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一些相对的标准来衡量，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在过去二十年中可以说已经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与增长。发展中国家于1976~1978年的农业产量比1961 ~ 1965年增加50%，而发达国家在同期内只增长了37%；发展中国家农业产量的年增长率将近3%，发达国家则为2.5%。

当然，发展中国家粮食产量的增长大部分被人口的增长所抵消。因此，发展中国家在1976~1978年期间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粮食产量只比1961~1965年提高9%，而发达国家则提高23%。但是，不能从发展中国家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粮食产量增长较慢这一点就得出这些国家的农业停滞不前的结论。我们应该了解，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要超过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当然，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农业产量增长率并不完全相同。东亚的增长率最大（70%），其次是西亚（69%），拉丁美洲（51%），南亚（45%）和非洲（28%）。从1961~1965年到1976~1978年，非洲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粮食产量下降了约10%。谷物和其他粮食输入的增加阻止了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粮食消费量的下降。显然，某些发展中国家在利用其农业资源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要比另一些发展中国家大得多。

简略的回顾

对过去三十年农业的成就和农村的发展作进一步的回顾，可能有助于今后更快地发展农业。如发展中国家，在农业产量方面取得了比工业国家（其中包括美国）更高的增长率。世界上大部分农业研究工作是在工业国家进行的，而且这些国家还通过：价格支持，信贷补助，税收优惠和进口限制等手段对他们的农业给予资助；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则在许多情况下，由于种种原因处于不利地位。如果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对发展中国家在农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只能是加以赞扬。

现代表业的历史不长，还不到半个世纪。工业国家的粮食产量超过发展中国家也是近期的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半期，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产量的水平是相同的。而目前则存在60%的差距。差距的出现，并非由于工业国家人民的智力，首创精神和能力超过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也不是由于工业国家的自然资源较为优越，主要是由于工业国家广泛应用了遗传学、生物学和化学等现代科学的成果。所以会有这些成果，是由于在公营和私营部门的研究工作中进行了大量投资，以及对生产现在工业国家依赖的数百种现代表业物资进行了大量投资。

提高农此生产率

我所探讨的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论述。其一是有关促进农业生产率与产量更快增长的一般条件与政策，其二是有关高收入国家为实现更快发展低收入国家的农业所能作出的贡献。

提高农业增长率所需要的主要条件是：

1. 对于与国际市场的真实交换价值有适当联系的产品和物资，通过价格给农民以适当的刺激。这并不是说偏离了国际市场价格关系就不行了。否则，我们也不会看到过去三十年中农业产量这样大的增长。但是为了保护国内的资源而抬高现代物资的价格，或者使主要农产品的价格过分低于国际市场价格，都会产生成本问题。即使产品价格明显高于国际市场价格（通过适当调整引起通货增值和提高物资的价格），也存在着资源的成本问题。尽管提高这类农产品的价格不一定会引起所有农产品产量的增加，但是可能会提高某一特定农产品产量的增长率。

2. 有效地应用有用的知识和技术以促进土地和劳动力产生的农业资源生产率达到更高的水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存在那些能促进土地和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农民家庭收入增加的农作物品种和生产方法。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产量低于发达国家，原因是前者未采用后者的技术。知识和技术的引进是农业上的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如果发展中国家的农民要具有发达国家农民相同的生产方法，就需要对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进行大量的研究。而目前，全世界至少有四分之三的农业研究工作是在发达国家中进行的。有更多的事例可以说明，农业研究工作的成果将促进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率的提高。

3. 对农民要给予充分可靠的现代物资供应。提高农业生产率意味着农业变得越来越依赖于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如果不研究和发展高级的农作物新品种，不供应最新改良品种的优质种子，不充分供应为取得农业高产所需肥料，不供应植物保护所必需的物资和不供应降低收获时或收获后的损耗所必需的设备与工具，那么要在本世纪末取得粮食产量成倍的增长就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美国农业的有利条件之一，就是它得到国民经济中非农业部门的有力支援。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民需要更多的贷款，以满足对灌溉系统进行长期投资和当前生产经营的需要。

4. 假如农民生产出大大超过他们所能消费的或者超过在当地市场进行交易的产品，他们就必须进入国内和国际市场以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商品和劳务。这一条件与对农民提供适当的刺激的条件有关。但是它超出了直接影响农民收入与支付价格的有关政府政策的那些问题。早在两个世纪以前，亚当· 斯密就明确指出市场范围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斯密的这一简明论点，今天对发展中国家同样适用。农民越是深信他们的产品能找到可靠的市场，在那个市场上，他们的产品价格就越不会受到邻近地区产量水平的巨大影响，他们就更愿意冒扩大生产或转向赢利更大的产品生产所包含的各种风险。公路、铁路、贮藏设备、竞争性加工与销售体制，以及通过无线电和其他现代化手段进行的有效而广泛的通讯方式，都有助于开辟广大、可靠的市场。

