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T. W. Schultz是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获得者之一。这篇文章呼吁全世界的科学家都要重视农业科学的研究。他认为，农业是最重要的科学一是科学之母，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科学，而且科学事业最终的成败还得由农业的成败来决定。有组织地开展对农业科学的研究是当今世界上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论点，对于我们实现四化，特别是农业现代化有参考价值。本文虽然长了一点，但好读。希望我们的读者都来关心一下农业现代化问题。
未来的粮食供应，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农业研究工作的成就。我们能否完成必要的研究工作，对太阳、地球，以及吹拂着大地的风是无关紧要的。我们这儿一些流行的世界末日论者认为，农业研究工作也无法使我们免于灾难。在他们看来，人类的斗争历史和充足的粮食产量是毫不相干的。然而，奇怪的是，极大多数科学家实质上并不具有历史观点。为什么要了解历史呢？虽然普通人珍惜他们的根源，科学家们可不愿意在追本溯源上浪费时间。大多数经济学家们，当他们变得更“符合科学规律”之后，也不屑于追本溯源了。这是一个越来越高度专业化的时代。撇开历史，发现一些新的知识，你就会造成另一场危机。割断了历史，眼前的事件使人更加悲观失望。一个乐观主义者，不是被孤立，就得相信人类的处境是具有历史延续性的，而这也并不完全是逆境。
至于农业科学的历史地位和效用可设想如下：很少科学家把农业看作主要的，或算典型的科学，许多人根本不把它当作科学。然而，它却是最重要的科学——是科学之母；它迄今仍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科学；也许，在本世纪结束前，科学事业最终的成败还得由农业的成败来决定。
我把研究工作看作经济活动，因为它需要稀少的资源，它本身亦创造出某些有价值的东西。这是一种特殊的活动，它需要特别的技巧和器材，用以发现并发展新的、也许是有用的知识。分配给各项研究计划的资源，随时可以观测、调节。然而，这些计划所获得的新知识的价值总是很难鉴定的。有组织的农业研究已成为世界上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发展迅速，每年的研究经费达数十亿美元。
多年来，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以农业研究经济学作为哲学博士研究课题的大有人在。我十分感激他们和其他从事这项研究的人们所作出的贡献。不用说，还有许多未解决的、有待分析的经济学问题、因为我对详细阐述这些问题很感兴趣，我决定把分析问题的任务留待他人去做。我计划做的事分五个部分：首先估计一下世界和拉丁美洲农业研究工作的增长情况和重要性，并观察一下研究工作所带来的农业生产率增长情况。其次，是我看作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谁为农业研究工作支付经费呢？尔后再看一下组织上的难题。我以两个最简单的问题结尾：① 由于对农业上价值的曲解而给农业研究工作造成的损害；② 谈一下研究工作主持人的职能。
研究经费和农业生产率
全世界农业研究工作的年度开支比1951年增加了5倍多。我认为，这方面开支的迅速增长，正说明农业研究工作的成功，当你像和Evenson已经做过的、Boyce和Evenson进一步推广的那样，把国家农业系统、工业公司正在从事的农业研究，以及与农业有关的大学科研项目的年度开支加在一起，以1971年时的美元标价作为标准，从1951年到1974年，世界上用于此目的经费，从七亿六千九百万美元猛增至三十四亿八千—百万美元。我还是按照十分保守的假设推测这一数据的。以1971年时的美元标价作为标准，1979年花在这方面的开支将达四十一亿三千万美元。若按1979年的价格计，总的开支要超过七十亿美元。运用Boyce-Evenson估量法进行同样的推算，按1971年的美元标价，整个拉丁美洲的农业研究经费从1951年的三千万美元增至1979年的一亿八千三百万美元。考虑到美元的贬值率，1979年的经费将超过三亿美元（还不完全包括目前巴西扩展了的农业研究活动开支）。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和世界其他五个主要地区相比，从总的研究经费和各地区农产品价值的比值来看，拉丁美洲用于农业研究的财力比其他各地区都少。从Boyce和Evenson估测该数据以来，拉丁美洲的情况是否有所改善呢？为何该地区目前仍像1974年那样落后呢？
