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81年10月由维丝克男爵（女）率领的欧中友协代表团来上海访问并进行学术交流。在10月28日的学术交流会上，欧中友协代表团成员邦德博士向中国同行作了题为《欧洲的科学与研究》的学术报告，现将报告原稿摘译如下。

科学和研究是西欧的一个雄心勃勃的大规模事业。把两个超级大国、西欧和日本作比较、我们很快就明白了科研在各个国家中的具体作用。日本的总人口不到美国的一半，而两个超级大国和西欧共同体的人口都是2亿5千万左右。对应于每三名日本科研人员或工程师，就有四名欧洲科研人员或工程师，六名美国科研人员或工程师，九名苏联科研人员或工程师。看一下各国公共经费对科研的支持，情况亦复如此。日本花一元钱，西欧共同体成员国就花二元，美国就花三元。但如果把与国防直接有关的项目排除在外，那么尽管各国国内生产水平不同，科研所得到的财政支持大致相同。

如果从质量的标准来看，——从出版物、专利权、技术产品，甚至诺贝尔奖金得奖人等来看，欧洲在历史上的记录是值得我们骄傲的。

可是，不应该因此而忽略现在和未来。当然，欧洲的舆论是强烈支持科研的、深信科学家会解决许多突出的社会问题。最近在欧洲共同体各国进行的一次公民投票表明，公众对科研继续给予强烈支持，并且保持一个信念——除了在某些特殊部分，如核研究等之外，科学在进一步改善生活的物质标准与质量方面还可作出许多贡献。每五个受到询问的人中有四个认为，这些有用的研究最好是在欧洲共同体的结构中进行，共同投入专家力量，分担费用，平均分享成果。

但是，科学家们却不那么自信，对欧洲目前的研究状况也不满意。欧洲各国国内的科研组织结构远非是最佳的。各国的结构互不相同，科研得到的支持以及国家支持与私人资助之间的比例在各国也很不相同。超越国界的接触常常是困难的。年轻科学工作者发现，想从一个项目转到另一项目以求扩大他们的经验，往往十分困难。

欧洲科研基本上有三个财源：第一是政府和半官方的资助，第二是私人工业企业，第三是独立的学术研究机关。

这第三种途径一独立研究，是欧洲科学传统之精髓。第一次欧洲科学革命的伟人——哥白尼、培根、刻卜勒、哈维、牛顿、瓦特，都不是公众支持的庞大科研计划的产物，而是在工业化社会前的特殊环境中，从人类头脑的天然好奇心中产生的。人类的这种好奇心，这种想了解和解释我们周围的世界和我们自身的欲望，当然是所有科研活动的核心，但是在今天的条件下，如果想处于知识的前沿，那么这种好奇心几乎都需要一些物质支持，如实验室、图书馆等。我们生活于知识爆炸的时代。今天的科研已越来越不是个人事业，而成为一种集体工作，它在拥有资金和权力的机构支持下进行。

在西欧，先进的科学研究的两个主要财政支持是私人工业康采恩和国家。私人康采恩支持的科研数目繁多，情况各异，但它们对科学的贡献，尤其在各自商业利益相关的部门，如药品、应用工程学、电子学及有机化学等方面非常重要。

在西欧，政治界与学术界不断讨论的一个题目是关于在大学中科研工作及其成果的具体应用。“花钱要值得”的希望与“独立研究”的要求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张状态。“花钱要值得”意味着那些由公众出钱支持的科研项目在短时间内就拿出有具体用途的成果。“独立研究”意味着社会有义务支持基本研究，而不考虑从中取得具体用途。欧洲知识界一直在讨论传统的基本研究或纯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分野问题以及科研规模问题，正在形成一种一致意见，认为欧洲国家的规模及其国内市场的经济基础都不足以支持许多现代学科的科研。所以，作为下一步，科学家、政治家以及企业家们必然期望相邻各国之间的双边合作，期望欧洲共同体成为一个更能起作用的结构形式。因此就产生了不同国家的大学之间的双边协议、跨国公司内部的协议，最后在各国之间产生了合作进行科研工作的协议。最明显的例子也许是“欧洲宇航局”。

“欧洲宇航局”（ESA）成立于1975年5月，进行欧洲的全部宇航活动，即先前由“欧洲宇航研究组织”与“欧洲发射器发展组织”指导进行的卫星研制及发射器建造工作。ESA的十一个成员国是比利时、丹麦、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瑞典、瑞士、联合王国及爱尔兰；奥地利是合作成员，加拿大有一个合作协议，挪威则有观察员身份。

宇航局的目的是促进欧洲各国在宇航研究及技术方面的合作，促进它们把宇航研究完全应用于和平目的。为此，它强调和实施一个长期政策，向成员国推荐它的宇航目标，协调成员国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的政策及计划。最后，它还草拟适合于它的计划的工业政策并向成员国推荐与此相一致的工业政策。

宇航局在1968年到1981年初这段时间里发射并管理着十四颗卫星，还正在研制其他一些卫星及其发射器以及太空实验室。这些装置用于它的太空研究计划及长途通讯、地球观察、气象学以及生命、材料科学。它的卫星在设计上越来越大胆，而这样先进的技术要求很多科技专家和资金。在欧洲，唯有宇航局有能力来满足这些要求。