5. 要显著提高现有农业发展速度，就需要改进和扩大许多农业地区的灌溉。改进和扩大灌溉不仅有利于提高生产，而且也可以减少产量的不稳定性。高产粮食新品种传统品种需要更为有效的水利管理。不仅因为粮食新品种较为低矮，而且当水利灌溉得到有效管理之后，肥料和作物保护物资等其他各种所需物品也能产生更大的效果。南亚和东南亚得到表层水灌溉的土地面积的百分率虽然很小，但已能充分控制农田的用水，从而保证有效使用高产品种。旱季的产量通常高于雨季，如果要保证旱季有水灌溉，那么，往往有必要将水加以贮藏。令人遗憾的是，无论对改进现有灌溉系统水的管理，还是发展新的灌溉系统，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

6. 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应允许农村居民，包括农村人口的一切阶层在内，参与其本国的经济发展。农村居民应有权不当农民。随着经济的增长，农业在全部就业机会中所占份额不断减少。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只在发生战争、饥荒或严重萧条等极端困难时期才会出现例外。在发展中国家，城乡之间受教育的机会应该比目前更平等，但事实上，即使工业发达国家也只是到了它们的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只占一个很小的比例时，才实现了这种平等。发展中国家城乡居民受教育机会的平等程度，一方面应达到直接有利于农业生产率提高的标准，同时也至少应达到有利于农村男女青年自由选择职业的标准。只要城乡居民在受教育的机会上还存在显著的差距，那么农业收入就必然低于非农业收入。

上述六个条件，倘若全部同时实现的话，将有助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取得比目前更快的发展。例如，某个地区没有使用导致产量提高的粮食新品种和生产方法，那个地区就很难实现农业的迅速发展，或者采用了新品种，但为了农业增产需支出大量资金，那么在农产品的价格较低，成本价格较高的情况下，就会使粮食新品种的采用无利可图。或者即使采用了新品种，同时农民也不因农产品价格低廉而会遭受损失，但是获得高产所需各种物资，诸如化肥、杀虫剂、除莠剂等无法取得的话，也就缺乏农业更快发展的基础。

能否实现这六个条件，主要取决于发展中国家所执行的各项政策，取决于它们愿意投入农业及其发展的财力物力。但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础并不相同。虽然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能采取给予农民适当价格刺激的价格政策，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可能缺乏足够的财力物力，对研究工作进行投资，改进或扩大灌溉设施，或者发展农业地区的教育事业。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进入国际市场也受到高收入国家的控制。结果，高收入国家就能作出各种贡献，以实现农业更快的发展。

高收入国家的贡献

不应该夸大发展中国家能够从国外得到的有助于农业更快发展的贡献的程度。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速度的大部分差距反映了各国对内政策、计划和行动的不同效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许多情况下，国外资金的援助就不重要了。

在许多情况下，我们非常关注，或者至少是同样重视其他各项目标，诸如援助最贫穷的国家，或者改变受援国内部收入和力量的分配等。我认为，假如外国试图把这种要求强加于我国的话，我们将会提出最强烈的反对意见。而且，诸如此类的目的可能与更快发展农业的要求不符。倘若我们想帮助其他国家改变其收入分配，那么我们应当更坦率一些，而不要以发展农业为借口而对这些援助活动遮遮掩掩。对收入和资金进行分配是不必要的。同时，对最贫穷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并不能有助于农业的更快发展。我们既不能把自己，也不能把接受我们援助的国家搞得紊乱不堪，因为涉及到物物交换的问题。当然，在合理的前提下，我们也有责任作出我们的种种决策。

现在，我就农业发展因素谈几点建议，这种计划将会得到高收入国家和国际机构的支持，也有助于更快地发展农业。关于农业发展计划的因素没有什么特别新的建议可提。这种计划对于增加农业产量，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增加收入也不会产生什么巨大的变革作用。一个协调一致、妥善制定的计划，并得到为期十年或者十年以上的明确的义务承担，可能使农业产量每年提高0.5%，这个数字似乎很小，但二十年之后，农业产量将比现在增加10%以上。到2000年时，农业生产的这种增长率将对亿万农村和城市人民的福利产生引人注目的影响。

