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生活与其周围的环境和谐一致，他们化日常的礼仪为艺术形式。长久以来，这种看法有时被归因为遗传特性，有时又被归因于文化的陶冶。但是近年来，一种为研究语言和听力缺欠而设计的巧妙的新技术，已经产生了至今为止最扣人心弦的——同时也是最能引起争论的——理论之一：日本人大脑功能之所以与众不同，并不是因为遗传或文化熏陶，而是由于日本语言的特色而造成的。如果这个挑衅性的假设证明是正确的话，我们可能不得不更改我们某些古老的信条，因为这个假设可能会证明，我们所学习的语言改变了我们大脑本身的功能。
语言形成了大脑神经生理的通道，这个触目惊心的断言是一本干巴巴的学术巨著的命题。令人惊愕的是，当它在1978年出版时，竟变成日本最畅销的一本书。角田直延所著的《日本人的大脑：大脑功能与东——西方文化》尚待翻译成英文，但是有关它内容的资料已经漂洋过海，并在西方世界引起了许多争论。角田直延声称，他已经发现一个人在儿童时期所学的语言影响到大脑的左、右半球发展它们特殊才能的方向。
自从十九世纪以来，人们已经认识到大脑的左、右半球分工不同。对由于中风或战伤损坏了大脑的病人进行研究的神经病学家们发现损坏大脑的左侧往往会妨碍说话能力。自从那时起，科学家们已用两路听力测验一类的技术证实了大脑半球的特化，这个测验是将不同的信息同时送入左、右两耳，以测定哪一只耳朵擅长哪些任务。
对于大多数使用右手的人来说，左半脑看来不仅是精细的手工操作、数学和其他分析功能的主要场所，而且也是语言的主要活动中心。而右半脑则长于处理空间的概念、外观的识别、音乐的格调、环境的声响，也许还包括直觉的和艺术的过程。而对于那些左撇子来说，则较难归纳出大脑机能的特点。
这些观察报告正是西方科学家对那些说高加索语的人进行研究所得出的。角田对日本病人的研究，从另一方面似乎已经揭示出：在感觉资料的处理上，高加索语人和日本语人的大脑在分担这些任务的方式上存在着重要的差异。
角田是东京医学和牙科大学有关听力障碍方面的专家。当他研究说话能力受到损害的病人时，曾试验过是否有可能将语言处理设法转移到大脑的未受损伤的部分。
角田在研究过程中发明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不依赖于受试者的自觉意识的两路听力测验。这个实验要求受试者在摩尔斯电码的电键上按照一个简单固定的方式弹打，然后将弹打过程定下的音调通过耳机输送回每一只耳朵。一只耳朵直接收听到这一声音，而另一只耳朵收听到的则是延迟了十分之二秒的信号。角田逐渐增加延迟信号的强度，直到它干扰了受试者的弹键行动。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查明是否有一只耳朵一同时包括与之相联的半脑——在显示这个干扰时占优势地位。
除了时间的延迟外，角田还提供给每只耳朵不同种类的声音——不仅有单纯的音调，而且还包括诸如人们说话的声音、动物的喧闹声、日本和西方器乐声以及海洋的波涛声。
角田的又一个发现是，对使用右手的西方人、朝鲜人、中国人和孟加拉人来说，当元音单独发生时，它们是由大脑的一侧处理的，但如果元音发生在一句话当中，也就是说，如果它们被辅音包围的话，则被大脑的另一侧处理。但是对使用右手的日本人和波利尼西亚人来说，通常所有的元音都在大脑的左侧，或者说是优势半脑处理的，而不管这些元音是否发生在一段句子当中。
机械声——铃声、汽笛声和直升飞机的噪音——包括在日本人和波利尼西亚人用右脑处理的少数几种声音之中，这一点是与其他种族类群相同的。西方的器乐声同样也是在右半脑处理的。与此相对照的是，日本的受试者是在左半脑处理日本音乐的。这也许是因为日本人的音乐力图模仿人类声音的缘故。
日本人和波利尼西亚人还倾向于依赖他们的左脑来处理表示情感的人类的非语言性表达——诸如笑声、哭声或叹息声，——同时还有像蟋蟀的唧唧声、牛的叫声、鸟鸣声和海涛声一类自然界的声音。相比之下，那些说欧洲语言的人却在他们的右半脑处理所有这些声音。
角田提出，日本人可能更为经常地使用左脑，因为日本人和波利尼西亚人的语言中元音特别丰富，单单使用元音就能够构成日语的一个复杂的句子，如：“Ve oui，oi oooi，ai o ou，aiueo”。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渴求爱情的人总是想方设法掩盖自己的年老而追寻爱情。”波利尼西亚人也使用很多元音，如表示悲伤呼号的“Oiaue！”这一点致使某些专家提出，日本人种的祖先与波利尼西亚人同出一源。
