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时代之初，欧洲和英国出现一股反对妇女受教育的浪潮。为此只有很少几位对物理学有贡献的妇女享有足够高的社会地位。
美国妇女的地位比其他地方多少改进得快些。1642年成立了波士顿公立学校，尽管1789年后该校才招收女学生入学，但是比起欧洲和英国还算是比较早的。十九世纪初显然由于需要更多的学校教师，美国许多中学已向女子开放了。最后，在1837年，创立Harvara学院后二百零一年，奥柏林（Oberlin）学院允许第一批三名女子获得学士学位。但这类学校的数目一直到国内战争后仍然不多，并且许多女子学院条件是相当低劣的。因缺少对妇女有利的大的变革的机会，直到1865年包括科学的、技术的和研究生教育的改进仍然受到阻碍，只能考虑其中的一部分。后来学院科学和妇女的教育才繁荣起来，并且妇女科学家的数目增多了。我们知道到这个时期还没有一个妇女被承认是物理学家；在一份记录材料里记载着美国最早的妇女科学家是植物学家Jane Colden（1724～1766年）和天文学家Maria Mitchell（1818～1889年）。首批妇女中的两名被公认为物理学家，她们是分别在鲍纳德和维廉斯累学院任教的Margaret E. Maltby（1845～1926）和Sarah F. Whiting（1847～1927）。
美国女物理学家
王路茜（Margaret Rossiter）利用1906,1910和1921年“科学美国人”杂志上给出的单身男人和女人的统计情况绘出了二十世纪初美国妇女科学家地位的十分详细的图。在她的实验对象中包括二十三名女物理学家，占表中总物理学家的2.6%。其中十一名在女子学院中受过教育，当中二十一名在她们一生经历中某段时间被女子学院雇用。本世纪初，那些学院是有学问女子的重要来源和大多数有学问妇女的雇主。其中有三名妇女延长了她们当中学教师的时间，那时中学教师中没有男人，女物理学家没有一个人结婚。1920年以前认为科学的生涯要求有保持单身的精神、对妇女来说为学问的献身精神与结婚是矛盾的。在那个时代作为一个妻子总是被期待把全部献给妻子的责任和自己丈夫的渴望，而她的兴趣和活动处于附属的地位。
到十九世纪末期，PhD已经变成一种科学的结婚证书，通过授予妇女的博士学位的百分数可以开始探查妇女在物理学中的地位。在Rossiter的实验中65%的妇女和71%的男物理学家获得了博士学位。从1920年以后授予妇女的物理学博士的百分数一直增加。有一年四名妇女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占总人数二一十人的19%。这个时期总的妇女物理学家的人数还是增加的，但是比男物理学家增加得慢一些。二十年代初期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为争取妇女选举权和全体妇女的教育耗尽了自己的力量。二次大战中妇女们到千万个地方去工作，研究生院的学习不再看成是适宜的爱国行动。但战后大规模的重返家园的宣传运动给我这一代妇女提出一个清楚和明确的差使——首先有了丈夫建立了家庭，并且这可是对妇女少有的照顾。在五十年代衰落继续下去达到一个低点。六十年代当物理学沉浸在发射人造卫星的欢乐之中，授予妇女博士学位的百分数开始增加，这可能是由于十年间社会风气、婚姻和经济形势的许多变化。六十年代后期变得更热了，到七十年代引向更大的变化，这反映在继续增加的妇女博士的百分数上。
在美国物理学会中，Brian Schwarts开始先发言。在1971年美国物理学会年会上，在物理学和社会学固定开会地点他提议由Fay Ajzenberg-Selove主持妇女在物理学作用的专题讨论，这是一次极大的叫人激怒的时刻，不仅由于发言者的表演，而且还有少数听众的非正式评论。最难忘的是那样一种论调，一位有名的男物理学家说，“假如我那时与皮里奥· 居里结婚，我也一定能成为居里夫人”。这次讨论引发了由二十名妇女物理学家签名的信，她们要求美国物理学会建立一个“物理学妇女委员会”组织来研究妇女的地位和通过学会介绍委员会有意义的工作。在1971年华盛顿的春季会议上，美国物理学会确立了这样一个委员会，并且得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院长Jerome B. Wiesner的帮助。该委员会得到Slean基金的帮助使得研究工作能开展起来。在1972年年会上，提出了一份报告和包括妇女物理学家名字的花名册。经过七年有效的工作之后，我们所有人已逐渐习惯于这种统计工作。
七十年代的局面
