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滥用抗菌素正在世界范围内构成一种致命的威胁。如果这种趋势不加制止，我们不久就会面临一代不死的病菌。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那些在抗菌素面前只能“束手待毙”的致病细菌进化了。日渐增多的耐抗菌素微生物使得肠道感染和肺部、皮肤以及膀胱感染难于治疗，尤其是对于儿童、老年人和体弱的患者。即使是在那些最现代化的医院里，患者有时也会死于一些早年能够治疗的疾病。同时，一些在早年只需一个抗菌素疗程即可得到控制的常见病如肺炎、化脓性咽喉炎和淋病，如今却是最难对付的了。

毫无疑问，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如何控制感染的问题。自从四十年前第一次成功地使用青霉素对患者进行治疗以来，一个完整的抗菌素族业已问世。但每年仍有300万美国人（全世界则超过1亿5千万人）因感染而住进医院。在美国，各种传染性疾病的死亡率为123/10万，列于心脏病和癌症之后居第三位。

在抗菌素问世之前，仅有少数几种微生物会引起严重的感染。由这些微生物引起的疾病如化脓性咽喉炎和肺炎对抗菌素治疗十分敏感。然而在今天，一些相对不太活跃的细菌和某些新的细菌却可以引起严重的感染。新近已查明的三种细菌——变形杆菌、假单胞菌和大肠杆菌是烧伤和创伤的主要感染源。事实上，由这些对抗菌素不敏感的细菌引起的感染有时是致命的。

亚特兰大市的疾病控制中心已制定出一套应急措施，以期能够对付引起肺炎和中耳炎的新链球菌株。耐抗菌素的菌株正日渐增多。现在，绿脓杆菌被认为与美国每年十多万例新的传染性疾病或感染（如肺炎、尿道炎和烧伤感染）有着直接的关系。虽然使用了大量的抗菌素，许多患者仍需要长期的住院治疗，有些人还难免于死。

对于致人于死地的败血症，抗菌素通常是唯一有效的治疗。1941年至1947年期间，青霉素、链霉素和磺胺类药物的广泛使用曾使因败血症而死亡的人数显著地下降了。可是在后来的二十年间，情况发生了变化。治愈败血症所需青霉素的量从先前的数百万单位增加到了数千万单位。到1967年，败血症的死亡率几乎回升到了抗菌素问世之前的水平。如今在美国有百分之四十或更多的败血症患者死亡；原因是病菌对抗菌素产生了耐药性。

早在1942年，青霉菌防腐特性的发现者弗莱明就对葡萄球菌可能产生的耐药性提出了警告。但由于每一代新的抗菌素都有令人鼓舞的早期效力，所以各制药公司都不断地探求更新的抗菌素。每一种新抗菌素都被说成是神奇的特效药，可到头来却都与前几代抗菌素一样，因不能控制感染而偃旗息鼓。

尽管有些流行病学家担心抗菌素用量的激增会助长某些新的具有耐药变异的细菌繁殖，但是在1975年，多种抗菌素仍被推荐为作物喷灌、食品储藏和牲畜饲养的常规辅助剂。大批的乳牛服用抗菌素来预防乳腺炎，以致在1955年的一次调查中显示，乡村的牛乳几乎有12%被青霉素“污染”丁。现在，美国每年出售价值10亿5千5百万美元的抗菌素，其中有百分之四十做成了牲畜的饲料。农业专家认为，这些辅助剂是维持牲畜生产所必不可少的。

我们现在知道，引起感染的微生物能够将遗传信息从一株传至另一株，使一种细菌全都产生耐抗菌素的适应。而过量地和不加节制地使用抗菌素会加速这种适应过程。

当今所有的住院患者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接受着抗菌素治疗，其中大多数人都未做过感染细菌是否对于治疗敏感的试验。住在外科病房的患者中只有很少的人是因感染或面临危险的手术而亟待抗菌素治疗。其余的人则是用抗菌素做“准备”，以减少有可能进一步感染的危险。这些“事前”的处理被认为是当今耐抗菌素疾病流行的一个原因。

在七十年代，医院的决算曾多次显示半数以上的抗菌素应用是不适当的，即用药错误或不必用药。许多医院和诊所都已急迫地改进了用药程序，但公共保健人员担心抗菌素治疗会受到不恰当的控制。此外，另有许多医生坚决主张处方治疗的完全自由。疾病控制中心的流行病学家雷马·卡巴兹（Rima Khabbaz）医生说，“在过去的十年里，这种局面已有了明显地改善，但尚未普及”。

滥用抗菌素是一个没有在国际范围内提出的世界性问题。仅有少数国家，如日本、捷克斯洛伐克和瑞典压缩了医生处方的可用范围。其它一些国家，如墨西哥、巴西和危地马拉甚至还允许不经正式程序出售最有效的抗菌素药物。

1969年，由志贺杆菌引起的传染性痢疾遍及了危地马拉全国，由于使用抗菌素治疗极为困难，有1万2千500人死亡。1972年，在中墨西哥爆发了第二次痢疾大流行。同时，在美国的一百五十九名痢疾患者中也发现了同样的致病细菌。这些人大都是沿美国——墨西哥边界居住的。

现存的微生物对几乎所有的抗菌素都具有耐药性。我们能够——而且必须——采取什么手段来征服它们呢？

尽管各制药厂加倍努力发展能够抵御细菌破坏的疫苗和新抗菌素，但还是不够的。控制耐抗菌素细菌的出发点应是建立一套完整的抗菌素使用的检验和监督系统。按照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中心罗伯特W · 海莱和克 · 里特 · 率勒斯堡的观点，只有所有国家倡导的国际组织的协同努力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日本在1960年就带头建立了中心研究仓库。在那里耐药微生物样品如志贺杆菌和沙门杆菌已被分门别类地保存，而且还专门委派了警务人员。捷克斯洛伐克从1970年开始在国内的抗菌素参考实验室记录致病细菌的耐药样品，并像其它西欧国家一样备有特定效用的抗菌素，以此来对付耐药细菌。

在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在1974年实施了一项确定医院抗菌素使用的监督性质及其范围的计划。参与这一计划的三千五百九十九家医院中有三千一百四十五家实行了某些监督，64%的医院派有监督和管理人员。

俄亥俄州立大学医学部教授兼主席卡尔文·肯宁（Calvin Kunin）说，卫生保健团体对传染性疾病有着极高的敏感性，而且许多医院也开始对此作出反应。为了防止细菌耐药菌株的产生，他提出了三种管理抗菌素的方法：1）可能有强烈副作用的新的专用药物应严格保存，使用这类药物应由专家推荐；2）对类似的抗菌素药物应作出评价，只选其中最经济的一种推广使用；3）改进诊断设备有助于医生们针对每种不同情况使用最有效的抗菌素。

来自二十五个国家的一百二十五位医生和医学科学家不仅接受了肯宁的建议，而且还作出了进一步的呼吁。他们在去年八月发表的一项声明中号召所有的国家统一抗菌素的处方和销售。他们的要求代表着国际间第一次承认滥用抗菌素是一个似乎正日益严重的问题。我们如要避免抗菌素时代过早地完结和免遭那不死的病菌幽灵的涂炭，必须正视这一问题。

[Reader's Digest，198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