对农业研究的投资

过去二十年中，农业研究机构——国际农业研究组织——有了很大发展。目前，在发展中地区有九个农业研究机构，每年支出总额在一亿一千万美元以上。这些研究机构通过研究高产品种，主要是小麦和玉米，已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没有这些新品种，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产量将比现在的粮食产量低得多。

农业研究机构取得的大量研究成果不能掩盖我们目前存在的两个局限性。一是发展中国家还缺乏高水平的农业研究机构。尽管最近取得了更多的经济资助，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少数例外）仍然缺乏世界上其余国家业已实行的利用农业研究成果的能力，包括利用国际研究机构业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的能力。当然，在农业生产方面，特别是粮食生产方面有很大的地区特点。每个农业与气候区域有它自己特殊的问题，需要采用适当的粮食品种以利用当地的条件，解决控制病虫害等当地所特有的一些问题。另一个局限性是对基础农业研究的资助日益减少。这是过去二十年中一直存在的问题。国际农业研究机构主要重视适应性和应用性的研究。很难指望这些研究机构完成重要的研究项目。这并非是指责国际农业研究中心。由于基础的和应用的农业研究集中在温带地区进行，因而仍然有不少业已掌握的可以在发展中国家的热带和亚热带条件下加以采用的农业研究成果。既然在发展中世界的许多地区已经确定了粮食供应和营养要求之间的关系，那么强调农业研究的重要性就再恰当不过了。这样可以充分利用众所周知的大量研究成果。但是对过去和现代知识的应用也不能无限地取得同样丰硕的成果。假如要使过去半个世纪引人注目的发展延续到下一个世纪，那么为现代表业的产生而创造条件的基础研究必须得到更大的支持。

1973年对我们的援助立法所体现的“新方向”，以及在1975年通过的《国际发展和粮食援助法案》中的延续和扩大，并不能有效地适用于有关农业研究的各项决定，或许大多数应用性和发展性的研究是例外。也没有人会预见到一项特殊的基础研究工作会产生什么样的成果。甚至也不能确切地预见到研究出一种新农作物品种会对收入分配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许多历史事件业已证实采用水稻、小麦高产新品种可能会引起乡村地区穷人的进一步贫困化和社会动荡的尖锐而明确的预言。但是，若不采用新品种，成百万穷人就不会取得比原来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粮食，当然，并不是没有人因使用新品种而蒙受损失。

同某些人的预料相反，各种粮食新品种等级属于中等，经过短期学习之后，小型农户就能很有把握地采用复杂的技术。同许多可怕的预见也相反，采用新品种会导致雇佣更多的农业劳动力。生产每吨粮食所需要的劳动量减少了，这固然是事实，但是由于产量增加，使总的劳动消耗量也随之增加。值得一提的是，印度政府于六十年代中期几乎想作出决定，阻止采用高产水稻和小麦品种，因为采用这种品种对农民收入的分配会产生意料之中的影响。有人认为新品种有利于业已发达和先进的地区，也即主要有利于收入较高的农民。假如印度政府曾决定禁止采用新品种，那么对于印度穷人所造成的危害将是难以想象的。

我们援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农业的长远目标，应该是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具有从事大部分农业研究工作和培训它们自己的科学家的能力。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援助它们创办能独立存在与发展的国立大学和研究机构，这样可以大大减少对国外援助的依赖。为在许多科学领域设置高水平国家农业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以培养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和科学家，我们必须大力扩展我们的研究员基金计划，作为这项工作的组成部分。这一建议的提出，与其说是为了加深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毋宁说是为了促使业已具备了接近工业国提供教育和训练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设立各种机构。不应忘记，美国为培养高水平的科学家，也是经历了对西欧的长期严重依赖之后才取得了今天的科学领先地位。

农业设施，特别是对灌溉设备的投资

以任何标准来衡量，与美国过去或与其他工业国家相比，美国现在所提供的经济发展援助数额是很低的。如果我们确实认真援助世界最穷苦的人民的话，那么我们就得大大增加对农业地区投资的援助。

