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资产阶级科学哲学进化的特点是：从新实证主义的控制中发生了决定性的变革。“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哲学占统治地位的趋势是非实证主义。”类似的提法不止一次地在西方现代逻辑方法论的文献中出现。对这个现象进行历史-哲学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重要研究课题，因为这一现象极为错综复杂，相互对立的不同意见、观点和派别（从反科学主义的、非理性主义的资产阶级人类学变种到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和柯依列、库恩、费耶本德的科学哲学的“历史学派”等），都在批判实证主义的教义下联合起来了。

这种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揭示资产阶级哲学范畴里非实证主义批判的“合理内核”，探索唯心主义如何在内部发展中走向危机的道路，而且要指明非实证主义批判原则上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被实证主义用来自我标榜的真正的“科学哲学”，不是波普式的反归纳主义，不是费耶本德的“无政府主义的认识论”，也不是哈贝马斯等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的唯意志论的辩证法，而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以及建筑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基础上的科学活动的辩证观。

列宁指出，一个唯心主义者批评另一个唯心主义者，对唯物主义是有利的。资产阶级哲学营垒中的非实证主义批评，从多方面加深了实证主义的危机。辩证唯物主义对实证主义这一现代形式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被它的西方论敌广泛地偷换为自己的论据。因而这些论据增添了一些辩证法的，甚至辩证唯物主义的油彩。波普关于科学知识不断排除已被证伪的理论和“反常”的假设而逼近真理的无限过程的观念，并不意味着认识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法，正如用反现象论的论据来反对新实在论对现代自然科学作非决定论的解释，并不能使菲士克等资产阶级哲学家成为“辩证法”观念的拥护者一样。

因此，在分析西方出现的像“非实证主义”这样的现象时，特别重要的是不能忽略某些共同的哲学用语在其批判性论据或目的概念中的前后文关系#同时还要指明，不同的作者与实证主义论战的不同意图。有人不是争论实证主义学说的认识论或本体论问题，而只是争辩具体知识领域的方法论问题。这是不够的。无论是实证主义者，还是“非实证主义者”，他们的哲学观点和方法论观点都存在着深刻的相互联系。

我们正是从这种角度来看待被美国的历史学家和方法论学家库恩所发展了的科学进化观的。我们首先感兴趣的是他的观念的哲学方面，即认识论的底蕴。正是这种方法论观点发生了重大影响，使他成了当代一位公认的非实证主义权威。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书中，库恩的科学进化观得到了最充分的阐述。库恩是科学史家，而不是哲学家。他曾多次提到，他力求避免对他的科学史模式的争论建筑在哲学推理的土壤上，尽管他也意识到，他所树立的科学形象“具有潜在的哲学意义”。科学史可以也应该看作是人类认识史的一个片段，它不可能脱离基本的认识论问题。科学史上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的哲学立场，用库恩的话来说，在历史中看到的就不是“按先后顺序发生的趣闻和轶事”的汇集，而是波澜壮阔的合乎规律的认识过程，其特点在哲学思想史上也有所反映。

库恩的科学史观，可以说是对实证主义传统在解决新知识产生问题上的狭隘和无能的一种反应。它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出资产阶级的科学哲学从本世纪中期开始出现的危机，也是对实证主义关于科学知识的性质和运动机理进行批判性反省的逻辑结果。库恩观点的形成，曾受到法国科学史家柯依列（历史学界所谓“内在论”学派的首脑）很大的影响。柯依列用人类精神发展的某些内在规律来重建科学认识的历史，当然也应指出，库恩对一系列问题的解答和柯依列的方式有所不同。和波普一样，库恩也受到了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他特别注意这种思想，即“视觉世界”依赖于知觉的标准类型，语言和概念的模式。库恩关于规范的观念及其形成和起作用的方式，都与此相关。

