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自从有科学以来，人们就已对科学创造的心理学产生了兴趣。
近年来，对这一问题的兴趣骤然提高了，出现了许多以科学方法论心理学为选题的论文，甚至产生了一种称为“科学学”的新的知识领域。究竟怎样来解释这种现象呢？这可以从文章的本身找到答案。它好像在启发你说出自己的意见：“现代的国家，如果不善于重视受过训练的智力，那就要灭亡”。对科学活动心理学和方法论方面兴趣的提高，是科学技术革命的结果。
研究科学创造的心理学，将能提高科学研究的效率，这是现代科学最重要的一项任务。
这种题目的大多数论文，都有各自专门化的特点。写这些论文的通常不是从事这门科学的人们，而是从事这门科学结构研究的人。就像写艺术论文的通常不是艺术家，而是艺术理论家一样。它不是从事科学学，而是从事科学本身的人们思考和争论的结果。
当然，绝不能认为下面要谈的就是科学学的研究。它只不过是一种交流经验，谈谈自己看法的尝试。这些看法是在从事研究工作、培养年轻理论物理工作者的过程中以及由于对这些论题所进行的许多争论中逐步积累起来的。
科学创造的动机
什么东西推动着年轻人去从事科学事业？致力科学创造的积极性的内部心理活动究竟是怎样的？为此又需要什么样的性格特点？
好奇心，自我表现，自我肯定
我们将不涉及如何理解自己的工作对社会带来好处的动因，因为这种因素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中都是同样存在的。我们将要探讨的仅限于同科学创造直接有关的心理动机。它是由若干种因素构成的。接近于科学精神的最低限度动机，是一种自我肯定的愿望，向自己或者向他人证实，你是能够将这项任务进行到底的。（当然我们并不讨论像得以高升或者得到好处的愿望之类的动机）另一种动机是力图自我表现，设法最充分地表现自己的个性。然而最重要的、起推动作用的动机是一种好奇心，对自然科学家来说就是一种探索重新安排大自然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为别人的科学成就而高兴并不亚于自己的科学成就。И.Я. 波麦兰丘克*就是这样对待科学的。他甚至在临终前，当一恢复知觉就详细询问有关基本粒子理论最近工作的情况，为每一个新发现的原理而高兴。这种全心全意的情况是非常罕见的，然而这也不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一般说来，所有这三种动机是交融在一起的。有时自我表现的意向表现得特别强烈，以致单研究一种科学就显得不够了。众所周知，马克斯· 普朗克就曾经是一个优秀的钢琴家，爱因斯坦曾经演奏过小提琴，理查德 · 费曼现在是击鼓手。
有这么一种人，对他们来说，自我肯定是从事积极创造活动最强有力的动因。然而这种意向如果不是在善良意图的支配下，它几乎不可避免要变为去追求成果，卖弄成果，并会不知不觉造成故意歪曲事实。有多少才气横溢的人士，就是由于这种毛病而丧生于科学。
置身于科学以外的人们中，普遍有一种看法，认为学者们在自己的工作中可以按照自己的志向从事发明创造。不过，科学工作者不要抱定宗旨去搞发明创造，他的任务是要对自己所感兴趣的科学领域进行深刻而全面的研究。发明创造只不过是这种研究工作的副产品。这并不是说从事科学的人们如此想想而已，而不要搞发明创造。当然，这种愿望是存在的，不过应置于次要地位，它不仅不应该起支配作用，而且要使其不至于影响研究工作的性质。
此地“发明创造”这个词的含意，是指在了解自然界方面有很重要的飞跃。普通的，一般不是惊天动地的发明创造是会不断出现的，它就是日常科学工作的乐趣所在。善于为每前进一小步，为每个普通的发明创造而高兴的这种品质，对选择科学职业在很大的程度上应该起决定作用。
开始从事科学工作的同志，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热衷于自我表现，以及常由此而造成的热衷于卖弄自己成果的危害性。因此，我们还将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个问题。
