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学与社会学 ——参加第十届世界社会学大会科学社会学学术活动的情况

发布时间：82年12月28日

冯之浚何钟秀

1982年8月第十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及其所属的三十七个专业研究委员会学术会议在墨西哥城举行。来自世界各大洲的100多个国家与地区的四千多名学者荟集一堂，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并对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我们作为“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的代表共五人应邀出席了大会，参加了第二十三（科学社会学）研究委员会的全部学术活动，提交与宣读了论文，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学术讨论并与国外同行进行了有益的接触与交往，受到大会组织者以及各国学者的注目与欢迎。

历史的回顾

世界社会学大会是由“国际社会学协会”组织召开的。该协会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鼓励下建立于1949年9月11日。初期，它只是西方国家的社会学家的学术团体，后来，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及东欧、苏联（1958年）等国家的陆续参加，它才逐步成为世界性的国际学术团体。

据国际社会学协会宣称，其宗旨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提高社会学的知识水平；扩大各国社会学家们的个人接触；鼓励在国际间传播和交换有关社会学研究的重大进展的情报；为社会学的国际性研究工作提供方便。

参加国际社会学协会的成员是，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全国性社会学协会、研究个别社会学问题的组织以及研究同社会学有密切联系的各门学科的各种国际性和全国性组织。此外，还有一些社会学者是以个人身份参加的。

国际社会学协会每四年（初期是每三年）召开一次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世界社会学大会。迄今，已经举行过十次。

国际社会学协会设有执行委员会，它由出版、财务、规划和研究等委员会组成。研究委员会是按专业与课题划分的，现今已有37个研究委员会，几乎包括了社会学领域中所有的分支。其中的第23研究委员会是专门研究科学社会学这一学科的。

科学社会学，在国外也称“科学的社会研究”，在我国称为“科学学”。这门学科虽然起始于本世纪三十年代，但未能得到学术界和社会上的重视，因而，它在国际社会学的前期活动中，并没有独立的地位。六十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科学社会化与社会科学化过程的加速，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这门学科从综合社会学领域中脱颖而出，并日益被人们所重视，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国际社会学协会下属的科学社会学研究委员会，起初只是一个讨论小组，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筹备，在1966年召开的第六届世界社会学大会上被正式承认，成为为数众多的各种研究委员会之一，并在1970年第七届世界社会学大会上，召开了第一次学术讨论会。自此，科学社会学开始活跃于历届的世界社会学大会和国际社会学协会的各项学术活动之中。

按照国际社会学协会的规定，各研究委员会除了在每四年召开的世界社会学大会上展开学术活动之外，在两次大会之间的四年中，应分别召开各研究委员会的学术讨论。据统计，自1970年至1982年止，科学社会学研究委员会一共举行了八次学术讨论会。

在1970年九月第七届世界社会学大会期间，来自十个国家的科学社会学家提交了二十八篇论文，围绕“科学制度化”、“科学实验”、“科学方针”展开了交流与争论。

1972年9月，该研究委员会在英国伦敦召开了学术讨论会，讨论的题目有：“科学的宏观理论”、“关于科学界的研究”、“形而上学及科学研究”、“科学学：科学的科学”、“科学研究领域的探讨”、“科学领域中的各学会的发展情况”以及“科学在社会中的地位”。来自十三个国家的三十二位学者，共宣读了三十篇论文并展开了讨论。

1973年4月，接受波兰科学院的邀请，在华沙举行了一次学术活动。1974年8月，在第八届世界社会学大会期间，该研究委员会就“科学社会学研究中的新动向”、“比较科学方针的趋向”、“在科学发展中认识力的构成和社会结构”、“科学与风俗习惯的相互关系”以及“对于科学社会学的探讨”等议题。展开了讨论，有十二个国家二十六位学者参加，宣读论文二十六篇。

1976年11月，该研究委员会与美国的科学社会研究学会合作，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召开了联合讨论会，提交了十九篇论文，围绕“科学社会研究的学科及各学科之间的关系”、“科学领域中的社会意识与社会文化的前景”、“科学的结构特征”、“科学的比较社会组织”，以及“科学的社会研究中的种种问题”进行了研究。

1977年9月，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召开了为期二天的学术讨论会。1978年8月，在第九届世界社会学大会期间，该研究委员会围绕“科学与道德”、“科学知识在社会学问题分析中的应用”、“科学与政治”，以及“研究方法的探讨”等课题展开了讨论，有来自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二十一名代表参加，提交论文二十七篇、

