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穷人的经济学”一文是舒尔茨（T. W. Schultz）在领受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金时的讲演，这篇文章关于提高人口质量等一系列新的观点，对我国经济学界及读者，当有所启发与参考，故特发表。1979年其他方面（物理、化学、医学生理）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演说，本刊将陆续刊出。
诺贝尔基金会出于对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向本刊无偿赠予版权，本刊表示感谢。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人民都很穷，因此如果我们能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我们就能对经济学真正重要的部分有所了解了。世界上贫穷的人民大部分是靠农业为生的，因此如果我们能懂得农业经济，我们就能对穷人的经济学有所了解了。
富裕的人民对于贫穷人民的表现总是感到难以理解。经济学家也不例外，因为他们对于贫穷人民是在怎样的轻重缓急及匮乏的限制条件下进行种种抉择的，也感到难以体会。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大多数的人民都很贫穷，他们靠自己微薄的劳动报酬为生，收入的一半以上都用于糊口，他们的绝大多数都是生活在低收入的国家里，而且绝大部分都是靠农业过活的。但许多经济学家所没有能懂得的是，贫穷人民对他们自己以及对他们的子孙后代的命运的关切，绝不耳于任何富裕的人民。
近几十年来在农业经济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大多数博洽多闻之士看来，恐怕都会感到有点道理的。这种研究结果说明了，很多低收入国家的农业拥有很大的经济潜力，可以生产足够的粮食，以供他们仍在增长的人口之需，从而使贫穷人民的收入与福利能有显著的改进。在改进贫穷人民的福利中，其决定性的生产因素并不是空间、能源或耕地面积；其决定性的因素乃在于如何改进入口的质量。
在讨论上述这些见解时，我想先指出过去有两个认识上的错误，大大拖了经济学家们的后腿。然后我想指出，大多数的学者，对土地的经济重要性估计过高，而大大低估了人的因素的重要性。最后我想介绍一下，对低收入国家在提高人口质量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如何进行估量的方法。
我在这里所要介绍的这些见解，大多是研究生与研究人员在校以及以后在职业岗位上所做的研究，以及我的经济学界的同事们的研究成果。近几十年来，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关于“人”这个资本因素的理解，起了真正可以说是爆炸性的影响，这些研究的重点是在“科研工作”的经济学上的意义，农民对于新的有利可图的生产技术的反应，生产与福利的关系，以及家庭经济学等方面。
经济学家的错误
农业经济这门学科，过去由于几项认识上的错误，而致遭受到一些损失。主要的一个错误，是认为现有的经济理论不足以解释低收入国家的经济现象，因此需要另起炉灶，搞出一套新的经济理论来。于是就有人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模式，开始时也受到大家的喝彩欢迎，但最后看来顶多也只不过是些学术上的摆设而已。有些经济学家就另辟蹊径，想从文化与社会的角度来解释低收入国家在经济上据说是表现得那么差的原因。有许多文化科学家及行为科学家对于这样利用他们的研究感到不安，这也是很可理解的。但好在学术研究之风，已开始在转了。许多经济学家现在已认识到现有的经济理论对于低收入国家的匮乏的问题，和对于高收入国家的相应的问题，都是同样适用的。
