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近年来科学的危机问题愈来愈成为西方一些出版物的重要话题之一。这不是指科学内部某种现行理论的危机，而是指作为现代文化组成部分的整个科学的危机。此文反映了这种危机的主要表现以及科学家对这一发展趋势的忧虑。
文章表明，这里所谓的科学危机主要是指科学的发展与整个社会发展不相适应（不平衡）的问题。现代科学日益抽象化，从而日益不为一般群众所理解。而一般出版物又往往夸大科学的作用，其中也包括一些科学家不负责任地乱许愿，似乎科学可以消除一切人间灾难。当预言未能兑现时，就带来了群众对科学的不信任。这助长了一股反科学，甚至反文化的思潮。它要求保持科学所带来的社会福利，却取消科学本身。同时，科学由于过去一段时期中的过度发展，同整个社会的发展脱节，又反过来引起科学发展速度的降低o这又将造成另外一些社会后果，诸如科技人员失业、基础理论难以发展等。因此，甚至有人悲观地预言：21世纪科学的任务将不过是调整20世纪科学所造成的不平衡。
科学高度发展所带来的这些问题，当然同西方先进国家的整个社会条件有关。这同我们今天还处于发展中的情况根本不同。但注意一下高度发展所带来的新问题，对于更好地发展也将不无裨益。
目前，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力量，无疑已深深陷入危机之中。数十年来，科学家在西欧和北美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现在情况变了。科学家与学者似乎变成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敌人。科学，目前肯定是处于守势。
几个世纪以来，科学一直是一个引起批评的对象。起初，科学依赖于经验而不依赖于传统、教会权威或纯粹逻辑。但反对科学的运动也很强大。我只想提醒一句：伽利略在1591年就是因为做实验而不得人心，竟然不得不辞去比萨的职务而躲到佛罗伦萨去。
今天，每当人们更加需要真正的知识而不只是生存策略时，学院式的人道主义者和新闻记者们就要来助长这种反科学运动了。在今天这种文化发展阶段上牺牲科学，只能意味着人类自取灭亡。那为什么还要向科学发起全面进攻呢？这是否仅仅因为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不懂科学，因而不能真正理解我们的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呢？那为什么公众与一些政府也肯定这种对科学的攻击呢？
毫无问题，大多数外行和西欧、北美的绝大多数大学生在科学上都非常无知。如Cassidy所说：“许多学生似乎并不相信不依他们的愿望而存在的实在；他们对因果关系也极其无知；对他们不懂的东西似乎也毫不在乎。他们对自己的无知毫无所知，也不考虑其严重后果。他们根本不负责任的。”我在这里不仅是责难做父母的、过时的学校课程以及蹩脚的理科教师们，至少我也同样地指责从事宣传工作并且实际操纵舆论的知识界。这些知识分子大多也根本不懂科学，同科学思想方法的主流_全脱节。但是事情怪就怪在：正是这些人左右着一个绝对不可改变地、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社会。
目前对科学的攻击大都方向错误。既不能指责科学目标定得不对，也不能指责它滥用技术或其统治地位。后一种感情冲动的谴责特别不公平。
只要粗略地看一下文明的进展就可以知道，在科学兴起以前或者独立于科学的兴起，人类智慧已经为宗教统治和世俗统治找到了丰富而精致的合法性和公理性。不带偏见地研究一下人类历史，会进一步看到科学不但增进了物质财富和人类的安全，还增进了自由：免于饥饿的自由，免于疾病的自由和免于受人支配的自由。
科学作为二种文化力量，作为一种科学界的事业，建立了一种超越于个人偏见或人们的集体观念的共有知识，迄今为止这还是唯一的有利于整个人类的手段。科学可以坚持高度的客观性，使我们比过去任何一代人都享有更丰富的资源，更大的安全和自由。
