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界是有等级组织的，分子、细胞、组织、器官、有机体、繁殖种群、物种，有时还有社会系统，甚至也许还有生态系统（虽然大都被更合适地称为生态群聚体），所有这些组织水平都被视为真实的实在而不是任意的便利的分类，每一个较高级的水平均由较低级水平的实际单元组织而成。在接受生物界等级体制这一事实时，我们还原论者全都跟贝克纳和梅达沃一起，重视这样两条还原论原理：
（1）所有在较高水平上的过程均受制于包括亚原子物理学水平在内的较低水平的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起作用。
（2）为要达致较高水平上的目的性成就，需要特定的较低水平的机制和过程。只有在这些微机制得到详细说明之后，解释才算完成。
我对之坚信不疑的这两个论断足以惹起跟许多反还原论者展开激烈的争执，虽然在这次会议上大概仍未发生过。
我希望看到，所有与会的还原论者全都肯定地表示：承认活力论者指出的另外两个跟他们之强调生物界体系的等级组织并行不悖的事实，并因而认为，上述两条还原论原理虽然正确，但还不充分。我将尝试用还原论者的腔调来表述这两条附加原理。这两条原理据说专门适合于把自然选择包括在内的生物界体系（按多布赞斯基的说法，即盲目变异、选择保持和复制）。现在，我们用完全符合物理的因果关系模型而起作用的自然选择来解释下面（3）、（4）两点所表达的成就。
（3）（突生进化论原理）生物进化在迂回曲折地探索宇宙万物。它在这个过程中碰到作为选择体系而起作用的规律。这些规律现在不是用物理学和无机化学的那些定律来描述，将来也不是用目前近似的物理学和无机化学的未来替代物来描述。
（4）（向下因果关系）在自然选择通过生与死而在一个较高组织水平上发生作用的地方，该较高水平选择体系的各个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较低水平上的事件和物质的分布。对一个中间水平现象的描述不是通过以较低水平的术语来描述这个现象的可能性和实现过程而完成的。它的存在、流行即分布（都是对生物现象作完备的解释所必需的）将往往也要涉及较高水平的规律。现在如果重新陈述第（1）点，则可以说，所有较低级水平上的过程均受制于较高水平的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起作用。
“向下因果关系”一说对第（4）点来说也许是一个使用不便的用语，而它之所以是可以容许的，其原因唯在于哲学分析在我们通常意义上对“原因”一词解释不一这种混乱状况。只有当为着进行分析而把绵延好几代繁衍的漫长时间缩并成一个瞬间时，此“因果关系”才是向下的。在旧时对物理学所作的种种哲学分析中的“瞬时”因果关系里面，是没有这种方向的。要说“因果关系”，那它就是自然选择和控制论的间接变型，即从作为把直接的物理因果关系的种种结果加以整理的一个选择体系来说的因果关系（贝特森，1972年；罗森布拉思、维纳和比奇洛，1943年；阿亚拉，1970年；温萨特，1972年）。
作这样一番尝试似乎是值得的，即用一个具体的生物学例子来使这几条原理更加清晰鲜明。试考虑一只白蚁或蚂蚁工蚁的颚部的解剖。蝶交面和肌肉附着都符合于阿基米德杠杆定律，亦即符合于宏观力学。它们的设计均达致最优，在离蝶交部的一个有效距离内能使出最大的力。一个现代工程师也许想不出，就手头的建筑材料，为了用于啃咬木头，衔拾籽粒等等，它们在设计上还能作些什么改进。这是一种跟物理学的一致，不过它不同于构成该系统的肌肉和外壳的特殊蛋白质所形成的基础的那些分子的、原子的、强的和弱的结合过程中的那种一致。杠杆定律是在整个有机体水平上起作用的复杂选择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该水平上的选择使生活力达致最佳，从而也使有机体各个部分的形态达致最佳；无论是白蚁或蚂蚁工蚁，还是它们孤寂的祖先都是如此。我们需要杠杆定律以及有机体水平选择（“有机体目的”的还原论说法）来解释在颚部所发现的蛋白质的特殊分布，并因而也解释指导这些蛋白质生成的DNA样版。（一如比较常见的功能突变型，颚的偶然的非功能突变型也忠实地符合于杠杆定律和生物化学定律。）甚至上面句子中的“因而”一词也意味着一种反向“原因”，因为蛋白质通过自然选择而获得了能够确定有哪些DNA样版出现的效能，尽管直接的微观确定是从DNA到蛋白质。（这种确定还要经过一个间接的选择保持过程，不过这只是使事情更形复杂而已。）多布赞斯基在强调选择是表现型的而不是基因型的时曾指出这样一点：所选择的东西是蛋白质的分布，而并非直接是DNA的分布。