让我们简单地看一看过去八年间妇女在物理学地位的一些统计。从1971年起授予妇女博士的人数和百分数一直增加，但是百分数的增加更多地是戏剧性的。其部分原因是授予妇女物理学学士的人数继续增加，由于仅获得硕士学位离开研究生院女学生的人数已经减少。五十年代获得物理学学士的女学生中33%平均用二年时间继续去攻读硕士学位，六十年代增加到37%，百分数比是1.12。
在物理学各个领域中授予妇女的博士学位占的百分数在1960～1969和1970～1976年间与这个时期其他领域没有重大的不同，分别为1.9和3.5%。在天文学中授予妇女博士学位的百分数在1970～1976年间是特殊的高8.4±1.4%，因为1960～1969年间天文学和天文物理学加在一起只有6.4±1.2%。因为天文学博士仅是这个时期加在一块的天文学和物理学授予博士总数的5%，所以这两个结合的领域的统计情况与单独物理学的统计将没有重大的差别。
某些进一步评论可能正注意到近年来的物理学和天文学博士。例如从1974年到1977年获得博士学位的63.3%的妇女和63.5%的男人已经结婚，这反映了自从这个国家开始对待把一生的经历和结婚结合的可能性的态度上十分重大的变化。从1973到1975年黑人和美国印第安人博士学位获得者中的11%是妇女，并且这个百分数是十分小的数字，因此与相应的白人妇女所占的3.4%没有太大的差别。显然1974到1977年授予博士学位的外国妇女居民的百分数是7.7%，这比美国居民相应的百分数4.2%是高多了。在这个时期授予博士学位所经历的年份和从学士学位到博士学位花的时间对男人和妇女是一样的。
在物理学与天文学中妇女劳动力（被雇用或寻找雇用）中获得博士学位的百分数从1971年的2.0%上升到1975年的2.5%。1975年劳动力中外国出生的美国居民或外国居民妇女的百分数是21.6%，与男人的百分数20.6%没有什么不同。表1指明1973年被雇用的短工或长工妇女是89%，类似的男人百分数为97%。那些没有被雇用和正寻找职业的人中，妇女是男人的四倍。参加临时工种的妇女恰好是男人的八倍，但是1973年就业妇女总数的一半找到了长工的职业。在1977年获得物理学和天文学博士的妇女在寻找职业的劳动力中占5.7%，仍然比男子百分数高得多。
表2给出男人和妇女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有关雇用类型的分布。1973年在教育机关中妇女的百分数比男人高，但是从1971年77%降了下来，在政府和无盈利工作中的百分数相应增加。男人在工业界的百分数从1971年的26%减少，而妇女的百分数则陡增。特别应注意的是1973年在四年制大学和中学任教的妇女博士的百分数比男子大。显然，对妇女高中物理教员的研究表明这些妇女尚未成年，并且事实上大多数妇女高中物理教师没有任何物理学位。
因为物理学博士的主要雇主是教育机关，所以更仔细地调查大学的情况是有意义的。表3提供了1971～1972和1978—1979年物理系妇女的人数和百分数。可以看到除了副教授和其他类型人员，物理系中各种类型的妇女总百分数有下降的趋势。在PhD研究生院除副教授而外变化不那么大。在十所重点大学物理系中妇女所占百分数的增加特别的显著，但是这应当慎重地解释，因为十一名妇女物理学家中的七名是在麻省理工学院。类似地，1972和1979年间在十个物理系任命的所有副教授中的7.3%（10人）是妇女，但不算麻省理工学院的九个物理系这个数字降到4.4%（5人）。应注意的是除了十个系而在各系的一些机关在学习的两年中也不是完全相同的，这样在百分数和人数上的变化是授予学位类型的变化和妇女工作变更的组合。经过八年有成效的活动几乎不能说在物理系各专业的妇女面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然而在副教授任命方面确有不可争辩的改进。
总的说来，从看到的统计中增加的深刻印象是从起初这个国家或者从1971年美国物理学会工作以来并没有十分大的变化。例外的是继续增加授予妇女PhD的百分数和研究大学各系的许多专业容纳稍多的妇女。
原因和纠正
假如一个人愿意思考未来，那么想一想妇女在物理学中低的地位及其男人和妇女一生经历之间差别的原因倒是十分重要的。我将讨论各种原因，可以把这些原因分成五种：天赋的能力、环境、歧视、竞争和马太影响。我还想评论有关纠正问题。首先，Maccoby等认为，听记的能力、较高的认识力、分析能力和成就的刺激，以及竞争性、优越感和顺从性等与性别的关系，还没有充分的证据。他们同样认为在四个方面已很好确定性别的差别。其中两种属性：口头表达能力和数学能力采用的证据不能表明是性别造成的，这里性别的差别能全部归结为环境的影响。在数学能力方面，性别差别的大小可有一个宽的变化范围，取决于研究对象的年龄，对年轻的孩子没有什么差别，对成年人则有大的差别。