另一个错误是对经济史的忽视。经典经济学问世时，西欧大部分的人民都还很穷，他们从贫瘠的土地上耕种所得，也只供糊口，其平均寿命也很短。因此，早期经济学家研究问题所处的背景条件，和今天低收入国家的情况很类似。在李嘉图Ricardo的时代，英国劳动人民的家庭收入有一半都是花在粮食上。在今天许多低收入国家的情况也是这样。马夏尔Alfred Marshael在1930年的一部著作中说：在李嘉图发表他的经典著作时，“……英国工人每星期的工资，往往还顶不上半蒲式耳优质小麦的价钱”［每蒲式耳=36.4公升] 。而今天在印度，一个雇农每星期的工资也不到两蒲式耳小麦的价钱（舒尔茨1977）。在印度，很多人民便是生活在李嘉图式的暗影之下。所以，如果我们能了解贫穷人民在那么长的年代里的经验与成就，就会大有助于了解今天低收入国家的问题与前途。这种了解，比之有关什么地皮、生态学，或明天的科技的最详尽最精确的知识，看来要重要得多。
对于人口问题，我们也同样没有很好地从历史的观点来看问题。我们把全世界的人口统计数字往前推算，并根据我们自己的看法进行解释，于是一看吓坏了，以为那些贫穷人民是像田鼠那样繁殖着，其结果非导致自我毁灭不可。然而只要倒回去看看我们自己的社会及经济史，那时候我们自己也是从贫穷的日子过来的，就会发现情况并非那样，并没有像田鼠那样繁殖而导致自我毁灭。那么，今天贫穷国家的人口增长也同样不会那样。
把土地的重要性估计过高
有一个流传得很广泛的观点，即所谓自然土地观点，认为世界上适于种植粮食的土地面积总共只有那么多，而且用于耕种土地的能源资源正在逐渐耗竭。于是根据这个观点说来，人类就无法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以供日益增长的人口之需。还有另外一种观点，即所谓社会经济观点，认为人类的能力和智慧，是足以减轻人类对耕地、对传统的农业、对日益减耗中的能源的依赖，是可以做到降低粮食生产的实际成本以应世界上日益增长的人口之需。通过科学研究，我们发现了耕地的代替品，这是李嘉图所无法预见得到的；而随着收入的增加，做父母的会宁愿少生儿女，提高儿女的质量、这又是马尔萨斯初料所不及的。说起来也怪，经济学这门科学，向来被人看成是阴郁的科学，现在倒是翻了个身，因为它能证明：关于粮食的自然土地论的观点，是不符合经济史的事实的；并告诉我们，历史证明了人类能通过知识的进步来扩大资源。我同意米德Margaret mead的说法：“人类的未来那一头是永远敞开着的”。人类的未来命运并不是受空间、能源，及耕地面积所预先注定了的。它乃是受人类的智慧的演进所决定的。
土地生产力的差异，并不足以说明为什么地球上有些长期住人的地方的居民会过着贫穷的生活。在印度，无论是德甘高原Deccan Plateau那种靠天吃饭生产力很低的土地的居民，还是印度南部土壤肥沃的地带的居民，多少年代以来，都是过着贫穷的生活。在非洲，无论是撒哈拉沙漠Sahara南缘贫瘠的土地的居民，还是东非洲断层地带的陡坡较肥的土地的居民，或是沿着尼罗河两岸及尼罗河口那样高度丰饶的冲积地带的居民，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他们都很穷。同样地，我们如果把那种宣传得很厉害的低收入国家的土地对人口的比率数字，拿来分析一下，也可看出，那些地区的土地对人口的比率之差异，并未造成其人民的贫穷程度有什么可与比拟的不同。就农业地区来说，最重要的因素是对农民的刺激及其有关的各种机会，使农民能通过投资来提高土地的有效利用，这里所说的投资包括农业科研及人的耕作技术的改进所作的贡献在内。
近来经济研究的文献中，有一个基本的结论，便是低收入国家经济现代化有一个根本的问题，乃在耕地在经济上的重要性不断降低，而人的资本（技能与知识）的重要性则不断提高。
但不管经济史上所反映的情况怎样，你如果抓住一位经济学家问问，就会发现他们对土地的看法，一般的都还是停留在李嘉图式的看法。但李嘉图对土地的概念：“原有的且不可毁灭的土地能力”，这种看法即便在以前是对的，在现在也不合适了。在高收入的国家里，几世代以来地租在国民收入里所占的比重，已大大地下降了，与此有关的地主的社会与政治地位，也大大的下降了，而且在低收入的国家里，同样也是都下降了——然而李嘉图以及他那时代的经济学家都以为这些是会上升的。那么李嘉图式的地租为什么会失势呢？主要的原因有二。其一，农业现代化历经年代，已经把原来处于自然状态的土地，变成比以前要富饶得多的资源。其二，农业科研已经提供了耕地的代替品、欧洲的土地，除了少数地区之外，其土质原来都是很差的，而现在已富饶得很。芬兰的土地原来比它附近的苏联西部地区的土质要差，然而现在芬兰耕地的肥沃程度已超过苏联。日本的土地原来比印度北部土地的土质要差得多，现在也已大大超过了印度。这种变化，其部分原因，便是由于农业科研的结果，包括买进的农业投入物资里所体现的科研成果布内。现在已有新的耕地代替品（称之为土地增大亦无不可）。这种土地出现代替品的过程，可以举谷物为例子。1979年美国玉米收获面积较1932年减少5300万英亩，但在1979年美国玉米收获量达75亿9千万蒲式耳，几乎为1932年产量的三倍。