再回过头来看一下世界上总的农业研究经费，很明显，这一研究领域再也不只是一个咿呀学语的婴儿了。它的许多部门均显示出成熟的特征。在这些部门中出现了衰老迹象吗？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是否有几类农业研究工作，因研究成果不断减少，已不值得再继续搞下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应该保持沉默的。要回答这一问题，不仅需要科学家有关科学上判断这些目标是否可能实现的知识，还需要经济学家有关所需资源的价值和科研成果潜在价值相比较的知识。
然而，关于分配的决议必须在有限资料的基础上作出。其实，我们掌握的资料是相当多的。我把实际的分配过程看作有用的资料。观测别的研究经费的迅速增长告诉我们，那些已作出和正在作出分配决议的人们认为这些研究项目是有价值的。同时，还有相当数量高水平的经济研究亦证实，各类农业研究投资的利润率比标准利润率要高得多。确实，那些不成功的研究项目没统计在内。然而，已分析过的那些农业研究项目在农业生产上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特别是粮食作物，饲料作物和纤维作物。
近代经济史为农业研究成就提供了更多的实用资料。为当前的目的，我高度评价历史资料的价值。肯定下述成就是恰当的：
1. 无疑，世界各地都发现，在农业生产上要增加耕地面积越来越费钱了。农业研究辅之以补充性的进口十分成功地替代了耕地（有些人就称此为“扩大耕地”）。每公顷的实际增产量过去是、并将继续是增加作物产量的关键。例如，我在衣阿华州立大学的第一年（1931年），美国正常年景的玉米产量是1500公斤/公顷。到1978年，玉米产量增至6300公斤/公顷。虽然1978年的玉米种植面积比1931年减少了1600万公顷，总产量仍超过了一亿七千五百万吨，而1931年的总产量仅为六千五百万吨。无疑，美国玉米研究的利润率是极高的。高粱所获得的成绩就更加引人注目。以1929年为标准，尽管高粱种植面积已从1800万公顷增至6700公顷，高粱产量仍从870公斤/公顷增至1978年的2800公斤/公顷。1978年的总产量达一千九百万吨，这是1929年总产量的十五倍。
2. 仅由入口稀少、牧场丰腴的国家已不足以为每一个人提供大量的牛肉了。在美国，玉米和高粱已变得比牧草还便宜，越来越多的养牛人开始用谷物喂牛。这儿，你可以再一次看到玉米和高粱研究与补充性进口在降低实际生产费用，增加供应方面所产生的巨大经济效益。1940年到1965年，美国每人的牛肉消费量已加倍（按人口计算的零售量，1940年为19.7公斤/人，1975年为40.3公斤/人）。个人实际收入的增长是牛肉需要量大幅度上升的根本原因。产量高，费用低，造成实际饲料价格的下跌，这又成为国内牛肉消费量增加了3倍，而牛肉的实际销售价（尽管上下浮动）却基本上保持稳定的主要原因。
3. 家禽研究工作的利润率是众所周知的。加上家禽饲料的研究成果，使禽蛋产量迅速增长，消费者获益匪浅。在美国，1940到1975年间，以零售量计的个人消费量几乎增加了3倍（7.9公斤 ～ 22.5公斤）。
4. 在我的部分研究成果表中，最后要谈一下小麦。小麦的实际生产费用下降了许多。然而，水稻生产费用没有像小麦下降得那么多。后溯到1911 ~ 1915年，当时世界上这两种主要粮食作物每吨的售价大致相同。1947～1962年间，小麦的售价约是水稻的60%。1965 ~ 1970年间，小麦售价下降到水稻售价的1/2。我一直统计到1978年8月，当时，小麦售价只及水稻的35%，即小麦129美元/吨，水稻366美元/吨。何时水稻的实际生产开支也会下跌呢？
谁该支付农业研究经费？
依我看来，谁该支付农业研究经费是一个关键性问题。遗憾的是，关于这一问题有许多模糊的看法。国际农业研究中心繁荣昌盛，它们是一项成功的革新、提供基金的捐款人是相当慷慨的。鉴于他们的成功，为什么不进一步扩大这些研究中心，让它们从事极大部分必要的农业研究工作呢？答案是，尽管这些研究中心相当成功，仍不能满足需要。它们不能取代国家农业研究计划，只能完成本地区需要的一小部分基础研究工作。