库恩认为科学史是一个过程，其真实的发展并不具有实证主义所描绘的那种极端简化和歪曲的形式。这就意味着库恩不仅力图去创建科学过程的客观图景，而且也创造与实证主义的逻辑-方法论学说相对立的形式。资产阶级科学方法论中以库恩、费耶本德、拉卡托斯、图尔敏等人为代表的这种非实证主义倾向，并没有引起这些作者的疑难。

因此，库恩的全部观念都可以看作是实证主义科学观的有意识的对立物。对此，一些评论家持怀疑的看法，另一些人则简单地否定他对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的关系，否定他对形式逻辑方法论作用的夸大，以及否定他对杜恒式的积累主义的评论。这在不小程度上和库恩本人的意见是相符的，他不仅强调自己的观点与新实证主义的信仰相左，而且还强调自己不依赖于任何哲学教义。他说，“我的怀疑主义，往往更多针对一种哲学态度，而更少针对任何一种首尾一贯的表述”。库恩认为，哲学的结论如果为普遍所需，那就要从对科学史的具体分析中得出，而不能先验地提出来。

不过，库恩所谓他的观点不依赖于任何哲学立场，只是个幻想。他批评实证主义，也依赖于一定的哲学立场。这个立场是不清楚的。库恩研究历史的方法的出发点是现象论，它曾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从孔德到维也纳学派代表人物的实证主义著作中，而今却被搬到了库恩非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中。

解决知识即概念进化的性质问题，对于实证主义的神秘主义（Эзотеризм）内在论（Интернализм）来说，是有代表性的。据此，进化被解释为只有来自内部规律性的“内在论”的方式。科学活动过程的界限和特点，动力和机制，以及这些过程的外部表现和管理，都用“内在论”的方式来诠释。柯依列既反对极端的实证主义的内在论，也反对庸俗的社会学观点。他扩大了内在进程的范围，包括考察社会-文化，哲学及其他共同的精神过程，特别是科学。库恩接受了柯依列的这些思想，对于实证主义的变种内在论持否定态度，并且把自己对于科学史最新的“内在论”的变种与之相对立。他并不否认“外在”因素对科学内部机制的作用和影响。他确信，“外部条件”作为精神历史的综合体，可能给科学研究的特点带来重大影响，甚至“外部条件也可以使单独一种反常现象成为一场严重危机的根源。”但这些（外部的）因素不能说明科学的运动。库恩认为，科学是自主的和自我规律性的体系，它的轨道完全取决于内在的规律性、内部的动因。科学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可能带来它的不孕，因此，来自外部的刺激和管理所造成的可能仅仅是损害。

为了揭示科学“自我运动”的源泉，同时把它放到实在的历史基础上，库恩提出了科学活动的主体——科学共同体的概念。深入到对这个共同体的特点、性质进行综合的科学历史-社会学研究中去，是理解科学进化的合适条件。科学过程的内在性，与这个过程的主体是不可分割地统- 的，就好像深入到历史中去，展现在面前的不是各种思想和见解更替的抽象年表，而是和科学共同体的活动相联系的历史事件一样。

库恩认为、这是理解科学“内在”运动机制的钥匙，科学共同体的相互作用是它的原因，而这种相互作用的实质是竞争。“不同的科学共同体之间的竞争其实不过是不断否定一种以前公认的理论或接受另一种理论的历史过程。”这样，科学的历史就成了历史上兴起和起作用的科学团体之间相互竞争的历史。这些团体的活动具有封闭的性质，它被从现实的历史：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进步，文化和艺术的实在过程中隔绝开来考察。这些过程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未受到注意，科学的人道主义目的从这些环节中消失了。

同时，竞争的胜利导致新规范的统治（直到新的危机），这种规范是不可比的，就是说，它同自己的先驱没有共同点。“它们看待世界和运用科学的不同方式之间的不可比性”不仅导致对知识继承性事实上的否定，而且引起了历史过程是时间间断的连续性中断的观念，这种间断和历史的重建相联系。