角田的一项重要的发现是，日本人与西方人相反，他们仅用一侧半脑处理过于繁多的声音。不仅如此，如果一种按常规是在左半脑处理的声音，不论是说话声还是虫鸣声，被淹没在其它干扰杂音之中的话，处理所有这些声音的整副担子就都转移到左半脑。由于大脑第一个优先的是语言，而转换过程又是一切人类大脑所具有的特性，所以这种转换并不使人意外。
然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某些气味，包括香水、酒精和香烟，似乎也能激发这种转换能力。由于角田将这些化学品的影响与情感反应联系起来，因此他推断，日本人是在优势半脑处理情感的，这显然与西方人相反。
角田确信，刺激这种转换的因素不是先天的，而是每一个孩子通过运用他或她所说的语言而获得的。例如，在美国长大的日本人就具有高加索语人所特有的大脑侧重方式。也就是说，他们在左半脑处理辅音，而在右半脑处理元音。与此相反，在日本长大并能说一口流利日语的美国人却获得典型的日本人的大脑。角田证明，日本人中土生土长的盲人，当然也是文盲，与日本居民中有文化教养的人反应完全相同。他由此而推断，日本型大脑的出现并不单单是通过读、写日语形成的，而是通过听、说这种语言造成的。
角田的研究成果已被某些人赞誉为精辟、明晰，而其他人则采取了观望的态度。因为他的结果迄今还未被重复验证。但是角田提出的有关语言影响了大脑两半球处理语言的方式的假设，仍然引起了大脑研究者们的兴趣。
然而，西方的科学家们对于角田的某些引申极广的推测坦率地表示了怀疑的态度。例如，他猜测在日本人大脑中，逻辑思维和情感反应似乎并不像在西方人大脑中那样被分摊给不同的两半脑，而是被塞入一侧半脑，而且是与语言半脑相同的那一侧，这可能造成日本人更多地依赖于直觉和情感反应而不是逻辑思维。
根据角田的理论，日本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以明确的方式区别分析性问题和自然的感知，日本人似乎对于使生活沉浸在自然界的声音之中有一种生理上的需要，比如像鸟啭虫鸣、动物的啼叫、积雪从树枝上砰然落地、浪涛拍打着海岸、风呼啸着穿过松林等等声音。那种自然与环境的和谐一致在日本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显而易见的。从他们的书法到茶道，从音乐到插花。在日本人的风景画和建筑风格中，有形的物体总是与空间的特色融为一体，而不是与之相对立。举例来说，日本人很少使用墙垣隔断，他们的房屋总是与广阔的空间连在一起，花园可以凹进屋宅，以便人们坐在室内的同时又能位于户外。角田相信，这种模糊物质的屏障和自然环境之间的界限的做法，可能有助于解释那种导致日本民族的社会聚合力的，在种族内部融洽协调的深刻意识。
然而消极方面在于，日本人可能使左半脑负担过重，特别是当迫于学习几门外语的时候，在一连讲其它语言几天或几个月之后，日本人的大脑似乎就将在正常情况下由右脑处理的声音转换到左脑，这毫无疑问是对使用过度的语言半脑加上了一个沉重的负担。
角田著作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副产品之一，可能就是它所牵涉到的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角田争辩说，大脑功能上的某些差异是受母语的熏陶形成的，而不是由于种族血统的遗传因素。如果角田是对的，那么，每一个人的观念，认识精神活动和社会行为的模式，就能够通过最大量的人类活动之语言，在儿童时代的早期受到戏剧性的影响。
这场与严格的遗传决定论的争论，在大洋的这一岸如此激烈地进行，却远远没有在日本人中掀起波澜。究竟这种无动于衷的态度是不是由于日本人大脑的“不可思议”的本性造成的，这一问题可以为那些有兴趣研究日本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的人们构成另一篇颇具吸引力的章节。
[Science，198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