因为基础研究花费巨大，可能发现的又是些不能直接加以应用的东西，为什么不能让富有的国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并支付研究经费呢？我们可以假定，他们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这一观点的宫外之意是，遇到农业中的基础研究课题，贫穷国家就可以当一名“自由骑士”（意即撒手不管）。然而，这是一种目光短浅的观点，即使当一名“自由骑士”，也得具备高水平的研究能力。要利用世界各地相应学科取得的先进成果，亦需具有一大批技能高超的科学家。各国对农业的独特要求，是该方面要考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在这一点上我的结论是：如果智利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认为国际农业研究中心和富有国像正在进行的农业研究计划可取代优秀的本国农业研究计划，这将是极大的错误。
那么，在某个国家内该由谁来支付农业研究经费呢？经济学家当然会举起双手，希望人们听听他们的意见。然而，他们想改变一下问题，先说明一下由谁付账，于是，产生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让我们来考虑一下试验站和与农业有关的大学的活动。通常，他们并不出卖成果，它们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为公众服务。它们也不为自己从事的研究工作提供经费。谁受益，谁承担农业研究经费，还需做进一步说明。
我先来谈谈私营工业公司所从事的农业研究课题，因为从经济学家来看，这是最容易阐述的。工业公司总是将农业研究工作限制于它们可以获利的课题，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工业公司对家禽饲料中加入的药品，以及在家禽饲料各组分价格变化时，如何以最佳配比保持最低开支的研究，某种类型的研究项目，如杀虫剂、农药、家畜抗菌素、药品、适合特定地区使用的种子（如杂种玉米）和旨在满足农业需要的各种类型的工程研究项目，是适合于工业公司承当的。在先进的工业系统中，这种研究机会是很多的。在北美和大洋洲，所有农业研究试验中，约25%是工业公司承担的。在拉丁美洲，工业公司承担的农业研究项目占其总数的5%；然而，应当注意的是：在一定的工业发展水平上，政府试图命令工业公司增加农业研究经费是毫无意义的。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中，只有在可以明显获利的情况下，这些公司才会增加农业研究经费。
有时候，有人运用同样的经济逻辑争辩说，农场主也得为使他们获益的农业研究工作提供资金，因为私营农庄在追求利润方面原则上和私营工业公司是相同的。确实，拥有大量耕地的农场主，在各个不同的时期都在从拿一些近似于农业研究的活动，过去，英国牧场主为自己培育出各种良种家畜而十分自豪。然而，像他们这样做是不需要什么科学知识的。我记起了1941年在乌拉圭的所闻所见。那儿，大牧场充其量只是听任一些掌握了一丁点儿遗传学知识，挂了个畜牧学士头衔的人在指手画脚；而在南乌拉圭一些水型农业试验站中，植物育种计划是由那些充分掌握了英国皇家艺术学会捕鱼人试验计划所有知识的、有能耐的遗传学家设计和执行的。
世界各地的私人农庄显然是太小了，无法单独进行科学研究。农民们的农产品销售组织也无力从事科学研究。研究计划的规模和持续性要求补充和拥有一大批有能力的科学家，这是个体经营的农民和各种农庄组织力所不及的。
在这一点上必须考虑一下，谁是农业研究计划的真正获益者。假设研究工作降低了农产品的实际生产费用，生产费用下降导致生产者盈余，或消费者盈余，或两者都获益。在时间性的市场竞争情况下，消费者从研究成果中获得的利益明显增长。这使他们的实际收入和福利都增加了。有些农民在早期可获益，譬如说，新采用一个高产品种时，那些最初采用这一品种并获得成功的农民，常常是寘正的获益者。然而，如果所有的农民都采用这—品种，作价因竞争而下降，这导致销售价格下跌，使消费者获益。如果某一高产品种暂时只是地区性的，如印度的旁遮普和巴基斯坦种植的墨西哥小麦，农民、地主、农场工人就是获益者。总的说来，如果农产品仅为满足国内消费而生产，国内的消费者就是主要的受益者如果农产品是专供出口的，国外消费者就可受益，而国外生产同种农产品、并向国际市场推销该农产品的农民，相比之下，收益会下降。虽然消费者由农业研究成果获得的收益是实质性的，有时数量还相当大，但是要这儿或那儿尚消费者组织并资助农业研究计如是行不通的。与大学有关的基础研究的复杂性，又提出了谁能够，且愿意资助这类研究工作的另一个论点。
综上所述，关于支付农业研究经费论据的实质如下：
· 国际农业研究中心不可取代国家研究计划。
· 富有国家的大型农业研究所也不能满足拉丁美洲国家的独特要求。
· 任何国家的工业公司仅限于从事他们可以获利的应用科学研究。在工业规模小、且未高度发展的国家，他们的工业公司花在与农业有关的研究工作上的经费，只占总的农业研究工作所需经费的极小一部分。
