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面下四十英尺深的地方，我轻盈地盘旋在一艘阴暗的沉船残骸之上，这是一艘两个半世纪前沉没的西班牙大帆船。
当我潜入深处，一星亮光吸引了我：一粒银白色的珠滴儿从船骨间向外闪光。我伸出一个手指，触了触这粒珠滴儿。它一触就扁了下去，然后一下子破裂为十几粒更小的珠滴儿。
汞。这不可思议的液体金属，由于它耀眼的光泽和难以捉摸的古怪特性，曾以水银（quicksilver）这个俗名为古人所知。当这些小珠滴儿在我的手指碰触下散裂开来时，我注意到别的汞珠滴儿散布在一排排贮藏在接近船体底部的小木桶的遗骸中间。
我朝我的潜水伙伴，Tracy Bowden瞥了一眼，于是他点了点头。很明显，这些珠滴儿绝不是某个当年的船员或者旅客带上船的汞的遗留物。它们是船货的遗留物大批从“旧大陆”运往“新大陆”派极其重要用场（用以开采金和银）的汞。这些珠滴儿，就好像每一只木桶上印有这艘船的名字一样令人确信地，证实了这艘沉船：德 · Tolosa伯爵，西班牙的骄傲，近六百人的坟墓。
金和银使托劳萨丧失了她的生命。那是在一七二四年；而她的坟墓则是一个偏僻的西印第安海湾。
该年七月，她同姐妹船德 · 科达罗浦从西班牙卡狄斯启程。这两艘船经由哈瓦那驶向墨西哥维拉克鲁斯，去执行一项王室的使命：交付一批汞给西班牙帝国在墨西哥的巨大的金银矿。
从美洲开采金银，汞是必不可少的，因而西班牙国王颁布了对该金属的国王垄断权。科达罗浦和托劳萨齐心协力，装载了四百吨水银，足可以供那些金银矿用一整年。
此外，这两艘船还带了一千二百多旅客和船员；船上一百四十四门大炮的军火装备使他们得到安慰，个个对一帆风顺地渡过凶险的海洋满怀希望。然而，到了紧急时刻，这些大炮却成了可怕的累赘。
八月二十四日夜晚，飓风于核斯泊纽勒东北海岸沙马那海湾附近袭击了这两艘大帆船。从早到晚，风力不断增强，于是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弗朗西斯科 · 巴蕾拉丧失了希望。滔天的浪涛开始猛撞狂击科达罗浦，把大炮从捆绳中扯出来，猛掷在甲板上，冲走了舷侧的包括桅杆在内的一切，最后驱使船在沙马那海湾内搁了浅。D. Francisco确信他的末日已经来临。
“当时我们都在哀求上帝的援助，”他事后写道，“因为我们自然而然地感到命中注定要……”
事实上，可能是D. Francisco的贵重的水银，使得科达罗浦免遭了灭顶之灾。深深地装载在吃水线以下靠近船的龙骨的货物——汞，提供了二百五十吨额外的重量和稳定性，把科达罗浦稳稳地垂直地固定在沙滩上。任凭狂风恶浪的吹打，船骨坚固不垮；六百五十名旅客和船员中大多数人都设法度过了历时两天的风暴。风平浪静后，五百五十人活着上了岸。而在不幸的托劳萨号上的人却大多葬身鱼腹。
风暴起后不久，托劳萨号和科达罗浦号失散了；那时她还能够在海湾口抛锚停泊，在大风暴中度过第一个可怕的夜晚。黎明时，锚链断裂，她被风暴刮进海湾，陡然地从一个浅滩漂掠到另一个浅滩，由于在船体结构上比科达罗浦号大而轻，她经受不住这气锤般的冲击。终于，她撞上了一座巨大的珊瑚礁，船体破裂，把生命抛向大海。船上六百人中，只有四十余人死里逃生，其中七人凭借一种只能被描述为奇迹的东西保全了性命。
托劳萨号下沉的时候，船身差不多保持垂直；船体和主桅杆却仍然连结在一起；船体着底后，主桅杆仍高高地伸出水面。有八个人以令人不可置信的技术或者说运气吧——也许是二者的结合——搏击惊涛骇浪，爬上了桅杆，躲在索具上面。他们待在那儿，以用仅仅是一块风帆的碎片收聚的雨水，和偶尔捞到的零碎漂浮物解渴充饥。