社会，特别是大多数知识界人士，却对科学发生了严重的、使人沮丧的误解。有家地方报纸的大幅标题是：“科学——一度是客观性的保障，现在却遭到公众的怀疑”。在1975年9月22日出版的《时代》杂志上，你们可以看到：“……人类可能对它的科学家害怕已极，甚至会对他们失去控制……我想到科学家，就会想到智力的好奇心战胜道德的责任心。”这些话引自一篇评论读者民意测验结果的文章。这次测验是由英国《新科学家》和《新社会》两个周刊联合举办的，目的是想确定科学家对自己的看法同非科学家对他们的看法是否一致。结果证明C. P. Snow所谓“两种文化”之间的巨大分歧。《时代》记者得出结论说：“……民意测验表明，许多对科学界持有激烈看法的人，对它其实并不了解。在回答这次调查时经常提到的当代二十位科学家之中，只有七位还活着……其余的包括这样一些充满神话色彩的巨人，如阿基米德、伽利略、居里夫人、达尔文和爱因斯坦。”
根据《麻省大学生每日》1975年11月12日的报道，哥伦比亚大学校长William J. McGill说：“下一世纪，大学应集中研究人类如何平衡二十世纪科学发展所造成的破坏。”
一方面，这个社会的知识分子对所有有关科学的问题无知和敌视，但另一方面，正是这个社会却又毫不犹豫地享用着大都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财富，这显得特别可耻。除了少数知识分子像启示录一样的著作我们可以置之不理，没有人会真的想把现代医学拉回到中世纪去。社会已习惯于物理技术和生物技术，大多数人都习以为常了。他们完全忘记了这些成就并不是天然存在的，忘记了必须通过科学界不断地艰苦努力才能维持。1954年发明小儿麻痹症疫苗时曾被祝贺为“死症的终结”。今天在科学界以外却很少人知道Salk和Sabin的名字，它们联合的免疫生物学效果已彻底消灭了小儿麻痹症。现在有些专家只是担心防护不严密才会使这种病重新出现。
作为科学界的成员，我们必须密切注意反科学运动以及科学界与公众之间的不正常关系。作为科学家，我们不仅需要公开联系，需要从偏见和政治意识中解放出来；而且，正是一个繁荣社会的经济支持和道义支持才使研究成为可能。科学和社会在现代世界中是密切联系的。社会的崩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科学的崩溃。科学的衰竭也将迅速危及社会的存在，因为它主要依存于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成果。Holton曾描述过我们目前所面临的这一状况：“有些新书用华美的反文化语言宣布科学的哲学罪恶（首先是‘合理性’），它们肯定是由读书会和出版社广为传播的，它们鼓励了那些找借口减少对科学研究支持的人们。”
像Theodore Roszak这样明智、博学而专心致志的人，怎么也会谴责科学未能制止人类的自私和缺乏理性呢？他怎么会如此严重地误解独立的科学社会、特别是科学的合理性呢？反文化攻击的预言只是对科学的丑化。以Schumacher为例，他的《小的即美的》已成为反文化崇拜的课本。他说：“科学和工程导致'只知其然可是'知其然'本身一点用也没有；它只是一种未达成目的的方法，一种潜在的可能，一个未完成的句子。‘知其然’并不是文化，正如钢琴并不是音乐。”
反文化者对科学的攻击，如Holton所说，“主要是与他们自己制造的稻草人作战”。但是不幸，公众和决策者却把这个稻草人当成真的了。为什么呢？这至少又是一部分科学家自己的错误；正如Peter Medawar爵士所看到的：“科学家往往由于太骄傲或太怕羞，不肯谈创造性和创造性想象；他们感到这与他们自己作为‘实际家’的想法以及严格归纳判断，都是不相容的。”
Ann Palm呼吁科学界“不要还以为自然科学就是没有灵魂的躯体上的花岗岩头脑所搞的硬科学。”
另一方面，“顽固”科学的基础、慎重的定义、严格的符号语言、对陈述的批判性审查，都不会为反文化的压力所冲淡或取消。相反，它会在所有的认识领域中备受欢迎。迄今为止，只有靠科学态度才能客观地认识事物的性质，而科学方法对我们生活的意义，也可以帮助我们克服会使年轻一代陷入泥潭的异化和荒谬思想。
总之，公众心目中由宣传工具和文化书刊所规定的科学形象，是绝对错误的。那里没有科学发现的本质，没有科学发现的动力和创造性，没有伟大理论的结构美，没有人的心灵从宇宙一贯的合理性、和谐和秩序中得来的理智和感情上的满足，也没有作为具有创造意义的文化力量的科学，没有来自智力训练和智力成就的幸福。
到目前为止科学界对这一挑战的反应是可怜的，广大的公众愈来愈迷惑或者愈来愈清醒。看来科学界内部对于科学发现的意义和科学专业的性质，理解得太差了，难以进行有力的反攻，甚至也提不出一种捍卫科学的有效的防御战略。Roszak的“挑战”是骗人的；只是因为科学家在专业领域之外几乎一无所知，才使这种“挑战”站得住脚并产生影响。Holton考虑到实际科学家处于鲍波尔哲学学派与反科学的先知之间，他警告说：“一方谴责科学家太理性，另一方却又说他们太不合乎理性。处于二者之间，科学家实际上一概置之不理，甚至不想保卫自己不受到荒唐的歪曲。”