惊奇的能力和科学的美妙
然而，让我们回到研究者好奇心的话题上来。它同惊奇的能力有最直接的关系。这种品质是任何部门从事积极创造活动者所必须具备的，舍此也就谈不上有什么诗人、艺术家和学者了。在科学上必须具有一种对思考和领会所积累知识的结果产生惊奇的能力，而在艺术上对所见所闻的积极和直接的反应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们两者之间是各不相同的。当惊奇的原因真相大白时，常言道，这就是科学的奇论。
当学者以似非而是方式表达出来的惊奇引起科学革命时，许多情况就清楚了。
研究这些似非而是的现象，证明了惊奇的能力在科学上有多么重要的作用。然而更重要的还是，这些事例产生了科学美妙的某些概念。由于深入思考的结果，从骤然看来难以辨识的事实中产生了出乎意料的和最重要的结果。微弱的夜光，促使我们重新考虑对宇宙几何学位置的见解。诸如能量守恒定律和时间均匀性这样一些不同种类的现象，原来是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在研究加热气体原子运动的情况下所发现的规律，可用于电磁场。这就产生了与经典力学完全不同的结论：电磁震荡能只能由离散部分来改变。
德国著名数学家大卫·希尔柏特，表达了所有科学成果逻辑上的相互制约性：“请允许我认为二乘以二可以等于五。我也将证明从炉子的烟囱里可以飞出女妖来”。科学的美妙在于逻辑上的严整性和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了解科学的美妙，对检验成果的正确性和探索新的规律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也是我们的思想对大自然协调的反映。
对美感受的本领，同具有惊奇的能力一样，可以决定科学职业选择。
科学是怎样形成的？
能否用心观察：思想的飞跃、意外的对照、突然恍然大悟等创造过程的因素是怎样产生的？如何把想象力朝需要的方向引导？什么样的工作方式最有成效？怎样的方法能提高科学工作的效率？
潜在的工作
在《科学和方法》这本著作中，普恩卡尔试图分析数学创造的过程。按照普恩卡尔的意见，也造的过程是由自觉努力和下意识努力交替形成的。
普恩卡尔列举了若干种情况，例如，经过长时间无效努力，工作没有进展，而后在散步或者坐进公共马车时，突然间产生了解决问题的念头。为了要完成研究工作，接着就需要有几小时的自觉劳动。在理论物理领域，恐怕还有其他许多领域，都要按照这种意图行事。M. 佐辛科碰到无法将工作进行下去的情况，就把它搁置起来，说：“没关系，还是让它在烤炉里再烤一烤吧！”有时在睡梦中得到了答案，更经常的是发生在紧张工作之余处于半睡眠的状态下解决了问题，我想起过去是如何解决电子在核子碰撞时从原子中逸出这一问题的。质量上全部是清楚的，原子核由于同核子（中子或者质子）碰撞的结果，短时间中获得了速度，电子的速度要比原子核慢，因此它来不及同原子核一起飞离，而停留在曾经发生过碰撞的地方。
而又如何找到量的答案呢？如何获得为任何电子提供逸出去可能性的式子？犹如在梦幻中下意识地提出了解题的方案，打个比方：驯马师驰骋在马戏团的竞技场上，突然之间奋了下来，握在他手中的鲜花撒向观众。这种情景好像提醒了过渡到另一坐标系统所需要的东西。在这个系统中原子核在撞击以后正在休养生息，比较简明地论述逸出电子的曲线移动。所剩下来的只待把这种见解翻译成量子力学的语言。
自觉解决问题的尝试，隐入下意识的领域，即在一定的概念范围中寻找答案。那些被发现为有用的概念的结合，是下意识地从所积累的知识宝库中，特别是从大量个人的经验中挑选出来的。概念的结合提出理解的判断：要么是合适的，就保留下来；要么依然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下意识工作的特点就在于其联想没有限制，因此就可能出现非常意外的结合。
