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人类自从有了农业以来，一直在控制植物和动物的遗传特征。人类基因的控制是间接的，它出现在广泛使用公共卫生和医学措施的情况下，但这种情况却把基因引起的疾病保持下来了。用DNA技术生产生物制品的活动引起的伦理学问题很少。在预兆医学中，遗传标志物（包括DNA变体）被用于作产前和临床前诊断遗传性疾病及易感性。医学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如个人隐私、私人与社会目标的关系、自决权等。当用正常的DNA处理患有血红蛋白疾病和其他遗传病病人的体细胞时，除了任何新颖理论所提出的那些问题以外，再没有提出什么新的伦理学问题。与此相反，控制人类受精卵中的DNA就要在质上偏离早先的治疗方法，因为这样做将会影响今后几代人。为了能对这些问题作出明智的决定，必须让公众对此有充分的了解。因此，必须在所有的水平上改进正规的和非正规的人类生物学和遗传学教育。

分子遗传学的快速发展，特别是重组DNA技术的引进，一般说来在科学家、医生和公众中都引起了很大兴趣。人们认识到科学家不仅有可能控制低等生物的遗传特征，而且有可能控制我们人类自己的遗传特征，这种认识已导致人们做了大量人的调查。有些观察家强调说，人类正处在不像从前所面临过的任何革新的新能力的门槛上。

那么我们究竟站在何处呢？科学家和医生必须很好了解遗传控制的现状，以便向公众介绍这些科学的真实情况。这一学科的发展是很快的，如果人们对此知识知道得不完整，对其各种论点缺乏了解，时时导致作出一些无根据的易动感情的反应，有些时候还会导致作出鲁莽的决定，想阻拦这些研究活动的进展。

过去的遗传控制

遗传控制并不是一种新的发展成果。几千年来，人类在尝试用影响其他物种遗传特征的方法来控制自己的环境。野生动植物的驯化就是遗传控制的一个实例，其目的在于生产出更多和更好的食品。还有些这方面的实例，如提高家禽的蛋产量和家畜的奶产量。对狗的驯化还表明，甚至连行为也可用遗传学方法加以控制。猎狗、牧狗和警犬只是许许多多狗种中的几种而已，这许多狗种都是人们为了得到某些特殊行为特征而有目的地育种产生的，育种也是遗传控制的一种形式。

在我们人类自己身上，很少实践过用设计的方法进行遗传控制。但是，没有计划的智力遗传选择大概是经常出现的。婚姻配偶彼此在智力上是很相似的（至少是像智商测验表明的那样），因为男女往往因智力相近而结合。虽然遗传特征对智商智力的精确作用尚不清楚，但大多数见多识广的观察家承认，基因对智商有作用。因此，父母聪明，其儿女中观察到的平均智商水平就高一些，这是一个基于社会习惯进行遗传选择的实例。这样一种断言并没有否认在这些情况下依然存在一个环境起作用的重要因素。但是，即使遗传对智力的作用比较小，智商的相近匹配预料会把高智商基因集中在天赋高的夫妇的儿女中。

最近，加利福尼亚的一名百万富翁提出用设计的方法养育高智力的人。他曾打算用诺贝尔科学奖金获得者的精液给自愿妇女进行人工授精。从统计的观点看，人们将预期这样一种方法产生的后代应该比普通的子女要聪明些。人们不能对未来的成就作出其他预言。据推测，这些小规模的私人自愿的事业几乎不会引起什么社会问题，对人类基因库也根本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但是，政府出面控制人类繁育的尝试必须谨慎地加以估量，因为这样的努力将会干扰公民的自由和民主的观念。德国纳粹政府曾经尝试建立雅利安人男女生殖中心，它的思想基础是伪科学的种族意识标准、不尊重个人权利和人的尊严，这种尝试是非常坏的。

人类基因的间接控制

医学治疗和一些公共卫生措施间接地影响着人类基因库，它们仍然保存下本来要消除掉的有害基因。因此，成功地治疗某些遗传性疾病，例如糖尿症、血友病、免疫性映陷、某些类型的先天性心脏病及其他疾病，将使带有缺陷基因的病人能生小孩。有些生物学家和遗传学家告诫说，这些做法会有“劣生学”效应，他们担心人类基因库会严重沾染上有害的基因，其结果是有可能使未来社会有必要在处理这种遗传性疾病上花费较大的开支。

虽然在这种争论中有某种形式上的优点，但有一点却是很重要的，这就是要把人类与其他生物区别开来。人有独特的大脑，这使人类有了“文化遗传特征”，在思想传播迅速的情况下，这种遗传特征有利于我们适应种种环境。从严格的生物学观点看，人类必须穿衣服是一种有害的素质，因为我们失去了保护我们自己不受自然环境影响的多毛的基因。人脑的发达使我们的祖先想出了必要的保护办法，先是用动物皮制作衣服，后是用农业产品制作衣服，最近又发展到用合成纤维制作衣服。制作衣服和穿衣服是除最远古人类社会外人类文化的一个宝贵部分，因而在人类历史上又不能不看作是一种有害的素质。

那么戴眼镜呢？在发达国家里，由于遗传决定的近视或其他折射误差的缘故而佩戴眼镜并不是特别有寄的，当然在有限的职业环境下这是不利的。近视眼的出现率较高和必需配戴眼镜的现象、表示在文明开化的人中失去了一种适应性的生物学素质。可是，在不存在将会使人类退化到狩猎和采集野果为生的核爆炸大破坏的情况下，近视是一种能够完全为现代社会所承受的素质。的确，近视和其他折视毛病的存在开创了一种眼科医生、光学眼镜制造者和光学眼镜架制造者的工业。与此相类似，在遥远的将来，人有可能需要种种遗传虚弱病症的注射剂和药丸。这种发展前景，现在被我们看作是一种不健康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子孙可能把这种事态看作是“正常”的事，就像我们今关看待穿衣和戴眼镜一样。因此，把人类一些遗传素质说成是有益的或者是有害的，完全取决于这种或这些素质起作用的环境如何。

