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科学，像艺术一样，容许有审美标准；我们想要得到的理论，能展示“其各部分相互之间以及与整体之间真正的协调一致。”同时依然显露出“它们在匀称方面的某种独特之处。”作者S. Chandrasekhar，系美国芝加哥大学费米研究所及天文与物理学系教授。

要我来谈这个题目，如果要避免琐碎和不落俗套，那是相当困难的。此外，我的知识和经验，确实如此，迫使我不得不完全局限于物理科学的理论方面，这些是最严重的限制。因此，我只得先请各位多多包涵。

我们大家对大自然的（Nature's）的美是容易感受的。这种美的某些方面为自然科学所共有；这样说并不过分。可是有人会问这样的问题，就什么来说追求美是研究科学的一个目标。关于这个问题，普恩凯莱是明确的。在他的一篇短文中他写道：

“科学家研究自然（nature）并非因为这样做有用处。他研究它因为他从中得到乐趣；而他之所以能从中得到乐趣，那是因为它美。如果自然并不美，就不值得去了解它，生命也没有存在的价值……我指的是内在的美（the intimate beauty），它来自它各部分的协调样式（the harmonious order）并且能为纯粹理智（a pure intelligence）所领会。”

普恩凯莱继续说道：

“我们特别喜好探索简单的事实和庞大的事实，因为简单和庞大都是美的；我们以此引以为乐，时而跟踪星体的巨过程，时而用显微镜观察异常微小的东西（它也是一个无际的天地）；时而也搜索地质时代往昔的遗迹，它之所以吸引我们是因为它的久远。”

牛顿和贝多芬评传的作者，J. W. N. Sullivan，在评论普恩凯莱的这些见解时写道：

“既然科学理论的主要目的在于表达被发现存在于自然中的和谐，因此我们马上明白，这些理论必定具有审美价值。对一个科学理论成就的估量其实就是对它的审美价值的估量，因为它是对所谓混沌以前就有的和谐程度的一种估量。

科学理论的合理性要在它的审美价值中去找，并用它来断定科学方法的合理性。因为没有规律的事实是不会有什么价值的，而没有理论的规律顶多有一点实际用处；我们看到支配科学人员的动机，从—开始，就体现为审美的冲动……科学达不到艺术的程度就是作为科学不完备的程度……”

杰出的艺术评论家，Roger Fry（通过Virginia Woolf给他写的传记，可能你们有些人知道他），在一篇精辟的论文“艺术与科学”中，一开头就引了Sullivan的话，并且继续写道：“Sullivan大胆地说：'科学理论的合理性要在它的审美价值中去找，并用它来断定科学方法的合理性。’就此，我很想向S.（Sullivan）提一个问题，一个不顾事实的理论和—个与事实相符的理论对科学来说是否会具有同样的价值。我猜想他会说可是据我所见还不会有纯粹审美的理由来说明去什么就该是不。”

我还会回到Roger Fry提出的这个问题上来的并且给出一个不同于Fry推测Sullivan会作出的回答。但是现在我要继续转到Fry的见解上来，把一个艺术家和一个科学家的冲动作一对比。

“从纯粹感觉（Pure sensation）的最初步萌芽直到不遗余力地构思（design），在艺术的这一过程中时时都必然伴随着乐趣：没有它就不能进行下去……思想中必然性的认识通常伴随着愉快的情绪，这也是真的；而对这种心情上愉快的欲望是推动科学理论创作的动力。在科学中关系式的必然性，不管是否有这种情绪伴随着，照样是明确无疑的并且可证明的；而在艺术中，没有这种激情单就美学上的和谐并不存在。艺术中的和谐，如果不带着激情去感觉它，就不是真实的……在艺术中关系的认识是直接的并且感觉得到的。——恐怕我们得认为它和数学天才们的那些情形非常类似：他们对他们的能力所无法证明的数学关系式拥有直接的直觉知识……”

让我从这些一般性原则转到科学家们归之于美的一些特例上来。

我举的第一个例子是和Fry关于数学天才们没有什么明显理由而信以为真的见解相关的。Sri-nivasa Ramanujan（你们中间有些人可能知道，1915年他引人注目的出现而负数学盛名）留下了大量的笔记（其中一本是几年前才发现的）。在这些笔记中Ramanujan记录了几百个公式和恒等式。其中不少只是最近才用Ramanujan未能了解的方法得到证明的。G. N. Watson一生花了几年工夫证明了Ramanujan的许多恒等式，他写道：