不过，重建理性的愿望并不意味着克服了现象论。问题在于，重建的基础是什么：是认识同历史过程的本质特点相联系的客观规律性呢，还是经验论的——完全按实证主义的精神——制定超越重建范围的规律性？库恩企图从科学共同体的社会 - 心理学特性中找到这样的解释，它引起了不同派别的尖锐批评，认为这种企图离开了知识发展的客观标准，而倒向了非理性主义一边。

当库恩放弃对规范更替过程的逻辑上的重建，而转向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论据时，拉卡托斯看出了他的非理性主义的“叛逆”。如果接受规范不可比性的论题，从一种规范到另一种规范的过渡仅仅是科学上占统治地位的一种信念被另一种所取代（也可以说是一种科学共同体替代另一种科学共同体），那么，科学发展中的“间断”模式实际上就会使人怀疑它有意识地抛弃了传统的理性主义公式。然而，这种怀疑是否有充分的根据？

对于类似的责难，库恩在为自己辩解时声称，既然接受新规范是以新的方式开始研究科学客体的“视觉”，因而历史的任务不是阐明相互更替的“格式塔”之间的逻辑联系，而是叙述竞争形式之间的选择过程。这个过程本身不是非理性的，它可以也应该加以理性的分析。按照库恩的意见，这个过程的要素已经超出逻辑的范围，而比较地属于科学共同体的教育心理学或者属于科学共同体之间内部关系的社会学。问题的这种提法，他看不出有任何“非理性主义的原罪”。

当然，库恩的真正意思是，在重建具体的、实在的科学史过程中，转向科学创造的心理学和科学的社会学，并不是非理性主义。客观的研究者的直觉同作为科学性和合理性标准的（逻辑实证主义）抽象的证实以及（波普、沃特金斯等的）证伪是不相容的。理性主义的危险来自其他方面，而不是来自对库恩的批评，更不是来自他本人。

库恩认为，科学首先是专业团体的活动范围。在论述这种活动的变化过程时，库恩意识到现象论的局限性：不去探讨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而只是考察如何发生这种变化。作者实用主义的理解使他在考察科学活动过程的结构时，不得不脱离科学活动的结果及其意义的真实内容。库恩写道，“我们也许必须放弃这种明确的或含蓄的观念，规范的改变使科学家和向他们学习的那些人越来越接近真理”。正是这种放弃，力图固守现象论的立场，构成了理性主义的主要危险，制造了知识进化过程的经验结构之间不可克服的脱节。归根到底，拉卡托斯“正统的、严肃的”理性主义与库恩“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之间的争论仅仅反映了非辩证法的理性主义内部之间的意见分歧，它在非理性主义的危险面前显得软弱无力。

科学史上传统的理性主义观点认为，知识的进化是一直向前的，是经常的、平稳的过程，是纯粹数量上接近真理。这种观点遇到了实际困难，最早指出这种困难的就是库恩。科学要继续发展，就要排除过时的或错误的观念，例如亚里士多德力学，燃素说时期的化学，热素说时期的热力学。库恩就是从这样的理论出发的。

库恩指出，“如果把这些过时的信念叫做虚构，那么，今天使我们获得科学知识的方法和根据，也同样可以产生虚构，可以证明虚构。另一方面，如果把它们叫做科学，那么，科学里面就包含一些我们今天所绝对不能容纳的信念。在这二者之间，科学史家必然要选择后者。过时的理论不能因为遭到摒弃就一定不科学。但这么一来，我们就再也难以把科学的发展看成单纯的增加了。”

科学发展的积累主义模式的自相矛盾被清楚地揭示出来了。不过，问题虽然表达出来了，而库恩解决它的立场却不比他所批评的对科学史的杜恒式的态度更牢靠些。积累主义被工具主义的解释所取而代之，工具主义认为科学理论是解难题的手段。

托勒密的地心说和哥白尼的日心说有无共同点？这种共同点是指，例如按照恒星和行星运行的变化，另一种理论暂时还能使科学家在接受它的规范范围内有效地活动。在这个意义上，“托勒密理论不如哥白尼理论”。这些体系的基本的理论原理同一套按其完善程度、方便、简单和效果都不同的方法有连带关系，从而借助于它解决的技术任务的范围，它同其他理论结构相适应的程度，以及在邻近的知识领域实现功能的方式也都不同。

