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美国和欧洲两者而言，一九七九年是核能倒运的年份。新的核规划方案，在西德由于法庭诉讼而告吹，在瑞典则是由于政府干涉而夭折，而奥地利在一九七八年进行了公民投票以后，也彻底将核能发展规划搁置起来了。美国则由于出现了三里岛核电站的不测事故而惶惶不安。正当全世界能源恐慌症又一次恶化的时候，公众的舆论却转而反对起核能来。

为了展望一九八〇年以后的出路，“读者文摘”采访了一位欧洲的核专家首领人物，瑞典的薛格华特·爱克特博士。他是国际原子能委员会日内瓦总部的主任。该委员会是联合国的一个组织机构，其任务在于促进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并在全球范围内设置核装置监察哨作为防止核燃料可能用于军事的一种手段。

问：爱克仑特博士，我们是否看到有一个长期摆脱核能的趋势？

答：我怀疑有这种可能。我们必须先问问我们自己，取代的方案又是什么呢？石油势必还要继续涨价，而供应量却是在不断下降，又不可靠。开发新的煤矿既费时又费钱，何况还会对环境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再说如果从巨大的矿源像从澳大利亚这样遥远的地方运来，更要花昂贵的运费。因此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核能。当然，这也是有可能的：一个满足于过简单生活而且没有工业增长需求的集团，也许会赢得足够的政治支持力量来阻挠利用核能的提案，但是我想当人们一旦面对汽油、燃料油，甚至还可能涉及到电能短缺这样一种现实的时候，他们将会很快接受核能的。

问：但是在三里岛事故发生以后，人们看到的是对核安全措施并没有予以正当的关切。

答：事实上是很关切的。自从核电站运转二十多年来，没有发生过一次由于辐射而造成的死亡或严重伤害，也没有从一个工厂散逸出足以引起注意的辐射能。三里岛是我们所碰到过的最恶劣的不测事故，但是最终那系统装置还是保住了，辐射能也被控制住了。

问：的确，系统装置是保住了，但是人呢？卡特总统的调查团指控那些管理当局把迅速查明事态的性质和范围这样重要的问题疏忽了，也指控主管反应堆运转的公用事业公司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和人才。这种指控难道不正好表明，对人类来说核能技术大概太复杂和危险，以致难于掌握？

答：不——调查团的结论之一是核能并不可怕得不应该继续发展。再说，人的失误总是经常有可能发生的。譬如拿现代尖端技术像超音速飞机和太空运载工具作例子，也证明缺陷是容易处理的。当然，受过良好训练的操作人员对核能反应堆是重要的，但是另外，在某些国家已经安装了完全自动化的安全系统装置，它可以使得在万一事故发生后最严重的开始阶段，根本不用操作人员就会自己起作用。同时，只要哪儿需要，世界范围的核安全规划总能得到加强的，而且我们机构的任务就在于设置一个由专家们组合成的“核能消防团”，以便在出现事故时，能够立即提出忠告。

问：难道不是至今人们对核能还存有这样的戒心：它是难以排除的？

答：这一点我同意。但是有愈来愈多的人却正在学会掌握反应堆的基础知识，以及如何操纵它的安全系统装置。他们会慢慢地习惯于同其他任何一种技术上的风险作比较——将核事故与飞机不测事件、煤矿危难、火灾或电站变故等作比较。我想，到时候在人们脑筋里，对核安全问题的恐惧心理自会降低到正常的程度。

问：假定公众的焦虑心理自会降低到这种正常程度，试问核能在不久的将来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在本年度末，或者说在本世纪末，世界上将会有多少核工厂运转呢？

答：到本年度末，在廿五个国家里将有三百座核工厂。在美国和欧洲，它们的10%到12%的动力，与此同时所有发展中国家总计也有1.5%的动力是从核能得到的。到本世纪末，我们估计核电站提供的电能将会达到全世界电能供应总量的14%到18%，这相当于十七亿吨的石油，或是相当于今天世界石油年总产量的一半以上。如果单算工业化国家，那么核电能的这个数值可能要达到35%。

问：带着这些期望观点，哪一个西方国家在管理其核规划方面最有成效？

答：毫无疑问是法国。法国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来降低对石油的依赖性，并把核技术置于首位。事实上，正是三里岛事故一发生以后，法国就声称他们的核规划，安排到一九八五年时将从核能里得到他们总发电量的55%。但是其他欧洲国家在核能方面，也将取得接近于这样比例的成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联合王国和西德。比利时和瑞典已经从核能获得了他们发电能力的25%，瑞士也是如此。意大利在核开发规划方面走在后面了，但是西班牙却是在坚定地朝前走。