1980年9月，该研究委员会在奥地利的格拉齐城附近召开了学术讨论会，讨论的题目主要有：“科学的社会历史”、“研究科学的创造性方法”、“科学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科学自身与社会政治的前因后果”，以及“如何组织和利用科学研究机构：国家对科学研究机构的期望”。提交的学术论文有三十七篇。

科学社会学研究委员会在本届大会期间决定，下一次的学术讨论会于1984年在保加利亚的索菲亚城举行。

今日的课题

本届世界社会学大会的总议题是：“社会学理论与社会实践”。围绕这一主题，会议以全体会议、专题讨论会、特别小组会议以及研究委员会的学术讨论会等不同的形式进行。在整个会议期间，各种不同形式的学术交流会，共举行了四百多次。除全体会议外，我们主要是参加科学社会学研究委员会的学术活动。

在8月16日至21日的六天时间里，科学社会学研究委员会共举行六次会议，宣读论文二十一篇，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争论，发言超过二百人次。该委员会的学术讨论，主要围绕以下四个议题：

1. 科学社会学的理论概念和实际应用；

2. 第三世界国家科学发展的社会问题；

3. 用科学社会学（对一些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进行比较分析，评价这个领域中的进步与发展前景；

4. 关于科学技术带来的社会后果。

下面结合讨论会上的发言收集到的论文以及大会提供的1078篇论文提要，分别介绍一下这四个议题的讨论情况和主要内容。

关于“科学社会学的理论概念和实际应用”的讨论，主要论文有：《作为科学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的主题：科技革命》（捷克），《技术——社会变革的原动力》（印尼），《科学的社会模型》（苏联），《科研成果的社会利用》（芬兰），《科学作用制度化的两个模式》（以色列），《能力结构与现代科学研究活动的机能调节及失调》（匈牙利），《科学家的补充与训练》（美国）和《论决策的参与者及其实施的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依赖》（保加利亚）等。

德国学者就有关诺贝尔奖金评奖中的一些问题发表了论文。东德的学者分析了二十世纪以来一百个诺贝尔物理、化学和医学/生理学奖金获得者的性格，论述了这种分析的意义；西德的学者分析了从1901年到1929年诺贝尔物理与化学评奖委员会的档案材料，指出提名过程的结构、形式和授奖决定有关，论述了在处理物理学的两个革命性理论（量子论与相对论）时，内在评价标准的意义。

墨西哥学者和苏联学者还就“科学术语”问题发表了论文：墨西哥学者从对六十四名自然科学家和二十二名社会科学家的详细调查中发现：科学的发展要依靠学术交流，在进行交流时，越是精确的科学越要求有统一的、精确的科学术语，而民族方言或概念含混，是阻碍科学发展的因素。苏联学者认为：随着科技革命的深入，需要进一步知识化与国际化的规范语言。

澳大利亚的学者提出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社会所鼓励的体育种类对科学革新的影响”。论文考察了1900年到1960年期间英、德、法、美四个社会的数据，结果表明：社会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应该更多地注意体育对重大科学革新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

在这个议题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德G. 贝希曼的论文《技术的科学化与科学概念》。它认为，过去把科学的目标理解为认识自然界，而仅仅把技术的目标理解为改造自然界，这已经不符合现代科学和技术的特点了。今天，科学与技术的目标都是一个：适应社会的需要。科学的技术化与技术的科学化使它们同工业愈来愈接近了，现代的电子、化学、通讯、核能、遗传工程、信息科学……已经很难说它们是技术还是科学，实际上他们是一个科学技术系统。因此，论文提出了“规划科学”这个概念，认为现代科学已不仅是探索未知，积累知识，它类似于计划经济那样，要研究和发展哪种科学，常常一开始就方向明确，有预定的目的性——为了发展某种工业或需要某一技术，科学出现了规划性这种过去完全没有的特点，基础研究实际上都是定向基础研究。论文认为，规划科学就是“大科学”。所谓大科学并不是规模大的某种科学，或以大量产生知识为目标的科学。大科学是以解决大问题为目的，综合运用各种科学而组成的，它要通过科学的组织，使各种科学规划协调发展。这就使科学带有工业性质，有规定的期限、预定的财政支出，可以叫工业化科学，其管理类似于工程。现代科学研究不仅是人研究物，还要研究人类自身以及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现在衡量科学的真理性不只是从认识的角度出发，更重要的要从社会角度来考察其社会效果。同时，社会需求的不同，对科研成果优劣的评价也可能完全不同。贝希曼的论文最后提出了关于“二次科学化”的观点。它认为：—次科学化是指科学物化为技术，二次科学化就是要对科学研究本身科学化——科学如何才能物化为技术，技术又如何才能服务于生产，对技术如何评价，对科学——技术——生产如何进行系统分析，这实际上是一个科技管理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没有二次科学化，一次科学化也难以实现。

