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一篇从整体的文化背景研讨日本发展前景的文章。对理解日本经济、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现状和未来，有一定价值。
当今日本真可称作是富裕社会吗？对此可谓是众说纷纭。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水平不应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富裕的唯一标准，精神因素也应当包括进来。正如人们不满程度的差异取决于他们各自对理想生活水准的不同要求那样，丰沛的感情和欲望的差异亦是取决于个人的精神状态。抛开这一富裕的主观方面不提，目前确有许多客观因素使人难于判断日本是否算是个富裕社会。这些客观因素包括：由于地价昂贵使生活环境的质量低劣（并引起这样的评论，说日本人住的是“兔子棚”），令人难以置信的环境污染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缺乏自然资源。
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为赶上先进的西方国家，日本大力推行工业现代化，并成功地使其成为工业化社会。微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的使用，宣传工具传播和影响的扩大，私人汽车的增加，超级市场引起的分配革命以及教育和社会福利水平的大幅度提高都使日本人民的生活变得便利起来，与此同时，随着各种精神文明课程的普及，人们对改进生活的质量和恢复精神财富及保持人类高尚的情操，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日本正在进行一场从经济时代向精神文明时代的过渡，这一过渡平衡着这一后工业化信息社会，关于此阿尔文· 托夫乐在其《第三次浪潮》一书中做了详细的描述。
关于日本社会和组织的未来的各种意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意见认为日本最终将染上同其他先进国家所染上的那种社会经济瘟疫并成为其牺牲品，如染上那种典型的“英国病”。让我们权且把这称为“日本病”理论。另一类意见则预言，鉴于日本业已赶上甚至超过了西方，日本业已成为一个超先进国，也就是说日本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整套体制今后将成为世界其他国家所效仿的范例。到目前为止，国际化对日本来说就是西方化，然而，将来这一方向将自行改变，而日本化则将成为国际趋势。只有未来才能说明，究竟是日本病的理论对，还是日本化的理论对。下面，通过考察人类概况——即这两个理论得以建立的基础，我将就哪一种理论更可能实现做番探讨。
一、关于日本病的反证
所谓先进国家病或称文明病乃是指的社会经济状况，对此先进的工业化社会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这一病因至今仍未得到确诊，这就使得预言日本将来是否会染上该病变得极为困难。像富裕中包含着贫困的那种英国病的症状所表明的那样，尽管有着充足的劳动力和足够的资本储备，生产率仍在不断下降。换言之，要想搞清这种先进国家的病症必须以工人们对工作的热情减弱为前提。同时，对于工作场所的组织水平所引起的士气的总损失应比对个别工人的精神状态给予更多的考虑。
为什么富裕国家的人民会丧失他们的工作热情呢？让我们来看看其社会心理学方面的原因。下面我将1980年7月前总理大臣大平正芳的经济管理研究小组在“精神文明的时代”中所提交的一份对此一针见血的分析报告，概括如下。
日本的高度工业化社会产生了一个“新中产阶级”。伴随战后经济的迅速发展有下列因素：1）平均收入分配；2）统一生活方式；3）中产阶级的生活观的传播。日本新中产阶级的迅速形成很快就在人口比例中占了多数。这使国家的社会心理学一向集注于生产和公司的做法逐步产生偏移，转到人的个体化和自我表现方面来了，而过去生产和公司曾是日本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基础。
