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内门化学工业有限公司（ICI）的宣传杂志“Endeavour”现在办成了科学历史和化学启蒙的科学综合性杂志。主编T. I. Williams最近回忆了50年的历史，他说科学和技术似乎走上了和平与繁荣的高速发展道路，在进入约束时代之后，怀疑时代的继续，振动子振动得很远。他谈到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是环境和能源。为解决环境和能源问题，技术人员必须返回到原先的信念，重新宣布。

不言而喻，技术是形成现代文明的主要力量之一，无可争辩。可是，过去技术带来的利益到了什么程度，将来技术会把我们引向哪里，这些问题和意见容易理解。我认为本世纪前半期，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科技有了惊人的进步之后，给人类带来的恩惠是无限的。能够计算的恩惠当然都是物质的东西——廉价的能源，大量的食品和医药，新的旅行手段等。有人认为，随着贫困和疾病的消灭，纷争的主要原因也会消灭，世界将会进入无比繁荣的时代，结果，这样的希望未能实现。确实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了。实现“人类是同胞”的希望仍然渺茫，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还在扩大，没有缩小。和平不稳定，虽然许多局部地区的争端停止了，但是老百姓（与军人无关）往往不知道争论的问题是什么就葬送了无数人的生命。在总体上暴力统治与其说减少，不如说增加。技术进步的纪念碑立在世界上的许多大城市，夜晚很放心，上街不走路，而搭车。在空中旅行的很多活动范围内，有恐怖分子又有工作人员的非法罢工，要保障人身安全就产生了飞机安全航行的纯技术性问题。

这种证明可能产生不快，不仅对以上的技术进步格格不入，而且采取的是事实上不依靠现代工业社会的朴素生活方式，出现了组成共同体的引人注目的动向。这不必为奇，当然没有任何特别新鲜的东西。从文明开化以来，几乎都有这种引退的共同体存在。可是，过去这些共同体的基础，主要是宗教的，像世界上伟大的修道院所证明的一样。当然今天也有同样的宗教教团存在，可是新的共同体没有旧时宗教教团的积极动机。他们的目的是否定现实，逃避现实。他们不仅对现代技术的实情格格不入，而且对复杂的现代生活也格格不入。从数量上看，这种逃避现实的人微不足道，但是他们对广大的人们取得技术革新的成果表示不安。因为有很多人起劲地搞技术革新，所以再也不能忽视了。特殊的目标当然是原子能发电。大家知道，现在尽管有能源危机，但很多国家的政府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改变或推迟原子能计划。复古势力喜欢的目标是药剂、杀虫剂和供水计划。这真是奇妙的对比，在最近研制的东西中，最有深远意义的微型尖端（microtip）是警戒观察，而不是敌视仇恨。减轻体力劳动在社会上总是允许的。微型尖端对体力劳动的减轻所具有的潜在的可能性是，要适应整个雇佣制度，而不是破坏这种制度。

这种强大的势力是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渐形成的。在纪念《科学》杂志50卷之际，回顾一下过去，想准确判断这种势力的起源，看看它现在怎样使自己合理化，还要研究一下它将来对技术的发展有什么影响，我想这是恰当的。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与技术相反，在事实的理解上，我们必须承认几乎不是根据要想理解事实的这一愿望，而是易动感情的。可是技术的拥护者也必须同样认为，并非经常地清楚地了解我们的政策会到什么程度。即使这样，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不完全的社会中，意义的决定通常不是根据十全十美的智慧，而是在较短的时期内按照每次的情况作出的。现在要谈的问题是：要花时间进行详细的调查才能作出重大意义的决定，在进行这种调查时情况已经交了，所以要用繁杂的手续重新开始作。我认为与其说今后在作出有关技术政策的重大意义的决定时要考虑一切舆论，不如说把审议过程限定在恰当的范围内。要公平合理地达到平衡是困难的，在OECD最近出版的刊物中已经明确地表示出来了*。