现在，如果我们考虑一只白蚁或者蚂蚁兵蚁的颚部，那么，就会遇到一种更其鲜明的突生和向下因果关系情形。在这个二形性或者多形性很突出的物种里，有许多兵蚁的颚部为钻刺敌蚁和多叉鹿角形螯而高度特化，以致它们不能自己进食，而必须由工蚁来喂。为要解释兵蚁的颚部和其中的蛋白质分布（以及为这些蛋白质提供样版的特殊RNA链），需要运用以社会分工组织问题为中心的社会学的某些规律。在原白蚁中间，已经独立地屡次发现多种多样的分工、如蜜蜂或者种子一类可储存而不会腐败的食物、公寓式的居住和不事食物采集的专职兵蚁，并且在蚂蚁那里，在六七处分散的人类文明遗址中，也独立地有这样的发现（关于这类文献的评论，见坎贝尔（1965年））。这种反复的趋同进化证实了社会分工组织在选择上的巨大优越性，而认识的经济、相互的防御和生产就是这种优越性的一些例子。
我希望，对象群居昆虫的颚部那样特殊的形态所作的考虑，已经为社会等级各个水平之间关系中的向下决定提供了实例。贝克纳在他的论文中，把向上因果关系作为生物界等级各个水平之间的一种关系而阐释得淋漓尽致，并对之大吹大擂，而对向下决定则甚至连作为一种被否弃的可能性也只字未提。显然，我的（3）（4）两点合理的还原论见解，比诸他那认为较高水平可以独立于较低水平加以研究的、勉强可以接霁的“软弱机。体论”见解来，要强硬得多。因此，这甚至可能导致科学取得更其成效卓著的进展。我的见解是，在由自然选择建立起来的、有一个较高水平就有一个选择关节点的生物界体系中，该较高水平上的现象也好，各个较低水平上的现象也好，要对它们作出完备的说明，种种较高水平上的规律便都是不可或缺的。即便（1）（2）两点业已解释得详尽无遗，科学描述也仍然是不完备的。然而，我的见解不是活力论的，也不是目的论的，并且比贝克纳强硬的机体论要软弱，因为宣扬的不是较高水平的自立，而是这些较高水平所碰到的选择体系的那些附加的限制和方面。
在我看来，贝克纳似乎需要在软弱的和强硬的机体论者之间再添上几个中间等级，而他自己、迈尔、辛普森、大多数与会者，还有我，似乎都应归类于温和的而不是软弱的机体论者。至于他的“事件还原”一说，他应该认清，这只是满足了（1）和（2）两点，而没有给我们以预言或者理解“事件”分布的根据。
梅达沃的论文令人印象深刻地简练，因此对他的言外之意说三道四是于理不公的。他把较高水平的种种规律说成是比较一般的较低水平规律的一些作了限制的翻版，跟这里所介绍的观点毫无二致。可是，由于未加发挥，所以他未能表达出他自己的科学兴趣，即这些限制的特殊性质问题以及弄清楚如何是这些而不是其他一些限制原因所在。梅达沃目前兴趣所在，是免疫系统在控制肿瘤生长过程中的作用问题，这是第（4）点即向下决定假说的一个明显例证。关于在一个水平上的过程的功能的问题，也就是关于在某个较高水平上的选择体系的问题。为要对生物界体系中的限制分布作出完备的合乎科学的描述，我们需要由最高选择水平的选择体系所加于的、影响到一切较低水平上的分布的那些附加规律和限制。这个关系未见诸他的概念模型所由产生的数学秩序的生物界等级的一个独特之点。
