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我们研究科学的发展，那么会毫不困难地发现，它早就顺利地数学化了，但再仔细地观察一下，便发觉一个相反的过程——人文科学的方法在渗透到那些传统上被视为非人文科学的知识领域。是的，这种渗透的进行与数学的传播相比，用的是完全不同的途径。数学在渗透到任何知识领域时，变成一种语言，用这种语言构成模型，形成问题，并得出解答，但这些问题和概念本身在原则上是不会改变的。人文科学在向非人文科学知识领域渗透的同时，丰富着和加深着它们的内容本身，有时变成这些领域的分支学科。这样，人文科学有时就失却自己抽象描述的特点——它们无所不包的，因而必然是不确切的结构正在变成严格的逻辑结构。

知识的人文科学化过程开始得似乎是很早的，但清楚地表现出来则是在今天才开始。它的发展有时是病态的。精密科学的代表人物远不是经常准备承认思维领域的扩大的，伴随这种扩大而来的就是人文科学知识的渗透。比如，完全不能轻易地同意既应该研究这种或那种具体的知识领域，而且考虑到它的逻辑理由，有时甚至是纯粹心理学的理由。同时，知识的人文科学化最值得注意的方面，正是在我们对周围世界认识的发展过程中，承认人的深刻作用——准确些说，人的思维特点。

事例是大量的，但是我想从研究了许多年的科学——统计学开始说起。这个词第一次是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密尔顿的《回来了的天堂》等文艺作品里碰到的。它在那儿的意思是并不十分明确的。看来，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词status，其原意为政治状况。尔后，“统计学”这个术语便出现在科学中了。起先表示以经济数字因素分析为基础的国家经济和政治状况的学说，因而，科学的内容完全是人文科学的，因为“数”不过是用作为研究的工具。但此后，“统计学”这个术语开始意味着对所提供数字资料的整理加工，不论这些资料是从何处得来的——在社会政治，经济研究中，或是在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研究中。很久以前，这门人文科学便被积极地数学化了，终于发展分支到最后——便出现了“数学统计学”。

但是这门数学学科原来是对表现为非人文科学问题的回答。例如，借助于数学统计学，成功地构成了什么是好实验的概念。关于什么是好实验的问题，是由实验人提出的，因而对它的回答也应满足于人——它应该符合当今的科学概念体系。这里，就其结构方面来讲虽是数学学科，但并不属于数学问题，而是一般科学问题。

逻辑学也走过类似的道路。设想一下我们世纪头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吧。对“逻辑学”这个词他们懂得些什么呢？当然，首先是亚里士多德作品中的内容。但它包含些什么呢？也不过是法典的编纂和推理规则的分类。这些，所有的聪明人都是会用的！再就是，可能他还记起了封· 阿克温斯基，是他赋予了逻辑学以古希腊罗马抒情诗风味的特点，教会了欧洲人严格地按照逻辑来思维；记起了培根的“新工具论”，它把归纳逻辑学和演绎逻辑学相对立起来；或者还记起了尤姆，是他首先说明了归纳逻辑学的演绎根据是不存在的——正如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逻辑学是不会向隐藏着创造性思维的数理逻辑学示弱的。

和逻辑学相关的一切，都给人某种陈旧的，实践上不需要的印象——“经院哲学”，是一种存在两千年来似乎没有贡献出任何新东西的科学。在俄罗斯，逻辑学课程只在某些中学里学习，而在毕业后可进入高等技术学校的那些学校里是绝对不学习的。诚然，这样一门科学，讲求实用的知识分子是不能从中得到任何什么有用的东西的……但是1971年在《时代报》上刊登了“有限逻辑学”商行的广告声明。这的确是家真正的商号，它的活动与其名称是完全相符的。

大概，不会被人认为是太庸俗的见解是：逻辑学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到上一世纪的中期，一直是纯粹的人文学科，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布尔的著作发表之后，开始了它的第二次生命——逻辑学变成了数学学科：一方面，它被用来分析数学原理；另一方面，它还具有宽广的技术出路：我们记起了继电系统的逻辑代数（用它设计许多自动装置）或者计算机活动……

