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学和科学社会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在社会规划中的作用
“科学和技术革命对社会的进程和结构产生什么影响呢？”像这类社会规划问题，当前说来是至关重要的。这个问题引起无数相关的论题：社会、职业和教育结构中的变革，对上层建筑和制度的调整作用，居住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对与科学进步相联系的社会进程的管理和规划的新要求，对组织与交流样式的影响，以及劳力的再分配等等。在过去的近十年里，科学的兴趣转向了它本身，这并非纯属偶然；科学，拿它自己作为考察的对象，开辟了科学学——一个新的复杂的人类知识领域。
科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以及科学和技术革命作为进程，无疑地有许多方面是研究对象。最重要的是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科学社会学的位置至少从分类学上可以定在两个地方：它一方面处在科学学的范围内；另一方面又在社会学研究领域的体系范围之内。它在前一方面的位置，主要由各方面的联系所决定；科学社会学与从别的非社会学方面来考察科学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那些研究趋向和方法取得了一种亲缘结合。
科学社会学与社会学的其它方面的问题以及针对不同问题的其它社会学研究显示了更为牢固的亲缘结合。这表明，按这种观点，各种特殊科学在科学体系中并没有一种得天独厚应当独霸的地位。从分类的观点来看，科学社会学仍然没有超出社会学的一般范围，因为它就是从后者取得了它的方法论资料的。至于它和社会规划的关联途径是带有二重性的：一部分通过科学学的中间媒介；一部分作为社会学总体范围内的一种社会学。
本文所要研究的，是考察科学学在科学、技术以及在更广泛意义下的社会进展的规划中所起的和能够起到的作用。科学学的一种尚可接受的定义是：它论述科学的总体结构，它活动的方式方法，以及它的发展方向对于其它社会现象和制度的依赖关系。科学学的目标是要精心搞出一套能保证科学成长的最佳步调与效率，并使其结果在有利于社会进展的方面得到应用的，有关科学组织、规划和管理（directing）的理论基础。
如定义所表明的，应当把科学学看作一门复杂的用于预见的理论和应用的社会科学。在预测社会、技术和科学的发展中可以看到它最基本的应用方面。但是科学学可能用来预测的是什么呢？由于它刚发展起来，而且还只是最近才初具雏形，这就很难将下面两个问题分开：即科学学的预见功能和科学本身的这类功能。如果我们谈到的，不是科学在社会规划中所起的作用就是规划的科学性质，我们就不能断定我们所谈到的到底是科学学的有条不紊的利用呢，还是仅仅各种学科的某些结果的应用。尽管有这些困难，本文还是试图列举一下科学学提供的预测可能性。
作为系统的科学和科学学
有两个概念必须清楚地加以区分，即科学和以科学为其对象的科学。科学是关于社会活动和成就的一个复杂的总括，而且是外通的（total and open）系统。作为系统的科学这一说法并不和“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的说法带有同样的含意。“作为一个系统的科学”是一个顾及了它的结构的各种成分的、广泛而又复杂的概念，包括科学知识。这些成分不能天然地彼此识别开来。因此，就这个意义上，我把作为一种智力产物的科学知识和作为科学研究活动的“科学生产”加以区分。不管怎样，我要提出的是，通过研究活动获得的那套知识不去叫它科学，而是更具体，更狭义一点，叫它科学知识。这自然只包括系统化为理论的知识；我们必须把它和日常生活常识性质的实践活动和经验观察区别开来。
科学活动产生了“作为一系列成就的总体的，按条理获得的、证实了的、不断扩增且越发完善的理论的和具体化的”知识。这种活动同时使得科学的方法、进程和手段的系统成型。因此，科学活动把发现、思考、运用和预见“支配自然的、社会的和智力的现实范围内的变化的”特性和规律作为它的目的。它是将现实系统地表述为概念、理论、定律、定理、算法，以及其它帮助实现其任务的手段的一种理智上的思考活动。
为了最佳的科学研究以及它的管理和组织起见，产生了活动的制度；它实质上就是一种具体化成就。因此，制度化是为科学活动的计划管理服务的，科学活动，还有它的制度化的形式，都是在与工作的组织和劳力的分工的联系中得到表现的。使专业联系具体化的就是这些。
