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早在延安时期就提出了“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的口号。本来，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把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作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一项标准。按照一般理解，从事体力劳动的就是工农群众，从事脑力劳动的就是知识分子；在科学技术事业不断发展的今天，我们已经看到这二者日益结合的趋势。当然，要真正达到这种差别的全面消灭，还需要生产条件达到极大高度的发展，还需要我们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从各个领域做许多艰巨的工作，绝不是指日可待，更不是一蹴而就的。然而我们却在一段不太短的时期内，曾经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作了片面的理解，不是认为这二者不可统一，就是认为这二者的差别很快就会消灭。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和小生产观念的束缚，至今还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形成了一种轻视知识和歧视知识分子的错误观点，甚至像用“穷过渡”的办法去消灭贫富差别一样来看待这个问题，认为不要知识就是无产阶级化了。这当然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毫无共同之处的。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共产主义学说的时候，已经对这个问题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只是因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个问题还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来不及对此作深入全面的论述罢了。列宁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对这个问题就有较多的论述。我们现在就以马克思、恩格斯在这方面的主要论点为依据，联系列宁的一系列有关论述，分如下三方面谈一谈我们学习后的体会，并以此来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一、知识与无产阶级

谁都知道，无产阶级要从“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就离不开先进思想的武装，而要获得先进思想，首先得有科学文化知识。因此知识之与无产阶级，正可以说是水和鱼的关系，无产阶级没有知识是无法顺利进行革命活动的。阶级觉悟与知识水平的提高，一般地说，总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一个工人有了文化知识，就便于懂得自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显然有助于他阶级觉悟的提高，而他阶级觉悟愈高，必然要求自己掌握更多的知识，便于他为革命和建设作出更多的贡献。如果说，改造主观世界需要提高觉悟，改造客观世界需要掌握知识，那么，二者也正是互为作用的。所谓朴素的阶级感情，并不等于高度的阶级觉悟，而阶级觉悟的提高必须有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为基础。科学文化知识和革命理论绝不是生而知之、自发产生的，而是学而知之、教而知之的。而且，“各国工人运动史表明，最先和最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是知识水平最高的工人部分。”（《列宁全集》第4卷第247页）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早在1844年2月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有一个著名论断：“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什么叫哲学？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解释，哲学是“关于事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1864年10月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进一步指出：“工人们已经具备了作为成功因素之一的人数；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4页）由此可见，知识与无产阶级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列宁对此则有更多的论述。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在《我们的大臣在想些什么？》的讲话中就指出：“没有知识，工人就无法自卫；有了知识，他们就有了力量。”（《列宁全集》第2卷第68页）到1917年列宁在谈到《怎样组织竞赛》时又指出：“工人们一分钟也不会忘记自己需要知识的力量。”（《列宁选集》第3卷第395页）十月革命一胜利，列宁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再次指出：“劳动者渴求知识，因为知识是他们获得胜利所必需的。十分之九的劳动群众已经懂得：知识是他们争取解放的武器，他们受到挫折就是因为缺少教育，现在要使大家都能真正受到教育是全靠他们自己的。”（《列宁全集》第28卷第70页）马克思和列宁都把知识看作是一种力量，同他们在其他场合所说的工人要联合和团结才有力量，都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宝贵经验总结。然而在我国有一度却只强调团结的力量，而不敢提知识的力量，甚至把马克思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始祖的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也作为反动言论来批驳。而剥削阶级以及一切野心家和阴谋家正是希望我们无知，以便于他们愚弄和控制。从实际情况看，如果只是从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出发的所谓团结，没有先进理论作引导，没有文化知识作基础，那这种团结终究是不牢靠的、没有持久力量的；也正如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所说的：“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列宁选集》第1卷第24页）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革命运动之所以最后失败，其主要原因之一，不也正由于此？所以，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长期革命战争中早指出一条经验是：“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刘少奇同志在早年从事工人运动中也得出一条经验是：“必须打倒无知。”这些都清清楚楚地说明了知识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