“研究Ramanujan的著作及其引起的问题必然要回忆起Lame'的评论：当阅读Hermite关于模函数的一些文章时，“on a la chair de poule”（感到毛骨悚然——译者注）。我打算更其啰嗦地表达一下我自己的态度，即，像

这样一个公式给我的震惊的感觉是和我踏进Capelle Medicee的Sagrestia Nuova，看到我面前由米开朗其罗装饰在Giulianode，Medici和Lorenzode，Medici墓上的‘昼’、‘夜’、‘黄昏’、‘黎明’的质朴的美时感到的震惊是难以区分的。”

玻耳兹曼对麦克斯韦关于气体动力论的一篇文章的反映提供了一个类型完全不同的例子，在这篇文章中麦克斯韦证明我们如何能够确切地解出气体中的运输系数，其中分子间力是随分子间距的五次方成反比的。下面是玻耳兹曼写的；

“正如一位音乐家在听了最初几个小节之后就能辨认出莫扎特，贝多芬，或是舒伯特一样；一名数学家也能够在翻过最初几页之后认出勾犀，高斯，雅可比，亥尔姆霍兹，或是克希荷夫。法国作家表现为他们极端的形式优雄，而英国人，特别是麦克斯韦，则表现为他们惊人的判断力。例如，谁不熟悉麦克斯韦关于他的气体动力论的论文集？……起初庄严地导出了速度的变化；然后从一方加入状态方程；而从另一方，加入有心力场的运动方程。愈来愈高增到了公式的混沌之中。突然，如在铜鼓声中，我们听出鼓点的四拍节奏‘令n=5’。恶鬼V（两个分子的相对速度）突然销声匿迹；而正如在音乐中，低音中一个向来突出的音符突然间被抑止了，本来似乎不可遏制的，却好像被魔杖一击而制胜了……现在不是去问为何如此或那般取代的时候。如果你对推导并非一掠而过，那就把这文章撂一边去。麦克斯韦并非在写带着注释的标题音乐……一个个结果接二连三地出来直到最后，如临意外的顶峰，我们得出了热平衡的条件连带运输系数的表式。然后幕落。”

我用这两个简单的例子作为开始以强调我们不一定非得到最大的帐篷去寻找科学中的美不可。但是最大的帐篷确能提供最好的例子。我将考虑其中两个。

爱因斯坦发现广义相对论曾被魏尔说成是抽象思维威力的一个极端非凡的例子；而朗道和里弗席兹认为这个理论很可能是现有一切物理理论中最美的了。就连爱因斯坦本人在他宣告他的场方程底第一篇文章末尾也写道：“几乎没有一个完全理解这个理论的人能够不为它的魅力所影响的。”我以后还要回过头来考虑这种魅力的根源所在。一会儿，我要把爱因斯坦对他的理所表述的反应与海森堡在他发现量子力学时的感受平行地对比。我们幸而有海森堡自己的说明。他写道：

“对我来说已经明确无疑，确实必须取代原子物理学中的玻尔- 绍麦费尔量子条件而只要使用可观察量。这也很明显，就这个补充假设来说，我已经给这个理论引进了一个决定性的限制。然后我注意到没有保证……能量守恒原理必然适用……因此我就致力于证明守恒定律是成立的；而有一天傍晚我达到了准备确定能量表〔能量矩阵〕中各项的地步……当最初几项看来符合能量原理时，我变得非常激动，我开始犯了不计其数的算术差错。结果，当我计算的最后结果就要出现在我面前时差不多已是早上三点钟了。能量原理对所有项都成立，因而我不能再怀疑我的计算所表明的这类量子力学的数学一致性和连贯性。起初，我是非常担心的。我曾经感到，通过原子现象的表面，我正在凝视着一个特别美的内心，同时一想到我现在必须来探查自然多么慷慨地震现在我面前的这个数学结构的宝藏时，我几乎感到眼花缭乱。”

在爱因斯坦和海森堡就他们的发现所谈的这些情况看来，值得回忆一下海森堡与爱因斯坦之间：由海森堡记录的，如下一段对话。下面是摘录：

“假如自然把我们引向非常简单而美的数学结构——所谓结构（forms），我指的是假说，公理等等的有条理的系统——引向前所未遇的结构，那么、我们不禁会想它们都是‘真的’它们揭露了自然的本来面目……你必然也会有这样的感觉：自然骤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些关系几乎令人吃惊的简单和完全，而关于这些我们都丝毫没有准备的。”