约束的时代

如果回忆一下半个世纪前——现在活着的老年人的幼年时代，他们一定记得人类适应性的印象。如果把技术革新看作至少有二十年的差距（不是技术革新时期，而是造成社会重大影响的时候），那么发生的变化确实惊人。由于汽车和飞机的出现，运输有了革命的变化。但在二十年代前，各方面都没有给日常生活留下深刻的印象。很多地区普通市民搭汽车的费用从来就不便宜，问是获得了能信赖的独立的移动手段。在海外旅行方面，飞机起了同样的作用。到了1919年Alcock和Whithen Brown两兄弟第一次横渡大西洋，成功地实现了无着陆飞行，可是，到了1957年，有很多旅客乘飞机横渡大西洋，比几十年前为特殊目的（横渡大西洋）而研制出来的巨大客轮所载的人数多得多。收音机，最初是作为迅速传达紧急通报的手段而确定的。到了三十年代，收音机同留声机一样，成了流行的家庭娱乐形式，并非罕见之物了。那时电视又猛烈地冲击着家庭的银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社会上电视比比皆是，而且是造舆论的工具。起初是黑白电视，然后是彩色电视。二十年代电是珍品，逐渐代替了燃油。实际上在一个人的一生中，经历了电影的兴盛和衰亡时期。在三十年代很华丽，而且有各种华丽的“像片之宫”，主要作为电视发展的牺牲者，已成为昔日之事了。

但是，这种事情只不过是科学的应用最明显地表示出来了——除了其他很多方面外，生活互相受到了影响。伟大的医学在不断进步。很多老年人之所以能这样回忆初期的成果，是因为人的寿命大大延长了。化学疗法（最初用磺胺药，然后用青霉素和其他抗菌素）改变了对主要细菌感染的处方。斑疹伤寒和疟疾之类的病非常可怕，为了在广大地区消灭传播病菌的昆虫，杀虫剂就成了强大的武器。而且这种杀虫剂还是保卫谷物免受最凶猛天敌的侵害。了解了维生素和激素的性质，才能抑制脚气病、佝偻病和糖尿病的失调。由于食品技术的进步（罐装、冷藏和冷冻干燥），可以更加依靠遥远地方的资源了。合成纤维，例如人造丝、尼龙、涤纶等，既容易弄成皱纹，又可以粘湿，悬挂晾干，开始成了受欢迎的织物。在劳动生活方面，实行了机械化，十年前习惯的残酷的体力劳动逐渐没有了，劳动条件改善后，与其说体力劳动减少，不如说严重的职业病减少。由于物质财富增多了，有可能对失业者、病人和老年人实行更多的救济。

幻灭

前面谈到了很多利益。工业家在整体上看，我们当然感到是完全在为人民服务。这不仅要批判我们，而且给我们打上了这样的烙印：工业家不但不是创造者，反而是破坏者。人们感到困惑也不是不可思议的。我谈到工业家自古以来就破坏世界，荒废自然，没有作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倒霉的事情要找证据，非常容易，的确有错误，但往往没有完全看透那样做会产生什么结果。可是在很多情况下，也可以怀疑是不是会产生那样的结果。当事后诸葛亮容易。为了恰当评价这种证据的实质，就必须在衡量技术的利弊之前，考虑这种证据的根源在哪里，然后再斟酌利弊两方在数量上的多少是否妥当。

限于篇幅，这篇文章只作一般叙述。技术十分发达，在一直使用技术的国家，反对技术非常强烈，而发展中国家则拼命地想把技术学到手。乍一看，感到这种事态可能有利于反对派。的确，一个非常喜欢技术而又富有经验的人要亲自评价技术，就应该站在最恰当的立场上。但也有下面的看法。有这样的国家偶尔是最富裕的国家，也是容易追求不协调的生活方式的国家。以粮食问题为例，就能证明这个论点。在富裕国家伙食费并不是微不足道，而是人命关天的大事。而且可以轻松愉快地享受口福。即使想吃没有人造肥料的食品，想吃栽培时没用合成化学药物的食品；想吃用石臼轧而不是钢滚辗的食品，对于有钱人来说，不作任何大的牺牲也可以办得到。可是这种议论纯粹是质量上的。也没考虑一下从全世界的农业来看争夺全部技术援助会带来什么结果。实际上农业的生产率高正是由于这种援助产生的。对于千千万万的人来说，不是吃什么的问题，而是有无吃的问题。

