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问题是解释为什么某些物体表现出我们认为无生命的行为，而另一些物体独特地表现出我们认为有生命的行为的问题。对无生命物体和有生命物体的差异所作的各种各样的解释，是在不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见解及其持续不断的争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了解这些见解，可以提供一个了解生物学发展的基本框架。史密斯这本书的长处在于他试图用这样一个框架写一部生物学史。（该书一九七六年由伦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译者注）

这本书包括了从希腊以前到现在对生命的科学认识的主要理论活动，因此，它显然不能试图写成一部详细的历史，而是一个多少有点紧扣一个主题——这个主题由著者多方面地描写为从目的论转变到反目的论，从泛灵论、活力论或机体论的世界观转变到机械论的世界观，从主观解释转变到客观解释的历史轮廓。从远古文化的泛灵论到更精巧地适应爱尔兰人的观点，到原子论的引用和合乎伦理地适应柏拉图主义的活力论，并由此到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勾画出这种更替变迁。这是通过对中世纪教会方面和炼金术士的极端泛灵论的阐述而依次简洁地描绘的。著者把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个方面的典型代表提出来后，又介绍了作为他的对立面的代表人物笛卡儿。尽管史密斯阐述有关十七、十八世纪机械论对生物学现象的科学解释的失败是符合实际的，但是，这本书的最后一半主要是用图表表示机械论在一个接着一个领域的成就——动物的热和生物化学的基础、细胞学说、进化、遗传和发育、神经生理学的成就，除了自然哲学的发展（对此史密斯是十分冷漠的）作为唯一主要的例外，都是靠机械论的设想而获得优势的。

这本书比一部标准的生物学史好得多。它在一部简明的通史中最大限度地包括了它所要包括的内容。并且通过一番认真的尝试，把这些内容同时代的概念框架联系起来。它通常成功地把过时的理论作为问题的明智解答而不是作为人类的傻念头的离奇例子来叙述。虽然个别的历史论述必然是非常简洁的，但在总体上看来是非常好的；它在我熟悉的事情上清楚地作了合乎标准的阐述，而且在我不熟悉的事情上同样具有我对那些事情的成见。关于亚里士多德的部分写得特别好，至于对亚里士多德科学的简要概括，基本上没有向读者讲清楚为什么他成为对后人的思想具有统治影响的人。史密斯对科学发展的精神因素的描述，虽然是简洁的，然而是有益的。这本书的描述（除了索引之外，索引是非常短的）是极好的；书中有有用的图解和图表（血液循环图格外显扬）和一个有关权威著作新近译本的丰富的书目提要。

在我看来，这本书的缺点是由于主题的系统阐述，即从以有机体为楷模看待一切事物时世界观，到以无生机的物质、机器为楷模看待一切事物的世界观的系统阐述的某种不严谨所造成的。某些这样的划分提供了一种考察生物学史的富有成效的方法，但是史密斯采用这种方法是很粗糙的。实际上，在史密斯划分的同一阵营内的人提出了显然不同的形而上学的（这里的“形而上学的”意谓“关于事物的真正性质的”——译者注）论断。在“机体论”阵营里，有的认为生命是非物质的实体，有的认为生命是物质的性质的一种特殊类型，也有的认为所有物质本来就是有生命的。在“机械论”阵营里，机械论不能简单地与还原论合并。在彻底的还原论者〔像笛卡儿和克里克（Crick）〕与这种机械论见解（通常称为机体论者）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别。特别在这种见解的新近表现形式中，通常具有还原论者的物理主义，但与彻底的还原论不同的地方在于它认为在用不同方式对物质分类时要服从不同的规律，因而这样的特殊系统的规律决不能还原为它们部分的知识或者从它们部分的知识中推演出来。如果规律的还原被认为是独特的还原论，那么持这样的机械论见解的就不是还原论者。其他方面的见解〔像布丰（Buffon）的见解〕认为所有物质都是有生命的，仅仅服从泛灵论的基本法则，是还原论者而不是机械论者的见解。