有时由于工作彻夜不眠，你就好像身临其境，从旁观察这一过程，于是对过程的情况有比较多的了解，当然这种情况可能还是比较主观片面的。普恩卡尔想象有某些分子的集合体，它们事先有意识地运动，互相碰撞和分离，而有时连在一起，构成牢固的化合物。另一种想象为：下意识好像是一些熟悉的和不那么熟悉的人们聚集在一起（他们象征着各种不同的概念）。需要使他们相互发生兴趣并且开始交往起来。这时就应该弄清楚，其中哪些从前已经见过面。对这些聚集在一起的人们的气氛应该要有所觉察。它是提供获得所短缺概念的关键。当然，这仅仅是一种直观的情况。如果根据特点能够指示提高下意识过程效率的方式，那么按照细心观察的原则概念的某些特点是有科学价值的。
受抑制的幻想
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存在的，例如大家都知道，为了使工作日富有成效，在前一天晚上即使工作一会儿也是重要的。因而如果您隐入下意识的领域、第二天早上起床后就有比较明确的行动计划。
在解决一项困难论题时，为了不至于停滞不前而有进展，必须自觉地作出努力，反复多次地议论和核算，使自己达到对所有“赞成”和“反对”的理由熟悉得能背诵出来，不用纸，通过头脑就能完成全部计算工作。准备工作做到这种程度，大大减少下意识的活动，使论题很快就能自然而然有了解决的方法。
可以人为地调节自觉和下意识工作、分析和直观的对比关系。为了提高监督作用，可以同有批判看法的合作者一起工作，而为了提高直觉的作用，可以同爱好幻想的合作者一起工作。我们想起汉明威的方法。他提议：写字的时候，站立的姿势要使人感到不舒服、不方便；而在修改稿子的时候，则可以躺在舒舒服服的安乐椅上进行。
为了提高直觉的作用，可以迫使自己暂时撇开困难去自由地幻想。当提出大量解答论题方案显得很重要时，暂时忘记实施技术的许多困难，采取这种“不是梦中的幻想”的方法常常可以对发明事业带来好处。
为了培养学生交替使用有意识的努力和直观的能力，让他们参加一些临时安排的讲演是颇有裨益的。这时演讲者想方设法向参加的听众阐明他自己遇到的新问题，即努力解释他本人是如何解决所探讨的问题的。由此可见，论题的逻辑性在解题的进程中始终起着主导作用。
为了训练理论物理的研究生、我采用了自认为效果很好的方法，即我的研究工作就在他们在场的情况下进行。
在最初阶段，研究生们仅仅在一起共同体验生活，想方设法，默默地了解所产生的困难，感受其中的乐趣。然后开始共事，出现了问题和不同的意见，也有了争论。接着学员们有了个人的主意，确定各自独立解决论题的时机成熟了。事业富有成效的原因，与其说是技术方法的训练，倒不如说学员们同指导者一'起同甘共苦，经历了曲折的全程，从最初的设想到最后完工。如果未触犯安全规则，让三级运动员与运动健将一起去从事高难度的登山运动，大概用这种方法也可以培养优秀的登山运动员。
一个人即使只有一次自己所做的工作刚好达到了要求，或者好像这种工作已超出可能范围，那么他也会懂得道路只有一条，也就是说只有通过顽强而坚持不懈的努力，通过解决各种辅助性的问题，通过各方面的途径扫除一切障碍，抛开一切不相干的杂念，才能使自己达到可以称为入迷（或者说“灵感”？！）的状态，这时有意识和下意识已混淆不清了，有意识的思维在睡梦中还在继续进行，而下意识的工作却不在梦中。这种状况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近于精神失常，近于契诃夫在《黑衣僧》中所描写的那种状况。爱因斯坦省道：他在创立相对论期间简直达到了幻觉的地步。不过这种状况是极少见的。
要产生这种情况，必须使若干种可能性不大的情况凑合起来，如心灵深处具有焦急不安的难题，感到恰恰只有你能解题，只有你所掌握的技术可以对付，过去有解比较容易的同类题的经验，有健康的体魄能坚持长时间不眠或很少睡眠的考验，最后一点是能完全排除不相干的操劳。然而，最主要的还是必须有巨大的勇气，要敢于相信自己的成果，不管这些成果与现在通常流行的多么不一致。对自己的论断不要吃惊，直至进行到底。要知道有多少出色的研究工作就是由于勇气不够而半途而废了！
科学工作的风格