总起来说，“作为一个系统的科学”的概念包括研究（即生产科学的活动），必要的方法论的和作为手段的资料，以及有关制度化的机构和它内部的业务联系的分系统，它们也生产科学知识体系。这样的概念分析表明了它的复杂含义。它的总体性质是从这样的事实得到的，即，它是处在一个性质上比它的分系统的算术总和更高的水平上。这个系统是外通的，因为它正在继续扩展并且它和其它社会活动，像生产、政治和艺术的体系构成越来越密切的联系。“作为一个系统的科学”是社会的，因为它是受社会约束的。它是活动的体制，因为研究的独特的和系统的认识论资料处在它的最中心。它是结果和成就的系统，因为科学知识就是作为这种活动的产物而累积起来的，但是组织与专业的联系和方法也都是以结果或成就的形式得到实现的。
“作为系统的科学”是科学学的主题。自然界是个别学科，诸如物理学、化学或生物学的研究对象，要不然就是社会或思维的一个特殊领域。因此在广泛的意义上科学指的既非这类特殊的专门科学的总体，也非单指科学学本身。科学的累积结构包括特殊科学的总和，加上把“科学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的科学学。所以科学学不是科学学科的全体。它既要比这更多一些、更广泛些，同时也比这要少一些、窄一些。它的主题是科学的总体结构，它的工作状态和形式，发展速率和方向，与其它社会现象和制度的依赖方式。就这种范围来讲，它是一个涉及面较宽的概念，因为特殊学科并不去管这类问题。至于说它窄一些，那是因为它并不包括那些在特殊科学中可以找到的成分。科学，就其可能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来，是特殊科学和科学学的总体。根据这种看法，因此，我认为科学学是组成科学的其中一部分。
正是这种原因，科学学可以成为一种直接生产力。这意味着科学的创造性工作可以变为生产力的主要推进因素。正如特殊学科所获得的东西可以应用于生产和社会实践一样，和“作为一个系统的科学”相关的知识也可以应用到科技政策以及科学和研究活动的管理中去。以此为根据，可以把科学学的预测功能和专门化科学学科的预测功能区别开来。换句话说，科学学拥有一种整体的预测功能，而各种专门化的科学学科具有不同的预测功能。因此，在我看来，这两类功能的全体组成科学的整体预测功能。
科学学的预测功能
当然，在各个不同情形中并没有要求只考虑科学学的直接影响，它的间接影响肯定也是不可忽略的。我们面对多种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从发展科学学的观点来看，对它们的理解可能是极其重要的，科学学不能回避科学成为一种直接生产力这一论点的正确性。照我的看法，科学学的直接或间接的预测功能可以按照下面的方式去讨论。
在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科学都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发展阶段：在保持着它们的经验功能（包括收集、描述、比较和系统化的功能）的情况下，同时可以展望放出一些新的，而且理论的东西来。其中，与解释和普及功能在一起的就是预测功能。近代科学，已经证明，对于预测是越来越有用的。但遗憾的是，在这方面已经出现了一种不合理的状况，即，那些直接为社会规划服务的科学——包括科学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目前只是处在发展的经验阶段，因此没有能力在理论和定律高度展现它们的预测功能。另—方面，最先进的科学——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和化学——在作预测时并未用上。就是预测科学的这种经验性质，使它们的科学性甚至至今还令人怀疑。这种自相矛盾的状况——即发展最不充分的科学偏要从最长远若眼，并且还得被要求来为发展较充分的科学作预测——还不能认为是容易解决的。只有依靠社会科学，尤其是科学学，协调一致的发展，这种状况才能得到改善。我不准备去考察涉及造成社会问题的许多因素，或者按概率规律的运动发展较充分的系统的认识论根源；但是在研究的过程中必须把这些都考虑进去。
科学的网络模型
在传统的分类上的扇状模型中，往往把各种学科画成一个枝杈横生的树干上一些单独的、扩展的生长的分枝。与此相反，如由J. D. Bernal提出的科学的网络模型是针对学科的集结方式的。重点不是放在把科学的造诣和方法分拆开来，而是放在它们的连结上。网络模型具有预测价值，因为它们指示出科学的焦点，从而显露出可以通过连结各种各样经验和方法形成多方面关系的系统。这些模型可以用来预测“交叉点”以及根据规划和组织的观点预测新知识领域和它们的“催化作用”。
然而，预测特殊科学的生长点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本体论方法使其有可能给某一科学扩大其研究领域。认识论观点使其有可能预测某一特定的研究领域将于何时达到科学的，因而更为成熟的阶段。方法论体系可以用来预测不同学科的方法将以什么样的方式融合到其它的研究领域中去，并且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功能分析使我们能够预测科学成就和研究经验的应用与效益的最终时间、范围和可能性。此外，科学的功能分析使我们满足了它们在组织上的要求。这又相当于对它们的效率的一种评价。功能方法不单只是使研究领域按学科分类成为可能，而且也使得它们能依它们结构的特征集结成为一个为了使研究适合于规定目标的复杂体。举一例来看，我拟定过一种培养化学工程师的方法，它是由在功能上相互连结起来的，成分各不相同的一些问题球组成的。
