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物学的争论已进入第六个年头了。在争论地的美国和英国，虽然像开始那样的激烈争吵已衰微下来，但争论的波浪却进一步扩大。今年以来似有重新活跃起来的兆头。在日本，由于生态学的特殊原因，还不太了解这一争论的结构。在争论的背景方面学术是怎样展开的？学术观点、社会观点的争论焦点又在什么地方？试简述如下：

1975年夏，出版了哈佛大学昆虫学家E.O. 威尔逊的巨著《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哈佛大学出版）一书。作者在书中综合地介绍了当时正在兴起的动物社会学的新领域，同时发表了把该领域的方法跳跃地用于人类研究的雄伟设想。因而，到了那年秋天，美国激进的科学家团体“为人民的科学（Sftp）”便开始对该书展开激烈的批评。包括著名的进化学家莱旺庭、古尔德等在内的Sftp成员，驳斥威尔逊介绍的新领域是学术上的粗制品；立论于它的人类学是生物学决定论的反动尝试。双方的观点针锋相对，因而把周围学者卷进来而展开了激烈的争吵。这就是所谓社会生物学争论的发端。论点从围绕威尔逊著作的评价，一下子扩大到围绕该“新领域”的学术的、社会的意义的一般问题。属于该领域的学者们，继威尔逊之后也相继发表了各种看法，且暴露出其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来自Sftp以外的批判也活跃起来，议论蜿蜒不绝。去年秋天，牛津大学出版的《社会生物学审查》—书，对了解批评派的最新动向是最适宜的。这本书虽是吴越同舟、玉石交混的论文集，但可成为下个回合论争的基础。

由于争论的冲击，“新领域”问题本身也发生很大变化，最大的变化似乎是该领域不知不觉地被称为“社会生物学”。因为威尔逊给社会生物学一词的定义是：研究一切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完全忽视了该领域的特征，所以这一称呼的扩展使许多学者困惑莫解。然而，在另一方面，这一称呼的普遍化，也使科学界更加注意了动物社会学的局部性新展开。附带地说，在1978年美国科学发展协会（AAAS）和英国皇家学会甚至分别召开了关于社会生物学问题的讨论会。

那么，威尔逊作为其著作基础的、现在一般称之为社会生物学的新领域，究竟是什么呢？赋予这一领域特征的基本研究，往往称为机能分析，其要点如下：如果说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重要因素的话，那么作为进化产物的生物，在遗传上一定具有能增强自然选择良好成绩的体质和行为。因此，如果把测量自然选择成绩好坏的尺度当作方法，难道不能模型地推论出在什么样的生活条件下，什么样的特性容易进化吗？基于这种想法，想阐明动物适应环境的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的规律乃是新领域——即机能分析的动物社会学——的特征。新倾向之所以是新倾向，在于选定尺度时在思想中引入了群体遗传学最基本的想法。结果，充分运用了叫作基因频率变化、包括适应度在内的标准，从各个角度展开了调整制成的各种理论模型、博物学论据和理论设想相一致的研究。这一研究有效到何种程度尚难以定论。像一部分批评者所希望的那样，最后也可能得不到多大成果而衰败下来。然而，虽说大概还是思辨的看法，但动物所表现的各种社会作为和社会现象，只有在统一概念的框架内方能说明，同时，由于启发式地运用了机能分析法，也相继发现了新的现象。机能分析已经成为很多博物学者们的崭新工具之一（道金斯：“生物=活的机器”纪伊国屋书店（1980）等，有日语的解释）。

如果社会生物学只以人以外的动物作对象，也许不会发生社会生物学的论争。但是，以威尔逊为首的相当多的学者，以机能分析为中心，积极地讨论着人的社会行为问题（威尔逊：《关于人的本性》）。即使暂时不说落实的成果如何，但讨论者们的情绪非常高涨，很明显对过去的各种人类学，加上了一定的主观上的强调。于是研究者们的这种论调，变成了激发争论的催化剂。