1962年出版了Rachel Carson著的一部书，名叫《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她唤起人们注意，增加合成杀虫剂使用所带来的结果，特别是杀虫剂直接或间接对野生生物有影响。她阐述的许多问题，很有见解，非常恰当。但不幸的是，这本书刚一发表就掀起了一股世界性运动：不仅反对使用一切杀虫剂，而且反对农业上使用一切化学物质。这个运动忽视了扑灭传播疟疾的蚊蝇给人类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利益。蚊蝇的扑灭并非全面，而主要是DDT喷洒计划。根据1971年WHO（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住在疟疾猖獗地区的十八亿人中间，有将近四分之三的人免受疟疾之害。就在这个时候，如果没有DDT喷洒计划，患疟疾死去的几千万人恐怕还活着，还有几千万人患了疟疾，是从生命垂危中拯救出来的。假如要征求这几千万人的意见，他们也许会说：DDT的发现是一个灾难。

想保全性命的愿望非常强烈，但大多数人会回答“没有那样想”。由于很多技术在最前线的进步，使救命有了司能。现代医学的救命能力开始造成了重大的社会问题，这是不能否定的。只举一点点例子，最前线就包括了药品、镇静剂，还有配药法、放射疗法、免疫学等方面。结果寿命延长，世界人口增加，尤其促进高龄人口增加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且在高龄者中间超过劳动年龄，又依靠从事劳动的人的比例增加。平衡发生变化，在世界上很多地区产生了悲剧的结果。这些地区人口增加，能够利用的资源缺乏。1952年，当时是英国科学振兴协会会长的A. V. Hill提出了两端论法，这里摘引几句，“由于疾病的征服，世界人口增加很快。假如否定为行善而作恶的权利，那么预见的结果，作恶就是行善的伦理原则是正确的吧？！善与恶的作用，不仅需要科学家，而且需要整个社会的道德来作出判断。”

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回顾一下过去。那时是弱者送命，强者和适应者生存。也许要努力更加公平地分配我们的资源吧？技术无限提高，资源也能进一步增加。这与谁问谁答不同。诚然是对的，但在作全世界统计的经济战略家中也有下面的看法，不反对自然的作用，能够利用的资源和人口的规模保持平衡，就是全人类最大的目标。这不是统计家的偶然统计。如果自然无慈悲作用而个人的命运是死亡或贫困，答案却正好相反。

环境保全院外团体确实是在限制平均使用大量毒性化学物质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主张，要控制污染就必须立法。在安全方面要更加引起注意。但是这些事情未必只是他们垄断，大多数科学家和技术人员都具有强烈的责任感，非常关心这类事情。所不同的是在某些方面的态度不一样。技术人员提出，有可能产生偶发性的危险，但可以控制，不要把潜在利益拒之于门外。环境保全论者提倡，维持现状，甚至放弃既得的利益。因为这些利益只不过是明显地混杂在一起，既没有物质也没有救济。

当然，无论采用哪种方法都能得到舆论的支持。可是环境保全论者似乎不仅反对现代的各种发展（大概是因为在发展速度上他们不能起同化作用），而且反对整个历史潮流。如果不阻止要驯服环境的人，所谓文明就完全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人一开始耕种土地、饲养家畜、住在永久的都市社会中，制造手工艺术品，就开始走上打破荒野境界的道路。要达到高度文明，就必须有安定和安全的准备。人类的明确目标是：我们先控制环境，后环境支配我们。我们中间也有这样想的人，但这不是现代工业社会特有的。毫无例外，世界上伟大的文明（文明遗迹今天作了高度的评价）把自然环境变成人造环境，只因为供人欣赏才保存下来了。这个事实既适用于西欧新兴的工业国家，也同样适用于希腊和罗马，中国和日本。最突出的例子是美国，在两个多世纪以前完全是处女地的地方，建立了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由两亿多国民组成。