海森堡的这些论点在Keats的下面几行诗句中找到了回音：

美是真实。

真实的美——就是一切。

你们在世上知道的。

和你们需要知道的一切。

这里，我很想回到我早先引述过的Fry的问题上来，那就是，我们拿一个满足审美的但我们又认为它不是真实的理论来做什么。

戴逊引用魏尔曾经对他说过的话：“我的工作总是力求把真实和美统一起来，但是当我必须两者择一时，我通常选择美。”我问过戴逊，魏尔是否举出过一个为美而牺牲真实的例子。我听说魏尔举的例子是他在他的《空间 - 时间 - 物质》（Raum-Zeit-Materie）一书中作出的引力规范理论。表面上，魏尔像是承认这个理论作为引力理论是不真实的，但总觉得它是如此之美而舍不得抛弃它，因而由于它的美，他把它保存了下来。可是，过了很久，当将规范不变性的体系纳入量子电动力学时，果然弄清楚，魏尔的直觉终究是对的。

另一个魏尔并未提到而引起戴逊注意的例子是魏尔的中微子二分量相对论性波动方程。魏尔发现了这个方程而由于它破坏了宇称不变性，被搁下了差不多三十年，物理界无人问津。可是它竟再一次证明魏尔的直觉是对的。

因此我们有了证据，即一个由科学家以特别充分发挥了的审美感得出的理论可以证明是正确的，即使在列出它的公式的当时看来并非如此。正如很久以前Keats写道：“凡想象为美的东西必然是真实的——不管它以前是否存在。”

人的内心，在它的最深和最奥妙处，感到美的东西居然在外部自然界中（in external nature）获得它的实现，这实在是一个难以置信的事实。

凡是可理解的也就是美的。

我们完全可以问：严密科学中的美甚至还在它被详细了解以前以及可以得到合理说明以前就可以看出来了，这是怎么回事？这种启示能力在于什么？

这些问题远在以前就使许多思想家困惑不解，因而引起海森堡注意到柏拉图在Phaedrus中所表达的下列思想正好是就此而论的：

“灵魂（the soul）一见到美便恐惧和战栗起来，因为它感到在它里面某种东西正被召唤，那不是感觉从外界赋予它的而总是在深无意识区中早就撂着的。”

在休谟的下述格言中表露了同样的思想：“事物内的美存在于期待它们的内心之中。”

刻卜勒被由他的行星运动定律的发现而呈现于他的自然界的和谐如此激动，因而他在他的《世界时和谐》中写道：

“现在，或许要问这种精神力（this faculty of soul），它并不参与概念的思索因此不会有先验的和谐关系的知识，何以竟有能力认出外部世界赋予了什么……对此，我答：所有纯粹理念（Ideas），或和谐的原型模样（archetypal patterns），比如我们谈到的，都是本来就存在于那些能领会它们的人们之中的。但是它们并非由理性过程首先收入心中的；倒不如说，是那些人先天的，一种本能的直觉结果。”

后来^①，泡利推敲了刻卜勒的这些观念，写道：

“从一开始杂乱的经验数据通往理念（the Ideas）的桥梁是灵魂（the soul）中先在的某些原始影像——刻卜勒的原型。这些原始影像不应该位于意识中或与可有明确理论表达的一些观念相关。它很可能是一个属于人类灵魂的无意识区的，有着强烈的感情内容的影像的结构问题，它们不是被想出来的，而是好像看到绘成了图画。一个人醒悟到了一点新认识而感到的愉快，是由于这类先在的影像和客观事物（external objects）的特性相合一致而产生的……”

泡利结尾如下，

“我们切勿断言，经理论表达定下的论点是人类理智（human reason）唯一可能的推测。”

泡利提到的先在影像和客观现实之间的这种相合性，一旦有了强烈的体验，看来就有产生判断中的自负以及对已有这种经验的人加以尊重的后果。因为否则人们怎么可能相信一些伟大科学家的论点呢，比如这些：