个体化并非指的是某某从其所在的组织（公司）中独立起来，而是指在其保留其作为该组织成员的同时，他可无忧无虑地追求其个人的目标和利益。闲暇时间的增加增强着这一倾向。另一方面，自我表现所指的是对欲望的直接满足或情感的直接表现的那种心理上的追求。这并不是指由工作本身所引起的那种精神上的满足，而是指“随心所欲地生活”和“过一种符合个人利益的生活”的那种倾向。这种倾向'起始于由于耐用消费品的普及而带来的那种便利舒适的安稳日子。这两种心理倾向的出现使人们的价值观变得更灵活，更相对，也更多样，同时对人们的判断标准更集中表面现象，时髦风尚和其他消费方面，而不是生产和财产的总量。
新中产阶级更深地刻上了自我保护和不团结的烙印。通过他们所属的组织活动和福利计划得到实惠，新中产阶级的成员变得自我保护起来，并企图维持现状。尽管他们的利益很不相同，但他们并无意确定他们自己为某个特定的阶级而进行制度上的改革，他们十分赞同维护男女间、大小商业间、东京同国家其他地区间，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间的社会平等。同时，他们也总是自相矛盾。例如，他们满足于已取得的生活水准并积极对此加以维护，但同时却又感到一种模模糊糊的不满，并为争取某种更高一筹的生活和扩大新领域而奋斗。换言之，他们一方面期望着维持现状，同时却采取积极的步骤应付未来。他们一方面对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加以捍卫，另一方面却又对其进行重新估价；同时他们又公开对此表示不满和抵制。新中产阶级在维护和破坏、满足和不满足间来回地摇摆。其阶级内部出现分化，形成两大分支，其中一类人正从团体和社会中脱离出来企图得到更多的个性的发展以满足个人利益；另一类人则以参加管理，加入消费者运动和其他群众运动的形式，试图取得更大的发言权和更为广泛的参与，这使他们更深地卷入了团体和社会中。然而，可能这两类人完全能得以共存。
另外，上述研究小组的报告还清楚地说明了先进国家病的社会心理原因，即新中产阶级的个体化和自我表现的倾向，或是并发的自我保护和不团结的倾向。这种倾向引起许多先进工业化社会的活动失灵。而日本也当然不能例外，实际上还可把日本当作一个典型的例子。
1. 关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报告的分析真是一针见血的，因为若是个体化和自我表现越发展，社会制度的生产一体化势必遭到削弱。更有甚者，占社会主要成分的自我保护者——即新中产阶级，总是在消耗着社会制度的活力。进一步说，如果新中产阶级具有分裂的倾向和朝着两个方向发展的趋向，则很难定义什么是社会制度的基本目标。因此可以推论，如同先进的西方国家一样，日本也将染上这种文明病。
当然我们必须对这一论点加以限制，因为上述属性并非普遍适用于新中产阶级，而仅指当今日本的新中产阶级。个体化，即同时并存的强烈的团体感和自我表现，依的是社会的一致点，即成批生产的消费品和社会风尚，而这乃是日本的典型现象，是同个人主义横行的西方大不相同的。用粗糙的个人主义的观点来评价这种保守和激进共存的现象，即用该观点评价暴露出的自我表现和不团结的矛盾心理，同样会显得十分空洞无力。
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行为形式，把工作和私生活分得清清楚楚；它把闲暇和娱乐看得比工作更重，并把工作当作其为某个组织的契约性义务，即是说每个人只干派给他或她的那部分工作，而决不去帮其他任何人的忙。这里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即人并非出于其真正的愿望而去工作而是出于需要，不管他愿意与否。人们不妨把这种由个人主义引起的逃避工作感看作是所谓先进国病的真正原因。那么日本的新中产阶级的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行为实际上同造成先进国病的因素有无二致呢？
个人主义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一直起着主要的推动作用，然而一旦富裕了，同时个人主义却起着加速文明病发展的作用。日本的现代化靠的并不是个人主义，但是个体化却成了其现代化的一个副产品。不管怎么说，我们必须牢记，从行为科学的标准看或从其表面现象看，个体化就是个人主义。借此个体化，人们将只干那些同他们自己有关联的事，这种倾向今后在日本可能更为普遍，然而只要在价值观上，个体化同个人主义保持着明显的差别，那么个体化就绝不可能把日本拖入困扰其他先进国家的泥沼。
2. 忠于职守