对人的因素的质量估计不足
土地本身并不是造成贫穷的关键性因素。关键性因素乃是在人民的质量：即用在改进入口的质量方面的投资，能显著地提高贫穷人民的经济前景及其福利。照管孩子、家务经验及工作经验，通过学校教育及其它途径获得知识及技能，这些基本上是对健康和教育的投资，都能对人民的质量起改进的作用。我在后面还要讲到，在低收入的国家里，这种投资只要不被政治的不稳定所耗失，那么它对改进经济前景都曾起着很大的作用。低收入国家的贫穷的人民，并不是铁板式的贫穷平衡的奴隶，经济学对此并非无能为力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压_一切的力量，能使所有的经济上的改善的效果都为乌有，从而使贫穷人民放弃经济上的奋斗。现在有关农业方面的研究报告，都很清楚地说明了，农业上的贫穷人民，只要有更好的机会，他们是会作出积极的反应的。
农业上人的因素——农业劳动者及农业企业者，他们都参加农业活动并支配资源——他们对将来的期望，是由新的机会及刺激所形成的，而他们则对这种机会与刺激作出反应。这种刺激最明显是表现在农民将其产品进行交换所得的价格上，以及他们所购入的生产资料及消费品以及劳务所支付的价格上。这些刺激［价格结构]在许多低收入国家里大大地走了样了。［舒尔茨1978]。这种因政府所造成的走样，其结果只会减低农业本来所能作出的贡献。
为什么政府总是要搞出这种不利于农业的歧视呢？其“原因”是在：国内政治一般的总是偏向城市居民而牺牲农村居民，虽然农村居民在人口中占的比例要大得多。城市消费者及工业的政治影响，总是使他们能强取低价粮食，而拿广大的贫穷农村人民作牺牲。这种对农业歧视的借口是，农业本来就是落后的，它的经济贡献也不重要，尽管有时也搞搞“绿色革命”。他们认为低贱的庄稼人对于经济刺激是麻木的，因为据说农民都是死抱着他们传统的耕作方式不放。他们认为只有高度工业化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在拟订政策时总是把工业放在最优先的地位，这包括要把粮食价格压低。很遗憾地（但又确是如此），在高收入的国家里有些捐赠机构都仍然抱着这种观点，而且有些经济学家还为这种观点提供理论根据。
企业者
全世界各地的农民，在处理成本、收益与风险等问题时，都是很会盘算的经济人。在他们小小的、个人的、自己可以支配的小天地里，他们都是很精明的企业者，其精明的程度，连许多专家都未能觉察得出他们的效率有多么高。我最早在《改造传统的农业》一书中［1964]，对这种企业者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虽然农民由于在教育、卫生，以及看问题，对新事物作出行动的反应的经验等方面的原因，各人的表现都不一样。然而他们都具有一种人类的根本能力，那就是企业者的才能。大多数的农场里，还有一个第二企业，那便是他们的家庭。农民的家主妇也是企业者，她们都会支配她们的时间，使用农场的产品并购进物品进行家庭生产。小规模生产单位的千千万万的男人和女人，都有这种支配的才能。一般说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乃是一个高度分散的部门。如果政府在农业上把这一职能揽过去，其结果只会使农民的这种企业者的才能无法发挥出来，可是政府本身又无法很好的提供别的办法来代替农民的这种支配的才能，以应农业现代化之需。农民及其家主妇的支配作用，至为重要，他们的经济机会，乃是件大事。
在科研工作中，企业者的精神也是很重要的。所有的科研工作都是带有冒险性质的事业。因此就需要对于短缺的资源，很好加以支配。它需要进行组织。必需要有人来决定，在现有的知识水平的条件下，如何把有限的资源分配给各种科研活动。科研工作的实质，就在于它是对于未知或仅有部分已知世界所进行的一种必威在线网站首页网址 的冒险事业。这就需要资金、机构，与力能胜任的科学家。但光有这些还不够。在科研工作中还需要有企业者，这种企业者，不论是由科学家来担任的，还是由国民经济中参与科研工作的别的什么人来担任的。