美国的成长能概括今天的主要问题。人口迅速增加引起资源争夺战，竞争超过了国界，这就是问题。据推定，本世纪初世界人口是十五亿五千万。到1925年大约是二十亿。1950年是二十亿，现在是四十亿。到2000年为六十亿，似乎会增加为现在的一点五倍。要维持盲目增加的人口的生活，就要优先保存非更新性资源。例如，化石燃料就必须保存到能够利用适当的代替物。只要可能，好的农地也要为农业留出来。要防止乱捕鱼类，以免渔业衰退。要尽量保存世界的景观和自然的舒适。但不可能使一般市民不接近那些地方，所以为了他们的利益能保存下来。

可是，我认为保全环境，开始出现了非常险恶的情况，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这点大家非常清楚。处理这些问题，既有定性方面的也有定量方面的问题。只有节约现有资源，长期维持下去，才能同下一个二十年增加50%的人口相平衡。这种看法太单纯了。即使是有意识地行动，谨慎地降低生产率，也不可能节省资源。在很多情况下那样也行不通。如果不优先考虑更好的动机，就是把富裕者的生活水平降低了，从中得到的一切利益（这种利益确实必须）也绝不会产生任何效果。这是因为人口的增加几乎都出现在贫困蔓延的地区，这些地区新增加的人口，加上原有的人口，从现在的标准来看，为了达到最低的能够忍受的生活水平，也必须大幅度地增加资源。

我们并不怀疑环境保全论者的善意主张。但他们的做法并非使将来安全，而又再三说要威胁将来，这是真正的异说。例如，应该考虑能源的供给，农业化学物质和化学药品的研究与应用，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方面。

能源危机众所周知，不必详述。总之，世界的需要正在迅速增加。就是说我们长期使用的化石燃料会出现完全枯竭的情况。要开发新能源，恰好赶上传统能源枯竭时够用。有这种先见之明是绝对必要的。代替物大家都知道，有太阳能、潮汐能、风能、地热能、深海热能等。这些能源各自有自己的代言人，也各自有其特殊的问题。毫无疑问，这些能源会作出宝贵的贡献，但最有希望的是原子能。当然原子能需要很高的技术。只要掌握了原理，工程学上的基本问题就可以解决。这种生产事业从来没有安全记录。的确，要求的安全性比挖煤和油井之类的作业高得多。大家知道，原子能厉害，当前的问题是好好组织。据介绍，任何工业运输离不开的小灾难眼看就要消灭了。由于注意安全，避免了严重的事故，这是可以忽视的。要想办法认真处理同实际发生的紧急情况。现在的问题，在大国之间最容易产生对立的原因，是决心确保中近东源源不断的石油供给。所谓强烈反对慢慢减少石油的依赖程度和缓和紧张局势的能源政策是难于理解的。原子能发电站，如不出事故，即使能级很低，也比核战争受欢迎。

态度并非逻辑，有各种原因使态度端正困难。在原子能方面，政治底流非常清楚，反对都带有明显的感情。有很多情况反对的感情可能是原子能最初用于军事、带有破坏性的事实引起的。这种事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因为在三十年代后半期，对核分裂的关心，主要是用作动力能源。如果1939年不爆发战争，原子能发电就是发展的主要方面。即使有副作用，也不足为奇。如果是这样，在条件反射时也许不会产生这种问题：把原子能同大规模破坏一样看待。

反对原子能是有由来的，现在看来有其安全性的固有观念。安全很重要，但没有必要讨论负责安全的人的重大责任。这种固有观念是：只要不全面保证安全，就不应准许（原子能发电站的）新的开动。但这可能不明确，一切人类活动都有危险。甚至汽车运输、飞行、游泳、横穿马路、普通家务劳动都会有生命危险，无论怎样努力避免，也不可能排除。可是要计算危险、了解危险发生的经过并进行比较研究是应该的。如果确认有危险，就应努力减少危险，保护人身安全。假如危险严重（实际上对人的生命安全有威胁），就应采取各种防护措施。所谓破灭，是把个别的似乎没有发生的事件一个一个地组合起来，一看见就形成了复合现象（无论如何也未发生）。例如，电在世界上数亿家庭中使用，谁也没有因为害怕触电而不生活。现在每年因触电有些人死亡，一般认为这是电带来的巨大利益应该付出的代价。恐怕电的使用者几乎没有意识到吧？随着电的使用，没有一个人提倡没有找到防止一切危险的手段就禁止使用电。