我们在可以推定研究将采取的预期方针以及在哪些方面结果会得到应用的意义上，谈谈本体论的预测功能。这是就了解当前自然的、社会的和存在的现实要做的工作而言的。调查研究了给予一定历史的、环境的、时空等等的条件之后，研究在未来可能发现的特性和事态。并且，可以着手研究，例如形成科学类型的各种具体动力学（机械控制论、反应动力学、核动力学）的方式（方法和机理）。同样，可以研究像生态学这些科学类型的出现。
除了科学发展早期的“科学布局图”外，着手编制现行科学体系的网络模型是特别有益的。历史研究对过去和现在的辩证法的认识论分析，即给历史和预测的积极而又富有创造性的结合，提供了机会。一定时期的“科学布局图”和科学网络模型总是包含着各样元素以及在诸如学科、研究趋向、分支学科等等认识论水平上的“元素络合物”，及其焦点。
另一方面，方法论预测指的是预测在特殊研究领域内搞出来的研究方法论，及渗入其它研究和科学学科领域的方式：例如，数学或控制论占领特殊科学学科的方式。
技术发展和生产的预测
假如我们在科学学的范围内建立一个预测科学的理论，就可以把研究的远景规划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这即使在今天拟定长远规划时也是我们应当利用的一条途径。例如，匈牙利十五年科学研究计划就是根据这种途径来拟定的。在这种基础上拟定的科学规划能够进一步预测不同国家内的技术发展。
在匈牙利，进行新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同时，开始了在管理技术研究中的根本变革。导致这些变革的最重要因素，是认识到没有哪个技术发展计划会考虑到单单国家的大小，它的技术发展水平，经济的“开放”以及其它成分，因为没有哪个这类计划会直接从国民经济计划衍生出来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科学政策中已经规定，国家经济计划的完成需要现代化的技术专门知识以及在各个方面脚踏实地的研究。一个专门的全面调查使得我们能够预计并决定国家必须做哪类研究以及必须以其它某种方式获得哪种专门技术。
根据刚才讨论过的四方面预测了匈牙利在1971到1985年间，能和应当取得优先的主要研究趋向。采用本体论的见解，我们对自然和社会现实体系的客观特征作了分析。使用认识论的观点预测了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可以达到的科学认识水平。方法论的观点预测各种科学领域的方法彼此贯穿到什么程度。最后，通过功能分析方法我们估计了有关研究的组织必须做些什么。对社会的可预测的需要和特别关系到组织复杂研究课题的经济进行了仔细的筹划。
这里还附带有关选择主要趋向的研究。对若干不同领域作了核实：固体、调节生命过程的机构、科学的管理机构、社会主义企业以及生物学上具有活性的合成物。此外，以下的研究项目是要给予优先的：铝工业、石油化学、测量技术、复杂的轻型结构，建筑技术，人类的大环境和微环境，机械工程技术、电子设备零件、电信、土壤肥力以及肉类生产和食品的多样化与加工。
制约科学的社会因素
科学的发展是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发生的，同时又受许多因素的制约。它的生产速率和产量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这样一些社会条件：社会结构、一定的劳动结构水平、人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劳动力的教育水准、居住网的性质、基础结构的水准、人口分布、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生产关系等等。所有这一切，对一个国家范围内科学总的发展，特别是对根据社会的需要和要求表达的，以及要求依靠本国的研究工作者求得科学解决的那些问题一定会作出重大的贡献。