最终，Maccoby和Jacklin相信两种属性有证据说明它们与性别有关的遗传部分相关。第一是攻克力，它可能不是绝对的与科学能力有关系，它也不包括成就的刺激，竞争力和优越感。而且这种属性的学习能力是重要的，而与儿童时代的潜力无关系。大多数男性生理青春期（用于学习的攻坚行为）对男人科学生涯的表现是越来越差，但是有趣地注意到这种关系对女孩子是正的，在她们一生中那种攻克力并不见减退。
第二种属性是某种类型的空间视觉能力，作者相信这种属性也存在着与性别有关的遗传的整别。有些不符合这种估计，但是，即使这是正确的，也仅意味着对高的空间视觉能力有贡献的一个遗传因子是与性别有联系。对训练这样一些能力还有同等重要的学术上的成分。因为没有关于空间视觉能力与科学成就之间关系的情报，因此估计对这种属性的影响是困难的。虽然，十分清楚与性别有关的遗传部分不是重要的因素和通过教育过程这种差别会逐渐减弱，教育过程强调对男孩和女孩同等的发展空间视觉能力。
因此，最终不可能认为与性别有关的遗传差别是在科学工作方面观察到的差别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还剩下环境的差别，并且它们的重要性是有证据的。尽管确定成因和影响是困难的，但是我可以提供相同环境压力能引导出数学能力上的差别，与其说实验记录对女孩子参加有水平的中学数学和物理学教程明显减少负有责任，还不如说对数学能力本身负有责任。那么这些压力是什么呢？当她们处于儿童时代，姑娘们由于“女孩子行为”而受赏和给一个“姑娘的”玩具。当达到了特殊的女子角色被认为有必要去吸引男孩子的注意，她们已进入了青年时代。科学和数学学得很好就认为这是与做姑娘不相符合。对她的威望是一种威胁和对她将来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是不需要的。Alison Kelly在一篇描叙英国上中学物理课的文章中指出女子中学比起混合中学有更好的成绩，可能因为在那种环境获得物理学的成就可得到更多的鼓励和同辈的支持。
在大学里尽管已做了科学的筛选，妇女在物理学中的地位仍然是低的。由Ivy League男子学院有关的七所女子学院（七所姐妹学院是：Barnard、Bryn。Mawr、Mount Holyoke、Radeliffe、Smith、Vassov和Wellesley），有一份杰出的记录，记载着它们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和获得专门职业的毕业学生的人数和百分数。这份记录还包括数学和物理学领域，并且从中人们能够推测周围的环境是一种原因。
同样起作用的那种自身选择可以从几所混合大学（Oberlin、Reed和Swavthmore）的杰出记录，和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获得博士学位的更大百分数的妇女比其他有更多妇女的教育机关更晚获得博士学位的事实得以证明。这几乎不能使麻省理工学院得到支持环境的好声望，尽管麻省理工学院在1867年向妇女颁发了第一个学位，几乎一百年后妇女还没有被承认是大学团体里的重要的角色。但是，我自己的和许多其他妇女的经验是妇女学院周围环境使研究数学和科学更容易，并期望在这样学科中度过整个的一生。
妇女适宜角色的社会观点正在变化着。无可否认，进展是不平坦的。但是，我绝不认为有那么一个未成年的姑娘，她的家庭只拥有一台电视机，她只想着结婚和做母亲，好像她只有作为一个妇女的选择，甚至这可能是她有兴趣的选择。她们知道在许多包括物理学在内的所谓男人们的领域中也有不少妇女，逐渐地将造成这些领域中妇女数量的增加，她们在高中时代就学过物理学和现代数学，大学里她们能够考虑这样的专业。尽管，变化是缓慢的，但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大多数妇女从家庭中被雇佣的社会，妇女将在雇佣中度过她们成年生活中的大部分时光，这就必定引导更多的年轻姑娘在高中、大学打好基础，以便进入物理学领域工作。