不平衡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把农业加以改造，使其生产力不断提高，这种过程一般都称为“农业现代化过程”，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当更好的机会出现时，在农业工作中进行各种各样的调整。我曾经论证过：在一个必威在线网站首页网址 经济中，解决不平衡问题的才干，是非常重要的。
这种不平衡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它是无法用法律或公共政策来消除的，更不是花言巧语所能解决的。政府是无法有效地起农业企业者的作用的。
未来的历史家对近几十年来经济刺激所受损害程度之大，一定会感到搞不明白。知识界的主导思想是对农业的经济刺激抱着反对的态度，而政府现行的政策则又是贬低对生产者经济刺激的作用。由于缺乏经济刺激，有许多低收入国家里农业的很大一部分经济潜力，都未能发挥起来。这些国家农业的技术改进，是越来越有广阔的前途，但农民需要有经济上的刺激，才能把这种潜力发挥出来，然而这种经济刺激却乱了套，或是由于得不到有关的情报，或是由于价格与成本结构不对头。由于缺乏有利可图的经济刺激，农民就不肯进行必要的投资，包括购进高级的生产资料。在目前，政府的干预乃是这种缺乏最有利的经济刺激的主要原因。
在人口质量方面的成就
现在再来谈谈在改进农业及非农业人口的质量方面所取得的可衡量的进展。这里所说的人口质量，是指各种形式的人这个资本。我在1974年的著作中曾讨论到，对于人的资本这个概念，是可以给以严格的定义的，但仍免不了会出现一般有关资本理论中所遇到的含糊之处，特别是在经济增长模式中，资本这一概念的含义，还是很含糊。资本有其两面性，而这两个方面所反映的经济增长的情况（那是一个必威在线网站首页网址 过程），又总是互相矛盾的。这也必然是如此，因为从成本角度来看，所反映的是旁置投资；而另外一方面所反映的，则是有关这种资本所提供的一系列服务的贴现值，而这又是随着经济增长的底数的变化而变化的。但更坏的是在资本理论中以及增长模式中资本累聚所据的资本均一性这个假定。Hicks在1965年就指出，资本均一性的假定，乃是资本理论的致命伤。可以证明，这个假定对于分析经济增长的必威在线网站首页网址 过程是不合适的，因为经济增长的必威在线网站首页网址 过程乃是基于资本的不均一性之上的，而这种资本的不均一性，又是由于资本的收益率的差异而造成的，不论这种资本累聚是用因素成本来表示的，还是用它的各部分的从头到尾的服务的贴现值来表示的。所有的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都无法证明这种不均一性是不存在的，即可以把资本的各种不同收益率视为相等的。但又何必凿方为圆呢？如果我们无法观察到这种不均一性，就势必要造出一个来，因为它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它之所以是主要源泉，是因为它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信号。所以，经济增长的某一个重要方面会被这种资本累聚所掩盖。
人的资本的新增部分的价值，要视人类从这种新增部分所取得的新增的福利如何而定。人的资本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及企业者的能力。企业者的这种支配能力，无论是对于农业或非农业生产：对于家庭生产，对于学生受教育时怎样支配他们的时间或其它资源，都是很重要的。它对于移民出外以求得更好的就业机会，更好的生活地点，也都很重要。它对于提高从目前及未来消费所取得的满足，也都很重要。
我对于人口质量问题的探讨，是把质量作为一种短缺的资源来看待的，这也就是说，它具有一种经济价值，而要取得它，就必须付出成本。在分析某一段时期里人类行为上的表现，是怎样决定了他所取得的某一质量的种类与数量时，这种分析的关键所在，便是要研究重新获得的某种质量所得的收益，以及为获得此种质量所付出的成本，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当收益高于成本时，人口质量的总值便会得到提高，这就是说，任何一种质量的供应的增加，乃是由于对这种质量的需求量的增加所造成的。这便是用供求关系的方法来研究投资行为，因为所有质量的组成部分在这里都是作为耐用的、短缺的，而在某一段时期是有用的资源来看待的。
