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和范洛妮卡是一对同时出生的孪生姐妹。两个婴女出生三个月后，就由两个性格不同的妇女认领为独女。吉尔的养母有才干、爱热闹，在政治上活跃，而喜用体罚管教孩子，几乎从养女开始会行走时，就要她自己照顾自己。范洛妮卡的养母则温和宁静，没有什么社交活动，而对管教孩子也没有坚强的观点。即使有这些差异，但当这一对孪生姐妹在学校相遇时，二人竟具有同样激烈和外向性格的个性，以及优越的智慧。她们真是一颗荚上的两粒豆，生得一模一样，使教师见了目瞪口呆。

当然，她俩是同卵孪生女，她们是正当母体受精几天后，卵内一个精子分裂为二而怀胎的，形成了两个差不多完全相同的单体，每个单体含有相同的基因。这种孪生儿总是性别相同而遗传性也完全相似。因此研究孪生儿的科学家们得出结论，认为人类个性的遗传物质基础比早先人们所认识到的更要重要得多。

现在在欧洲、日本和美国各地大约有100所孪生儿研究中心。它们都致力于协作科学成就，诸如收集、研究关于贯穿每对孪生儿一生的统计数据。人类的同时出生率约占人口总数的四十之一，这种令人惊异而偶然发生的怀胎孪生儿，组成了现代遗传学中有力的工具之一。有了这种工具，我们充满信心能更好地了解各种疾病同了解人类的行为一样。

难得的机会：虽然在神话、戏剧和小说中出现的大量关于孪生儿的故事，大多数根据同卵孪生儿编写的，但实际上每三对孪生儿仅有一对是同卵孪生，其他两对则是双卵孪生。双卵孪生儿是在母体内大约于同时间有两个精子在两个卵内怀胎而成，虽然在婴孩时他们的遗传性不相同，可是与一般的同胞相比，仍有差别。因为他们在生前是共享同一环境的，且是同一年龄的。由于同卵孪生与双卵孪生受精的方法不同，帮助了科学家们有难得的机会以从事研究遗传性和环境相互关系的影响。

就同卵孪生儿而言，使人们有了遗传性相同的人类可资研究。在同卵孪生儿一生中，无论是生理方面、智力方面或心理方面的不同，主要是由于环境关系而不是遗传因素。至于双卵孪生儿，则任何不同都可能归根于环境关系或遗传因素，或者归根于二者。

这些事实的重要性对医药研究方面是巨大的。瑞典塞台洛夫医生说：“当你比较两个一般的孪生儿时，你将忙于研究他们的各种差别。用一对同卵孪生儿来实验进行比较，其重要因素很快就会显露出来。如果研究者能十分精确地指出一个孪生儿致病的原因，或者相反，用什么方法能保护其他一个孪生儿。掌握了这种知识会导致人们发明更有效的预防性药物。”

自从研究孪生儿以来，我们已知道一个同卵孪生儿患了某种疾病——如血友病、镰形血球贫血症、纤维性膀胱炎或亨氏舞蹈病等，那么另一个孪生儿几乎肯定也会患相同的疾病，十分明显同一种遗传因素在起作用，因此疾病是单独受环境控制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最明显的例子是普通感冒，如果一个同卵孪生儿接触了伤风的病毒而患感冒，另一个孪生儿没有接触到伤风的病毒就不会患感冒。

基因或环境：然而事情并不十分简单。绝大多数器官的疾病，是在一个倾斜的尺度上起变化，从一端纯粹由遗传性控制直至另一端纯粹由环境控制。就中风、肺炎、动脉硬化、肝硬化、肾炎、高血压和胃溃疡等疾病而言，环境影响似乎占更重要的因素。至于肺结核、糖尿病、风湿性关节炎、支气管哮喘、羊痫风和痛风等疾病，则看来有很强的遗传因素，它会使易于感染的人患这类疾病。然而丹麦奥登斯大学临床遗传学教授豪奇博士着重指出，即使这类疾病也不一定是遗传的，而是因为易于发展而引起的。

豪奇教授是最能坚持不懈地研究孪生儿者之一，他设立了世界上第一所规模宏大的孪生儿登记处。于1954年他孜孜不倦地从教区记事录中收集孪生儿的资料。（丹麦被称为遗传学家的天堂，因它有全面的人口出生和迁移的记录，而且它的人口数目稳定和异乎寻常的均匀）。登记处现有50,000对出生于1870年至1930年间的孪生儿主要的健康资料。

豪奇教授的研究小组的主要研究项目至今一直是癌症。在一次划时代的癌症研究中：他们检查了4368对同性别的同卵孪生儿相双卵孪生儿。在所发生的癌症中，不能证明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遗传性影响。豪奇教授说：“一种没有遗传性的疾病能在同一家庭中一再发生。”他并说：“如果胃癌一代又一代地再发生，可能由于家庭中长期存在的习惯、饮食、烹煮食物的方法等原因。”

可与丹麦登记处相比的另一所登记处是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卡洛林司卡研究所。它从1959年起开始着重研究孪生儿。在瑞典不仅登记人口出生，而且居民迁移必须呈报政府，这对它是有利条件。这种制度使研究者能够编了一套用电子计算机计算出来的记录，包括出生于1886年至1973年之间的23,000对同性别孪生儿的病史。

