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家族中，心理学占据着关键的地位。它在不同程度上依赖着其他学科，又以清晰的方式阐明其他学科。

心理学与生物学

心理学和生物学有特别显著的相互交流关系。心理学似乎可以完全从属于生命学科，如生理学、发生学和遗传学，但是行为对脑及神经系统的精细结构也有反作用。心身医学证明，它们之间存在着广泛的相互作用。性格发生学就是一般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共同分枝。遗传学到现在还弄不清楚纯形态特征与制约行为的整个机体的形成之间，在传递机制上有什么不同。现在知道，行为并不单纯是进化的结果，而且是对进化进行控制的一个因素。我写了一本书，尽管是推测性的，认为行为是进化的一项主要推动力。我们对这种联系越是了解，那么心理学的因果解释对生物学的最中心的机制的解释就有更大的影响。如果现代的心理学家有更多的生物学知识，纯行为主义的信徒就会越少，斯金纳（Skin-ner）的“箱”理论也就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假说。

心理学与逻辑-数学学科

似乎年轻（至今还不超过一百年）而又单薄的心理学与丰富而又厚实的逻辑-数学学科没有直接的联系。至多也只能说，心理学家在推理时要尽量地合乎逻辑，在进行统计时要应用概率论的一些公式。逻辑-数学是与科学文化的发源一样历史悠久的、独立自主的学科。例如，不能想象，一个数学家会为一个似乎已经证明了的定理是否真正地被确证而去请教心理学家。

然而，当研究智力结构的心理发生时，我们会考虑从它们的趋同现象及数学家正在建立的最一般的结构开始。例如布尔巴基（Bourbaki）结构主义学派的一些作者就一直企图把现在所知的数学结构的总体还原成元素性的普遍形式，所谓“母结构”，由此再经过变分或组合演导出其他结构。三种元素性的母结构是：（1）代数结构及其反演算，（2）阶次结构，（3）拓扑结构（区、界等等）。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我们在得知结构主义学派之前，就发现了婴儿最早获得的结构（就其能够行为的意义来说，而不是从发生得较迟的思想叙说能力来说）是：（1）处理分类和归窠（合并与排斥）的基本演算，这也就是代数结构。（2）阶次结构，掌管序列的基本结构关系，（3）以区、闭合、界等为基础的拓扑结构。

数学家建立的绝对结构和婴儿形成的具体结构之间的趋同性，证明了下列情况：理论思考所决定的绝对结构与幼儿应用“序列”对代数结构进行组合所发现的自然整数，是相同意义的“自然”结构。于是，“自然”结构就有了比数学所作的主题性思考更深的基础。因此，在人类的（即使是没有科学思想的幼儿的）自发性认识活动中，完全可以找到数学的根。

从心理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的认识活动正是心理学特别关心的问题，所以基本的数学形式要提交给心理学去解释。如果我们不是柏拉图主义者或先验论者的话，那么在逻辑- 数学结构的发源和被发生心理学所研究的人的结构活动之间是有联系的，这当然不是说高等数学。这对于结构主义学派的麦克雷恩（Mc Lane）和艾仑勃格（Eilenberg）从理论研究的“对应”或“形态论”与7~12岁的儿童形成的“对应”或“形态论”的基本形式也是正确的。（在数学家Cantor把“对应”介绍到理论工具中去之前，儿童就知道“对应”。）

上面所说的这些，证明了数学的发源并不是心理学，而是心理学所研究的人。数学的认识论不但需要心理学，而且依赖于心理学。数学的认识论是数学的一部分，称为基础学说，它需要将逻辑思考与心理发生学所提供的材料结合起来。在这个意义上，心理学在逻辑数学学科的基础或元数学部分，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这就是数学为什么与物理现实吻合得那么好所提出的基本问题。在生物学的层次上看来，这就是机体对环境相适应的问题，然而却又是更深刻的心理学问题，因为它研究智力适应的可能性。对于这个困难的问题，我们只找到了唯一的合理的回答，即创造逻辑和数学的人，同时也是被研究的客观对象。人是物理的对象，不仅仅是从有机体来说的，而且是从人对物体的物理作用来说的（分组、分级等等）。因此，当人构建起逻辑- 数学演算时，他是利用物质性作用的延伸来构建的，这时他又是作为物理的机体来工作的。总之，数学与物理现实的一致是在生理的机体中完成的，或者说是以它的工具作用来完成的，而不是由它的初始作用所提供的贫困的经验证明来完成的。这就进一步证明，即便数学不是来源于心理学，也是来源于人的活动，而人则是高度适应和有复杂的内部结构的物理实体，并且能够通过心理学而被了解。