作者的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立场表述得够明确了。库恩提出“规范”的概念，是援引维特根施坦纯语言学的“规范”，这完全不是偶然的。科学革命的过程，库恩认为是“科学共同体内部冲突所选择的实现未来科学的最适方式”的跃进过程，“这样的革命选择的最后结果，由正常研究的各个时期分开，是一套同我们称之谓现代科学知识的适应得很好的工具。”库恩式的科学革命可以说是“宫廷政变”式的简单更替，由于这种相互更替，用统一的“世界观”连结在一起的科学共同体，它们的理论结构也是独一无二的。

自然，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何谓科学的进步？传统的理性主义认为，知识的进步是（无止境地）接近某种“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的完全的、客观的、正确的定义”。这种进步标准把每一个科学成就都看作是接近于人类的这一目标。

关于科学进步标准的这种“目的论”的定义，库恩比之为生物学中前达尔文的规范，在哪里，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产生被视为仁慈的创世主原始计划的实现。科学、像生命有机体的发展一样，不是达到某种包罗万象的、绝对完善的过程。“而且整个过程也许已经发生了，就像我们现在设想生物进化那样，但没有借助于一种预先准备好的目的，一种永恒不变的科学真理，它在科学知识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上只是一个比较好的典型。”

库恩所发展的“科学进化观”不仅同生命科学中精细的观测并行不悖，而且同科学家可接受的、使他们有可能进行解难题的“常规活动”的任何概念都相容。对于全部库恩式的分析来说、这种观念和理论的真理性问题，是外在的。这就再一次地着重说明了他的观点独立于任何哲学见解的荒谬性，因为他的哲学观点是把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的因素和“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折中地凑合在一起，从而堵塞了认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关系的道路，不得不在相对主义的框架中保持平衡。这是他的非实证主义批判的一个更大的缺陷。

科学原理的真理性问题被偷换为“常规”科学中这些原理同规范相协调的问题，及其解难题的能力和在某种范围内预测“视觉世界”的问题。这就使库恩走到了批判反映原理的约定论的地步。根据他的意见，理论并不回答关于某种‘本体论的实体’是否存在的问题，它只能或多或少地提供解难题的适当手段。

库恩写道：“经常可以听到，相继出现的理论总是越来越接近真理。显然，类似的结论并不涉及解难题，也不涉及具体的理论预测，而更属于它的本体论，即理论‘居住着’自然界还是外在于‘实存’之间协调一致的问题。也许有某种能挽救‘真理’概念的方法，以便把这一概念运用到整个理论中去，但它无论如何不是我们刚刚提及的那种方法。我认为，任何理论都不是独立于重新编寨过的类似于‘实存’的事实；关于本体论的理论和它的类似的‘实存’之间本质上协调一致的观念，基本上是一种错觉。”

库恩反对反映论的异议，对于那些所谓“科学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不同变种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对于资产阶级自然主义的倾向和精神而言，又是不彻底的。这种异议表现出他对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不理解，越出了这种反映论的范围，就会发生真正是不可克服的困难。库恩不懂得更不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对主体的认识活动和客观实际之间关系的解释，把消极地摹写“本体论的实体”的机械反映论和一般的反映原理混为一谈。正是这种错误的混淆，表明他对科学的特性和发展的解释是令人怀疑的。

库恩用自己的进化模式来与知识增长的实证主义解释（积累主义就是用实证主义精神来解释的）相对立，这种模式指出，知识的变化是从一个时期到另—个时期更替的间断过程：从前规范阶段到形成规范进入“常规”科学时期，出现危机，形成新规范和接踵而来的科学认识，这些不连续的历史阶段的更替是无止境的。来自规范的不可比性的间断性，引起科学的反常情况，从而使一定历史阶段的规范变为另一种规范，也就是导致科学革命。