各个领域的创造过程，在性质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论述艺术家和诗人的创造过程，非常接近于对普恩卡尔数学创造过程的论述。在完成所提出论题的方法上有许多共同之处。И.Я. 波麦兰丘克第一次走进雕塑工场以后，就非常清楚地发觉了这种共同之处。他说：“应该认识到对待艺术就同对待科学一样，有什么可以瞧不起的呢！”
此外，在艺术作品中所具有的真实感和科学所追求的真理之间，是有根本差异的。科学的任务是要发现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因此它的最后结果不取决于学者个人的成绩。艺术的任务是使用艺术家的眼睛来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界和所熟悉的人们之间的联系。这种任务必然带有主观性，因此艺术作品总是包含着创作者本人的个性特点。然而一旦当我们把这种最终的目标转，为实现目标的方法，转为认识真理的方法，即转到方法论上时，科学的客观性就此消失。每个学者都有各自的研究方式，都有各自解决面临论题的途径。这种途径的方式和方法，是由所研究课题的性质来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学者和建筑师一样，他们的个性是通过努力谋求论题实用方面的协调一致表现出来的。
在理论物理学中的这种方式的个性偶于物理学中。只要达到目的，采用什么方法取得成果并不是最重要的。然而还有一些人（依我看来，这是一些很值得尊敬的人），他们喜欢理论研究的工作方法，力求不是人为的，而采用最适合论题的方法取得成果。这样就要求理解得更深，因而成果的可靠性也就更大。存在着一些很抽象的理论物理，这门科学的科学家所从事的工作同实验员有密切的关系，而论题的运算同经验却没有直接的关系。对于这些理论家来说，相当大一部分工作是对实验进行理论分析（已经做完的或者正在打算要做的实验）。除了比较喜欢用严格的数学方法的理论物理以外（很遗憾，理论物理能采用的方法是很少的），还有比较重视质量处理方法的物理，其结果起初是用简单的模型和按照直观的可能取得的。
在我国的物理学家中，Л.Д. 兰道院士努力用最适合论题的方法取得了成果，他是理论物理学家最光辉的榜样。B. A. 福克院士所提出的问题是非常准确的。他用数学公式解决论题，在量子理论方面取得了最重大的成果。
卓越物理学家Я. H. 弗列开里对理论物理许多方面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大量的物理学概念都是他的。他提出概念，但是仅限于对论题的质量探讨，没有设法将研究工作进行到底。
有许多现象是不足为怪的。例如，认为严密的数学研究法比较好的学者以自己的研究工作吸引了一批同样是数学性格的年轻人。又如出现了一群群的人们，他们由共同的研究风格联合在一起，并由此有了共同一致的研究论题。再如出现了不少科学流派。尽#各流派的代表常认为自己科学工作的风格是唯一正确的，各种不同的派别还是在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着。科学的真实不同于艺术，它并不取决于用什么方法向它靠拢。
“可靠的”和“不可靠的”研究工作
科学工作者的风格和流派是不是某种必然的和永远一成不变的东西？所选择论题的性质和处理论题的方法应随着技能的增长，工作技术的提高和经验的增加而一起变化。在开始走上科学道路的时候，不要从一些方向不明确尚有疑问的研究工作着手。即使解决不很复杂的论题，也必须取得经验和掌握技术。有这么一种非常重要的现象：一项进行到底并且“有了成果”的研究工作，对提高科学工作者素质所带来的好处要比由于困难太多只好半途而废的几十项研究工作大得多。除此以外，从头开始做起的必须是“可靠的”论题，也就是说，刚开始的论题不要列入未被证明过球者现在尚未证明的假想，而是要原先已取得的成果。刚开始从事科学工作的人，没有进行错误研究工作的权利。