过去，进研究生院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在物理系学习的几乎是男人两倍的妇女最终只得一个硕士学位。还有，有趣的证据指明妇女考虑适宜的科学生涯时，同辈反对的态度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与此同时在妇女中有一种敏感，就是具有博士水平的妇女物理学家就业的机会也是有限的。随后十年考虑到对妇女适宜角色态度的改变和婚姻观点的变化也必将改进普遍的局面，妇女有改善自己地位的要求。而且，有效的活动，就整体来说是没有什么效果，但已经增强一种感觉也许妇女博士科学家能得到工作。随后伴随而来的是更多的妇女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一个有名的例子是Maria Goeppert Mayer的遭遇，在她科学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曾被拒绝给她一个科学位置和不能授予她长期工作的教授职务。直到她由于研究核外壳模型工作的成功而获得诺贝尔奖金之后才得到这一职务。
最终还是没有把妇女当成合理的科学家，这肯定会渲染这些男人的作用，从而影响了妇女科学家的工资和晋级。最近一个实验学家对我评说物理系“任命妇女为副教授显然是一种倒退”，因为近五年来得到委派的妇女的百分数几乎等于最近获得博士学位妇女的百分数。妇女科学家的这种感觉蔓延很宽，不只为老的女科学家所体会。比我年轻的一代人也注意到这一点。歧视态度常常使他们接受妇女事业上的成功明显地表现出不愉快。我已经听到好多人说过，“Enrico Fermi告诉了Maria Mayer核子壳层模型，或者与Marie Curie分享诺贝尔奖金Pierre Curie是负主要的责任”。当然当工作是丈夫和妻子合作干的指定谁的功劳大是困难的。尽管如此，在大多数提到玛丽、居里的文章中还是把她看成科学家的，1903年她与其丈夫和贝克勒共同分享诺贝尔奖金。但是却不提她丈夫死后，由于发现了镭和钋而在1911年她又第二次得到不分享的诺贝尔奖金，并且不提在1962年以前她是唯一两次获得诺贝尔奖金的人。这些故事不像他们可以认为的那样庸俗，当用这样的态度对待那些不出名的女科学家时，他们可以解释成“噢，她的丈夫（教授，合作者等）做了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也许只有时间能治愈这样的态度，那时掌握着她们命运的男人要退休了或被能把妇女当成教授和同事看待的人代替和与她们缓和下来。
男人和妇女在物理学地位之间的差别第四种原因追溯到终生的追求和包括结婚和孩子在内的私生活之间的冲突，因为这种冲突过去一般看成是妻子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不仅在美国是事实。在苏联根据大学中学术水平确定的所有科学和技术学士，妇女也占有很大的百分比，但是在高水平成就的百分数中妇女的比例却很少。
回到我所列举的男女物理学家之间差别的可能原因还剩下一个原因是：在研究机关占据领导岗位的这些科学家不断增加资金和学生，致使发表更多的报告，在螺旋形的成功中得到更多的资金、学生和奖金；反之，属于次要地位或在低威望单位的科学家不能得到这种类型的资助，并且几乎不可能进入优秀科学家的行列。即使在重要的研究机关任职的妇女，也可能被排出这个圈子之外。那些不属于小圈子的妇女进入研究机关的上层是很少的，而且对妇女物理学家态度的缓慢变化被人控制着。
难道不需要、不适宜吗？
难道不需要使妇女具有同等的机会和鼓励变成物理学家吗！这取决于你如何对待这个问题。为什么还要鼓励女子攻读博士学位呢？回答是简单的。在这个国家里妇女面对着未来，到那时她们中大多数将在工作中度过她们大部分成年时光。因此她们为社会服务，在这个社会中，按着她们的兴趣和能力能选择工作，她们将要得到像男人一样的报酬。比较周密地推行根据对科学功过大小发给报酬这只能有益于事业，科学功过本身与创造财富有关，而与性别无关。
最后，还有一个妇女在物理学中是否不适宜的问题。并没有什么非承认不可的证据说姑娘不具备使她们成为成功的物理学家所需要的才能、倒是有一个不得不相信的证据，妇女比男人更受社会风气的歧视和承受婚姻、家庭的压力。有一次，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对我谈起，“糟糕的是你不是一个男人”。说真的，绝大多数女物理学家遭遇到某些职业的障碍，不管是内因还是外因，都直接归结于她们的性别。但是，假如我们真的认真地造成一种典型，在物理学领域中人的地位应当是根据兴趣、感望和能力来确定。那么毫无疑问不应有任何理由把一个人排斥在外。
[Physics Today，1933年33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