在学术展开的这种背景下，究竟什么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呢？

我认为学术争论焦点有如下四点：

（1）研究者们围绕着把自然选择的有利和不利作为量度指标而争论不休。例如，围绕着把群体作单位的自然选择效率的议论就是其中一例，这对人类学也有相当的影响。

（2）引起进化变化的因素，不只是自然选择，不能说生物的性状都是适应的。然而，社会生物学者们，至少在方法论上具有适应万能论的看法。很多人激烈地批评自然选择万能论者把这种看法作为进化的因素，莱旺庭和古尔德就是急先锋。

（3）因为社会行为变成自然选择的目标，其表现型必然接受基因的支配，然而，对应于社会行为基因支配的细节，事实上似乎还说不清楚。基于这一情况，许多假定基因单独支配行为的机能分析模型是否妥当的，讨论中的意见还是对峙的。

（4）围绕着“遗传的束缚”和“文化的可塑性”有巨大分歧。人类社会生物学学者们认为，“文化”作为媒介的机能分析法是相当有效的。对于这一点，在强调“文化”自律性的人们中间，有人认为至少对于人类来说、机能分析原理是无效的。关于最后这一论点，威尔逊在五月出版的新书的预告上，已经收集了事先得知的批评意见。

社会学方面的争论，围绕着社会生物学的理论和研究具有什么政治效果而展开着。以Sftp为首的政治方面的反对者们，认为人类社会生物学的尝试助长了与研究者的意愿无关的性别的、阶级的、人种方面的差别，结果，具有反动的政治效果，并援引诸如英国国家先锋党，法国钟表社，美国自由经济派一部分经济学家，（错误的？）运用社会生物学的事例作为例证。关于这一问题，社会生物学尝试的支持者方面，也有多种反应可以看出讨论者的政治见解。某些讨论者公然批驳Sftp的政治主张，另外一些讨论者则想把从社会生物学思辨出发进行社会改革的做法引为教训（对社会生物学过分关心的社会生物学者们，据说表现出迷惘的情绪）。围绕着对人的社会行为的社会生物学考证的争论，实际上，变成了各种政治的、伦理的立场间争论的变相战场，这同过去的围绕罗伦茨的行为生物学的人类学争论的情况是一样的。原来，正是由于这样的含意，围绕着生物学一个领域而展开的价值未定的争论，才形成如此引人注目的社会学论争吧。

对于社会生物学的评价，日益向明显过高的评价和过低的评价两个极端分离。像在威尔逊和Sftp集团的对峙中曾看到的那样，这种对立是根深蒂固的，又因政治、伦理观点的对立、专家们怀有野心的夸大宣传和对立领域间学术上的互相仇视等，变得非常复杂。因此，由于这一复杂性，作为一门重要学问的社会生物学的真相，越来越脱离论争的领域，这也是实际情况。作为一门学问的社会生物学，今天还处于，或者说仅仅处于制造抽象模型的余兴当中，而怎样以生物的自然特性来综合地评定作为论据的机能分析法，还是有期于今后的事情。如果根据这点就轻易地作出过高的评价应该说是特别禁忌的。然而，机能分析法成为很多研究者的工具也是事实，忽视这一点，在政治上作出过低的评价，岂不把争论当成无意义的东西了吗？社会学领域的争论者，应该充分认识机能分析法的固有性质，相反，专门研究者，则应该对社会生物学的社会意义深加注意。这样的提醒虽是老生常谈，但也许会影响今后争论的结果吧。

令人担心的是，社会生物学一词，在部分学者中已经定型，例如Sftp的乔罗威尔等，只要是人的生物本性观点，不管是谁说的都统统称之为“社会生物学”。虽然其政治动机是可以充分理解的，但共同利用威尔逊派的模糊定义，并如此扩大其解释，这如不导出特别离奇的“社会生物学”，那当然好了。

[《科学》（9），198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