有充足的证据表明，日本病的爆发是不可能的。我对大阪的公司雇员的工作态度曾做过调查。调查的问题包括在一次公共交通罢工事件中，公司期望工人们做什么，而工人们实际上又是怎样做的。如附图1所示，约60%的回答者称他们的公司希望全体雇员照常上班，略少于20%的回答者称他们的公司把是否上班的问题交由雇员们自己决定。当雇员们被问到在此情形下他们实际上是怎样做的时，有63%的人称，他们想方设法利用一切可能的途径去上班，而只有11%的人称他们待在家里。（见附图2）。这些结果列在附图3上。从图3中可以看出，那些允许自己选择是否上班的人中，有60%的人决定去上班，这个数字是待在家里人数的比例的三倍多。
附图4所列的是他们为什么去上班的原因。其中最为集中的原因是占30%以上的人认为他们的工作责任感需要他们去上班。占第二位的原因是约25%的人回答道，要是他们不去上班，工作将受到妨碍，只有不足17%的人称要是别人都去上班，自己不去上班就没道理。其他人称，若是他们没能去上班，将会受到老板和同事的批评。这就是说，约60%的人称他们不顾交通罢工而去上班是由于他们对工作的责任感，或是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工作便能进行得生气勃勃，这表明日本的工人们忠于职守。分别按年龄组统计的结果表明，在二十至三十岁和三十至四十岁这两档中，最带共性的回答是若不上班他们的工作将因此受到妨碍（这分别各占28.6%和31.4%），而四十至五十岁这一档中最带共性的回答则是出于责任感（占54.8%）。这大致是由于一般雇员和管理人员的态度有所不同之故。上述调查结果表明，日本人中的工作愿望是很强烈的。
二、“日本模式”
只要染上日本病的可能性是以工作的意愿这种社会心理因素为转移的，我们可以不无公正地把这种可能性当作是极渺茫的。那么作为对未来的第二种预言，即日本化的可能性又怎样呢？其他先进国家会不会把日本社会和其组织形式作为他们努力效仿的模式呢？
如果确实存在着一个值得效仿的日本模式，那么其组织原则是什么呢？人们公认团体倾向是日本的组织原则的核心。团体倾向指的是日本人对他们所在的团体和组织的那种强烈的忠诚和彻底的献身倾向。在团体内据说是制止发表个人的不同意见，用着重强调协调和平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努力加强团体的健康，而不仅只是维持其健康。他们视个人的单独行动为不齿，也不敢背离团体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团体倾向和个人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则是在努力捍卫个人的自主权、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平等。日本人既不具有也不支持这种个人主义，他们深信，团体应当凌驾于个人之上。
作为个人主义的对立面，团体倾向作为一种行动准则是建立在下述假定上的，即人身自由的本质并未得到体现。这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即团体倾向的本质实际上正是这样一些人的属性，这些人认为自己完全是属于团体的，许多充分赏识个人作用的人，在分析日本的团体现象时，常常把其分析集中在对个人重视不够这点上。这点可谓是西方人的特征，他们信奉个人主义而从不去对其活力打个问号O但是这种基于文化原因而对团体倾向形成的偏见同日本人自己每天在日本的各组织中所亲身经历的情况相比，完全是两码事。
那些视个人同团体相对立并以此来考察社会组织的人，一向假定团体是由个人组成的，而其中每个人都是作为一个单独的人而存在的。然而，假如我们否认这一个人同团体相对立的观念，那么我们就不妨把在团体的个人当作各种组织活动的一个代理人。这里，团体并不是一个旨在使人循规蹈矩的上级体制，它所代表的无非是个确定的单位，在这一单位中成员之间的关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样人们也可把团体和其成员当作是等同的和不可分的。
在日本人看来，团体倾向很可能就是他们理想中的团体和其成员间的一致性的表示。因而，任何将两者区别看待的做法，不论是突出个人还是突出团体都是根本不可取的。事实上，从把两者当作互相对立的那些人的观点来看，当个人同团体融为一体时，前者可能为后者所吸收。然而客观情况是，团体和个人是在一道分忧。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为了他的公司的利益而行事的人，在局外人看来某种程度上似乎是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而在他本人看来，他的行动与其说是为别人而牺牲了他个人的利益，倒不如说他是最终为自己的利益而行动的。”不能把日本人对其组织的献身精神当作某种自我牺牲的形式。更为确切的倒是把这种献身精神当作这样一种决定的结果，即之所以持有这种态度是因为它符合了个人利益。可见忠心耿耿并非意味着人们终止了他们行为的统一性。