可以作这样的辩解：鉴于史密斯是在写一部生物学的历史，而不是一部生物学哲学的历史，他的比较粗糙的划分是适当的。但是，我不这样认为。理论生物学的许多历史，是由出现于史密斯划分的同一阵营内的见解之间的争论所形成的，而这些争论引出了一些看法，在这些看法上形成了“可接受”的解释或不同方面的有价值的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解释与柏拉图、笛卡儿、拉· 美特利的解释不同，正是由于他们在关于生命是什么的问题上有不同的形而上学设想。正像史密斯所表述的，这些设想是根据不同的范例作出的。在我看来，对不易懂的形而上学作清楚的了解，是理解这些有关生命本质的见解的基础，而史密斯不懂得这点。当然，他承认在他的主要片断里有细小的区分。例如，他写李比希（Liebig）“仍是……一位活力论者。然而，他不是一位施塔尔（Stahl）式的老活力论者。这种老活力论认为，一个人的感觉是依靠身体内存在着的某种非物质的东西一一灵魂而激发的。恰恰相反，李比希把活力明确地设想为一种与其他物理力相似的力”（第200页）。因此，史密斯本人议论这种力是“物质的某种形式和组织”，并把它同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形式”概念，同“当代关于当物质呈现出一种十分复杂的形式时显示出像生命那样的特性的概念”相比较，把它看作为脱离肉体的能量。在我看来，这些议论中有些史密斯自己作的区分是不明确的，而且掩盖了许多重要的差别。鉴别他在上述段落中探讨的不同的理论见解，会对下文得到更好的了解。当考察他对于机械论的详细分析时，这同样是显而易见的。他不能清楚地区别还原论者的见解与机体论者的见解。还原论者认为质上不同的事物或性质例如“思想”或繁殖的能力是按照物理学的规律从物质的特殊排列中“出现”的。机体论者贝塔兰菲（Bertalanff）或波兰尼（Polanyi）认为系统的性质，即使它们是简单的机器或有机体的性质，是不可从组成它们的部分性质中推断出来的，或还原为这些部分性质的。史密斯在生物学方面本体论设想上的混乱，也许与忽略那时提供关于生命本质的争论焦点的几个领域的讨论有关。而事实上，史密斯分为两个阵营的争论，是作为一个阵营内部意见分歧而出现的。巴士德（Pasteur）没有提到，所以没有讨论整个十九世纪对发酵的本质的争论和巴士德的不对称的力和分子的理论。而这些理论在一个时期内比它的“机械论”的对手更为成功。十八世纪，无论是通过改变物质的“基本”性质，还是通过假定物质的特殊性质或特殊的力，许多回避明显的还原论问题的尝试，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那时，通常要求人们尽可能成为“牛顿学说的信奉者”并且回避提及任何最后的原因。现代生命观的部分（我认为它简洁得不太有益）没有提到现代的重要争论——现代机体论者与还原论者之间的争论。

在他的导言里，史密斯确定了这本书的其他两个主题。一个是由于我们最充分地了解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因此科学势必随着技术而产生。他写道：“技术的缓慢发展可看作是基本的革命力量的主宰”，它引导炼金术走向伽利略的科学（第12页）。然而，他绝不真正要为这些论断辩护或以任何解释的方式发挥这些论断。另一个主题是考察一个社会有多少种科学和哪些科学并非与社会无关而与社会紧密地联系着[这一见解取自于斯彻勒（SchelIer）]。他好像只作出存在着科学理论的发展和接受的社会前提这种无可指摘的论断，而没作出其他引起争论的论断，即关于社会的意识形态或工艺上的需要为它的科学提供启发式的指导。这本书中对科学发展的精神因素的简明而又非常精彩的描述，可能与这个主题有关。总的看来，他好像看到社会以形而上学为媒介对科学发生的影响，并且当他采用一种几乎是“社会学”的方法时，是非常谨慎的一一“柏拉图出身于双亲都是贵族血统的家庭，一些权威学者在他的哲学中发现这种社会背景的影响”。

尽管对书作了批评，但它仍然不失为一本有益的和有趣的书。指出史密斯的主要缺点，即在本体论的设想落后于生物学研究的进步方面的过失，并非属于他个人的，而是反映了生物学哲学的状况，只有这样评价才是公正的[我知道唯一类似的书，T · S · 霍尔（Hall）的两卷书[1969]讨论的人比较少，但谈得更加深入。这本书在解释他们总的哲学见解时，由于几乎没有努力把这些总的见解同他们的生物学的哲学或者同他们的方法论研究联系起来，因而遇到了某些困难。虽然霍尔提出他称为“生命物质问题”的五种类型的本体论见解，但这是完全不令人满意的，正如他自己很少能够用它把历史的发展清楚明白地描绘出来的事实所证明的] 。总之，史密斯的书是我所知道的理论生物学史的最好入门。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197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