尽管相隔仅三英里之远的核斯泊纽勒海岸线隐约可见，可没有一个桅杆幸存者敢于承受激流和鲨鱼的夹攻，闯过这一衣带水。当西班牙救生者从遥远的首都圣多明各赶到现场时，他们发现他们中还有七人活着。他们在桅顶上熬过了三十二个昼夜。
谁都不清楚科达罗浦号和托劳萨号海难的最后死亡人数是多少。许多人上岸后死于饥饿与疲乏，另外一些人乘科达罗浦号的救生船到达了二百四十英里开外的卡泊阿衣斯燕。在幸存者中有几百人——包括一位怀孕七个月的危地马拉妇女——沿着海岸线，徒步跋涉折磨人的二百英里路程，到圣多明各去。像那位孕妇一样，摧不垮的Francisco活着熬过了那段艰辛的长途跋涉；事后在描述这场磨难时，他流露出一种讽刺性的幽默。
打捞国王的汞的尝试屡屡不见效果，西班牙人终于把科达罗浦和托劳萨撇在了海里。直到像特蕾西 · 鲍汀这样的潜水员前来勘探时为止，这两艘船已经沉没在那里达两个半世纪之久。在考古史上，这将是最丰富的海底发现之一。
我和Tracy的首次下水不过是对托劳萨的初次相遇；在随后的几个月，我才渐渐熟悉和了解了她。这种了解相当一部分是在岸上获得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它如今占领了北核斯泊纽勒）已着手分类和陈列从这两艘沉船上发掘出来的形式繁多得令人不可置信的文物。
科达罗浦号首先献出她的礼物。一九七六年，Tracy所属公司——南非卡拉伯打捞公司获得多米尼加政府准许在沙马那海湾海底搜寻古代沉船。卡拉伯打捞公司董事长H. Doan和副董事长W. P. Strube装备了一艘从海岸警卫队退休下来的体长一百三十英尺的“山核桃号”航标敷设船作为打捞船，并命令特蕾西带一小队潜水员进行搜寻。
事实上，关于科达罗浦号和托劳萨号沉没地点的唯一线索是根据幸存者的叙述记录下来的估计位置；这些叙述存放在塞维利亚的西班牙殖民档案馆中。倘若考虑到强级飓风以及接踵而至的死亡这样一些使人有些心慌意乱的因素，人们对于航海者的错误是能稍加宽恕的。
尽管困难重重，特蕾西和他的队员们最后还是把一艘沉船的残骸鉴定为科达罗浦。“失事地点同当年的叙述大体相符，”一天他在“山核桃号”上对我说。“船体埋在几十吨沙下；当我们渐渐挖掘到第二层甲板时，我们发现了当年西班牙打捞者一定遇到过的难题：船骨是如此之大，结构是如此坚固，以至于堵住了进入贮藏汞的底层舱的通道。”
“此外，还有个难题，”Tracy补充说，“科达罗浦在她的底层舱内装载了一大批为在‘新大陆’建造一艘巨轮的铁料配件。你是知道的，在过去的二百年中，西班牙为了寻找船骨料几乎毁掉了自己的森林。到一七二四年，船骨料在本土已经罕见，于是西班牙人开始向殖民地伸手了。科达罗浦号装载的铁料配件正堆放在贮汞舱的上方，严严实实，没有空隙能让人穿过。”
没关系。对于历史学家来说，科达罗浦号须得奉献的是比汞贵重无数倍的东西：一幅关于十八世纪殖民地生活景状的明细图。当每一层沙砾展示出一批色泽鲜艳的文物时，一个典型的西班牙殖民者的肖像便开始显现。
对一个估计在当时仍是个未经开发的边远社会来说，货物品种之繁多委实令人惊讶——金珠宝和金币、圆形小徽章、陶器、银镦餐具、橄榄色坛子、钢刀身锈掉了的黄铜剪刀把、荷兰白釉蓝彩陶器、骰子、宗教勋章、黄铜灯笼——事实上，每一样东西都可以在一个同时代的时髦的欧洲人家里找到。
一些玻璃制品非常精致。发掘到的四百多只完整无损的水晶般的玻璃酒杯大都刻有图案。有闪色玻璃酒杯、平底无脚酒杯、酒瓶以及大壶——这些都证明了至少在十八世纪初“新大陆”绝不是禁酒的安全之地。