换言之，日本的团体倾向有其特殊的属性，这种属性并不表现在团体和个人的比较中，而是公共团体原则的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团体的成员们首先是为了努力争取实现该组织的目标，这反过来又使他们自己的福利和愿望得到实现。实际上，这是一种组织化的公有社会主义或称各阶级合作主义，它同极权主义的原则毫无共同之处，这里关键是在团体成员的合作上。人们甚至可以这样定义，日本的团体倾向即是团体和个人在为争取实现组织的目标的工作过程中的一种共生现象。
1. 作为样板体制的“伊爱莫托”*
以各阶级合作主义的形式出现的团体倾向显然是日本模式的基本原则。埃兹拉F · 沃格尔对按照这一原则经营的日本各公司在国际上取得的成功给予了下列解释。
他在《日本——天字第一号》—书中“（写道日本的公司）是成功的，这不是由于深植在日本民族性格中的任何具有神秘色彩的对团体的忠诚，而是由于它给工人们提供了一种团体成员间的亲密无间感和一种骄傲感，工人们相信实现他们前途的最好方式是他们公司的成功。”
沃格尔因此把日本的团体的胜利归因于日本人的事先对其团体福利作出的前景安排。他的论述进一步说明日本经济的发展是基于各阶级合作主义，而不是基于同个人主义直接对立的团体主义。
日本的团体倾向当然是同日本的组织结构相关联的。鉴于“伊爱莫托〃制在日本的传统艺术领域中普遍流行，人类学家弗朗西斯L. K · 舒把日本的样板体制命名为41伊爱莫托”，他把“伊爱莫托”定义为一种冒牌家族关系制，该体制以传统的日本的家族为范例，如同家族中主要家庭和由此分支出的小家庭之间互相联系的等级关系。虽然“伊爱莫托”的领袖在组织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是这个领袖却自愿地把这一权力委托给那些处在从属地位的下级。因而真正的权力实际上是掌握在中层人员的手中。
舒把“伊爱莫托”——这一冒牌家族关系制的结构原理称为家族系原理——即家族关系原则和契约原则的综合。“伊爱莫托”的组织形式是由上至下的，就同家庭中的几代人之间的情况那样。同时，为了使一个目的性组织充满复合的特征，“伊爱莫托”的组织形式是按家族关系和契约关系这两条路线发展的。尽管其成员在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加入团体时是通过契约的形式，但由于“伊爱莫托”是建立在家族关系的原则上的，所以他们一旦加入团体，就应像相互间是血缘关系那样去行事。当某人自愿从属于某个组织并承认该组织的领导人的权威时，那么对他说来，该组织自身就开始具有其内在的价值了，尤值一提的是，在通过集体的力量使组织的目标得到实现的同时，个人的意愿亦得到了满足。家族关系原则因而成了日本的团体倾向或称各阶级合作主义的一个结构原理。
其他许多人也同意这一意见，即日本的原型组织是松软地组织起来的，是一种“伊爱莫托”型体制。例如中川泰弘比较了西方国家由劳工市场招雇人员的招工体制（二型经济）（见图5），同日本实行的具有“多重保护伞结构”的招工体制（三型经济、见图5），前者的公司的高层领导人用从外部劳工市场得到的合格人员来填补空位。而在后者，任何职位空缺的出现都是由从已经在为组织工作的人员中来填补的。在做这件事时，任命谁的问题要根据许多级（即许多保护伞）的评价来定，从征求上级的意见到征求同事的意见到征求下级的意见。这样决定任命谁的权威就分散给了许多人，而被任命的人则是被认为最适于此职务的人（见图5）。
其他人，包括天谷直弘使用类比法来解释日本的社会。天谷称：“日本的社会与美国的社会不同，在这个社会里作为一个个原子的个人从不会发展成基本单位。那些坚持靠他们自己的人不过是些例外，不论是今天还是过去，日本社会的基本单位都不是作为一个个原子的个人，而是分子群，其最为集中的代表则是家庭和村落。这里家庭像是一个单体，而村落则像是个聚合体。个人则是作为这些群体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的。”
在发挥日本的社会相似于一个分子化合物的观点时，天谷认为，日本社会具有双重结构，就像人脑中的原生大脑皮层和新生大脑皮层那样。日本社会的核心是由传统的结构和村落的伦理观所组成，该核心被比作原生大脑皮层。而这正是日本原初的基本特征和天性。在另一面，那种把个人的自由和基本人权看得绝对重要的西方式的人与人的关系和西方的价值观，则是作为规范而存于日本社会的表层，或称新生大脑皮层。天谷考察了日本社会的表面原理和人们制造的这些新表层的情况。然而他补充道：“不管我们高兴与否，在日本人的头脑中，新生大脑皮层仍然活跃着、冲击着。在大脑的这个部分，团体价值观凌驾于个人价值观之上。属于一个团体并为其工作，与其协调、同其合作，造成了个人的价值观、个人的权力和个人的义务。”