在农业和医学上使用化学制品方面，的确也有这种情况。为了保障群众的利益，谁都会主张，严密的安全试验是必须的（这种试验由操作规程和执行者所证实了）。现在的问题是，为了群众的安全，机构本身在某些方面会受到损害。如果未满足各种各样的团体，新产品就不可能在市场上出现，也许需要很多时间和资金作追加试验。如果出现了未估计到的副作用所引起的损失，恐怕要付出巨大的损失补偿。这种事情赶在一起，制造业者就会丧失想输入新产品的信心。事实上，在非常重要的方面，新注册的件数过去几年大大减少了。如果根据纯粹的统计，要避免有些危险药品的作用，是不能怀疑的。同样，赔偿和报酬比较一下，由于没有开发别的药物，丧失了很多人的生命，也是不能怀疑的。这样的结果。用统计来议论，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得已而用之。如果使用了某种特定的药品而死亡或重症者，牺牲者能够证实，家属的悲叹也很明白。而且事情的全貌众所周知，所以把相应的同情汇集起来了。同样的药救了命，减轻了痛苦的病人当然不必去了解药名。也许本人也不知道只有谁的运气好。DDT是过去的例子。的确DDT不是理想的杀虫剂，所以由其他杀虫剂取而代之。但DDT救的人命有几千万条，DDT的直接原因是死亡的数目，死亡数与救活数相比要多些。

将来

回忆了五十年，可以看出两个不可混淆的局面。第一，科学和技术好像走上了和平与繁荣的高速发展道路，实际上进行到约束时代。这个时代是疑惑时代的继续，振动子振动得很远。现实辜负了人们的期望，科学和技术不是人类救济的希望之星。而是成了许多祸害的根源。有人主张，如果返回到朴素的自然的生活方式，像祖先时代一样，世界会变得更好些。他们忽视了过去，特别是忽视了居住条件差——幼儿死亡率高，平均寿命低，体力劳动残酷，暖房缺乏，照明不好，运输迟缓，有限的娱乐以及其他很多不便。那种想象是这样的世界：完全认为发展速度同过去那么简单，现在的全部利益未必有继续享受之必要，在需要享受时有可以得到的利益。历史上有类似的例子，罗马帝国灭亡后不就是黑暗时代吗？罗马的文明同现在的文明一样，有其固有的缺陷。但无论哪个世纪，欧洲越令人羡慕就越稳定。

对很多人来说，我们今天之所以必要，我认为绝大多数人是人类的朋友，不是地球的朋友。因为到本世纪末有六十多亿人总得住在地球上。世界所面临的问题，当然不仅有科技问题，而且有经济、社会、政治的问题。但是，解决科技上的问题，回答很高明，前提是保全性命。如果失败，整个计划就成为泡影。假如认定这是事实，那么该怎样对待反科学集团的反对呢？

虽然有些积极行动的道路，但相信技术价值的人首先要宣布自己的信心，要再赢得初期时代对自己的信任。二十多年间我们转移到了防御方面，承认对批判过于唯唯诺诺，所以对主张我们成功之事非常怠慢。我们必须同样强调质的争论和量的争论的重要性，也必须主张成功与失败同样进行评价。在我们周围的世界即使要粉碎，但只要能证明并非全是危险，无所作为的主张就要抵制。人们认为有危险（如打雷那样）和没有危险两种情况，从这两种情况发生的危险进行计算，来衡量技术操作的危险。技术人员在现代社会中要起重要的作用，我们要保证他们有相称的地位。特别是为了明确懂得技术上的争议，必须保证对今天的年轻一代进行教育，因为他们要推动本世纪末的世界前进。尽管如此，还是不能期望有理想国。但至少我们被继续追得走投无路时，也许有可能悬崖勒马。

〔《科学》（日），1980年50卷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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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Technology on Trial，Public Participation in Dicision-making related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Paris（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