?“热力学在发狂，”热力学奠基人之一，开尔文爵士评论玻耳兹曼关于斯忒藩定律的推导。

?“你从星体的观点来看它；我从大自然的观点来看它，”爱丁顿和我在一次有争论的讨论中。

?“我和目前大多数物理学家不一致的正好就在这一点，”狄拉克就量子电动力学中现存的重整化方法阐述他的观点。

?“确实看来仿佛，第一次，我们有了一个广泛到了足以包括整个基本粒子谱及其相互作用的，实现了我1933年的设想的结构，”海森堡在1957年中关于他与泡利在统一场论方面的不幸合作（系指不久抱利的逝世——译者注）。

?“上帝是不掷骰子的，”爱因斯坦；或者还更其生气些。

?“当评价一个物理理论时，我自问，要是我是上帝，是否我会那样去创造宇宙”也是爱因斯坦。

就爱因斯坦的这些最后言论，正好可以回忆一下玻尔的告诫，“这也不是要我们操心的，管它上帝该怎么经营这个世界！”

恐怕按这种自负的观点来看，人们必须设法相信一度伟人的（思想的——译者注）相当贫乏（the comparative sterility of once great minds），因为正如Claude Bernard曾说过：“那些对他们的观点过分相信的人不适宜从事发明。”我无疑是踩上了险地了。但它确实给我提供了时机，把注意力吸引到一个曾是使我相当困惑的原因上来：它看来一方面关系到伟大作家，诗人，和音乐家；另一方面关系到伟大科学家的成长和成熟的极其不同的道路。

把一位伟大作家或作曲家的作品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来研究是并不罕见的。而情况几乎总是这样，从早期到中期，而到晚期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深入乃至杰出的过程。在某些情况下，例如莎士比亚和贝多芬的情形，最后的一些作品都是最伟大的。J. Dover Wilson在论述莎士比亚在其悲剧巨著中的艺术发展过程时着力地描写了这一事实：

“从1601到1608年他致力于悲剧；而在这八年中他的创作道路可以比作一条上山的小路，它徐徐地从平地升起，逐渐愈来愈窄，直到顶峰处缩成极为尖削的山脊，一道极冷的峻岭，两边都是深渊，然后随着它变宽而慢慢下降到那里的山谷之中才再一次逐渐有了安全的立足之地。”

这一过程中的悲剧有八出戏。第一出《裘利斯·恺撒》，写于真正的悲剧创作时期前不久，是一出描写懦弱^②而不是邪恶的悲剧。在《哈姆莱特》中邪恶势力诡计多端而又心狠手毒，虽然主要特色仍然是性格的软弱^③。《奥赛罗》中给了我们莎士比亚最早创造的一个穷凶极恶的角色，而同时伊阿古（Iago）的被处死是无可责难的——人的怯懦已不容许来与上帝分担责任。《李尔王》把我们带到了深渊的真正边缘，因为这里是恐怖成堆，怜悯不断，集世界文艺中人类的不幸与绝望的最大成……莎士比亚差不多快达到李尔王的疯狂地步了。

然而他还继续推进：接连写了《麦克佩斯Macbeth》，《安东尼和克莱奥帕》（Antony and Cleopatra，最杰出的莎士比亚戏剧之一），和《库里奥兰纳斯》（Coriolanus）。于是Dover Wilson问道：“莎士比亚如何使他的灵魂免脱如此的下场：一种人的精神所能承受的最可怕又苦难的遭遇呢？”莎士比亚幸免了；而他继续活着只是由那些出色的戏剧《冬天的故事》和《暴风雨》来继续他的伟大悲剧。

我担心，或许我有点离题了，谈莎士比亚的艺术成长有点过长了。但我就是要强调那成长的重要。并且我确信关于贝多芬的晚期作品，包括《琴键奏鸣曲》（Hammerklavier Sonata），《庄严的弥撒》（Missa Solemnis），尤其是他最后的一些四重奏，所能谈的也相差无几。

莎士比亚和贝多芬大概在他们生命的最终时都踏上了山脊而幸存下来；而另有一些人，他们在略为适中的水平上，向着成就的更高峰做着同样始终如一的攀登。可是我没有发觉可以有同样说法的有关科学家的一个例子。他的早期成就往往就是他的最终成就。（我在此排除了像Coates，伽罗华，阿倍尔，Ramanujan和Majorana等人的情形，他们都在青年时就死去了。在这些情形中，要是他们曾度过他们的全盛时期，我们也并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度过的。）总之，看来他支不住持续不断地攀登。为什么情况是这样呢？可惜我不打算回答这个问题而要转到一些更具体的考虑上来。