自以为是，又缺乏勇气和常识，都助长了科学界根本的脆弱性。
早在20多年前，Detlev Bronk就警告过：从事实际工作和具有社会影响的人，都需要对科学的传统、理想及其意义有更多的认识和鉴别力。科学家因为缺乏这种认识，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谴责。……我们对自己的发现及其有效应用，强调得太过分了。我们不适当地表明科学是一种伟大的智力冒险。人们还没有广泛了解科学的本性，我们就很容易由于不了解而受到敌对的压力。
更何况，科学家自己也直接而轻率地促进了我们今天所遇到的这种反科学态度的发展。
1. 在黄金的六十年代人们许了太多的愿。我们之中有些人甚至有意培养了一种“伟大的幻觉”：任何问题只要我们想解决，几乎都可以马上解决，今天正在对某些领域的实际成就（如癌症研究）同最初的预期进行比较。
有些人绝望地警告说：希望的彻底破灭还不曾开始呢。失望将随之而来！负责的科学家懂得谦逊——也即在作出许诺和保证时有所约束——的损失将带来失去公众信任的可怕后果。特殊的科学成就，如登月或破译遗传密码，恰恰又诱使科学家提出夸张的要求和许诺，诸如“战胜癌症”或“解决城市困难”。Brooks说得很正确：
……每一次……一位新的智力技能发明者相对谦逊的要求，都易于为其门徒和追随者加以抬高。
主要问题在于，许多科学家不能区分以下两种问题：一种可以从技术上加以解决，一种则需要改变方法、整体倾向或价值系统才能解决。正是后一类问题引起真正的麻烦。由于误解了这种问题的内容和性质，便产生了这样一种乐观主义：似乎真正优秀的科学家只要全面开展研究，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人口稠密，种族冲突和经济压力，成人犯罪和少年犯罪，人们之间或集团之间的冲突所引起的思想偏执和隔阂，民族沙文主义和可憎的公开战争。
Cassidy曾说：“如果操纵残缺的阿波罗8号返回地面的有效方法，也能用到‘地球密闭舱’的问题上，那么行之有用的空间计划还可以更加有用一千倍。”但不幸的是，我们未能把这些完成空间计划所积累的技术，用于类似的“地球计划”之中，因为地球的整体目标还不清楚，而空间计划的整体，目标倒是简单明了。地球计划如果在价值系统和整体倾向方面没有重大改革，就只能零打碎敲，不过是改变一下问题的提法而已。
2. 有些科学家热衷于对这种消极的副作用，即技术上的倒退现象，进行感情的、非理智的讨论，却丝毫不了解技术思想和技术活动的整个结构。他们公然把科学家的威信滥用于政治领域，以支持某一种个人偏见或集团偏见。
3. 科学之间的公开争论常常很尖锐，而且充满敌意，这损害了科学家在公众心目中客观而值得信赖的形象。过去Teller和Pauling的争论就有过这样的后果；现在我们还可以绝望地看到Jensen和Hinch式的争论，可能将更加激起公众的反响，因为人类智慧“本性反对教养”的观点，几乎关系到每一个人。正如Cotgrove所说：“……个别科学家不受科学界的控制，以科学客观性为幌子，夸耀自己思想偏好的古怪行径……威胁着科学家称号的崇高标准。”
实际上，公众去倾听科学和社会问题的争论，对科学的威信往往是灾难性的。当然，两个科学家如果真的不掌握科学，对某一科学问题可能有不同看法。某些科学家在公开场合的行为严重影响着科学界的道德标准。Weinberg对这种可悲的情况作了可悲的分析：“科学家在公开场合对科学问题发表意见，他们不受通常科学通讯渠道所表现的统一意见的约束。这种传统的约束不起作用了，因而超乎科学的辩论往往趋于科学上不负责任：公开辩论比专业辩论需要更低标准的证据，科学家在公开场合往往半真半假地胡说八道……如果科学家有权在公开场合随便谈科学，我认为这种习惯就会逐步侵蚀科学讲坛。”我还想再加一句：如此不负责任将迅速败坏科学在公众心目中的威信。我们将毁灭我们所依靠的基础。
4。某些科学领导人攫取了拥有决定权的职位，但很快就失败了。显然，西方社会许多人都不喜欢科学家在立法中起最后仲裁人的作用，特别是在作出一些不得人心的决议时。许多科学家突然天真地参与公众事务，有时简直势不可挡。有些人居然还以为公众会合理而必要地作出一贯公正的反应。只要稍有一点人类历史和人性的知识都会知道，这种想法有多荒诞。