最奢侈的雕刻出现在五只配套的华丽的细颈玻璃瓶上。它们的产地尚未确定，因为，到十八世纪为止，西班牙、波希米亚和德国都能够制造出这样华丽的玻璃器皿。有一些雕刻图案显然是中国式的，这是一种“新大陆”的殖民者完全熟悉的风格。欧洲的雕刻家常常模仿中国陶器上的这种图案；而这些中国陶器是由马尼拉大帆船横渡太平洋运到欧洲，然后通过陆上转运，经过墨西哥，辗转进入大西洋贸易市场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科达罗浦号上最精巧的纯手工工艺样品是由西班牙在“新大陆”的头号竞争者——英格兰制作的，在沉船船尾附近，Tracy和他的队员偶尔发现了一些显然是一只钟上的黄铜零件。“收集这些零件可费了我们不少工夫，”他告诉我说，“当然，钢制零件如主发条等早已锈没了，但铜制的却仍然保存完好。”
结果，这是一座著名的伦敦温得密尔斯公司制造的拆散了的壁钟，它的制作工艺是如此高超，零件保存得又是如此完好，以致这座壁钟只需要换上几枚钢制零件就可以恢复运转了。
其他的落水物同样只受到极小的损坏。特蕾西和他的队员后来发现的两支漂亮的青铜回旋枪，看上去简直就像才铸造出来似的。只有铁“舵柄”，或用以持枪的枪把，早已被海水腐蚀掉了。
由于对科达罗浦的打捞持续了一年多，所得物也就日益稀少起来。“我们感到，”Tracy回忆说，“不仅在找寻和记录文物方面，而且在绘制失事地点图方面，我们的工作都做得很彻底。戴尔 · 施莱夫，该队的制图员，绘制了精确的沉船比例图表，上面标出了所有的主要设置如炮和锚等。我们和哈利 · 多恩以及多米尼加官员讨论过了，大家一致认为我们的工作干得很出色——或者更确切地说，工作才出色地干完了一半。到了该寻找托劳萨的时候了。”
结果，寻找托劳萨证明是比鉴定她来得容易。两艘沉船相隔七英里半。重温了幸存者的叙述和估计位置后，Tracy和他的队员们将“山核桃号”停泊在沙马那海湾里最有可能靠近沉船的地点，然后驾驶一艘带有高灵敏度的地磁仪的小船，开始勘探海面，探测海底任何异常的铁堆。
陆上的技术性援助来自我的老朋友J. Haskins一位有才华的历史学家和加勒比海水下沉船的研究者。杰克在塞维利尔的西班牙档案馆的耐心研究找出了进一步证实科达罗浦的原始文件。该文件在对托劳萨的研究中起了主要作用，并为本文提供了珍贵的背景资料。
耐心得到了报偿。一九七七年六月，托劳萨号沉重的大炮终于向地磁仪暴露出她的位置。原来沉船地点离“山核桃号”首次停泊的地方只有四分之一英里，这证实了Tracy的技术的高超和直觉的准确性。几小时内，打捞船缓慢地驶过了途中的暗礁区域，安全地停泊在失事地点。现在，轮到托劳萨了。
或者说，似乎是该轮到托劳萨了，尽管Tracy还有不少疑虑。“不错，她是艘古老的船，”他谈到该发现时说，“然而，说她是托劳萨我们只有十分之一的把握。我们需要证据，那就是汞。”
然而，证据却无从到手。潜水员们搜索那条沉船搜了两个倒霉的星期，只发掘到一些镦制品、精致的玻璃器皿和陶器。“在海底，”特蕾西回忆说，“不时地会有个队员游到我豭前，给我看一件特别好的发现物。我总是点点头，意思是说，‘那玩艺不错，确实不错’，可是，它证实不了托劳萨。”
将近第三周周末时，Tracy用一只气压抽水器（一只巨大的用来清除碎碴的吸水管）在船骨间挖掘。突然，一只小木桶的盖子从沙中出现，接着被吸水管吸走了。
“它仅仅在我眼前一闪而过，”Tracy告诉我，“但是，这已经足够了。我看见过西班牙人怎样把汞装上船的古画子，他们把汞装进皮袋，再用皮带把袋口扎牢，然后，把皮袋一只只单独装进小木桶，我挖掘出的那只木盖用来盖一只酒桶还嫌小些。我想，‘也许，仅仅是也许，’于是又挖了下去。”
不一会儿，一只木桶桶口边出现了，Tracy仔细地把桶内的沙搞干净。桶底上有着一串/h小的银色珠滴儿，世上没有哪一串珍珠能与这一串媲美。