那么，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后，是不是因为自己有了政权而就可以忽视知识呢？答案显然是恰恰相反的。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亲眼看到无产阶级掌握了全面的政权，但是他们用大量的事实和科学的推理，论证了剥削阶级的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的必然胜利。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物化的知识力量”这个名词。他认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都是知识的物化，工人阶级在反抗资产阶级时绝不是去破坏它们，而是要去掌握它们，以便在取得政权后更好地壮大这种“力量”。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文中批评了以破坏机器为目的的“鲁德运动”的无知。马克思曾经肯定了裁缝出身的魏德林学说的长处，但又尖锐地批驳了他蔑视理论知识的错误。甚至马克思愤怒地向魏德林指出：“无知从来也不能帮助任何人！”恩格斯在《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的信中更进一步指出：“过去的资产阶级向大学要求的仅仅是律师，作为培养他们的政治活动家的最好的原料；而工人阶级的解放，除此之外还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才，因为问题在于不仅要掌管政治机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绝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丰富的知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87页）至于列宁则对无产阶级怎样取得文化知识，都作了明确的阐述。他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两年写的《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一文中指出：“我们至多有鼓动家、宣传家的本领，有在极其悲惨的建遇中锻炼出来的工厂工人或挨饿农民的本领，教导人们长期坚持下去，进行顽强斗争。这也一直挽救了我们。这是完全必需的，但这是不够的，单凭这点是不能胜利的。

为了取得完全的和彻底的胜利，还应当取得资本主义的一切宝贵东西，取得全部科学文化。”（《列宁全集》第29卷第54页）在1920年3月召开的全俄水运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又指出：“以往的革命所以失敷，就是因为工人不能保持牢固的专政，不懂得单靠专政、暴力、强制是保持不住的；唯有掌握了文明的、技术先进的、进步的资本主义的全部经验，使用一切有这种经验的人，才能保持得住。”（《列宁全集》第30卷第395页）以后，列宁又多次提到文化变革和文化革命，认为它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的一项“划时代的主要任务。”这里必须明确：列宁所说的文化革命的具体内容是指国民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对文化遗产的批判和继承，科学的高度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繁荣等，它的核心是重视知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正如列宁在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词中所说的，要使“一切技术奇迹、一切文化成果都成为全民的财产。”（《列宁全集》第26卷，第451页）回顾当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只要谁提到“知识”和“全民”，就把谁说成是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所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提出了一系列极左的口号，其内容恰恰同列宁指出的文化革命是根本对立的，鸟瞰事实也已证明其后果是使我国在科学文化建设上遭受了无法估计的损失，归根结底，也是无产阶级本身利益的浩劫。这个教训对我们来说，难道还不深刻吗？

二、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

谁也不会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知识分子。而且按照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所解释的：社会主义学说“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列宁选集》第1卷第247页）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认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是批判地继承资本主义文化而产生的。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文中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是因为他“依靠了人类李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那些知识的坚固基础”；是“借助于充分领会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列宁选集》第4卷第347页）由此可知，虽然按社会地位属于资产阶级或其他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完全可以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为无产阶级服务的。