抛开两者中究竟哪一整套价值观更优越的问题不提，团体的稳固和合作倒的确是每一个日本人的基本天性的一部分。这是因为他们正是各阶级合作主义和日本式团体倾向的象征。
上面提到的前总理大臣的经济管理研究小组在其报告中称：“那些构成日本的组织的人是不能同那些仅做派给他们的工作的人相提并论的。在他们退休前他们一直是同志，为实现组织的目标而共同努力。他们同其上级、下级和平级结成了多种关系，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盘根错节的信息网，且其用处并不只限于公务方面。”
报告认为，具有上述网系状特点的日本的管理组织就像是盘根错节的植物的根茎，这同美国呈树状的组织是迥然不同的。在这种根茎状的日本的组织中，各个部门分别构成其内部各个局部团体，而每一个部门又都被分配有某种任务，不过由于情况的变化，或是由于主管执行任务的人不同，这些任务又能很容易地被重新分配。因此，日本的各组织的成员便在一个灵活的职业结构中为实现其组织的目标而合力工作。
的确，日本的各组织具有松软的结构，其管理工作是沿着各阶级合作主义的路线灵活地进行的，包括提前打下作决定的基础并从最底层安排起。这种统一意见的方式作为组织机构内的决策制定过程只：适用于“伊爱莫托”或根茎型的这类松软组织。因此它是适用于日本的组织的一种独特的职能体制。
2. 作为典范的整体联系主义
日本的团体倾向的基础在于松软组织的各个环节的连结上。因而各组织内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着眼点着重放在相互的合作上。于是“整体联系主义”的观点占了主导地位，我把它与美国的和欧洲的个人主义特征作了对照。整体联系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互相依赖，互相信任，且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视为自身的目的。这是同个人主义截然相反的。个人主义强调的是利己主义、自我依赖，它只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作一种方法。
整体联系主义并不是由个人来实行的，而是由整体化的个人来实行的，这个人承认他或她存在的首要的和终极的意义在于处理同他人的关系。这种人的存在甚至将以前的一个熟人关系也当作自身的一个部分，换言之，每个人都经常处在同他人打交道的整体联系中。日本人用“人间”这个字来表示人或人类，其字面的意思是指“人与人之间”。从西方人的观点看，这样的人并不具有不变的个性，而且看来也是不独立的。但是整体化的个人并不缺乏个性、尽管他或她常常为他人考虑，而且常常为了保持关系而竭尽全力。整体化的个人只不过是参照别人的行为而调整自己的行为（“外部介入”型行为）。换言之，这个人的行动受他人对其期望的影响。这种行为的实体更具社会性也更优越，在这里行为的准则置于同本人互相影响的那些人身上，这种行为的结构产生了更佳的互相报答，并加强了社会制度的协同作用。整体化的个人所具有的这一素质可被称作联合的意志自由。
小盐忠断然否定了日本人缺乏个性感的观点。他把自己比作一个火车站，或是车站的一个扳道员，车站里火车频繁地开来驶去。这是由于谈话对象的不同，日本人常常改换他们使用的人称代词。小盐忠在《作为先进国的带头羊日本应具的条件》一文中这样写道：“我自己是这样的一种力，它以闪电般的速度巧妙地给来往的车辆扳道。在车站里，我既不分裂也不粉碎也不溶化，我继续毫无变化地存在着。这并不意味着我像那些欧洲人所说的是没有个性的、没有特征的、不负责任的。恰恰相反，我是一个充满能量的巨球。”
日本人——作为整体化的人具有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处理行动自由的超级能力。这些整体化的人管理着基于整体联系主义和各阶级合作主义的“伊爱莫托”，即管理着各个松软的组织。这一组织管理的方式就是日本的模式。这一模式充满了蓬勃的生机。日本人在工作场所要是同其他人一起工作会比只是个人单干更能出活。正如语言学家矢内部明所指出的那样：“对我们日本人说来，提高效率的首要因素是每一个人都盯着我们。”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的团体倾向得到再度估价的原因所在。