数理逻辑——毫无疑问，是种数学活动，但扎根于传统逻辑学这种人文学科。这不是人文科学的数学化，而是数学的人文科学化，从而创立了一种新的数学学科，来解决过去显然是属于人文知识范围的问题。看来，这儿得提醒一下，欧洲的文明，始于封·阿克温斯基对亚里士多德的再阐释和通俗化。不管这是怎样的奇特，我们总得承认，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处在我们科学的发源地。

可能，最为有意思的是心理学中构成的情景。好像在很久以前，心理学便失却了其独立意义，因为其一部分跟哲学结合了起来，而另一部分跟高级神经活动的生理学结合了�谒樟皇奔淅铮飧龆懒⒌难Э聘纱嗑筒淮嬖诹耍焊叩妊２慌嘌睦硌ё遥挥幸桓龉惴旱匮芯啃睦硌侍獾淖趴蒲兄行摹６孕睦硌У男巳そ档土恕钡郊际醯拇�/span>们认识到要创造的不单是机器，还要更多：“人- 机器”系统时，人们才重又对心理学研究感到极大兴趣。结局——道路不是“数学的”但总的是“工程心理学”。在这同时，产生了对人的个性，及其动机和观点等极突出的心理学问题的强烈兴趣。忽然间都变得显然了，发展现代技术的许多任务都跟人的问题紧紧连在一起——创建人工智能，人与电子计算机对话，机器翻译，为计算机创造语言，宇宙飞行，在潜水艇内长时间潜于水下，高速运动时测向——这一切都要求有人类工程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工程活动，充满着人文课题。以前，这种情形没有过——工程系统设计无需顾及人的科学。

最早的科学——关于语言的科学，没有处在科学一般固有的过程之外，当然，经典的语言学流传了下来，可是创立数学语言学的路程相当快地便走完了。它的一部分一般叫做统计语言学，经常分析符号系统，这正是人文学科数学化的典型例证。

结构语言学——建造我们日常语言文本的模型——这也仅仅是语言学的模式化。可是这就是《无上下文（或是上下文自由的）语言理论》——这已纯粹是研究建立所谓形式语言语法的数学学科（而且还掺入了自动机理论）了。在我们面前出现有创建新的数学学科的事例，该学科的问题显然带有语言的色彩。这都没有超越语言学的数学化。

在十九世纪末，廿世纪初，对科学本身（首先是数学）是为何形成的认识产生了不同往常的兴趣。出现了建立元科学的倾向，——这样也出现了分析数学定理的元数学。更广义地说，西方开始谈论“科学的哲学”，尽管这里最好使用“科学发展的逻辑”，把它看成科学学的一部分。看来，一切都是从拉舍尔研究数学集合论的奇谈怪论的著作开始的。而后是希尔伯特——他是位数学家，完全不是哲学家——企图证实数学结构的绝对不矛盾性。这儿，他和同意他观点的人都遭到了失败。1931年哥德尔发表了自己有名的关于不完备性的定理，指出了演绎思维可能性的根本局限性。未必会有人认为是夸张，说这是从认识论，即在关于认识所得结果的获得的有力论证之一。同时严格地说，这不是哲学，而是数学。

而数学原理——虽然它起源于康德和莱布尼茨时代，却已全然不是哲学学科了。我们在这里看到，数学，或更准确地说，它的某些分支在提出自a的问题时，已充满了哲学内容。

被我们叫做“科学发展逻辑”的那一部分科学学，变成了研究这样的科学，诸如某些科学结构如何形成，怎样在它们中间提出假设，它们如何被接受或摒弃，如何形成假设所用的语言，怎样组织实验，又如何从中得出结论等等。这种逻辑分析的结果在日常科学工作中获得了直接应用，正因为如此，在这里再次可以说，科学的某部门失去了自己以往的抽象性而人文化了——接近于人的日常需要了。