为了掌握最新的资料，登记处定期检查孪生儿的健康情况，并寄发几千份医药方面的征询意见表。从检查中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奇的事实，就是一个居住城市中的孪生儿差不多同另一个住在乡村的孪生儿同样过着健康的生活。

意料不到的奇事：这个研究所花费了十一年时间从事研究包括90,000对孪生儿的吸烟情况，并证实了吸卷烟与患肺癌和慢性支气管炎之间清楚的因果关系。它还使人注意到一件意料不到的奇事：一个吸烟的双卵孪生儿常较另一个不吸烟的孪生儿早死。但同卵孪生儿却不会因吸烟而影响到如此程度。这个发现表明吸烟者死亡的原因，遗传性的特质较吸烟本身的害处更为重要。研究所的塞特洛夫医生说：“从研究孪生儿的工作中，使我深信癖好吸烟很可能是由于遗传性而引起的。”

研究所已成为寻人的服务处，可说是它的意外贡献。有一件温暖人心的事，是使二个从出生后就分离的年已五十的一对孪生姐妹团聚。一个是富孀，一个是贫穷的老处女，这次重逢使她们非常高兴，所以相处得很融洽，二人就决计居住在一起生活。

面对研究孪生儿，最使研究者仍感棘手难以解答的问题，是人类的智慧究竟有多少程度从遗传而来的。在英国研究孪生儿，着重衡量智力、个性和心理类型的发展。伦敦毛滋来医院精神病研究所的已故希尔思医生是一位专门研究分居两地的同卵孪生的作者。他总共测试了44对生长于不同环境的同卵孪生儿（包括吉尔和范洛妮卡），与44对生活在一起的同卵孪生儿相互比较。最近从瑞典的乌普沙拉大学遗传学研究所退休的布克教授相信智力确有一定程度的遗传性。经研究结果，他的论断被证实了。

孪生儿之家：出生后分居两地的同卵孪生儿即使教养有所不同，仍较生长在一起的双卵孪生儿接近智力商数（一种智力测验的术语）。希尔思研究的一件显著的事例：一个英国同卵孪生子生长于牛津学者的家中，而另一个孪生子则生长于荒僻的威尔士农民家中。虽然他们生长于不同环境中，二人却有着丝毫不差的同等智力和相同的思想方法。通过研究学龄儿童中的孪生儿，使我们知道甚至像训练艺术、数学、音乐和科学的适应性等都受有很强的遗传性影响。

罗马有一所空气清新、房屋美观的格里果孟德尔研究所可以称为“孪生儿之家”。在1953年盖达教授开设这个研究所以前，没有单独一所专门研究孪生儿的中心机构。它的设备样样俱全，从妇科的病床直至教堂的座位都是成双的。

有一次安琪拉弗勒斯加因患牙痛到研究所的牙科医生处医治，医生问：“你们姐妹俩什么时候能够一起来？”在罗马地区，弗勒斯加姐妹俩像其他15,000对孪生儿一样，只要姐妹俩一起去就医，就能长期享受分别由30位各科医生诊治的免费治疗。这对二十岁的孪生姐妹在过去十八年间每次二人同去就医或检查的病史，都存有详细记录。

关于孪生儿所闹的笑话很多，在小说中穿插和在实际生活中都有。盖达教授喜欢谈起他的朋友，一位意大利外科医生和住在同地的一位牧师是一对同卵孪生兄弟。经常有人问外科医生：“你为什么在公共场所要装扮成一位牧师模样？”

孟德尔研究所在发展体育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探索遗传性的优良成分，时常会在体育的成就方面发现。这类现象很少为人研究，但人们却时常可以见到。在英国，田赛优胜者同卵孪生兄弟大卫华尔脱和罗伯特华尔脱于1972年10,000米长跑比赛，分别以28分41.8秒和28分39.8秒获胜；在芬兰，劳奈拉姐妹俩：凯莎和克司蒂掷标枪的距离相仿；在法国，巴尔兄弟俩：伯司考和派特里克的短跑和米特尔顿兄弟俩：奥立佛和派特里克的自由泳。在这些实例中，他们究竟遗传了些什么？盖达教授指出：遗传不仅反映在时间、灵活性和协调二致，而且还反映在个性的特质，使他们易于接受某一种相同的体育活动。

适度的目标：盖达教授以他的研究遗传学年史最为著名——就是在遗传性发展中的时间因素。看来，同卵孪生儿的发育，通常是按照相同的体内时钟起作用。长出第一只牙齿，妇女的经期和绝经期，生出第一根白头发等都在同一时期出现。盖达教授说：“同卵孪生儿是两只小提琴演奏同一支乐曲，保持和谐的相同节拍。”时间因素告诉我们健康与疾病的周期性形成我们的基因。盖达教授相信假使我们能够了解基因的这种周期性的功能，我们总会有一天能够预防遗传性疾病的发生。

同时，他的目标并不过分，他乐于传播孪生儿是有力的“科学知识的使者”。最后，他微笑着补充一句：“格里果孟德尔是近代遗传学说之父，他专门研究一模一样的同卵孪生儿。”

〔Beader's Digest，198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