然而随着经验增多，也就是随着进行到底的“可靠的”研究工作的数量的增加，对待“不可靠的”研究工作的态度应该有所改变。
—个严肃认真的科学工作者，要不要为他从未做过错误的研究工作而骄傲呢？当然，所指的并不是那些司空见惯的错误，比方计算得不对或者使用了没有冲刷干净而起过化学作用的器皿。对这些错误应该要害臊，就好像要为不体面的行为害臊一样。我们所指的是那些可能有的，然而又是没有根据的设想。它的错误所在，只有当科学进一步发展时才能弄清楚。一方面，研究工作不犯错误，说明对待科学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以及科学工作者是具有洞察力的。然而，另一方面又可能意味着魄力和勇气不足。从来没有跌过跤的人，是不可能成为优秀的山地滑雪体育家或者摩托运动家的。这就是说他没有尽到自己的最大努力。不过，如果这些“不可靠”的研究工作被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所证实，那么这将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它能检验以“不可靠”研究工作为基础的假定的可靠性。
相皮，绝对可靠的研究工作，是先前所取得成绩的必然结果，一般说来，它不会对科学产生非常重要的推动力。
引起理论物理学家与实验物理学家之间许多争论的理论和实验相比较的问题，也列入其中。理论同实验的一致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评价理论的主要依据，出色的理论工作是一种有说服力的论据，它是从以前大量反复多次试验的科学材料中取得的。如果出色的理论工作同试验不相一致，这就表示要重新考虑以这种理论工作为基础的假定了。一般说来，这意味着有了或木或小的某种发现了。相反，如果同不正确理论的试验相一致了，它就不能使理论更有说服力。判断一种理论质量的高低，应该根据这种理论形成的可信服和无矛盾程度。
以“不可靠”理论为基础的假定，即使处于不可靠的情况下，所形成的具有说服力的“不可靠”理论仍然可以对科学的发展产生影响。我想举已故塔姆院士的卓越研究工作来作为例子，她对基本粒子物理有很大的影响。当时（1934年）刚出现恩里科 · 费米提出的β裂变理论。这种理论指出了中子变为质子同时放出电子和中微子的结构。这种结构引起由—个核子转向另一个核子的放射性变化，同时放出电子和中微子。И· E · 塔姆基于这种结构建立核子力理论，即设法保持在原子核中的核子（中子和质子）的力。这种理论的主要概念是：有一个核子放出电子和中微子（或者正电子和中微子），而另一个核子就吸收这些粒子。科学的继续发展证明，交换电子和中微子在核力中所起的作用是很微弱的。核子受（如同塔姆的理论）核子放出和吸收粒子的制约，但是这些粒子是后来才发现的。π介子是这类粒子中的一种。这样一来，原来理论上的假定没有得到证实。然而，包含核力同核子放出和吸收粒子有关的概念不仅是正确的；而且还是卓有成效的。
每一个科学工作者有时应该对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某某在科学上要比我做得多，尽管我的理解水平和数学技能不亚于他？常见的答案只有一个：“他下决心把‘不可靠’的工作进行到底，然而我却把全部力量用于‘可靠的’研究工作上去了。”
二十世纪末的风格
我们探讨过随着经验的增多和技能的提高，工作风格发生变化的问题。然而决定工作风格发生更大变化的还是科学的发展。在科学的稳定发展时期，适时进行工作方法的研究，以此使原先所取得的成果更趋完善，并为下一步的研究工作准备好资料。不过一旦当科学有了重大发现处于蓬勃发展时期，主要精力就不应该集中在研究方法上，而要倾注于取得新的成果，哪怕采用比较粗糙，根据不甚充分的方法也罢。
二十世纪下半叶，理论物理研究工作的风格有了很大的变化，尽管大概不是整个物理学领域都由此作出了必然的结论。