匈牙利的发展有其特色，连同其它因素一起，表现为：研究的“准发达”结构。这指的是，从一些最重要的指标来看，匈牙利的科学研究资料可以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相比。然而，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考察限制于它生产的科学成就的数量和质量上，我们的研究网的发展就是有虚假的。作为历史发展的某些特点的结果，研究系统，教育和生产之间没有建立起满意的协作关系，同时仍然缺乏彼此的相互交流。目前正在制定的长远发展计划打算把“准发达的”结构转变为一个发达的研究和生产结构。然而，为要达到这种转变，就必须着手结合社会学的、经济的、组织的、历史的、哲学的和心理学的分析，进行科学学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促进发掘那些对科学和技术发展起积极或消极影响的因素。
科学对社会规划的作用
另一组预测可能性是可以在科学和社会的联系的反馈一侧找到的。刚才已经列举了制约科学的社会因素，并且预测了它们未来的结果，现在我们要转过头来考察科学对这些因素的影响。可以把社会规划说成为科学学最基本的功能。它表示了各种学科的综合。在我们这时代，目睹到这一功能日益取得重要的进展。
社会规划的类型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可以预测经济进程的社会影响。第二类，就是通过精心的规划消除或减少社会经济进程中的不良后果。第三类，是社会政策，也要求高度协调地规划。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处理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则是认为其它基本社会进程（例如，消灭社会不平等）的特征和方向都是由变化着的经济状况自然地决定的。因此，最初的社会政治措施具有特殊性。目前越来越明显地存在这种迹象：一个社会政策的制定构成为长期规划的一个主要部分。原先，我们并不去考虑某些经济或社会政治决策的社会后果。由于没有社会规划，这些都是自发的，因而往往失去效用，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工业化政策，造成了大量人口流动。仅仅缺乏居住政策和合理的社会政策也会引起社会的紧张状态，它们都是一个基本上必要的社会进程的消极伴生物。这些，我们都得去对付。
从科学学的考虑来看，当然很明显，经济规划在社会规划的范围内保持着中心地位，因为一个同经济进程相矛盾的社会计划终归要导致经济计划的失败，同时还会成为严重社会危机的根源。社会规划的任务之一，是要估计并影响规划的以及自发的经济进程的社会后果。社会政策和区域规划都是社会规划的基本要素，然而，应当加上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规划。尽管如此，经济的和社会的规划之间的关系往往还是有矛盾的，例如，会发生不合理的状况，其中针对直接的经济实效作出的一些计划，从长远看来，会引来与社会规划的预期相矛盾。为了缓和矛盾，似乎需要在一种科学基础上细心琢磨社会实效的观念，同时要记住，并非一切在短期内看来似乎有利的措施，从长远来看也是有效的。
从一开头制定和预测因工业化而引起的居住问题的政策、乡村的城市化、人口政策、教育体制、区域规划等都需要社会科学之间的协作。然而，社会科学的具体差别，特有的社会功能，把研究组织起来的可能性和标志，都只能根据对科学本质的理解来了解和推断。这构成科学学的任务之一。科学由于促进社会科学的社会功能并帮助刻划这种功能在社会规划中的性状，因此也起着间接的预测作用。
当我说到科学的“一般本质”时，我所指的主要是“科学作为一个系统”的特殊性，它是靠科学学来检定的。若以一种学究式的科学方式来制定科学规划时，科学政策就必须首先考虑到科学的整体结构，它实施的模式与格式，可能的前进和发展方向以及与其它社会结构的联系。W. I. Thomas提出过一种主张：如果人们认为某一情况是真实的，那么它的结果势必就是真的了；我倒认为这和科学学的预见功能的分析状况并不相关。自应验预言的概念在此并不适用，因为预测和实际发生的情形之间经常有很大的偏差，就这一点提示我们，研究工作者、科学的组织者以及科学政策的行家方面对此情况的反应往往都是徒劳的。
关于社会规划与科学之间的相互联系，有几点必须清楚地加以区分的。（这就是），考察科学的社会后果是一回事，而考察科学借以揭示社会经济进程的手段则是迥然不同的另一回事；（这些社会经济进程），一方面制约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以社会本身发展的概貌为其先决条件的。还有一点需要考察的：我们为了调停需要怎样的科学和非科学的手段。我们，通过科学本身，规划了科学的那些旨在社会变革的效果，但研究和应用那些不能被认为是科学的因素也是必要的。这样我们也就对政权和政治的作用作出了说明。
科学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