世界上大多数贫穷人民——根据世界银行估计为80%——居住在农村地区。在1979年财政年度，我国用于国际开发署各项计划的预算额不到七亿五千万美元。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南亚和东南亚，灌溉的扩大将有助于提高粮食产量，并使业已提高的粮食产量更趋于稳定。我所参加的“三边委员会”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如果扩大和改进灌溉，支出约五百四十亿美元的资金，就能使南亚和东南亚的粮食产量在大约二十年内翻一番。如果这种计划能够付诸实施，上述地区在灌溉方面目前的年投资额需要增加大约一倍。至于今后二十年所需的投资，大约30%由发展中国家自己负担，其余则由高收入国家及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贷款和赠与来解决。要使南亚和东南亚的灌溉投资达到上述水平，只要高收入的私营市场经济国家略为提高经济援助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即从1975年的0.35%提高到九十年代的0.55%，并稍稍增加对上述地区和上述地区灌溉扩大的援助。显然，这并不是一个对工业国家施加沉重的额外负担的计划。还有其他许多投资也有助于农业发展，例如公路、贮藏设备、学校和医疗设施等。目前，全部开发援助资金中用于农业的只占四分之一，当然与前几年相比，这个数额已有所增加，但是很明显，对农业的援助还没有在援助总额中占有适当的比例。

增强价格和粮食供应的稳定性

价格和供应的不稳定性无论对生产者和消费者，还是对政府的计划和政策都会产生有害的影响。国际价格不稳定，既是各国政府执行的政策又是生产变动所产生的作用。许多国家的政府，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把国内价格维持在希望达到的稳定水平上，蓄意控制各该国的进出口，以保护各该国国内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摆脱世界供求的种种变化。欧洲共同体、西欧其他大多数国家、日本和苏联都遵循这些政策，从而大大地增加了国际市场价格的不稳定性，也使国内价格随国际市场价格变动的那些国家出现价格波动。只有极少数国家例外，美国就是其中之一，它并没有执行这种政策，但也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最近结束的多边贸易谈判也没有能在变动这种政策上取得任何进展。

粮食援助能保证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供应达到一定程度的稳定。粮食援助的有效运用，特别是谷物的援助，将由美国单独承担或与其他高收入国家合作承担，以便向粮食生产短缺的，低于生产既定标准的发展中国家、向只超过既定粮食生产标准一定百分比的国家，或与既定粮食生产标准相等的国家提供粮食。由于达到充足的，但不过高的粮食储备标准或者由于国际贸易净额的略微变化，每个发展中国家消费短缺可达3%，或低于粮食消费的国际标准。

保证粮食供应的建议，对农业更快地发展所起的作用有限，然而，它有三、四个好处。一是可以在计划中接受风险较大的生产变动性，以提高农业产量的增长率。二是抵消生产变动的费用将会大大降低，不管这些费用是由储藏引起的，还是由于外汇储备的积累而产生的，从而可以获得更多的资金以提高农业生产。三是可以有节制地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粮食资源，当然不是每年都转让，但是对一切发展中国家年平均转让的粮食可达五百万吨到六百万吨。四是比以上三个好处更为重要的好处，虽然它更加难以确定。假如粮食保证计划成为粮食援助的主要形式，那么与分配这种援助的现有方式相比。

对受援国的农业生产所起的遏制作用将会更小。如果源源不断的粮食援助作为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以及最近就一项谷物协议所进行的国际谈判的目标，或者如果粮食援助的数量能满足主要供应商的需要，那么，粮食援助的流通就会不符合受援国从援助中所得到的潜在利益。以往我们在提供粮食援助时，很少关心援助对受援国接受援助的农民所支付的价格会产生什么影响，在粮食保险计划下，援助的粮食将运送到粮食生产不足的国家。但是这会产生一些遏制作用的影响，因为如果没有接受粮食援助，这_年的粮食价格就会高于现在的水平。

今后几年中，适当提高农业产量的增长率和增加农村人民的收入是可能达到的。而有限的自然资源并不是达到这些目标的主要障碍。发展中国家有着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巨大潜力，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至少有同温带地区同样巨大的粮食生产潜力，这已不是一种假设或估计。因为热带地区播种新品种所获得的粮食产量已经证实了热带地区所具有的巨大生产潜力。但是，万事刚开头，对发展中国家极为重要的其他农作物的潜在产量也要予以增加，同时，农产品的实际产量也必须达到或接近潜在的产量水平。如果进行适当的研究活动，并坚持下去，那么这些成果是能够取得的。

再者，要达到加速农业增长的目的，也需要进行生产性的研究工作。农业政策和粮食政策必须给农民以适当的刺激，农民应得到生产用的物资和贷款。工业国家要为主要的资本需求提供援助，如果给发展中国家的农民以改进生产的机会，我们深信它们也能有效地利用这些时机。如果在取得农业发展的过程中遇到挫折，也不应由农民承担责任，因为没有采用恰当与合理的行动的，正是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国家的决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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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盖尔·约翰逊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本文系约翰逊教授于1980年秋访问我国时在复旦大学作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