识到，总是渴求新事物的年青一代掌握新的材料，劲头十足地加以研究。总是注意标题的新闻记者——标题越荒谬越好——把新发现公布于众（这些新发现总是哲学成分中最剧烈反对现行观点的，尽管现行观点仍然有一定的道理，甚至也有某种事实的支持）。这就是我，们之所以感到有差别的原因。我不认为还要寻找什么更深刻的原因。
至于常规成分本身的变化，没有理由期望它将遵循可以清楚辨认的逻辑模式。库恩像以前的哲学家一样（我主要想到黑格尔），认为巨大的历史变化一定会展示出某种自己特有的逻辑，认为某种观念的变化从变化事实与观念变化内容之间有联系的意义上说，一定合乎理性。只要是同理性的人打交道，这就是一个可行的假定：哲学成分中的变化很可能解释为清楚而毫不含糊的论证结果。但是，如果认为人都习惯于抗拒变化，对任何批评他们所偏爱的东西都要皱眉头，他们的最高目的就是在既不知道又不理解的条件下解决疑难，如果认为这样的人会合理地改换忠心，那就未免太过乐观，也太过追求合理性了。因为年轻一代不会糊里糊涂地效法他们的先辈，或者因为某一位知名人士已改变想法，或者因为团体中某一位有影响的成员死去或不曾（也许由于他的怀疑的本性）留下一个实力雄厚的有影响的学派，或者因为某种非科学的权威机构把思想推向某一确定方向：在这种情况下，获得多数人支持的常规要素就有可能发生改变⑧。于是，革命就成了常规成分某种改变的外在表现，这种改变不能用任何理性方式来解释。革命是轶事的实质，它把科学更合乎理性的要素加以放大，使之显然可见，从而告诉我们，如果周围有更多的理性的人，科学可能是怎样的。
①这个原理是由伊萨克·列维（Isaac Leri）为反对一种老观点而提出并加以表述的。
不要把本文所说韧性原理同帕纳姆（Putnam）的韧性规则（帕纳姆《证实程度》）混为一谈。帕纳姆规则要求：“除非理论同论据不一致了”，否则就要一直坚持；而库恩和我所理解的韧性，却要求即使有了同理论不一致的论据，也要一直坚持。这种更强烈的说法所引起的问题，在帕纳姆的方法论中当然不会有，而我却认为，只要准备在知识发展的任何时期都利用多种多样的互不一致的理论，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无论是库恩或者帕纳姆都不打算采取这个步骤。但库恩看到需要利用另一些理论，而帕纳姆却要求理论的数目必须减少到一或零（同上句）。
拉卡托斯从两方面反对上述看法。他把理论同研究纲领加以区别；他把韧性只用于研究纲领。
我承认，这样的区分及其运用，也许会使问题更为明确，但我还是想坚持我自己那个更为含糊的“理论”一词，它包括了拉卡托斯的“理论”和“研究纲领”都在内；我还坚持把理论与韧性联系起来，并全部取消那些比较简单的反驳。我之所以这样想，理由之一还是拉卡托斯自己提出的，即使简单的反驳也必然包含许多理论。另一个理由是：我相信只有通过不同“理论”（当然要假定“研究纲领”成分不仅偶然出现，而且始终存在）的积极相互作用才能带来进步。
②D·C·米勒（Miller）重复迈克尔逊-莫雷实验所受干扰，花了二十五年才得到令人满意的说明。而洛仑兹在此以前很久就已陷于绝望。
③事情当然并不完全是这样，但对于这里要说明的问题，本文的概述已经足够了。请注意，库恩对韧性的论据（论据必须有理性根据）怎么也不会违反，因为更好的理论当然也会提供更好的合理性和完全性的标准。
④也许会有人反对说，解决疑难的活动，尽管对于发动一场革命并不是充分，但确有必要，因为准备了最终引起困难的素材，由于要解决疑难，才有了使科学得以进步的一些条件。这种意见已为前苏格拉底派所驳倒，他们根本不管什么疑难而取得进步（他们的理论不仅有变革也有改进）。当然他们不曾提出这种模式：常规科学——革命常规科学——革命等等，在这里，专业的愚顽只是在“更高水平”的循环往复中周期性地为哲学的爆发所取代。
然而这无疑是个优点，可以使我们永远虚怀若谷，而不限于灾变期间。此外——常规科学不是也充满不属于当前的流行规范，而属于某些以前的规范的“事实”和“疑难”吗？情况不也是这样吗：规范的批判者也往往引进反常事实，却不用来作为批判的出发点？如果真是这样，其结果岂不是：科学的特征并不在于常规——增生常规的模式，而单单在于增生吗？那么库恩的立场岂不是不但在方法论方面站不住脚，在历史方面也错了吗？
⑤现代分析哲学家企图证明这种评价在逻辑上甚至是不可能的。在这方面他们不过是黑格尔的追随者——只是不具备他的知识、理解力和才智。
⑥我认为，如果抛开理论同研究纲领之间的区别，承认不可比性（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语言来说，也就是从量跃进到质），拉卡托斯的分析就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改进。这样改进以后，它就可以成为关于知识发展的真正辩证法的观点。
⑦只举一个例子。库恩写道：“专业人员所受训练是为了常规科学，不是为了非常科学；如果他们竟然异常成功地取代和代替了常规科学所依赖的理论，那就成了必须加以解释的咄咄怪事。”在库恩看来这确实是怪事。在我们看来，只要注意这一事实就够了：革命多半是由具有哲学思想的人们所完成的，他们懂得常规做法，但也能够以不同方式进行思考（以爱因斯坦为例，他自称逃避常规训练的能力对自由思考和发现是必不可少的）。
⑧ 过渡到成熟科学及其各种“准独立”传统的原因之一，是可以在罗马天主教会反对哥白尼观点的宣言中，看到的一些人企图用十七世纪意大利文化的某种特殊性来解释许多个别学科的发展和自觉的可靠的哲学背景的缺如，这些人必须考虑这一点……这样一种解释认为……伽利略的定罪只不过是一种外部压力，不会影响宗教事业的发展。然而罗马审判被认为是对意识的限制，只有牺牲生命对灵魂的拯救才能打破这个限制。……个别学科的发展是允许的。并没有阻止任何人去探测天空，探测物理现象，运用数学思考……以及用这种研究推进物质文化。应对伽利略的命运负责的教士和宗教团体，甚至耶稣会会士都孜孜不倦地从事这些限制工作。但是个人的良心，正像无所不在的“良心督导”、官员、学校、教会、国家一样，也在仔细注视这单纯争取知识的战斗，以便使任何人都不敢利用它的成员进行哲学思考（Leonardo Olschki，Geschichte der neus-prachlichen wissenschaftlichen Literatur，3，Galilei und Seine Leit，1927，p.400），“成熟科学”就是这样产生的，至少在罗马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