在无产阶级执政以后，到了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知识分子可以起的作用，毫无疑义就更为突出、虽然马克思、恩格斯还来不及通过实践来论证这个问题，但列宁在十月革命一胜利，在1918年的一次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不能设想，除了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27卷第285页）他还在这次会上说：“资产阶级技术人员和专家的知识、经验和劳动都是我们需要的，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不真正掌握旧社会所创造的、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文化。”（同上第276页）同时，列宁对轻视知识和歧视知识分子的现象一再提出尖锐的批评。他在《论统一的经济计划》一文中直截了当地指出：那些“精通业务的科学技术专家要比狂妄自大的共产党员宝贵十倍”，因为这些党员只是发表完全抽象的议论。甚至他还说：“这样的共产党员在我们这里很多，我宁可拿出几十个来换一个老老实实研究本行业务和有学识的资产阶级专家。”（《列宁选集》第4卷第475~476页）列宁在《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文中又指出：“如果我们的一切领导机关，无论是共产党、苏维埃政权或工会不能像我们爱护眼珠那样爱护一切真诚工作的、精通和热爱本行业务的专家，那么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不可能取得任何重大成就。”（《列宁选集》第4卷第591页）列宁还估计到将来的发展，他在《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中说：“今后出现在全俄代表大会讲台上的，将不仅有政治和行政人员，而且有工程师和农艺师。这是最幸福的时代的开始，到那个时代政治将愈来愈少，而且不会那样长篇大论，讲话更多的将是工程师和农艺师。为了真正转向经济建设事业，必须由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首先树立这种风气。”（《列宁选集》第4卷，第397页）列宁在这里所说的“最幸福的时代”，显而易见，是指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胜利发展的时候，是指各种专业知识分子能广泛发挥实际作用的时候，也是指无产阶级自己能普遍提高文化知识水平的时候。

在这里还需特别指出，列宁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思想，始终认为知识分子是通过他所从事的专业实践来承认共产主义的（当然也包括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对于怎样帮助知识分子提高政治觉悟，列宁坚决反对行政上的发号施令和空谈议论，而是主张“要帮助他们扩大眼界，要以相当的科学成果和材料为依据。”他说：“工程师承认共产主义所经历的途径并不像过去地下宣传员和著作家所经历的那样，他们是通过自己研究的那门科学所达到的实际成果来承认共产主义的。”（《论统一的经济计划》）工程师是这样，其他知识分子也无不如此。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也离不开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才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前途和作用，从而提高其政治觉悟，坚定其为之献身奋斗的信念、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权以后，所有知识分子越是勤奋致力于他的业务实践，那么对社会主义建设必然越有利，应该说这就是他政治觉悟高的表现。我国许多者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我国正如列宁所说的在进入“真正转向经济建设事业”的时候，重温马克思、恩格斯在这方面的指导思想和列宁的有关论述，显然是具有很大现实意义的。

