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科学的产生是有深刻的社会背景的。

首先，它的产生是由于现代大工业管理的复杂性造成的。二次大战以后，由于科学的工业化和工业的科学化，生产领域开始出现一大批诸如电子、半导体、激光、原子能、计算机和宇航工业等科学工业部门。这些科学工业的最大特点，就是企业的高度专业化和高度综合化。这时，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协作，科研与企业之间的配合，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更加紧密，更加重要。一个大型企业，往往需要成千上万个中小企业为它生产零部件，为它提供原材料和进行工艺处理。六十年代后，西方社会相继出现了更大规模的科学——工业综合体。这种科学——工业综合体，如同生物“群落”一样，把社会的科研系统、教育系统和生产机构紧密地连在一起。如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型科学——工业综合体，其中就包括780家企业、100所大学和20个政府实验室。显然，管理这样现代化的企业，必须懂得工业企业的领导科学。

其次，领导科学的诞生还在于“大科学”管理的复杂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的科学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这主要表现在数百万人组成的科学家队伍的形成，又有价值数百亿计的实验技术装备的出现，加上图书情报资料所形成的高度社会化的知识系统，这样便在全社会的范围内造成了一个层次分明，纵横交错的科学劳动结构。科学研究基本上摆脱了“个体劳动方式”，变成国家规模的“大科学”事业。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曼哈顿计划，六十年代实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都是例子。要管理“大科学”，决不能像管理企业那样规范化。因为科学劳动本质上是创造性的劳动，科学研究中的探索性和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了管理上的困难。它需要在不确定性中捕捉确定性的规律，需要在非模式活动中发现某种相对稳定的模式。它需要精心的设计、合理的规划、综合的平衡、系统的分析，然后编制出比较科学的科研程序，借以调动人力、物力、资金、设备和物资，形成最经济、最合理、最有效的必威在线网站首页网址 结构，大幅度地提高科学研究的效率。因此，在现代科研管理当中，“领导艺术加算盘”，是会遇到困难的。它需要“领导科学加计算机”。

其三，领导科学诞生的直接原因还应归功于现代战争的军事博弈活动。现代战争不同于古代战争，它是多层次、多兵种的立体战争，也是多因素、多战线的总体战争。现代战争无论是复杂性，还是流动性，都比历史上任何战争大得多。为了指挥这种总体战争，赢得战争的胜利，军事家必须及时地掌握大量的随机因素，运用运筹学，进行战争博弈。例如，在第二次大战中，英国海军就曾经利用运筹学击败过德国的潜艇。

本世纪四十年代，由于工程自动控制和生物有机控制行为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的迅速发展。这样就给领导科学提供了严密的基础理论和数学工具，加上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人们便可以根据数学模型和数据，进行社会的“模拟试验”，如军事上的战术模拟，就是利用电子计算机来模拟战争中复杂因素，从而获得战术上的最佳方案的。因此，军事“模拟试验”及其科学理论，实际上是军事上的领导科学。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领导科学的产生是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结果，也是现代社会管理的直接产物。正因如此，世界各国都把领导科学当作本国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并且投入巨大力量来研究这门学科。比如美国的兰德公司、斯坦福研究所、小阿瑟公司，英国的伦敦战略研究所，以及1972年出现的由美国、苏联、日本、加拿大、捷克、法国、西德等十七个国家参加的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都是领导科学的专业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往往充当了国家最高领导、社会各部门的决策人物的“智囊团”，标志着领导艺术开始向领导科学的过渡。

（张淼摘自《试论领导科学》，决策的科学方法论讨论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