欧洲宇航局促进了欧洲宇航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为欧洲工业带来了不少好处。通过与宇航局合作，工业部门有可能发展它们在世界宇航技术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欧洲宇航局也在加强基础研究。今天，对宇宙的性质，生命如何起源以及将在何处终结等问题的答案似乎是比较接近了一点儿，如宇航员们发现的造成宇宙起源的大爆炸的回声；作为星体归宿的黑洞已成了流行的幻想小说的内容。

宇宙研究具有的刺激及挑战，能吸引现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把一生贡献给这一学科。欧洲宇航局提供了其成员国单独无力提供的一些设备，对保存欧洲的知识传统及为欧洲的未来保证一个动力型的科学社会作出了贡献。

较小的国家中科研结构的不足之处迫使它们的科学家认识到，要有更好的国际合作，而且基础研究要求更多的合作。应运而生的另一个组织是“欧洲科学基金会”（ESF）。ESF对各个学科均感兴趣，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它的任务是，促进基础研究的合作，推动科研工作者的交流，帮助知识与思想的自由交流以及协调成员国组织之间的基础研究。该组织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有一个很小的秘书处，负责安排ESF活动。ESF的成员遍及西欧，包括土耳其、南斯拉夫、芬兰等边缘地区各国。它的工作范围极广，主要分为四个部分：人文学、社会科学、生命科学以及自然科学包括数学。ESF特别关心科学政策，努力鼓励科研人员在欧洲范围内的流动以及全面提高对科研的财政支持。它的特别科研项目从比较法到移民、从同步加速器到中文研究，包罗万象，囊括了各个科学家团体的各种兴趣。

ESF公开宣传的目的是鼓励一个连绵不断的欧洲科学界的成长QESF至今只有七年历史，预算也很小，但已向它的目标迈出了一大步、正如其前任主席、英国杰出科学家弗拉沃勋爵所说，它既是安排合作研究项目的科学委员会，又是一个学术团体，十分关心发掘科学人才。正是ESF的双重作用，使ESF可以真正代表欧洲科学界发言。

当科学家们同自己的外国同行们一起工作时，除了必然会存在的一些障碍外，很快就感到了超越国界合作的优越性，不仅是经济方面，同时也是在科学和知识方面的。他们认识到，他们各自的传统、部门及特殊方法方面的一些偏爱仅仅是部分的真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需要有一个更为广大的科研结构和更为广阔的视野，从而可以清楚地看到全部知识之间的相互关系。

欧洲委员会（The European Committee）有着长期的协调各成员国进行科研工作的经验，近年来变得越来越关心这个问题。作为从W74年共同体初期通过的科研政策的经验的一个结果，欧洲委员会1980年10月在斯特拉斯堡组织了一次大型讨论会来分析欧洲科研的一些问题。这次讨论会的结论是简单的，但是影响深远，特别是它认为：应该要求有一个新的更为一致的欧洲的科研途径，它必须既是国际的又是各行业共同的，并与西欧新的形势相适应。这个新形势的特征是，涌现出各国的研究结构，同时又暴露了各国经济结构的不足，以及社会对科研的期望继续不断地增加。此外，讨论会力图反映出把各种人类知识进行综合的精神，把人文学和科学更紧密地结合，其程度超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从而，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为欧洲研究和发展政策制定了详细的战略。负责这一工作的总书记在1981年6月的赫尔辛基会议上说H：欧洲合作的目标及内容应该与各个参加国的目标及活动相一致，合作应该使各国的科研目标和活动扩大，并通过人才交流而使这些活动的价值增加。

欧洲科研战略必须有利于构成科研目标及计划的多元方法。竞争是一个重要因素，在思想、计划及研究领域内的竞争能获得最大的成果与进步。

欧洲内部的合作应集中在中、长期科研项目。较短期的及由市场需要产生的工业研究项目，由于牵涉商业利益，应由工业部门或各国自己支持进行。

欧洲应努力在全部领域内达到最高水平，这工作须建立在各欧洲国家平衡和适当“分工”的基础上。欧洲内部的合作应加紧造就一个对繁荣及有创造力的欧洲工业十分有利的环境。

在目前的情况下，在全欧洲这个级别上避免创建新的机构和研究中心。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建造没有围墙的实验室、跨国的网络和只有最小官僚机构的有弹性的结构。

除了研究发展政策之外，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也努力促进一项欧洲科学技术政策，以适应欧洲的经济和社会的需要。这一政策有四项关键内容：

（一）战略经济问题，如能源独立性、原料供应、发展农业能力、环境保护、工业的变化。

（二）与中、长期经济发展有关的问题，这是为2000年的世界准备科学与技术的基础。

（三）具有重要意义的某些社会问题，如监视技术发展造成的社会冲击，新技术的可接受性等。

（四）有关科技发展本身的问题，如保持及加强对新的和有希望的研究线索的探索能力，刺激科学创造力和革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