埃德尔曼和莫诺给获致目的性效果成就的精巧联锁过程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对于仍在运用“据由设计的论证”的那些人来说，是多么陌生的“设计”奇迹啊！）然而，他们两人因发现实现一个特定目的性过程那些机制而受到鼓舞之后，双双表达了这样的看法：一旦那个中介过程（第（2）点）被发现，这个科学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无疑，他们基本上都同意（3）和（4）两点；他们还认识到，为要对分子过程的分布问题有一个完备的解释，必须对生成功能亦即较高级选择体系的生成功能作出说明。但是，他们就发现目的性成就如何经过中介达到这一点所作的鼓舞人心的陈述，由于没有较为明确地强调上述几点，因而趋于得出一个过激的还原论结论，即这些中介机制给出了完备的解释。可是，它们并没有给出完备的解释。对于像群居昆虫颚部中的蛋白质分布所例示的那种分布问题，还是需要较高水平的各条规律，而后者是作为其作用在于维持一个特定组织水平的一个选择体系的种种属性而出现的。
崇拜人的小生境
这是迈克尔· 波拉尼（1966,1969年），还有其他一些人历来所指出的那些千真万确的事实的一种还原论的说法。“生命的不可还原的结构”不可能归结为（1）和（2）两点。他为（1970年）最近几个世纪来科学还原论的普及在社会上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而忧虑。那么，我的方针的确定能否与之相联系呢？这次会议上还充分表达了下列著述中包含的忧虑：索普著作的最后部分、莫诺的《王国和黑暗》①（1971年）、艾克尔斯（亦见1970年）、伯奇和伦施等人的论文和讨论，甚至还有斯科利莫斯基的论文和讨论，因为他专注于我们对新的认识和社会形式的需要。还有一些人，虽然在论文中未涉及这个问题，但在谈话中曾言及于此，他们中间有鲍波尔。
多布赞斯基曾专门为这个问题写了一本书：《至高无上的生物学》（1967年）。他试图拯救过去信仰制度的宝贵价值而又不损害严格的科学态度，这是我愿意引以为楷模的。可以说，当科学和宗教信仰发生冲突时，我们都优先忠诚于科学，不过是忠诚于未来比较完全的科学，而不是如教条主义式的信奉那样忠诚于科学上每一条暂存的论断。我也与他为伍，不相信这样一条拯救价值的路线：崇拜人的意识经验，比如拯救精神脱离肉体，或者使肉体完全变成精神。因为，这些也犯了那种古时候的罪孽，即人崇拜他自己，而不是崇拜超越任何个人的微不足道和稍纵即逝的存在的目的和力量。
当然，还原论即令是“正确的”，也还可能有害于社会价值。因此，我的（1）、（2）、（3）和（4）四点还原论论点也许跟囿于（1）和（2）两点的比较狭隘的还原论一样，甚或跟全盘否定等级组织的还原论一样，可能也是有危害性的。选择白蚁颚部来阐明波拉尼的论点，在精神实质上无疑是反对崇拜偶像的，即便这似乎只是为了强调波拉尼的一些描述性主张（如果不是他的含蓄的解释的话）之实事求是也罢。莫诺的忧虑（19 H年）弄清楚了这样一点：我们还原论者可能赞同活力论者的看法，即我们的还原论即便是有效的，也还可能有害于种种有益的社会承诺和社会价值。这也许提示了一种解决办法：使深信对社会有益的公共迷信的科学家教士化，这些教士科学家们便不再一仍旧贯信仰这些迷信。事实上，这种双重信仰标准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早在古埃及就已起作用的那些宗教信仰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我们今天的科学家，无论活力论者还是还原论者都拒斥这种骗局，因为两者都是不切实际的，而且令人十分惊愕地，两者都是不道德的（按照什么准则唯有上帝才晓得）。然而，如果这些迷信在维护一种社会制度亦即一个较高组织水平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它们便代表一些重大的真理。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并非谬误。如果我们接受彻底的新达尔文主义进化认识论，那么，我们便亦应承认认识的低下，从而认识到甚至我们最有洞察力的感性认识和科学也有着很大的间接性和假定性。我们不知道Ding an Sich[自在之物]用自己语言所说的实在。气象学家关于北极气候的知识，跟关于北极熊皮毛厚度的“知识”一样间接（尽管更为复杂）。我们所以不说北极熊的软毛是“假的”，正是因为它没有自觉地意识到它的目的以及它所反映的实在。无论如何，我们应当相信这些于社会有益的迷信包含着可比拟的“真理”（斯科利莫斯基，1972年）。由此可见，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把老的隐喻变成新的隐喻的问题（伯霍，1971年），因为进化认识论的教训之一在于：不存在用来描述真理的文字语言，一切语言包括数学在内，当像在科学里那样用于完成描述作用时都是隐喻性的，而不是字面上的或者直接的。