·个体农民是无力从事所需的研究工作的；农民们集体努力也无法组织、资助全国性的农业研究工作。
·虽然长期以来，消费者从农业研究成果中得到了极大多数好处，但由他们来组织、资助国家农业研究计划是行不通的。
现代农业研究唯一富有意义的解决方法是将它的极大部分贡献定义为“社会财、富”，这样，为了公众的福利，你必须资助农业研究计划，这包括将个人的礼物用来生产社会财富。
组织难题
有组织的农业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尽管遇到了不少限制、困难，尽管犯了不少错误，以历史的观点来看，有组织的农业研究仍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一开始，我就描述了它的一些成就。从过去的错误中我们可以接受教训，同时也该深思一下那些费解之谜。下面我举了一些例子：
1. 为何在美国的许多州中建立了如此之多的小型农业试验站？它们中有许多效率甚低。它们不可能补充有才能的科学家。它们可能拥有的成员一般在知识上是孤陋寡闻的，和主要的州立试验站以及政府赠与地学院的科学家们联系甚少。不论理由如何，许多贫穷国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2. 从事农产品加工研究的农业实验室的科学家们闭门造车，和大学里的科学家们不相往来，这是错误的。令人不解的是，为何美国政府要建立许多这种类型花费巨大的地区性实验室呢？其他国家不该再犯这种赔钱的错误了。
3. 世界上有许多例子可以说明，多种重要农作物在农业研究工作中受到的重视太少了。该责怪谁呢？例如在美国，依我看来，就小麦、棉花、玉米、大豆这几种作物的产值来说，大豆研究经费和用于小麦、棉花、玉米的研究基金相比，显得明显不足。大豆的年产值等于小麦和棉花年产值的总和。我简直难以想象，作为植物育种家的遗传学家，在改良大豆遗传能力的研究课题要提出假设时，竟无理论可据。为何对大豆的研究工作投资如此之低呢？
4. 极大多数外国援助的农业发展计划低估了农业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在资助研究工作时，一般都是短期投资，而不考虑科研工作的孕育期需要好几年，因而该给予它长期投资这一事实。要保证迅速取得成果是极大多数外国援助计划在研究领域和其他计划项目方面的祸根。对贫穷国家来说，不要依赖外国资助他们的农业研究计划，这将是十分明智的。
5. 人们难以理解，为什么任何一个重要的私人基金会会设想农业现代化必须的研究成果是唾手可得的，并从这一设想出发支持各项交流活动呢？传播已掌握的知识，发展交流，以推广活动为特色的新方法，过去是、并将继续是Kellogg基金会的既定方针。受人尊重的Ferd基金会，在其早年援助印度的农业计划中也犯了同样的错误。Rockefeller基金会明智地看到，研究工作必须先行，至今它仍坚持这一方针。
6. 我仍然感到迷惑不解的是，在执行杜鲁门总统的“四点计划”时，很好的农业研究成果，适用于拉丁美洲的却是如此之少。五十年代初期，我偕同五位出色的同事，腰缠丰富的创办基金，负责评价“四点计划”的成就。我们的研究论文和出版物上均标有TALA：拉丁美洲技术援助。我们在拉丁美洲四处漫游，我们发现，在农业领域，“四点计划”收效甚少。看来，过早地强调了农业发展工作。总的说来，“四点计划”资助的发展工作，因为缺乏有用的农业研究成果而显得空洞无效。分配了农业研究基金的场所，其利用率亦远远低于Rockefeller基金会和墨西哥政府的基金在墨西哥所取得的效率。
7. 在我这份简短的说明中的最后一点要上溯到遥远的过去，它适用于降低我们自我称赞的“扩大粮食生产”的重要性这一目的。这是一个使人狼狈的谜。新石器时代的妇女创始了农业，培育了许多种我们至今仍在种植的粮食作物，而我们技艺高超的植物育种家们仅仅培育了一种新的粮食作物——小黑麦（triticale）。诺贝尔农业奖金获得者Norman Borlaug认为：“当妇女们决定，必须采取一些行动来对付日趋减少的食物供应时，（世界上）发生了第一次最伟大的绿色革命。”以打猎为主的新石器时代的男子，没能猎获充足的食品。试图去解释、思考一下过去和现在所取得的成就的含义吧。
避免重犯其他国家在组织、管理农业研究时所犯的错误是重要的，但我们还得考虑其他一些问题。Robert E. Evenson最近有关研究工作组织方式的论文，对于如何按农产品分配研究基金是一项重大贡献。按照他的标准，分配给棉花和橡胶的基金该是小麦和甘蔗的两倍，而分配给水稻、玉米、小米、高粱和家畜及畜产品的研究基金仅及小麦或甘蔗的一半。豆类、落花生、含油种子、块茎和块根类作物属于实际上被忽视的作物。Evenson亦适当地按环境区域，单一农产品课题，多样农产品课题，以及学科研究分配研究基金。