三、关于日本化的例证
高效率和生机勃勃的团体倾向的日本模式不仅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具有吸引力，同样也吸引着西方的先进国家的注意。虽然我们在展望旨在丰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精神文明的时代时担心会染上那种先进国病，担心会引起工作热情的减弱，但是通过重新估价日本的文化来再度发掘这一基本体制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做法，这不仅引起西方人的关注，也引起我们本身的关注。
日本在下述工业技术领域处于无可匹敌的地位，其产品的质量通过一系列改进的措施不断地得到提高，在电视录像机和其他晶体管产品方面它在国际市场上居于统治地位，并最先发展了光学纤维通讯系统。当人们考虑到这一技术革命的起因不仅是生气勃勃而且还稳定着日本的组织机构时，看来西方社会日趋接近日本的模式或日趋日本化的可能性就显得相当大了。
人们同样也可以理解由日本的这一诀窍所引出的长期稳定雇佣制和资历晋升制。长期稳定雇佣制（这个由西米田良志杜撰出来的新词，据称要比“终身雇佣制”更能恰切地表述日本体制的实际内容）的最大优点在于，其组织的人力资源可比在那些按专长取人的雇佣制中得到更充分的利用。保证雇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将一直得到雇佣使雇员产生了一种安全感，相对也加深了其对组织的献身精神。对组织而言，有一支稳定的劳工队伍有利于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同样，对长期的技术发展而言，若是没有稳定的雇佣制亦是不可能的。
长期稳定雇佣制甚至还起了更有价值的作用。人们并不一定非要具备适宜于干某种工作的特殊专长才被招雇。招雇什么人的决定是根据人们评价的标准，如学历、脾气性格或者是根据其受普通教育的情况和个人才能（包括其领导能力如何）。受雇的人员都是作为多面手而不是作为专门家。通过定期的人事变更、雇员们被轮流交替到各个不同的工作和岗位上，因而他们可以取得多方面的经验。每次人事更动，都使他们升到更高的岗位上。与此同时，他们又有机会获得各个工作领域的技艺和专业知识。在公司内、有时在公司外进行这样的训练，乃是必不可少的。
这种形式的人事制度使许多人能处理公司的任何工作（或至少知道这些工作是怎么回事），这不仅增加人人都能干别人的工作的机会，而且它还使人人都对公司的其他部分正在进行的什么工作和怎样进行的有了概念。换言之，在组织内部调换雇员的可能性增加了，组织的各部门间的了解加深了。组织的协同作用迅速显现出来，全体职工在一种使人人感到肩负着管理使命的气氛中勤奋地工作。这正是由各阶级合作主义所支撑的长期稳定雇佣制的潜在作用。
资历晋升制与长期稳定雇佣制携手共存，而伴随着定时工作轮换制的则是晋升制，它使雇员们沿着社团的阶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升。雇员在待遇和地位方面的不同，则根据的是雇员在公司服务年限的长短。升到管理人的位置的雇员在工资待遇方面稍有不同，就是在同级的人员之间亦存在着细微的差别。这作为一种极有效地刺激在雇员之间掀起晋升方面的竞争，并进一步活跃了组织机构。
长期稳定雇佣制和资历晋升制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两者一道构成一个作用卓绝的职能组织体系，它并非溺爱雇员，而是通过从整体上来估价每一个人，极为重视作为多面手的人力资源，并且就把他们当作多面手来使用。
我们正处在精神文明时代的开始，日本的组织机构当然可能成为世界效仿的模式，或者说世界将会日本化。
英国社会学家和日本问题专家罗纳德P · 多拉—直这样建议，当今的西方式组织机构将可能会聚起来朝着日本式的道路迸发。也许现在是到了出口和谐相处——这一日本人的精神和天才的产物的时候了，而这一产物就像社会技术学领域中的独特新颖的日本式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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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爱莫托”即日文“家元”的音译，指的是某种祖传技艺的师家、嫡派——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