甚至还可谈谈物理学的人文科学化。它的理论体系原是针对基本宇宙概念再认识的。千百年来已形成的空间和时间的传统概念，几乎全部是在我眼前改变的。由于物理学的努力，这样特具幼稚意识，在整个欧洲文明发展过程中起过如此巨大作用的，僵硬的决定论，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知道，尽管欧洲科学思想在两千多年时间里，跟它们进行过不调和的斗争，但物理学还是把偶然性和可能性引进了自己的概念系统。偶然性由表达我们的无知变为描述我们认识的手段。科学，首先是物理学，不得不采用了长期来只用于日常生活中，非科学活动中的可能性概念的语言，连“可能性”这个词语概念本身的物理学解释也改变了。现在在物理学中，这不单是“频率”这个概念的概括，而且还要更高些：“我们将把可能性看成这种或那种事件的潜在可能尺度。”

波尔引入了补充性原则，在逻辑方面，这等于是抛弃逻辑学的一个基本法则——不存在的第三法则，或换句话说，这是个比喻。在数学中，人文科学化是跟用新的全人类语言形式和新的宇宙观思想充实这一学科相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我们面前有一册美国物理学家Capr的书《物理学中的道、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之间的研究》（ШАМБХАЛ1975年出版），而这也不是此类书中的唯一出版物。这一切全然不是无可争辩的。关于这种矛盾的合理性的辩论，正在进行着。我们觉得重要的是，要注意这种辩论已变成了可能，但在十九世纪似乎未必有这个可能性。

二

如此，无论我们的视线转向何处，科学无不在人文科学化。这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可以给它一个什么样的解释呢？

在不很久远的过去，如在巴士德时代，不言而喻，假若没人专门管理和引导科学，它也给人类带来必然的好处。现在对此常常表示异议。这时人们记起了资源穷竭、周围环境污染、某些疾病蔓延、犯罪率升高、嗜毒。不，没人断定，这是科学发展的直接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是，科学的发展未能防止这些现象的发生，尽管正是在这上面寄托着最大的希望。看来，科学的发展应该获得另一种有非常明确目的的特性。

突然，开始理解到，科学活动，无论它深入到哪个部门，又不管它表现方法是多么抽象，其结果都是要掌握大自然。而无节制地任意干涉生态系统（其一部分就是人本身），已带有威胁的性质。问题已具有宇宙意义。产生了一种观念，说科学的发展给人带来了力不胜负的责任重担。对这个重担，人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因而，正是这里：——是个狭窄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整个科学都是以人为中心的。明白这种不寻常的现象，就意味着认识科学为何走上人文科学化道路的主要原因。

但是，还有别的原因。

科学获得了新的，早先它还不曾具有的功能——它开始解决与寻找人类活动最理想形式相关的任务。而这就更增强了对人文学科的兴趣，给科学活动本身带来了人文化方向。纯“技术”曾全力创造与其说是模仿人的机械活动，不如说是模仿人的智力活动的装置。他们开始明白，在管理任务中，中心问题是人的问题。

当开始明白也要管理科学发展的时候，产生了科学论证的必要性。科学研究人员不管在什么知识领域里工作，都想知道，他应用的研究方法论是否合理，在他那部门里使用的假设是否有根据，是否需要根本改变，这样大肆宣扬知识数学化（数学本身就是以它为基础的）是否正确。对科学方法的无限信赖变成了批判态度。科学方法成了分析的对象。科学家希望不单是研究，他还希望最适宜地管理自己的研究，而这种希望实质上是人文科学的。

知识人文化的必然性，也在远离科学范围的反应中感觉得到。

莫斯科大学数学理论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在研究近十年来英国招工启事的时候，详细分析了近十年来英国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专门人才的需求变化。1961年对受过人文科学教育的人员的需要量为总需求的17.7%，而到了1971年达到了29.5%对这个专业专家的需求量看来是最大的。其次是经济工作者，占到需求总人数的13.7%，下一个专业是机器制造（11.3%）。其余各种专业人员都低于10%。有意思的是，大部分受过人文科学教育的人员都是为高等教育机关工作所需要的。这就指出，教育的人文化尚未达到饱和状态。其余的需求来自许多名目繁多的企业和机关，基本是工矿企业和政府机关。显然，应该估计到，现代社会的存在，伴随着复杂精神生活的到来，它要求人们在各方面都见多识广，有更高度的文化修养，通晓外语，精通本国语文，又能在复杂的、有时是矛盾的情况中判明方向，迅速掌握全新的思想，并作必要的咨询，找寻全新的、以前不熟悉问题的材料。苏联对类似专家的需求量也很大，但是由一些受高等教育，获得某种十分狭窄专业知识的人员得以满足的。已故莫斯科大学校长И. Г. Петровский在晚年的一次演讲中说，莫斯科大学“核物理”专业80个毕业生中，只有20人能获得这一部门的工作。对其余60人来说，核科学——看来就是一般教育学科。许多技术院校中，接受工艺专业教育的大多是女孩子。她们之中极少有人后来能做工艺师。她们为什么学这些技术学科呢？比如说，就不能把《化工过程和设备》这样的课程看成开阔大学生知识面的学科吗？！