找到了汞以后，托劳萨开始奉献出一份同科达罗浦号的一样丰富多彩和迷人的金银财宝。虽然这两艘船装着相似的船货同时遇难的，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别却是惊人的。
尽管我为卡拉伯打捞公司估了从科达罗浦打捞上来的一批文物的价值，我却从未下水和沉船本身打过交道。我对那起海难的了解都得自于历史文献，如J. Haskins从西班牙档案馆中找出来的那些。
至于托劳萨，我不仅能够直接分析她遇难的情形，而且，至少还能够直接分析一个本来可以防止她遇难的因素。在我和特蕾西下水察看汞后，我陪同他对整个船体进行了一次考察。
到那时为止，“山核桃号”的船员已挖掘了几个月，沉船已经完全裸露出来，卧在海底。我和Tracy缓慢地从船头向船尾移动，检查托劳萨的致命伤。尽管一些船骨厚达两英尺多，但是它们像嫩树枝似的被折断碎裂。
龙骨完好无损，而铅包巨舵却躺在船尾的一堆乱七八糟的横梁之中。四周耸现出阴沉的暗礁的轮廓，就是这暗礁破腹杀害了托劳萨，将她淹没在七?深的海底。
靠近船体的头部放着一件原可以挽救这艘船的东西：一对通常用于应急的备用巨锚中的一只。根据有关海难的叙述，托劳萨的船员在刮风暴的那天夜里从船的一边抛下了其中一只巨锚，结果到了第二天早晨，锚绳绷断了，倘若他们同时抛下一对巨锚，两根锚绳就能分担张力，而托劳萨也许就能得救了。
回顾起来，这艘大帆船装备得防人祸甚于防天灾，她运载的七十门重炮中，有三十三门在船体中显眼的地方，或者在船体附近。次要的武器包括一箱手榴弹；我和特蕾西在靠近船尾的地方检查了它们。铸铁球（每只直径大约四英寸），像一排排摘下的水果，木导火线好比是水果梗子，外形的酷似最初使这投掷物赢得了它们的名称——granadas，即西班牙语单词：石榴。
虽然“山核桃号”的船员早已使托劳萨从淤泥中裸露了出来，但是她的礼物远没献完呢。我在水下游览托劳萨时，潜水员们带着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发现物——玻璃器皿、陶器、罕见的古币、白锻黄铜器具以及小巧玲珑的珠宝，接二连三地往水面上冒。事实上，这些仅仅是那些有待出水的、令人难以置信的金银财宝的序曲。
当文物在源源不断地出水的时候，有一个念头始终萦绕在每个潜水员的心头：汞。科达罗浦号沉重得多的结构不允许彻底挖掘；而托劳萨却不同，她提供了发掘主要船货的可能性。
“这既是个船体的问题，又是个地质学的问题，”特蕾西在一次潜水后向我解释说。“很明显，汞早已经从木桶里漏完，渗过船体，漏到海底去了。海底底下是什么还有待查明。如果那是一层厚厚的沙层，那么汞恐怕已经散失，我们永远也不会找到它的。但是，如果在海底表层下不深的地方就有一层基岩的话，汞就可能汇聚在那里，等着被抽上来呢。”
“假设它还没被海水腐蚀掉，那么，我们在谈论的可是一笔数目可观的金钱。如今，一磅汞售价三美元六十美分；而托劳萨装载了一百五十吨汞，总计值一百多万美元。”
去年四月的一个星期，Tracy因公上岸去了，“山核桃号”的船员们突然对汞失去了兴趣。该队成员之一的托尼 · 阿姆斯特朗，在托劳萨船尾附近发掘出一些珍宝；这些珍宝是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贵重，以至于它们能与历史上最了不起的水下发现物相匹敌。
托尼接二连三地发掘到了四枚缀着钻石的金珠宝和大约一千颗完好无损的珍珠。其中有一枚是镶有三十七颗钻石的华丽的金胸针；另一枚金胸针镶有二十颗钻石；一枚金垂饰饰有八颗翡翠和二十二颗钻石；第四件是另一枚镶有二十四颗钻石、佩有圣地亚哥西班牙骑士十字勋章的华丽的金垂饰。