心理学与人文学科

语言学：心理学与人文学科的关系似乎应该简单一些，然而事实上却是更复杂。因为它们之间不是相互联系的关系，而是相互交叉的关系。让我们先谈语言学，邵苏（de Saussure）同时代的早期的语言学家们，并不想与心理学发生关系。他们认为，语言是与人的个性特征无关的强加于人的社会的约定俗成。他们用乔姆斯基（Chomski）的“笛卡儿语言学”为例子，使人们相信，人的智力并不从属于语言，而语言却与智力有关。乔姆斯基及其学派一直很少涉及心理学，为了不把语言归入一切认识过程所属的自我调节机制，乔姆斯基求助于所谓“固定的先天的语言内核”，似乎这样就以把语言学投回到生物学去的方式，使问题变简单化了。事实上，起源于感觉运动智能的语言，提出了许多有趣的问题，其中一些问题可能能够提供出可用实验证实的答案。不管怎么样，存在着心理语言学，尤其是心理发生形式的心理语言学，这就是学科结合的证据。

经济学：心理学与经济学虽然部分是结合的关系，而更多的则是交叉而不是联结。举两个例子：第一个重要的是提供一种通用的方法，一种可用数学表达的方法，这就是莫拫斯特恩（Morgenstern）和冯· 诺意曼（von Neumann）所发明的“博弈论”。这个理论使得在与对手角逐时，有可能计算出与最大成功率最相适应的战略。在博弈论被引入经济领域后不久，该方法就在某些心理学问题上得到了试用，并证明了它对远非经济冲突的问题，例如对知觉现象的解释，也是有用的。一般说来，可以把下列事物看成斗赛中的双方，一方是心理的和甚至是物理的事件（即作为被研究对象的现象序列），另一方是企图预测这些事件，并对成功或失败的原因作出解释的观察者。

心理学与经济学的另一个趋同点来自企图根据行动的一般性学说，而不是来自计算方法和决策表。在人类行为学的名义下，某些作者（柯塔宾斯基Kotarbinski等）企图分析有效行动的一般情况。有些经济学家批评这种一般性学说，太一般化或太抽象，在经济学中无法应用。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它是一切经济分析所需要的基础。可以肯定，如果这些概念达到了必需的精确度（现在尚有争议），就会引起心理学家的极大兴趣。因为我们正是在行动中寻求着一切认识的根源，所以我对怎样能成功地经营企业特别感兴趣。

社会学：心理学与社会学的关系比与语言学和经济学的关系要贫乏得多，只有塔· 柏森（Talcott Parson）的工作是个例外。这种贫乏，肯定是由于旨在决定人们的行动和思想有多少取决于社会因素和有多少取决于人的主动精神的争论毫无结果所致。因为任何人，即使是最孤僻的从事专门研究的人员，都是社会的人；因为每个人都有并不是社会生活使之形成的神经系统及神经系统的不停地工作，所以很清楚，现实的情况是不同的层次的问题。在认识的领域中提示着一种情况，即在科学史上，我们看到一些使人印象很深的同时而又独自被发现的案例，如牛顿和莱布尼兹发现微积分、达尔文和华莱士发现通过自然选择达到的进化等等。在这些案例中，时代精神似乎作为一种共同的调节系统发挥功能，在超越社会和个人的层次上作用着。