我现在想要谈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可以把科学理论当作艺术作品像文学或艺术评论一样来评价。广义相对论的情形提供了一个好例子，因为几乎任何人都同意它是一个美的理论。我想这样问是有用的：这种美是从何而来的。这不行，我想还是用狄拉克（从不同角度作出的）那样的论断来撤回这一询问：

“不可能把〔数学的美〕搞得比艺术中的美所能明确的更明确，但是研究数学的人通常是不难理解这一点的。”

我也确实不认为，对象玻恩那样的意见，应当表示满意。他说：

“它〔广义相对论〕在我看来像是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从远处令人喜爱和博得赞美。”

（顺便，我不妨十分坦率地说，我不知道玻恩的看法应当如何去理解。广义相对论必须得从远处才博得赞赏吗？它不像物理科学的任何其它分支一样要求研究与发展吗？）

尽管这类讨论固有的困难重重，我将努力澄清广义相对论为何会引起我们的审美感并且为何认为它美。为此，有必要沿用某些美的标准。我将采纳两条：

第一条是弗兰西斯·培根的标准：凡属出众的美无不在其匀称方面有某种独特之处！（独特之处（strangeness），这方面具有“达到特别使人意外和吃惊的程度”的含意）。

第二条标准，如海森堡所表述的，是对培根的补充：“美是各部分相互之间以及与整体之间真正的协调一致（proper conformity）。”

广义相对论在其匀称方面具有就培根理解的某种独特之处，那是显然的。它主要是把直到那时还一直被认为是完全无关的两个基本概念联系起来，相提并论（in juxta-position）：—方面，空间与时间的概念；而另一方面，物质和运动的概念、诚然，如泡利在1919年写道：“时 - 空几何学没有产生；它是由物质及其运动所决定的。”融合引力及其所遵循的度规（metric），爱因斯坦在1915年实现了黎曼早在1845年就已预言的，即，度规场（the metric field）必然和物质及其运动有因果的联系。

大概匀称方面最为独特的就在于我们的被变换了的时空观。正如爱丁顿写的：“空间并不是大量的聚在一起的点；它是大量的互相连结的距离。”

爱因斯坦创立他的广义相对论之所以仍旧是一个奇迹还有其另一方面。是这样的：

我们不难承认牛顿的引力定律必须加以修正以便考虑到光速的有限性并且不许可有超距作用。作出这样的让步，就得出行星轨道与牛顿推算的偏差必然为v/c的二次项，其中v为行星的轨道速度量而c为光速。在行星系中，这些偏差，即使在最佳情况下，也不会超过百万分之几。因此，倘若爱因斯坦曾经找到一种理论，经过一种微扰处理估计它会与牛顿理论的推算有这种小偏差，那就完全够了。那是常规的方法。但那不是爱因斯坦的方法：他要寻求一个确切的理论。他将物理性质的定性论证与对数学的优雅和简单的正确判断结合起来获得了他的场方程。爱因斯坦凭这种抽象思维能够获得一个完备的物理理论，这一事实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追随他的思想时，我们感到“好像遮挡真理的墙已经倒塌了”（魏尔）的原因。

上面的看法只适用于产生场方程的理论基础。现在我们必然要问，进一步检验理论是否满足美的第二标准，即，“各部分相互之间以及与整体之间的协调一致性。”当理论在每一阶段都展示“：匀称方面的独特之处”时，绝大多数是满足这个标准的。让我作一点说明：

“首先考虑广义相对论估计到黑洞的那些结果。如众所周知，黑洞将三维空间分隔为两个区域，一个内区，被一平滑的二维虚设表面（nullsurface）所包围，它（这内区）和外面的空间是不能联系的（incommunicable），后者又是渐近平淡的。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即，以这些十分简单而必要的限制，这个普遍理论给稳定的黑洞一族单一的双参数解。这就是Kerr族，其中的两个参数就是黑洞的质量和角动量。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族解的度规显然是知道的。Kerr度规是轴对称的并且代表一个绕对称轴转动的黑洞。”

