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英国《自然》杂志1982年第297卷（5月27日~6月2日）刊载一组文章，介绍西德科学的现状，本刊特选译几篇，供读者参阅。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德科学发展的转折点。举一个例说，这将是政府对科研经费不作实质性增加的第一年。就大多数科研机构而言，经费不足的情况还不严重。事实上，按西德马克计值、科研经费的预算还提高了大约4%。如果通货膨胀率达到6%，科研经费的实际下降率也只有2%。但是，通货膨胀率很可能超过上述估计，而且正如外界所知，官方的零售价格指数对于科研成本来说并不是一种准确的标准。

科研预算削减的数字虽然不大，但它却是促使许多人产生疑问的一个标志。在过去三十年令人陶醉的繁荣时期，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慷慨地支持科研事业。理由有二：一、德国学术研究的复兴和经济复兴同样重要；二、科学是革新的重要源泉，从而也是经济奇迹不会消失的一个保证。因此，如果西德经济陷入衰退，那种以为科研投资将保持经济增长活力的推测会不会是一种错误估计呢？这个推理虽然不十分合理，但疑问一经产生，便不可能轻易地消失。

对于政治家来说，他们产生的疑问则是：“我们所花的钱是否全都值得？”而政府官员们却用大力促进“技术转让”进程的运动作为回答。一些引人注目的成就可能会使今后的预算稳定下来。但上述问题却引起了另一个问题一即西德的学术界似乎也存在的问题：我们的工作究竟干得如何？为什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之后，大多数的重大发现都出现在美国呢？我们是否出了岔子？

和各种各样的科学家以及政府官员们交谈后留下的最出乎意料的印象是西德科学研究缺乏稳定性。看来，人们耗费了多得令人吃惊的时间在左顾右盼，或是设计一些科研指标（例如，年人均诺贝尔奖金额，在科学引证索引中所提到的论文次数，等等。）以显示他们的工作做得有多好。其实，这样缺乏信心完全是不应当的。在西德，不仅充斥着各类科研机构，其中许多还享有国际声誉；而且单就规模而言，西德的科学事业也是令人惊叹的。然而，尽管这种缺乏自信的心理状态非常矛盾，但其产生的原因却颇引人注目。

下文所述的西德科研状况调查概要不应被误解为是一篇流水账。这个调查报告是在与波恩的联邦政府官员进行会晤，对分布在各个中心区的大学、实验室及其他科研机构进行一系列访问并在广泛利用电话进行了解的基础上写成的。调查的目的之一是要了解一些在一定程度上足以引起读者兴趣的重要现象，另一目的是便于Nature杂志今后能公平地评判国际学术界的这一重大问题。

正如大家所知，下文大半将涉及西德的公共基金源源流入科研项目的渠道。我们有一切理由可以这样说，特别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间的相互影响以及由联邦政府法规规定的将决策权下放给实际上的自治机构（例如马克斯· 普朗克研究所）起了不小的作用。这些作用要比任何其它作用都更有影响，其后果之一便是一部分科研机构能够操纵部分国家机器为自己服务。

奇怪的是，既然在这种情况下，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普遍的感到前途莫测的情绪呢？（一种解释认为是任务过重所致，但很少有人赞同这一说法。）应当着重指出，虽然诺贝尔的遗嘱中对科学已作了某些限制性的定义，但只有在那些可望获得诺贝尔奖金的、从事基础研究的地方，才会产生缺乏信心的感觉。亚琛工学院的人们知道自己把独一无二的工作做得很出色，所以在他们身上没有那种自我怀疑的情绪。（其中有一位还生气地问道：Nature杂志是什么东西？）

那么这种自我怀疑的情绪和西德是否有关呢？这可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在西德，虽然远远超过一半以上的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但是经济上的奇迹却几乎掩盖了这一简单事实——今日之西德是四十年代末由三个西方占领区草率地拼凑起来的，仅在1955年才成为一个完全的主权国家，直到六十年代末才放弃了和它的另一半统一的一切希望。西柏林的存在提醒着那些关心东部问题的人们：1945年波茨坦会议上打算解决的这一问题仍悬而未决。事实上，只要三小时的旅程（西德式），就可把你从临近荷兰边界的鲁尔带到不伦瑞克附近的东部边界；如果从格廷根出发往南步行，你可以在一天之内抵达南部边界后再返回原地。就像琥珀中的苍蝇一样，西德是现存的悬而未决的历史片段。如果这样的环境未能提醒年轻—代的话，那么总会有人乐于提醒他们的。汉诺威一家餐馆的一位青年妇女曾这样问道，为什么在她最近一次对英国的访问中，还会遇到如此粗暴无礼的对待？谁知道该怎样来公正地估量这一切对民族自信心的影响呢？

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更为奇特的看法必不可免地会冒出来。例如，三十年代德国大学的大批人员逃亡国外的后果是什么？三十年代的法西斯的骗局第二十二条诡计诱迫公务人员（例如大学教师）加入纳粹党，以及后来在1945年又禁止前纳粹分子担任公职，这些后果又是什么呢？这造成了战后一批批的大学生即相当于现在的实验室主任那样年龄的人，大多数是受教于那些被迫应征入伍的人，这一后果的重要性同样是不可能用数量来表示的。本文将不对这些费解的问题作出直接的回答。

一位老一辈的科学家对这个难题所作的令人吃惊的评论仍然是值得记取的。他这样辩论道：大批学术研究人员的流亡国外与这个问题不应该有什么关系。在希特勒统治时期离开国家的学者，如爱因斯坦这一类人、是战前由瑞士等国被吸引入德国的。因此，他们的重新离去——大多数人是到了美国这一事实，从优生学的观点看来是绝对不相干的。

从历史和文化方面看来，本世纪上半叶似乎有些脱节。正像十三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和拿破仑失败后的德意志联盟一样，西德已经完成了现代的复制工作——各自治州的联盟（德国似乎一直处于这种状况）。这一切难道只是简单的巧合吗？无疑，不论是汉堡，还是慕尼黑都不可能改变这种现状。

历史延续性在其他方面也不断表现出来。过去十年来不是有大量的社会立法吗？那只不过是魏玛共和国企图对中世纪德意志诸侯以及他们的继承人、十九世纪股份公司的开明的家长式统治的惯例进行汇编的必然结果，——墨守成规，迷信法律及对法律的诠释。而这又直接源出于罗马人，因此，除非你的自由得到了明确的规定，否则无论如何，你是不会感到自由的。重视意识形态方面（即构成行动的意图）的倾向阻止了持有相互依赖社会概念的人去侵扰他人，但也诱使一小撮人走向巴德尔—孟霍夫的道路。如果认为卡尔文的宗教改革（其时，日内瓦尚为德国的一部分）造成了麻烦，那么现在对那些尽管在其他方面有什么美德但却动机错误的人竟然接受他们共事的做法不也失之偏颇吗？至于学术方面，即使是今天（1982年）也很少有人在提到这个话题时会不谈到威廉 · 冯 · 洪堡的，他在1810年创立柏林大学时曾经发表过一句当时是很开明的，而现在却难以做到的名言：卓越的研究会导致良好的教学。显然，要是第三帝国根本没有出现就好了，而西德的大学在培养历史延续性的观念方面却已经出色地发挥了它们的作用。

这种情况还会持续多久呢？很清楚，在过去将近十年中对西德的大学所采取的措施是否明智这一点，在西德存在着深刻的分歧。自然，悲观主义者要比乐观主义者喊得更响一些。但看来后者也握有比较有力的根据，所以对于那些随之而来的，大部分反映了由于改革的后果而大惊小怪的人们的担心，是用不着感到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