年轻的人们——我们的中学毕业生们，大概自己已或多或少地直观地看到了人文科学知识在现代社会中日益增长着的作用。由此，投考人文科学大学时的竞争是异常激烈的，而其他许多专业的考生则在经常减少。

同时，培养各种非人文科学方面的专门人才，完全可以走另外的道路。如在斯坦福大学，全体大学生都要通过两门对其专业无关的课程：人文科学课程，包括“精细艺术”（考古学、艺术、演讲艺术、戏剧）、哲学、文学和社会科学课程，其中包括：人类学、信息理论、经济学、人口地理、政治科学、心理学、社会学。此外，对艺术学士学位还补充有下列学科：逻辑学，心理学，统计学。

是什么使这间纯“技术”的大学开设了这么多门人文科学呢？

试想有一个大学生，在深入地钻研材料强度。他可学会很好地解题。在学习有机化学时，他能直觉地合成有机化合物。但是这里任何一种情形都不能使他获得批判思维的技能。上述两门学科能批判地对待其基本思想，这实际上是创造性劳动的丰富的经验的结果。人文科学的知识门类一则是另一回事儿。学生在学习人类学、语言学或者社会学时，他立刻投入到各种同时存在的假设中去。对这些假设的研究和思考，立即转变成对他们的批判分析。

非人文科学大学生受到比较广泛的人文科学训练——这许是一种尚未彻底觉悟到的反映，可是它总是知识人文科学化的反映。

多科综合性大学较之其他高等院校更便于着手实施与这个过程相适应的教育系统。顾名思义，大学——不是相互孤立的机械组合：如果一个系，例如语文系，独立出去成立一个学院，而其他系的学生和教授简直不会发现这件事，那么就是这个高等学府的组织是很不好的了。可是非常遗憾，医学这门对人非常了解的科学却早已从多科性大学中给送走了。

三

那么到底什么是知识的人文化呢？这首先是恢复知识被剥夺了的完整性，不可分割，承认人类的中心作用。在这全部问题的背后，我们开始看到人类的任务。我们开始明白，我们的知识，我们的全部知识，都是跟人，跟他的思维特点和他们的要求，即使是精神上的要求有相互关系的。我们明白，离开人而被关到铁箱子里的纯逻辑学——这只是辅助的技术手段，但不是知识的源泉。

不能再用光电池、热电偶和其他测试仪器来看世界。我们开始承认有权用站在这些仪表后面并解释其读数的人们的眼睛来观看世界。

人的问题突然成了科学的中心问题——一切都会因它而忙乱不堪到筋疲力尽的程度。人对毫无节制地攫取自然过程的巨大责任变得极为显著了。正在出现尖锐的形势，要求改变整个教育系统，赋予它更大的广泛性、人文化，可能还有人类中心论，而它自然转为宇宙中心论，因为这里说的是地球的命运。这可能正是当前特别重要的。

然而，人文化和人类中心主义都不能解决科学的目的问题，尽管这个问题在关于人的科学中具有特别的尖锐性，但现代逻辑学可使我们习惯于语言的层次：我们知道，科学的目的是个元概念，它应该用某种元语言——世界命运的语言、文明的语言、生物圈的语言，来形成和讨论，这是真实的还是幻想的，都无关紧要。我们住在地球上，我们的全部经验，我们的全部见解，都是用基本语言表达的。

[Знαнue-cuлα1979年6期3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