在理论物理领域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学组织形式，这种形式可以称之为“集体的大脑”。假如说，由宁对所积累起来的实验进行分析的结果，或者由于某一实验的发现提出了一个重要复杂的结论，而它又是一个人的力量所不能胜任的。为解决这类论题就要制定出如下集体工作的战术。一部分工作性质比较相近的科学工作者，开始研究概念的产生（任何概念，包括正确的和不正确的，按照上述“不是梦中幻想”的方法进行）。根据这些概念，就可以尝试局部解释所研究的现象。经过10~20天以后这些未进行完毕的研究工作，以未定稿的方式公布出来。
接着每隔二的三个月进行一次小范围的学术会议，在会上讨论累积起来的数据，其他部门的物理学家可以提出批评性的意见。经过讨论可以进行初步的选择。本部门积极从事研究工作技能最高的那部分物理学家＞在批评阶段起着主要的作用。这部分物理学家所选择的，大体都是合理的概念，他们作出结论并指出今后进行理论和试验性研究的方向。大概一年举行一次大范围的学术会议，作出工作总结。
因此，原来的概念变化很大，要么从此固定下来，要么就不复存在了。学术会议实行“自然选择”的机制。这种自发性的分配工作，使昨天的大学生所提出的概念有时会成为整个学术会议的注意中心。在解决下面论题的过程中就是这种昨天的大学生已经不是概念上摇摆不定的人，而是有批判能力，能进行选择的物理学家了。“二十世纪的风格”有没有抑低研究工作的浪漫主义性？虽然某些研究者的作用缩小了，但是出现了新的浪漫主义——集体性研究工作的浪漫主义。
合理的想法
在写科学著作，尤其在写教科书时；一般都要非常细心地收集有助于建造大厦的“脚手架”。至于怎样达到这种结果，在前进道路上会碰到什么困难，怎样去征服这些困难，依然还是未知数。然而详尽描述推论、取得成绩和碰到难题，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寻求解决方法的尝试等过程，对刚开始从事科学工作的人来说将有莫大的好处。不但如此，如果不说明碰到的困难和取得这些成果的方法，光叙述最终取得的成果就会使刚开始从事科学工作的人产生不完整的感觉，认为从事科学工作要有不同于一般合理想'法的特殊头脑，好像它能飞跃地作出出乎意料的结论似的。
实际上我们只有一种头脑，除了直觉力和想象力以外，这种合理想法的本身就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工具，它使家庭主妇能精明地采购所需要的东西。
对任何事物，即使是对最复杂和对缺乏研究事物的解释，都不取决于突如其来从天而降的灵感，而是顽强劳动的一种成果。正因为如此/尽管自觉的努力同下意识的努力交替进行，似乎还带有不十分清楚的推测和直觉的成分，科学研究工作的成果同所花费的劳动和所消耗的时间是成比例的。
采用合理的想法既能安排劳动，又能布置研究工作的方法，做到只有少数跃变才采用直觉。应该要把任何一项复杂的论题转化为容易得多的论题的总和。向夺取最终成果的方向进军，就好像登山运动员向最高峰攀登一样，归纳起来就是要连续不断地战胜一个又一个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太大的困难，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
这种情况是怎样形成的呢？首先将论题简化到只剩下它主要特征的限度。然后逐渐使已解决的论题复杂化，但它要比重新解决复杂论题容易得多。再接着就是要弄清楚，在极个别情况下解决论题的可能性。除此以外，在设法求得数量答案以前，应该取得粗略的质方面的结果，它要比前者容易得多。最后要说的是，在各阶段中都应该设法使用在此以前全部已知的比值来推翻所取得的结果。在个别一些场合所获得的结果，可以简化为这些比值。
与此同时，也需要检验一下所取得结果的逻辑结构。能否由通常的前提引出这种结果。它是否同某些共同的原理相抵触？在结论中有没有不知不觉违背共同原理的地方？这种成果可应用的范围是否同结论中所提出的限制规定相吻合？我们非常常用的成果所带有的假定成分，要比在获得这种成果过程中不得不所作的假定更为广泛。成果可用数字的方法表示＞有时还能超越所设假定的范围继续进行分析。