我在进行分析时所据的假定是：在许多低收入国家里，在某一段期间内，质量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收益是不断增加的；企业者从他们的支配能力所获得的级差收益也是增加的，而照管孩子，教育，以及卫生的改进等所获得的收益也是增加的。再者，随着获得这些质量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成本不断降低，其收益率又不断提高。在一段期间里，随着对质量要求的提高，儿童质量要求的提高，以及由于成人们也要求提高他们本身的质量，从而就会造成对数量的需求不断减低；也就是说，质量与数量乃是可以互相替代的，而对数量的需要之减少，就会使人们趋向于少要孩子，少生孩子。因此，朝着质量这个方面的发展，对于解决人口“问题”，也会大有好处。
对健康的投资
“人”的资本的理论，是把每个人的健康状况作为一种存货看待的；即是说，作为健康资本，而把它的贡献作为健康的服务来看待的。初始存货（健康状况）的质量中，有一部分是遗传而来的，还有一部分是后天获得的。在一段期间里，这笔存货是会折旧的，且在生命的后期，这种折旧率会不断加速。在人的资本的总投资中，是需要花费“取得费用”与维修费用的。这种种投资里面包括照管儿童、营养、衣、住、医药费用，以及用掉个人的时间。健康资本所作出的“服务”里，包括“健康时间”，即“无病时间”，这种健康时间，乃是对于工作、消费，以及业余活动的投入量。
在低收入国家里，健康状况的改进，表现在平均寿命的延长，这无疑的是人口质量提高的最重要的标志。约自1950年以后，许多低收入国家里一个人出生后，其预期的平均寿命增加了40%以上。西欧及北美洲的人民，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期间内平均寿命达到这么大幅度的增长。婴儿及幼童死亡率之下降，只是这方面成就的一部分。较大儿童、青年，及成年的死亡率也都有所下降。
拉姆Ram与舒尔茨（1979年）对印度的这种人口统计数字所反映的发展情况的经济意义，进行了分析。其结论和其他的低收入国家的情况也是相符合的。印度从1951到1971年，男人的平均寿命增加了43%，妇女的平均寿命增加了41多。凡10岁、20岁……直到60岁以后平均可以再活的年数（包括男人和妇女），1971年比1951年也肯定要长得多。
这种平均寿命的延长，其在经济上的积极意义是很深远的。最突出的一点，便是人民由于长寿而得到的满足。这种种满足虽然很难加以度量，但毫无疑问的，平均寿命的价值是大大提高了。但也并不是完全无法度量的。艾雪（usher1978）很巧妙地把上述理论加以发展，使它能对人民从平均寿命的提高所获得的好处加以度量。他的经验分析说明了，平均寿命的提高所增加的效用，在很大的程度上提高了个人收入的价值。
寿命越长，也刺激了人们要求受更多的教育，而教育乃是对未来挣钱能力的投资。做父母的人在儿女的身上作更多的投资。接受更多的在职训练也成了值得的事。增加健康资本以及其它形式的“人”的资本，也会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平均寿命越是提高，就说明参加劳动的年数可以越长，而且可以减少“生病的时间”。工人的身体越是健康，精神越是充沛，又会提高工作中每小时的劳动生产率。
拉姆-舒尔茨的研究提供了明确的材料，说明了由于健康状况的改进，而使印度农业劳动力的生产率增加。其最突出的部分是由于疟疾防治运动而延长了平均寿命，这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上起着很大的作用。
在教育上的投资
教育对于人的质量的改进，关系至大。但在计算教育费用时，小孩子为其父母所做的工作的价值也必须包括在内。即便是很小的孩子在他们读书的头几年里，大多数的父母都把小孩子所做的工作的价值牺牲了。教育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年事增大时而收到的好处。如果开始时普遍都是文盲，那么，随着平均每个孩子所受的教育越多，凡是年龄较大的人不识字的依然目不识丁，或是只略识之无地过一辈子，而小孩子进入成年时期就都是教育的受益者。
