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mes Conant（1393~1978），杰出的化学家，哈佛大学校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科学技术规划的领导者、科学活动家，驻德国大使，崛起的新学派的主要成员，1978年2月11日在新哈姆勃郡的汉诺威逝世，终年84岁。

James Conant于1893年3月26日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Dorchester，在当地的公立中学和Roxbury拉丁中学受教育；在哈佛大学，按规定，他很快获得化学学士和博士学位。他在1916年至1919年间，有多种经历：在Midvale钢铁公司做研究工作、在哈佛大学跟随Reger Adams做过短期的教学工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研究政治学——这些使Conant在哈佛大学很快取得助理教授职位。

由于E. P. Kohler的培养训练，使Conant成为寻求有机现象和反应机理的合理解释的一位坚定不移的探索者，这两方面的内容正是他工作中两个并列的专题。他的一篇关于芥子气合成机制的论文和一些关系磷的卤化物加到烯烃和羰基的双键上去的论文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写的。Conant、Kirner和Hussey发展了氯化钾和氯化烷烃的反应的定量研究，这反应以后就成为SN²反应的标准例子。他对平衡常数和反应速度之间的关系极感兴趣。在这方面，他和Fieser提供出许多有关醌的还原电位的定量方面的情报，发展了分类研究法，此种方法在以后的自然产品的研究中得到印证。

Conant和他的同事们在1923年首次指出：氧化血红蛋白含有二价铁，而间位血红蛋白的弥补基是一种三价铁的化合物，在这种化合物中并没有同铁相结合的氧。

Conant同Norris F. Hall合作，共同开拓了“超酸性”溶液的研究，在这种“超酸性”溶液中，不存在任何在强度方面可与酸的水溶液相比的基团（这种酸的水溶液允许其浓度有一定的变化范围）。“超酸性”溶液滴定法应用于叶绿素分析时，在卟啉滴定区的不同点上显示出三种不同的碱度。

Conant在同P. W. Bridgman的合作中，共同发现了烯烃和醛类在压力下的一些新的聚合作用。几年以后，他出任哈佛大学校长，通过同A. B. Hastings和G. B. Kistiakowsky的合作，第一个促进了运用放射性元素使碳化合物示踪的研究。

作为哈佛的校长，人们都记得Conant制定了“升或调”的制度、根据这种制度，五年以后＞助理教授或是调离大学，或是擢升到新的职位。制定任职期限的计划，通过规定一般的退休年龄和发展每个系的规模的原则来实现。为了扩充毕业生人数，Co-nant还创立了奖学金制，使哈佛造就出高水平的毕业生，而不论其经济地位如何。

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使科南特被吸引到国家政治活动中去。他有一个坚强信念：动员国家科学力量以适应形势的需要。他担任过国防部科学研究委员会主席和科学研究设计局副主任，这个局负责原子弹的设计和监制工作。战后，他在作为国家科学中坚的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中努力工作，都是与军事计划无关的。不接受任何秘密研究计划的拨款，成了哈佛的规矩。美国其他大学往往是不会采取这种有远见的方针的。

1953年，Conant成为美国驻德国的高级专员，深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赏识，任大使衔，一直到1957年。回国之后，在Carnegie Foundation领导下，他指导美国两年制中等教育的研究工作。在以后四年中，他继续研究社会教育和教师使用问题，并写了一本有关教师进修的书。他在这两方面的观点曾引起许多争议。

Conant在1963~1965年间的最后一段活动，是在西柏林任城市行政管理顾问。此后就返回美国。

截至1934年止，他在化学杂志上发表过114篇论文并做过一些试验。他还写了10本论教育的书。

他令人敬佩的多种经历见于他的自传《我的一段生活》中。此书出版于1970年。

[Chemistry in Britain，1979，5，15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