反常是经验材料和已知规范公式之间的差别，“就是说，觉察到规范没有使研究者有所准备的现象”。只有在“科学危机”的阶段才能认清反常，也就是说，只有在详尽分析和再三运用科学活动的规范，表明反常不是像信息渠道中被排除的“噪音”那样，才能认清反常。

认清反常促使规范变化。甚至反常与现有理论的矛盾不那么重要，也能使科学家对反常效应的突然性引起原则上是心理上的震惊。在这里，研究者的直觉起着记录“地下震动”的“地震仪”作用，有破坏“常规”科学的舒适任务的危险。正是心理学的阻力使忠于原有规范的科学家从外部去制止反常，使之在科学上不被揭露出来、当伴随着反常的不是加固已有的建筑物时，例如，引进的附加假设（像洛仑兹——菲兹杰惹关于以太在运动方向上收缩的假设）不改变基本的理论原理，才能认清反常，而决定性地摆脱旧残余，过渡到新规范。“反常现象看来只是违反规范所提供的背景。规范愈是确切，愈是广泛，它对反常现象、从而也即对规范变化的时机提供愈是灵敏的指示器。......使规范发生改变的反常现象也不会侵入现存知识的核心。”

但是，库恩工具主义的解释又使他失去了辩证分析的因素。他在论述矛盾的心理学意义，即说明“视觉世界”的不可比性时，把认识所固有的辩证特征即矛盾产生和解决的机制简单化了。因此，库恩并没有真正阐明科学革命的必然性。向新规范过渡同另一些解决科学危机的可能方式，被看作是等价的。这些可能的方式有：不立即消除反常；承认难题的反证；“改进”与难题的谜底相应的理论。

如果工具主义观点贯彻到底的话，果真比科学中革命变革的“改良主义”的发展道路更好些吗？如果“反常效应”对于常规科学的规则是否定的现象，那么要消除它，归根到底还要靠科学家非常敏锐的头脑，这种头脑能提出并创造出为“真正的”科学活动所必需的一系列理论和工具。原则上可以推进得很远的“拯救”规范的途径有赖于新的手段，在为“生存”而竞争的条件下，对科学共同体的成员和相应规范的选择，可能施加决定性的心理压力。

根据库恩，反常经常地“刺激”科学的平衡，表现为各种力量的激荡，直到混乱状态的危机解决。另一方面，反常及其克服是通向科学知识新成就的桥梁。因此，反常的发现、认识和解决是其变化的内部机制。库恩的分析就局限于这种认定。然而，正是在这里应该开始对这种机制进行哲学考察。

产生反常的必然性究竟是什么？科学发展史的真正重建如果不是局限于现象论范围的话，就必须回答这个问题，看到这个过程的内在逻辑。然而，要实现这种科学发展的逻辑分析，就要规定发展过程的特征和形式的辩证规律性和联系，还要规定反常情况与认识的内在矛盾的联系。仅仅在知识结构变化的“飞跃”形式中去寻找辩证法是不正确的。不仅如此，它还导致从辩证过程的全部联系中分离出某些有效的特征，使这些特征非理性主义化，成为在传统的理性主义范围内不可理解的东西。

库恩和另一些资产阶级科学哲学的代表人物反对科学在“正常的”变化状态下向新规范过渡。科学规范从而丧失了过程的特性。因此，库恩虽然看出了科学发展的某些外在的辩证特点，却完全没有揭示出科学发展的真正的辩证图景。

辩证法贯穿于科学史的全过程，既包括“常规”科学，也包括科学的危机时期。为了阐明这一点，必须研究科学中主客观关系的矛盾和对立的本质。库恩、波普、逻辑实证主义者和其他资产阶级哲学家看到的只是科学性的现象论标准：可证实性、可证伪性、“错误的易感性”或者是“反常的产生和解决”。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所看到的则是认识辩证发展的表现形式。规定并研究这些形式是辩证地重建科学革命过程的必要条件。

[ΦuлocoфcкueНαукu，197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