是否不太容易得出结果？本来就存在着某种类似“困难不灭律”的东西。如果在某种处理方法中弄清楚了解决论题的基本困难，通常来说，这必定会反映于任何其他的处理方法。假定我们想出了一种能巧妙排除困难的迂回法，也不要因此心安理得，而要设法弄清楚这些困难为什么会消失。一般说，在弄清楚以后，要么采用直接法使论题得以解决，要么发觉了人为（迂回）解决论题的错误所在。
最后，成果是否符合美妙的要求呢？有时这是外表上的美妙。如果在式子中有过大或似不足信的过小因数，式子的外形就不漂亮。看到带有奇奇怪怪因素的式子以后，应该怀疑恐怕是错了，并且要检验结果的正确性。
正确计算结果的特征之一，是简化复杂的中间式子，它简化了最终的结果并使它具有漂亮的形式，正如有一位物理学家所说：“正确的式子具有得到简化的趋势”。表示成果的美妙重要得多的不是表面的，而是它更深刻的内在特征。如果公式以简单的方式使不同种类的现象发生联系，如果建立起各种意外的结合，那是很美妙的。理论物理最漂亮的一个公式就是爱因斯坦的万有引力理论公式，它把空间曲度的半径同物质的密度联系起来。另外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是麦克斯韦尔方程，它很紧凑地包含各种电磁现象的全部信息。对美妙的要求不是绝对的，它对探索新的自然规律和检验所取得的成果都起着最重要的作用。
行为的一贯性
依我看来，这就是理论物理中合理行为的一贯性（可能它不单限于理论物理）。
必须从尝试解题开始直到研究文献。这是在以前没有同一论题著作强迫接受偏见的情况下对论题的初步了解。这种对所预料值的序列的初步质量评定，初步探索多方面解题的途径，便决定了未来研究工作的进程。对文献的研究有了一种积极的态度（研究工作的第二阶段）。从某种角度看来，对文献研究的效果总不如对问题研究的效果来得好。在此以后或者与此同时，弄清楚了理论物理共同原理（如不灭定律）对可能的结果所产生的制约，接着应该在论题各种参数的作用下，着手尝试求得深刻的质方面答案。然后，就必须弃绝对情况下：即参数在论题有了重要简化的作用下，试图求得论题的数量答案。下面可能就是最重要和最困难的工作阶段。用上面提到的所有方法，分析和评价所取得的成果。如果在此以前全部所求得的东西，证明是正确的，那么就可以动手做最后阶段的工作——用分析的方法或者借助于计算机求得数量结果。当然，各阶段的工作应该和从事这个论题或相近论题研究的所有人进行讨论。把所研究的工作公布于众，是这项工作结束的标志。已经完稿并准备去付印的论文，应该使其有一段“经受检验”的时间，然后再重新检查一遍。论文“经受检验”的期限，由作者来确定。
最后我们将尝试把最大简化的概念，用于上述全过程。努力实现改革以及争取成果，并不是动力。
应该成为动力的，倒是好学精神，具有感到惊奇以及为每一个细小的成功而感到高兴的能力，更主要的还是一种对科学美妙的感受。必须培养自己具有高度认真负责的精神，以及把任何最复杂的问题彻底弄清楚并具有简化的能力。从许多心理矛盾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直觉可以作参考，但是不能相信它。对所有的困难要有所了解，然而又要善于暂时撇开它。要相信研究的成果，而同时又要努力寻找它的对立面。要发现自己的工作风格，然而又要随着每一个重大的发现，工作经验的积累而有所改变。简言之，对所有的事物都要从根本上、根源上、本质上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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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И.Я. 波麦兰丘克（1912~1966年）是苏联物理学家、院士，理论物理各方面大量优秀著作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