物价失调对研究工作的危害
农业资源短缺——与劳动力有关的耕地，以及与实际资本再生产形式的固定资本有关的劳动力和耕地——这是在决定适用于某一种经济的实用知识形式时该重点考虑的问题。Hayami和Ruttan在他们著名的、有关农业发展的著作中，列举了过去各国农业研究工作对资源缺乏问题的反应。
生产因素的缺乏程度是无法自己证明的，要证实这一点又需要加以测定。在一个公开竞争的市场中，各生产因素的业务费是测定缺乏程度的单位。当市场通过政府干预，或是私人垄断资本自行定价得到调整时，最终的价格就被定得很不正常。这种经曲解的价格，并不能揭示出生产因素的真正缺乏程度，因而它们只是一些虚假的情报。农业研究基金的分配，以及这些基金的使用，不会不受这种虚假的价格情报所产生的有害效应的影响。
在西欧和美国对糖用甜菜定价过高，以及与此有关的糖用甜菜研究费用正是一个适当的例子。日本的水稻研究费用对该国水稻的高价不是没有影响的。在印度，水稻的情况正相反。例子是不胜枚举的。价格和农业研究中刺激手段处理不当，在世界范围内对农业研究造成的损害是十分明显的。
研究主持人的作用
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和现行研究方式的发展。实用知识的进展是激发人们兴趣的推动力。这种新知识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要不是知识增进了，经济也不能达到稳定状态，所有的经济活动将本质上变得一成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知识增加了耕地的生产能力，发展了新形式的实际资本和新的生产技能。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者是经济中的研究部门。
富有意义的研究思想，增加了生产中具有实用价值知识的累积，而费用和科学家固定不变的常规工作是不协调的。研究工作的本质，实际上是向未知世界或人们不完全了解的世界的有力挑战。在这个意义上，研究工作无疑充满了危险性和不定因素。而基金、协会和有能力的科学家是必须的，他们总是不足。产生知识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的能力，我把它定义为“研究主持人”。这是一种罕见的才能，这种天才是难以鉴别的，在非谋利的研究领域偶尔也会发现这种天才；但是，这样的天才，由于我们研究工作的组织形式不恰当而日益遭错用、受损害。农业研究工作中发生的情况，在这一方面也毫无例外。
谁是研究工作的主持人呢？在谋利为目的的商业企业中，总经理起了主持人的作用。在工厂中干活的熟练工人不是主持人。但在研究工作中情况就不一样了。掌管某一研究单位的行政官员可能是主持人，但是大多数真正的主持人的职能，是各个知识领域的科学家对研究工作的评价。在确定值得作进一步研究的假设时，就需要用到他们的专业知识。
多年来，我从一个科研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做到一个很有权能的试验站站长，观察了大量由我们委员会负责分发的基金所资助的有才能的研究人员的状况后，我确信，极大多数直接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才是真正的主持人。但是打算让研究所有效地使- 用这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是十分困难的。组织工作是必要的，它也需要主持人。农业研究工作从试验站、大学从事专门研究的实验室，以及新近发展起来的国际农业研究中心获益不少。但是组织管理太死板，由不明实情的领导机构指导研究工作，要求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准备报告，以证实他们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是正确的，以及把研究工作看作常规活动的危险倾向总是阴魂不散。
[Host Science 1980年15卷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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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是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获奖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