科学学不是单单考察科学，也对它与其它各类社会活动的联系作分析。因而，它处理社会规划中政治和科学之间的位置和相互联系。谈到政治，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我们指的是什么。政治是一种特殊的权力活动，不能把它看作科学，但是它的独特的特征，因为它们也是受社会制约的，可以通过对这些情况作科学的考察来了解，主要靠政治社会学。
我们必须对科学政策的实施（严格说来，它不是科学的而是政治的一部分）和科学政策加以区分；科学政策不是靠政治，而是作为政治学的一个范畴，依据科学理论系统地阐明自己的立场。科学政策的实践和理论的鉴定经常会是异议和误解的一个根源。因此，一般来说遭到非难的往往是科学政策的制定不够而不是科学政策研究的落后状态。我们也赞扬科学政策，即使它被制订出来只是作为一种理论。而且，科学政策也可以被看作既是“科学政治”又是“科学的政治”。第一种情形，我们必须得回答科学对政策的形成有什么作用的问题。第二种情形，我们想要知道政治影响科学发展的方式。当然，无论哪一种情形都需要科学上的研究。
从另一观点来看，我们就匈牙利来说，科学政策是作为目的在于依靠科学的帮助来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的国家政策的一个主要部分。政治团体根据科学政策的考虑就以下五个问题发表意见：（1）明确科学研究的目的和趋向以及各个方面的研究按比例的发展；（2）决定哪部分国民收入可以分配给用于研究目的；（3）研究中心的均衡分布；（4）科研人员的教育，科研人员和科研工作的奖励，建立必要的机构和制度，明确从事和管理研究工作的组织形式和方法；（5）确定国家参与国际间分工的方针和范围。
因此，科学政策包含两个因素：确定和科学发展相关的基本打算以及保证这些打算付诸实施的手段和方法。科学政策是这样的领域，其中结合了迄今所列举的一切预测趋向，因为以科学的内在发展为依据的科学假说，可以由其得出的技术和生产发展的预测，以及关于科学的各部分在社会总发展中的作用的预测，并且在社会政策的体制范围内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被固定下来。科学学，通过它的复杂面貌，促进对科学政策各部分的精心琢磨。它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总的政治方针提供预测，因为它不仅协调科学的发展，而且也协调所有社会因素相关联的进展。局部政策的预测也是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作出的并且倾注以细心推敲的科学态度。
科学-技术发展的必要条件的预测
科学学的中心问题是预测科学和技术革命的社会效果。同时，达到这一点正好就可以借以对科学政策和社会规划直接作出贡献。
科学和技术革命以及对它们的主张的研究可以被认为是引向完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物质和技术基础的生产力的基本道路。至于劳动工具［这是指就人和机器之间的关系而言的全自动化]，它表现了人的无上权力，科学作为一种生产力的性质，以及与之相关的，直接劳动因生产潜力而有相当的减少，高水平的专门技术和一般技能以及它们的全面普及，还有，导致其社会乃至国际方面都有高度发达的机构的进程。它的社会先决条件可归结为：社会经济的和文化的环境以及舆论的形成；其中当指导性社团的体制保持着生气时，获取和应用新知识并且自发地积极工作便成为民办团体和劳动集体的基本需要，正如它的组织和总方针所规定的那样。这就是，为从方法论上发展科学，为使结果得到实际应用而谋求知识以及物质和技术基础制定的一套体制。它也提出了价值体制和消费模式以供对社会有用工作的效益作出真正实质性的和道德的评价。
这不仅对事情的物质、技术和经济性质来说是对的，而且对于意识结构，文化与生活方式，类化以及举止行为的标准来说也是对的。这也着重说明科学政策和社会政策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专门的社会学研究对于两者的普遍重要性。
〔Social Processes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edt. by Richard Whitley，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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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1972年9月国际社会学联合会（ISA）在英国伦敦召开的科学社会学学术讨论会上的论文之一。发表当时，作者系匈牙利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科学博士。——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