心理学和控制论

回到可确证的假说，让我们考虑一下心理学与控制论的关系。从本质上看，控制论是一种目的控制模型理论，它一方面处理从方法到目的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处理调节调制机制及信息获得与传递的一般机制。这样，控制论便超越了简单的直接因果关系，而与一切生物和心理的过程有关。当处理有限域的调节机制的案例时，控制模型可能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当它达到自我调节时（调节的调节）或者当它处理发源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的案例时，特别是处理变动着的程序时，则变得复杂起来。需要解释的现象越是复杂，则心理学与控制论的关系就越是相互交流与相互丰富。控制论模型为多数领域提供出多数解释，而过去的思想家只知道两种已经过时的解释类型。一种是模仿物理学的，过分地单纯的还原成纯粹的机理，这样就完全消除了目的性或寻求目的的观点。另一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生机论，即德利希（Driesh）所说的圆论，或其他虚想的形而上学的实体。控制论赋予生物学或心理学以新的模型，使有可能在平衡的基础上给予解释，也即这种平衡有助于向更高层次的平衡移动，而不是回复到原出发点。另一方面，生物学与心理学往往给控制论提供事实的例子，这些例子又要求更复杂的自我调节系统的模型，以便进行模拟研究，这又给予控制论学者进一步钻研的刺激。

心理学与物理学

这一领域，粗一看来，关系是最贫乏的。本世纪的大物理学家古叶（C. E. Guye）曾深刻地认为，物理学并不是真正的一般性科学，因为它被人为地局限于只研究惰性物质，他认为完全的物理学还应该研究生命物，尤其是有思想的生命。古叶的关于生命研究的希望，自从有了生物物理学与生物化学而实现了，但至今关于思想的物理学我们仍然一无所知。

心理学家可为物理学家，实在的说是对所有的科学家，提供两种帮助。第一，我们所谓的观察，绝不是纯粹的观察，因为它无论在何时何地均包含着对必要的参照结构的解释，无论是内含的还是推论性的。例如说叙说某一物体占据着特定的位置，就需要一套空间参照，如述说一物体与另一物体相撞则需要预先设想有关于冲撞性质的思想。微观物理学指出，现象不仅依靠被观察的对象，还要依靠观察者的反应。这在一切水平上都是真的。还有，观察者越接近观察对象时，则对象似乎越是退避开去，变得更加复杂和提出新的问题。这并不是排斥在征服客体过程中的进步，而是不断接近但又永远不能完全达到终点，即数学意义上的极限。这并不是唯心论，因为客体是在被认识之前就存在着，并当被实验探测时，独立于我们之外保留着其自己的性质。这种探测并不能还原成一种“纯粹”的、对可观察物的“读出”，观察者在解释他所见到的东西时，即使是无意的，也总是有所贡献的。这也并不是康德学说中的本体，因为直觉的客体当被实验研究时，总是不停地在改变为新的现象。

第二，心理学可给其他学科贡献的是，提供一种因果解释的学说。确立一条定律并不是解释，只仅仅是把观察普遍化，而且也没有提供出在观察背后的理由。当一个特殊的定律被纳入更普遍的定律时，这仍然是真的。更普遍的定律也仍然是分类性质的，并不是理由。反之，解释包含着模型的构成并包含着研究者所利用的操作过程对模型的制作。第一种方法仅仅把这些操作应用为描述和测量的工具，这时研究者还没有超越对观察的读出，也没有达到解释。只有当操作不是单纯地被应用，而是向客体“贡献”，并在这个意义上变成了“操作者（算子）”，才使人们得以了解他们是怎样相互作用的。最清楚的例子是，当这些赋予一个有组织的现象的集时，和当它们的转化及相互作用被当作被定位和具体化到现实中的群的时候，它们才是有集的结构的。因此，晚近的微观物理学继续应用群和算子的集合，这些算子对客体是有所贡献的，并因此解释了它们的不同行为。模型是由研究者的操作（演算）所构成的，模型则又是由需要被了解的对象的中心部分的操作（演算）的结果所组成的。所以我们不再简单地描述可观察物，而是在考虑客观外在的结构中去得到解释定律的理由。我们所以能了解这些东西，要归功于逻辑- 数学结构的类比。事实上，群就是一个转化系统，而且如果我们能把它具体化到现实世界中去的话，我们就可以深入到世界的因果转换中去。

[Ann. Rev. of Psychol. 1979年30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