关于第二个议题，主要的论文有：《第三世界国家科技进步的未来：新的可能性》（印度），《第三世界社会的技术发展：城市化与现代化》（意大利），《论“落后的社会”理论》（匈牙利），《对不发达国家科学学科的出现与发展依赖性的分析》（以色列），《坦桑尼亚的科学机构及其相互之间的合作》（挪威），《西班牙科学研究最高委员会的官僚制度化和老化》（西班牙），《耕地价值与现代化：剖析墨西哥东北部的乳品工业》（美国）等。

在第三个议题的讨论中，瑞典学者厄尔英加宣读了题为《唯科学主义、浪漫主义和科学现实主义的形象》的论文，他在论文中，除了分析西方国家科学发展历史中的种种问题之外，花了很大篇幅来分析苏联历史上的各种科学政策和我国现代史中一些著名人物的科学思想，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科学技术政策。厄尔英加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争论，我们认为他对我国“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分析和表述不准确，在会后的交谈中，我们和厄尔英加进行了有益的讨论，翌日我们赠给他有关文件的英文版本，供他研究与参考，厄尔英加对此表示感谢。

此外，东德斯蒂纳尔的论文在分析科学社会学发展根源的基础上，把现今的科学社会学分为两个学派：以海森、贝尔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和以默顿、库恩为代表的非马克思主义学派。他对这两个“学派的代表人物”一一进行了分析。以色列的尼娜根据对最近从苏联和美国移居以色列的科学家进行抽样调查，写成题为《对待科学工作的民族风格》最近移居以色列的苏联、美国科学家比较的论文。提出不论从哪个国家来的，科学家对一组科学工作的重要性的看法呈现出明显的超越国家的共同性。认为只有在不同的社会体制下才会显现出价值观念的不同。与这一议题有关的论文还有：芬兰的《研究成果的社会利用：一种理性体制及其应用》，东德的《技术变化和社会体制》；苏联的《技术革新中的社会因素》和《技术变化和社会革新》；匈牙利的《科学成果应用于生产的社会条件》和《市场上的科学》；巴西的《技术转移和适用技术：一个新的出发点》；意大利的《意大利对科学技术社会学的研究》以及英国的《科学的研究的前景》等。

第四个议题是对科技进步带来的社会后果进行讨论。在苏联学者的《科技革命条件下的管理》一文中强调指出：随着科技进步，管理的作用日益重要。认为管理工作的本质和方向是受相应的社会经济构成所制约的。因此，在苏联的社会中，管理的改进必须放在第一位，而且应以“超越考虑”的方式进行，也就是说管理必须“走在前面”只有这样，管理才能起到促进技术与社会进步的作用。挪威的论文分析了“技术对工业民主发展的影响”；美国论文《技术变化和后工业城市》提出：现代运输和信息传递技术已经使西方大城市从物质商品的生产中心转变为管理中心和多重服务供应中心，应该认识这种趋势，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法国论文《服装工业中技术革新的后果》是一篇工人状况的调查，分析了从非自动化机器、半自动化机器到自动化机器工人状况的变化；西德的《微电子学和工业机器人在东德和西德的社会后果》美国的《新的计算机技术李美国的影响》和加拿大的《危机和工业机器人》等论文从各个不同的侧面论述了同一个问题：新技术的采用给这些国家的社会带来了更深刻的矛盾，但是它们都没有提出任何解决的办法。东德的论文《改变了的工作条件和闲暇时间行为》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它说：在过去的十年中，工作的技术条件发生了迅速的改变。而这个改变过程对由此引起的闲暇时间的需求和行为的影响，并没有引起东德研究者的充分注意。论文强调指出：在这个领域的情报对于各种社会过程的预测和规划是极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