三、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

由于无产阶级在没有取得政权以前，不可能具有广泛接受教育的机会，因而无产阶级中往往有许多文盲或半文盲。这样，在人们心目中曾产生过一种极为荒谬的偏见，_认为没有文化知识的人就是无产阶级的成员，错误地把无知与无产连在二起。本来无产阶级之所以成为被剥削、被压迫阶级，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观点来看，是由于工人们的剩余劳动和他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所占有和剥夺去了。资本家的贪得无厌，迫使工人没有时间和条件去学习文化知识。然而客观历史的发展，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中的整个整个的阶层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知识。”“正像过去贵族中间有一部分人曾经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间也有一部分人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6页）首先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那一部分人，马克思明确指出就是认识历史运动进程的知识、分子。由此可见，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有着不可截然分割的关系。而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还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等知识分子称为“招雇的雇佣劳动者”。在《资本论》的剩余价值学说中，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论述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开来以后，并不妨碍物质产品是所有这些人的“共同劳动的产品。”“这一分离也丝毫不妨碍：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对资本的关系是雇佣劳动的关系，是在这个特定意义：上的生产工人的关系。所有这些人不仅直接从事物质财富的生产，并且用自己的劳动直接同作为资本的货币交换，因而不仅把自己的工资再生产出来，并且还直接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他们的劳动是由有酬劳动加无酬的剩余劳动组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第444页）马克思在这里把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称为特定意义上的生产工人（字下黑点依照原文），从事实看，一个为资本家造厂房、开机器的匠人或工人，和一个为资本家描图、设计的技术员或工程师，他们确实都是雇佣劳动者，仅仅是劳动的方式不尽相同。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还说：“在学校中，教师对于学校老板，可以是纯粹的雇佣劳动者，这种教育工厂在英国多得很。这些教师对学生来说虽然不是生产工人，但是对雇佣他们的老板来说却是生产工人。老板用他的资本交换教师的劳动能力，通过这个过程使自己发财。戏院、娱乐场所等等的老板也是用这种办法发财致富。在这里，演员对观众说来，是艺术家，但是对自己的企业说来，是生产工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第443页）当然，资本家会经常在工人中收买一小部分为他作特殊使用的工贼和打手，同样他在知识分子中也可以收买一部分为他作御用的谋士和吹鼓手，其手段和目的也是相似的。由此更可说明，工人和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遭遇和命运是有共同之处的。恩格斯曾经满怀热情地希望知识分子和工人结合起来，他早在1845年写的《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发展》中表示：“如果我们有哲学家和我们一起思考，有工人和我们一起为我们的事业奋斗，那么世界上还有什么力量能阻挡我们前进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95页）他在《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的信中还说：“希望你们的努力将使大学生们愈益意识到，正是应该从他们的行列中产生出这样一种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87页）列宁也早在1900年写的《“哈尔科夫的五月”小册子序言》中指出：“我们首先而且主要应当关心的不是划分知识分子同工人之间的人为的界限，也不是建立‘纯粹工人’的组织，而是把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列宁全集》第4卷第320页）列宁还要求我们，不要把职业的差别同阶级差别混淆起来，把生活方式的差别同各阶级在整个社会生产制度中的不同地位混淆起来。即使列宁在1904年写的《进一步，退两步》一文中分析了某些知识分子的缺点，但仍然明确指出：“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是没有什么对抗的。”（《列宁全集》第7卷第316页）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更加强调要用同志式的合作来对待知识分子。他在《俄共（布）党纲草案》中明确地写上了“必须使资产阶级专家同觉悟的共产党员所领导的普通工人群众手携手的同志般的共同劳动，从而促使被资本主义分开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者互相了解和接近。”（《列宁全集》第29卷第111页）虽然列宁也提出，要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改造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培养的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但列宁所说的“改造”是同志式的、平等的善意的、耐心的帮助。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曾指出：“我们不用资本主义所培养的人才，就不能建设也无从建设共产主义，因为我们不能赶走和消灭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但是我们应当战胜他们，改造他们，重新陶冶和重新教育他们，——正像应当在长期斗争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重新教育无产者自己一样。”（《列宁全集》第31卷第95页）列宁所设想的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内创造一种“同志合作的气氛”来包围这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并“使他们有比资本主义制度下更好的工作条件。”（《列宁全集》第29卷第153页）也就是说，无产阶级要用重视文化知识、尽量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等方法来把原来社会地位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吸引到自己的身边，同时也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列宁还多次指出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毕竟不等于就是资产阶级，何况“由于资本主义逐渐剥夺了他们的独立地位，把他们变成寄人篱下的雇佣者。”（《列宁全集》第4卷第179页）非常可惜的是，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一方面要花主要精力去对付为期两年零四个月的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另一方面又因在1922年后健康状况恶化，1924年初即去世，因而他所论述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培养出来的，而没有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培养的知识分子，多作论述。但是，正如上述，他对这个问题的指导思想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还是十分清楚的。现在我们正面临着这个问题，很难设想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反而要把一批早已转而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再推到资产阶级那边去，甚至把社会主义制度下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也作为异己力量来看待，那岂止是逻辑混乱，而且一定会给无产阶级本身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害。

重温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这些论述，将有助于我们在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的思想认识，上来一个正本清源。去年我国颁布的新宪法已经确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三支基本力量。同时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并不是阶级的差别，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体，就包括了广大的知识分子在内。这一规定是既符合我国实际情况，又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也可以说，这是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的结果。我们现在还需要进一步从理论上真正弄懂弄通这个问题，真正从思想上解决以往的种种偏见和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