印度的人口从1950~1951年度到1970~1971年度之间增加了50%。6岁到14岁的儿童入学人数增加了200%以上。中学及大学的入学人数增加幅度更大（印度政府计划委员会1978~1983五年计划草案，1978年出版）。由于教育基本上乃是一种投资，那么把所有的教育支出都作为现期支出看待，乃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种错误的起因，乃是由于一个错误的假设，认为教育只是一种消费品。还有一个错误，便是把国家花在教育上的经费，作为“福利”支出看待，并看作是资源的使用，它具有减低“储蓄”的作用。对于用在卫生保健上的支出（政府的和私人的）的看法，也犯了类似的错误。
教育支出（包括高等教育）在许多低收入国家里占国民收入中很大的比例。这种支出，如果拿来和通常国民收入统计中关于储蓄与投资的数额（概念）进行对比，那是相当大的。在印度，教育支出对国民收入以及储蓄及投资的比例，不但很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
高级技能人员
在评价人口的质量时，不要忽视医生、其他医务人员、工程师、行政管理人员、会计人员，以及各种各样的科学家及技术人员，这一点很重要。
有很多低收入国家的科研能力是很可观的。他们拥有专门的科研机构，有政府部门的科研单位、工业部门的科研机构，以及一直在进行着的大学里的研究工作。从事这些科技活动的科学家及技术人员，都是大学毕业的，有的还是在国外留过学的。研究的领域包括医学、公共卫生（传染病防治以及提供各种卫生服务）、营养学、工业、农业，甚至还做些原子能研究。下面略述一下有关农业方面的研究工作，因为这方面我比较熟悉，而且文献很完备。
国际农业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 Centers的创立与资助，乃是一种高水平的革新。最早是富有企业者精神的洛氏基金会和墨西哥政府首先创办这种事业。但这种农业研究中心虽然很重要，它仍然不能代替各国本国的农业研究事业。下面介绍一下经选择的22个低收入国家从1959~1974年之间农业科学家人数增加的情况，就可以看出这些国家进展之一斑。算在一起，这22个国家的农业科学家花在农业研究的人年数，在这段期间里增加了三倍以上。到1974年，农业科学家的人数总共达13，000人，从象牙海岸的110人，到印度的2，000人以上。印度的农业科研经费从1950 ~ 1968年，以实际币值计算，也增加到三倍以上。
最后再谈一个问题。在印度，这种在农业科研上的投资，已经产生了很好的结果。按照印度各邦的情况进行分析，可看出其收益率达到约为40%，较之用于促进农业增产的大多数别的投资的收益率都高。
结论
虽然有关穷人的经济学里面有许多问题我们都了解得很不够，但我们关于低收入国家的必威在线网站首页网址 经济学的知识近几十年来有很大的进展。我们已经明白了贫穷的人民对于改进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子孙的命运的关切，并不亚于那些处境较优的人民。他们对于如何从他们有限的资源中谋取最大限度的收益，其精明的程度也不亚于任何人。本讲演的主旨，就是在说明，重要的是在人民的质量和知识。有不少低收入国家在改进其人口的质量以及取得有用的知识方面，已经取得很多的成就。这些成就说明了，只要这些国家的精力不被政治以及政府歧视农业的政策所耗掉，那么他们的经济是有很好的前景的。
但即便是如此，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人民仍然是靠其劳力赚来非常微薄的收入，而这种微薄收入的一半或一半以上都是花在粮食上。他们的生活是艰苦的。低收入国家的农民尽他们的所能来提高产量。这些农民的境遇如何，天也不问，地也不管，吹过地面上的季候风以及什么风对之都不会无动于衷。农民的庄稼经常有被千万种昆虫病害吞噬的危险。大自然是数千百种为害农作物的虫类的寄主，对低收入国家说来尤其是如此。我们在高收入国家的人都忘记了马夏尔的教导，他说：“知识是生产的最强有力的发动机；它使我们能征服自然并满足我们的需要”。
C The Nobel Foundation 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