这些考虑，再加上人们试图说明多布赞斯基在何种意义上可自命为泰拉尔· 德 · 夏尔丹的信徒所做的那种努力，使我得以根据我们的讨论做出一个假定：进化论生物学家和其他感到上帝这个名字的含义混淆不清的人可能都是通过崇拜产生人、产生人的小生境的那些选择体系而崇拜他们的造物主的。如果处理得当，这一认识就能够大大解救一些人，他们现在处于每每以损失传统价值为代价的自我崇拜之下而有着亟待满足的精神需要，而同时又置下述几点科学上的顾虑于不顾：
——敬畏威严的、莫测高深的种种力量；因为我们对于造就文明的社会人的选择体系肯定还知之无多。（如果说甚至连白蚁的小生境也可能包含像社会学的各个规律那样的奇迹，那么，我们的选择体系可能并不包含什么更加令人惊奇的东西即迄今尚未为我们各门软弱无力的社会科学所知的那些永恒真理）。
——人乃由超越个别人的种种微不足道的忧虑的那些目的所造就这一认识。
——这样地认识造物主：他为着自己的目的，并随心所欲地改变这些目的，而无视昔日的种种盟约。这些盟约，我们可能认定它们是在过去订下的，并且我们的欲望和忠诚也许比较与之吻合。
——我们可能有的祈祷和精神愿望是这样地忠诚于那些目的：对人永无穷期地而不只为我们寿命所限地生存抱有信心。
——对不完善的适应性变化和我们只能朦胧地揣测其轮廓的终点以及一种可供选择的自我灭绝的方法的认识（马洛尼，1973年）。
对利他主义的遗传学这个问题的考虑（霍尔丹，1932年；坎贝尔，1973年），我们能够对宗教信仰的价值作出解释，因为这是从诱惑和罪孽的观念来理解科学的意义的。然而，它也使人有理由怀疑这样一点：这些解释之所以将对社会有效，正是由于人出于生物本性的反社会的自私的缘故。就像豺狼之间的和类人猿之间的合作那样，人们之间的社会合作也是和这些合作者之间的遗传竞争共处并存的。这大大地限制了基于遗传的复杂的社会协作、分工和自我牺牲的利他主义。在群居昆虫中，这种合作者之间的遗传竞争现象已被消除，以作为它们向复杂社会制度进化的开头一步。由于人在遗传上陷于困境，因此，为了达致人们之间的复杂的社会协作，社会进化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规定许多有关的对行为的控制，并必须克服某些自私的生物禀性。诚如一些现代评论所强调指出的（奥尔森，1968年；哈丁，1968年；谢林，1971年）。如果达到个人都巧妙地为自己谋求最大实利，那就可能带来有害于社会的种种后果。不管悲观与否，所有这些考虑当使我们更加崇敬我们从我们社会进化的过去继承下来的宗教信仰制度，虽然我们知道，全部进化都是适应过去的环境，而不是适应将来的环境。
[F. J. Ayala & T. Dobzhansky ed.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Biology，Macmillan，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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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莫诺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一书第九章。——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