至少，托劳萨船上有一名旅客绝不是普通的殖民者。托尼发掘到的珍宝的物主或物主们不是拥有万贯财富，就是居于（很可能是在教会里的）显赫地位。可是在很久前的那个秋天，无论是万贯财富还是显赫地位都无足轻重了。那位荣获圣地亚哥勋章的高贵骑士，同船员们和卑微的旅客一道，长眠于海底的一个普通坟墓里。
托劳萨号上发掘工作在继续进行着，虽然汞是名副其实的主要船货，可至今仍未发现大量的水银。
且不说它现在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丢失的汞在它沉下海底的年代，就相当于一个国王的赎金了。因为，要是没有汞运用于叫作汞齐化的过程中，“新大陆”金银提炼厂的产量就会减少到它们的一个零头。
这种后果对于西班牙君王来说可能意味着艰难或甚至于毁灭——这是一种早在十六世纪初弗迪南德二世就已无情地震望过的局面。“把金子弄来，”这位君主命令他在“新大陆”的代理人，“可能的话，仁慈点；但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把金子弄来。”一七二四年，科达罗浦号和托劳萨号的失事，无疑地导致了马德里在以后几年中的收益不足。
然而，沙马那海湾的悲剧基本上还是人的悲剧，这一事实为每一件从那里发掘到的东西所强调。对圣多明各凯萨斯 · 理利斯博物馆的收集物的十多次参观，使我培养起一种对于作为理解历史的关键——人这一因素的新的鉴别能力。通过他们自己的财物（有的光彩夺目，有的平常无奇），那些辞别一个熟悉的大陆的安逸舒适，去接受一个陌生的大陆的挑战的人，为我们提供了洞悉我们历史上那重要的一章的独一无二的线索。
无论是属于善良的一类，还是作为征服者的工具，信仰发挥了主要作用。在收集物中，有成千上万枚宗教勋章，从一般为皈依教徒设计的黄铜勋章，到虔诚教徒佩戴的金银勋章，应有尽有。
不止一个虔诚的人决定佩戴higa（一种能避魔鬼的眼光的古老的西班牙护符）这种外加的保险物。这护符由用黑色石头或光洁的玻璃塑成的一只人手构成的，大拇指从攥紧的其他手指中伸了出来。在别的地方，这仅仅被解释为一种嘲弄的手势，但是，直到今天，这象征物仍被老一辈西班牙人当作避开敌人诅咒的手段。
在物主安息之后很久，爱的象征和恨的象征混淆在一起了。凯萨斯 · 理利斯博物馆的收集物中包括一些结婚戒指，尽管其中任何两只都不能配成对，表示有一对夫妇一起丧生。
在数千件东西中，最使我感伤的是一只外表面毫无装饰的银手镯。这只手镯是从托劳萨发掘到的，在它的里表面上有着用流畅的手写体刻写的三个字：“D. a Antonia Franco”。
谁也不知道她是谁，因为，无论是科达罗浦号还是托劳萨号的旅客名单都没有找到。我们所知道的只是Antonia女士离开西班牙到一个遥远的国度去，由于一场可怕的暴风雨，在一个她可能不曾知道名字的海湾里丧生。
在那些结婚戒指中会不会有一只是属于她的呢？或者，她幸福地知道一抵达那里她将接受一只才远涉重洋到“新大陆”去的呢？无论她的年纪大小，地位高低，她曾憧憬过那仅仅孕育着死亡的大海彼岸的新生活。
有一点我是确信的：Antonia Franco女士是个有勇气的女子。她所做的航行不适应于胆怯的人，而只适应于那些怀有一种本能的希望的人，正是因为这些人，“新大陆”诞生了，并且将幸运地生存下去。科达罗浦号和托劳萨号既是死亡，又是新生。
[National Geographic 1979年156卷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