我希望，科学给公众所带来的幻灭，不管多么不公平，总会对科学家产生三方面的强烈影响：
第一，这种经验将表明科学家局限性之所在。科学不是宗教，也不是形而上学。科学家不是教师，也不是柏拉图所说的那种哲学家。他不可能随意满足人类那种形而上学的确定性要求。在科学陈述中想找到Roszak所谓科学找不到的“真知”（Gnosis）以及救世良方，并不那么容易。
第二，科学家将重新觉察到他只是科学界的一个成员，他照例不应涉足政治领域。有经验的科学家更应学会逃避个别科学家和政治家之间完成某一小型计划的联盟。Pekeris对一些依仗政治权势的物理学家的失败作了沮丧而悲观的分析，并从这些事件中得出如下应值得吸取的教训：
1. 依仗政府势力的科学家必须准备付出更多的工作时间，否则应拒绝参加。
2. 物理学界应把这种权势的作用作为集体的责任，并且一定要随时通消息。
3. 直到目前为止，每一个物理学家花费在这种社会问题上的时间都超过原来规定的时间。
第三，社会是个靠不住的伙伴，那些学院派人道主义者和新闻记者们尤其是这样。你不要想从它那里得到起码的公正，而这又是科学界成员之间所不可或缺的。科学家将从这里吸取教训。一个社会居然一下子就忘了技术的积极作用，忘了电和食品、抗生素、肥料、小儿麻痹症疫苗、胰岛素、避孕药、固态技术，这种伙伴真够怪的。公为科学家，我们必须了解我们与之打交道的那个社会实在势利得很，如果要回顾一下我们祖辈的方式，痛苦而辛酸的遭遇和生活方式，它简直可以算是趣味低下的标志。很难想象有什么现代福利不能追溯到科学，但我们知识分子领导人对这种说法却感到讨厌。
不知感恩的公众是否由于故意而想取消科学界呢？他们真的相信真正知识是不可缺少的吗？我在俄国所听到的一个地下笑话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有一个人问埃里温（Eriwan是苏联格鲁吉亚首府一个虚拟的电台，凡是苏联公民有困惑不解的问题都可向它提出）：“我要不要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呢？”回答是：“原则上要，但我们劝你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员。”我们社会自觉发动反科学的人也想一方面不牺牲科学文化的舒适权利，一方面又取消科学。我从未见过一位真诚的科学界批评家，由于盲肠炎、糖尿病、恶性贫血或营养不良真的准备明天就去死。我也同样不曾见过一位科学的批评家认真考虑过：科学界结构的瓦解和道德的沦丧将迅速冲垮我们的文化，使我们大多数人遭受巨大而致命的奇灾大难。
这种隐蔽、玄妙、主观而又大肆宣扬的反科学的非理性主义的进攻，是由西欧和美国的“知识界”某些头面人物发动的，它发生于（也只能发生于）一个经济发达而纪律松弛的社会结构之中。这是对富裕、浪费和任性的一种情绪反应。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科学界独一无二的成就（即获取真正的客观知识）必须智力方面的组织性，一定程度的克制性，为了精益求精而奋斗不懈，以及一定程度的服从性。新的预言家指出了通向永远幸福满足的捷径，却忽略了艰苦的智力探索。他们指望知识，却不要艰苦的智力活动。当富裕消逝，当前真正的问题紧迫起来，这种幻觉也将随之一扫而空。总之，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力量，将恢复到什么程度并以何种速度进行，还是大有问题的。在这里，特别重要的是：在公众心目中自然科学同所谓的政治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一致性。任何负责任的社会科学家都会承认，可以作为实际措施基础的真正客观知识，还是很少见的。六十年代有一阵子曾经有过这种幻觉，以为社会科学真有这种知识，真能帮助解决社会的迫切问题。事实上，社会科学家大大过高估计了他们的能力。“我们正在作为巨人而提出，并要求有权提出建议，尽管我们现在还是矮子。”他们不可避免地未能解决诸如衰退、通货膨胀、城市社会问题、滥用社会福利等等问题，结果，社会科学和政治科学威信急剧下降，同时也影响了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整个科学界。但是这样的反动，历来就不去辨别应当更多地归咎于谁。