Kerr几何的轴对称特性无疑地保证了：描写一个短程线的试探粒子（a test particle）的能量以及它的关于对称轴的角动量分量，将是守恒的。除了这两个守恒量外，Kerr几何意外地给这个试探粒子考虑了第三个守恒量（Brandon Carter发现）。因此，决定试探粒子运动的哈密顿- 雅可比方程是可分离变量的；而可以把此短程线方程的解法化为求面积。这是十分令人惊奇的。但是更为令人惊奇的是，所有数学物理方程——标量波动方程，麦克斯韦方程，狄拉克方程，以及决定引力波传播的方程——所有这一切，在Kerr几何中都是可分离的（就像它们在闵可斯基几何内一样），因而显然都是可解的。

我们会感到同样的吃惊，当我们认识到Penrose和Hawking的奇异性定理要求我们的宇宙必须得起源于一个奇点，并且，因此我们不得不仔细考虑在密度约为10⁸³克/厘米³处，线度约为10^-33厘米的体积中，在大约10^-44秒的时间间隔内（这些尺寸即使这里的听众也必然吃惊）将窣生的物理过程的性质。

再有，Hawking定理，即一个黑洞的表面积必须始终增大，这就提醒人们用这黑洞的热力学熵来鉴定此表面积；而这就导致热力学，几何学，和万有引力之间的密切联系。

在所有这些中，显然不缺乏匀称方面的独特性！

迄今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和我作为开头的两个美的标准相合的。但是，事情还存在着留待考虑的另一方面。

大约十年前当亨利·莫尔访问芝加哥大学时，我有机会问他，我们应当怎样观赏雕塑：从远处还是近侧。莫尔的回答是，最伟大的雕塑——实在应当是，可以从各种距离上来观赏的，因此在所有的尺度上都将显露出美的新貌来。莫尔举出米开朗基罗的雕塑为例。同样，广义相对论，不管我们研究它的结果的水平如何，都将显露出匀称方面的独特之处。一个例证就必然满意了：

如果我们把爱因斯坦的方程扩充到爱因斯坦-麦克斯韦方程，即，适合于充满电磁场空间的场方程，并寻求球对称解，我们就取得一个描写具有某一质量与电荷的黑洞的解。这个解是由Reissner与Nordstrom作为熟知的Schwarzschild解的推广而发现的。由于此黑洞的电荷，显然，若有一电磁波投射在此黑洞上，就有一定比率的入射电磁能量将以引力波的形式被反射回来。反之，若有一引力波投射在此黑洞上，就会有一定比率的入射引力能量以电磁波的形式被反射回来。明显的事实是，这两种比率是同等的，即对所有的频率都是一样的。这种结果并非是意料之中的，并且依然不知其根本原因。这个例子说明广义相对论如何在一切探索水平上展示其匀称方面的独特之处。并且事实就是它对广义相对论的举世无双的美的贡献要比任何其它的多些。

到现在为止，我的谈话被限于我们全都可以承认为伟人的人们所表达的杰出思想。然而，这并不是说，只有在杰出的思想之中，或那些伟人们，才能感受到美。这也不比创造的乐趣限于少数幸运儿的说法正确多少。诚然，倘若使我们与对匀称方面的独特之处的感受以及各部分相互之间以及与整体之间的协调性合调了的话，它们对我们每个人说来都是可及的。同时，按次序，花样，和连贯性，将某一范畴的科学和谐地组织起来，也能从中获得满足。这类组织例子有：雅可比的《动力学教程》，玻尔兹曼的《气体论教程》，绍麦费尔的《原子结构与光谱》，狄拉克的《量子力学原理》以及薛定格在他晚年所写的各种杰作。（Plotinus说过）永恒的光辉透过物质现象在这些书中筑成了彩虹。

因此，让我提一个建议来结束我的讲话：我们每个人，按我们各自合适的方式方法，像Virginia Woolf的《The Waves》中的演员一样，在我们对科学中的美的追求中得到满足：

“有一个正方；有一个椭圆。演员们拿起正方，把它放在椭圆上面。他们把它放得非常精确；他们做成一个完美的住所。只有很少一点露在外面。这种结构现在看到了；这里所说的是才开始；我们不是那么多才多艺，也不是那么笨拙；我们做好了椭圆并且把它们立在正方上面。这是我们的胜利；这是我们的慰藉。”

（Physics Today，1979，32卷，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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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泡利1958年逝世，这里‘more recently’译作‘新近’不妥，现改为‘后来’——译者注。

②③ 本节使用的“懦弱”等词都是指被阴谋所暗害而向作恶的又是无效的斗争而言——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