问：东欧的情况又如何呢？

答：估量那里公众的态度，比较困难。但是政府对开发核能的方针路线却是坚决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合在一起现在拥有1,023万千瓦的核电能力——为美国的五分之一——而正在建设中的工厂将是这个能力的一倍。到一九八〇年，苏联将有六十个核电站，东欧则另有四十个。核能受到这样高度的重视，以致在捷克的斯柯达工厂里积压着来自东欧的大量反应堆订单而迟迟不能交货。

问：在发展中国家里，核能将起到什么作用呢？答：哎呀，这可不是像有些人所向往的那种万灵药。首先，它需要很大的投资。再者，有些发展中国家至今都还没有具备技术基础知识来应付维修和安全的需要。——三里岛事故即使对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也是个重负。核能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切实影响，我想是在工业化国家愈来愈依靠核能的同时，他们就可以充分利用石油的效能。请记住这一点：一个工业化国家每消耗掉一百万千瓦核电能，就可以省出一百万吨以上的石油给其他任何地方使用。

问：您谈到了发展中国家的高投资负担，但是对于工业化国家，这笔费用又怎样呢？附加上安全装置、废物处置，以及建设延宕等的费用等，核能在经济上难道不是太昂贵了吗？

答：费用是一个国家对一个国家，甚至一个地区对一个地区都相差非常大的。一般来说，建筑一个核电站要比一个标准的煤能火力发电站贵上20%到50%。但是就事论事，核燃料释放的能量比煤要多出五万倍，一个铁路车皮的一只角所装载的铀，就可以使一个百万千瓦能力的反应堆燃烧一年；而同样能量的火电站，每两天就要吞掉一百个车皮的煤。即使考虑到铀的价格极其昂贵，一个核能厂所生产的能，其成本只有烧煤的一半也不到。

问：对于放射性废料又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一种妥善的安全措施来处置它们呢？

答：安全的技术解决措施是存在的，这一、二十年里我们已经掌握了如何处置军事和民用两方面的核废料。今天，最有效的方法是把它和玻璃溶液混合在一起，待它凝固以后，就把它盛放到不锈钢的鼓形容器内，然后安置到不受地震和山崩影响的深邃的洞穴里。那些中低级的废料同样可以把它们盛放在混凝土、沥青、合成树脂和陶器中，然后安置到深度稍浅的溶洞里或深埋在地下。

问：可是至今一些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和提心吊胆的公民还是认为这样一些处理技术，仍然保留着不安全因素，还是认为这些废料在若干年里可能成为公害。

答：这是不确切的。不同国家的研究结果——不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都一致指出：深埋在地下、非活动性的废料，即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也不会散逸出为公众所承受不了的辐射量。让我们还是来面对现实，真正的问题绝不是技术性的，而是政治性的。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在玩弄那批由于理解得过敏的公众的恐惧心理。譬如说，十多年来，西德的阿莎盐矿被用来埋置了十万个以上盛放核废料的鼓形容器，现在却由于公民采取法律行动而迫使当局停止使用它了。这种态度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一面为核废料惶惶不安，一面却已经在使用核潜艇来巡视海洋，而且让“友谊”的核弹头部署在我们周围。

问：对于核能会带来的一些生态学上的问题，诸如河流的温度将会提高等等，又有什么要说的呢？

答：这个问题也还是想象的成分大于实际。所有的能源工厂——煤、石油、天然气或核能——都会产生废热。核能厂的厂址选择是受到严格控制的，最近的一个美国调查报告指出：每年如有五千七百三十八条鱼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害死，由于水温超出正常而死亡的却只有三十条，其中由于核能厂的废水而死的仅仅只有一条。污水污染的毒害才是最大的屠夫！

问：那么在最近的将来，您看不到有更替核能的其他选择来取代我们日感困绌的石油了？

答：是的，我看不到。工业化世界如今的能源供应有60%是靠石油和天然气，而这两种资源却是一天少似一天。大规模地开发煤源，则不但有费用庞大，而且还有环境污染的问题。太阳能、风力、地热等能源在今后一、二十年内只能提供有限的贡献。因此，对于那些目的要使经济增长的速度不至于处在零点状态的任何工业化社会，看来与其说是只有选择核能，还不如说是必须依靠核能。

〔Reader's Digest，1980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