我们当前的任务，是恢复公众对科学主旨的信任。如能做到这一点，科学将又能吸引才智之士探索真正的知识，也能再吸引公众进行道义上和财力上的支持。科学主要的目的必须使科学家和一般人都重新认识：只能为知识而知识。科学的宗旨主要并不是“为政府献策、拯救人类、制定政策或建立霸权”。最近有个老资格的、严肃的新闻记者曾询问一位正在争论科学对社会影响的科学界人士说：“你相信优秀科学研究会以高超的精神境界来完成吗？”但是，随时为合理的政治决议而作出贡献，也总是科学家的一份责任。
科学另外一个严重的危机征兆是，科学界无能预见并对付增长速度的迅速变化。在先进国家中，科学在相当时期内是按指数增长的。但现在已经变了。最近的将来，我们将面临零增长速度甚至负增长速度，至少在基础研究方面将是这样，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任何社会因素都不可能以大于整个社会增长率的速度长期增长上去，但是，我们可以事先认真分析这种平衡状态，对这种不可避免的后果，我们不太清楚。事实上，“科学事业同社会的相互关系”只有一部分合理性、对于科学界突然转向平衡的心理影响，我们只能猜测。在不平衡条件增长下成长起来的科学家，大都严重低估了过渡到平衡状态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人比较安心的是，每年理科毕业生的数量还是平衡的。1968年martino曾计算过，美国大学的科学人员如果要同这一年的社会相平衡，已超过1975年所需要的科学人员。（在这里，“平衡”是指科学的增长速度并不高于例如以国民生产总值计算的社会增长速度。）在最近的将来，我们所能期望最佳平衡状态，就是看到美国大学只需要造就出少得多的毕业生，大部分只是顶替老的，而不是补充由增长而设置的新岗位。
martino还提出：“未来几代中科学的不平衡大概是难以避免的，这在科学机构和个别科学家的活动和风俗习惯方面会表现出来。有许多活动和风俗习惯因为过渡到平衡都要加以改变……因为不平衡增长的想法是根深蒂固的，除非真的陷入危机，这种改变可能并不明显。”我们已经陷入了危机，而我们还远远没有作好准备。在平衡状态或减少基金的情况下，我们简直不知道怎样有效地去经办大学系科和研究机构。我们可以学习，但这将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愿它毕竟是一种正确的经验。
由此产生一个重大的心理学问题：科学进展减慢也就意味着年轻科学家成长的机会减少了。科学家攀上领导岗位如系主任、研究组负责人、政治顾问等，其平均年龄也将增大。创造性一定程度上总是需要年轻，结果是一般创造性的衰退。
鉴于以上情况，不少观察家几年之前就警告过，“科学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科学政策制定者必须开始考虑如何过渡到平衡，特别要开始考虑如何减轻由这种过渡所引起的震惊。”然而，科学部门却没有做什么工作使过渡到平衡的过程尽可能平稳：这简直是不可原谅的疏忽。
更糟的是，还没有准备好一种支持科学预算的牢靠的防御性战略。登在《科学》、《自然》这一类杂志上的某些文章，虽然也击中了要害，但还是不够。我们都明白，科学未能幸免于政府财经危机的后果。我们不再以政治家们所能理解的全面的“哲学”方式去解释、论证并捍卫科学，说服有教养的公民，我们已把这些社会关系方面的问题种头脑狭隘和狂妄自大的混合物——留给政治思想的批评家们，他们多年来不知疲倦地损害、嘲笑科学事业。我们这些批评家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许多政治家和大多数外行至少都真的相信，为满足好奇心的基础研究是一种多余的浪费。这是目前的科学危机中最严重的问题。
〔本文译自H. Mohr的讲演集Lectures on Structure & Significance of Science，New York，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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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美国知名的科学哲学家。——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