“新的”遗传学

人们终于认识到，DNA是小至病毒和大至人类的生物体内的遗传物质。地球上生命的基础是单一性的，都是以DNA遗传密码建立的。人们已经很好地编出这种遗传密码的“字典”。人类血红蛋白对于显示DNA突变对基因功能的影响是有用的。对各种基因的研究表明，DNA的编码序列（外在子）被具有迄今未知其功能的介入序列（内在子）所中断。在由DNA组成的基因转录体可按照DNA规定的遗传详细条件被译成蛋白质前、这些内在子就必须绞接起来。影响编码序列和绞接机制的变异可能引起遗传性疾病。

人们发现了一些限制酶，它们在特定碱基序列上能切割DNA，这是一项重大进展。已被发现的不同限制酶有许多、它们各自在特定的不同部位分割DNA。由某一给定限制海分割的DNA能够与任何其他被同一酶切割的DNA分子相结合。因此，来源不同的DNA分子就可能连接结合起来产生出所谓的“重组DNA”，它的组成是不同物种的DNA部分，这样一来就能越过物种屏障。

测定DNA分子组成碱基序列所必需的技术已经得到快速发展。其他方法论上的进展已使人们有可能用很少量的物质定出蛋白质中氨基酸的序列。已经存在能合成部分基因甚或整个基因的“基因机器”。这样合成出来的部分基因可被用作分离生物学上有意义的基因的探针。

那么这种新生物学的用途何在，它们又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用DNA技术生产酶和蛋白质

有些人类基因专门指今合成生物学上重要的物质，人们可以把这些基因插进微生物/例如大肠杆菌的DNA里，人类的DNA在里面被一体化的。如此引进的少量遗传物质可以通过在培养液中增长这些“工程化”微生物的方法来扩大。由这些受操纵的人类基因制造出来的基因产品可被收集起来。人们已经用这种方法生产出人的胰岛素，并已把它安全地用于治疗糖尿病。如像人类生长激素和干扰素这样一些其他的多肽类物质也正在生产中。

有些什么伦理学问题呢？

一开始人们就忧虑过，遗传控制大肠杆菌是否可能导致产生出有可能引起大量流行病的致病菌菌种。同样人们也担忧，遗传控制某些人类细胞系统是否有可能引起癌症的蔓延。科学家曾与公众一起有过这些忧虑并发出过许多警告。但是事实很快就表明，在微生物间的遗传交换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是在进化过程中始终存在的。此外事实还证明，遗传工程师产生的大肠杆菌菌系是很衰弱的，它们在生长快速的大肠杆菌中根本没有什么危险。过去几年内所做的其他实验表明，这种新的DNA技术根本没有什么异常的危险。因此人们起初对遗传控制的忧虑开始消失了，但是有一点还是很重要的，这就是要了解这些相当遥远的潜在危险首先是由备受尊敬的科学家们提出的。

当人们最先讨论重组DNA的潜在危险时，分子生物学家并没有充分请教那些对极易使人类致死的微生物富有经验的医学微生物学家，他们不习惯于微生物沾染。医学微生物学家不大可能提出这类由分子生物学家提出的担忧。同样，在讨论重组DNA安全性的早期阶段时，也没有充分请教癌病流行病学家。大多数观察家同意这样的观点，科学家不应该在没有充分事实根据的情况下作出影响公众情绪的重要判断。DNA安全性的争论由于涉及到“生命的要素”曾使许多人感到惊恐，但它也激起了公众对此的兴趣，因而他们变得见识更广了。

在医药工业方面面临的一个伦理学问题，是它们对制造有巨大潜在市场的产品有兴趣，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治疗稀有疾病的药物或生物制品不大可能被人们研制，而对如像癌症和高血压这样一些普通疾病有作用并将会有广泛销路的那些制剂则可能被人们研制。从对抗流行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热带疾病疫苗所得到的利润，很可能比从发达国家广泛销售的产品所得到的利润少得多。发展中国家不可能担负得起昂贵生物制品的费用。

遗传技术在诊断遗传疾病中的应用

新的DNA技术表明，影响非编码区的DNA序列和介入序列（内在子）通常是因人而异的。其中任一种的DNA变体没有已知的对生物体表达表现型的功能后果，但它们影响着由一给定限制酶规定的DNA片段的长度。这些变体是孟德尔分离作用遗传下来的，而且可以追踪到整个家族。它们的实验测定并不特别困难。如果这样一种DNA变体位于某一缺陷基因附近，而且该缺陷基因不可能直接进行检验，则该DNA变体就可用作推断存在引起疾病的这个连接基因的标示物。有人做过计算，随机分布在人类23对染色体上的这类DNA标示物有150到300种，如果使这些标示物显形，就会在各个染色体上产生足够数目的特殊福志，使我们能够检测任何产生疾病的基因。用DNA标示物进行诊断通常需要研究父母和其他受了影响和未受影响的家族成员。有了这种资料，人们就有可能使用常规遗传谱系分析的原理来确定DNA标示物与该疾病基因的关系。在少数情况下，例如在镰形血球贫血症中，该DNA的特定变异是已经知道的，一些在该突变部位识别反常DNA序列的限制酶可以用来直接证明这种突变，不用再进行家族研究。出现在其他一些血红蛋白症中的基因缺失也可以在不作家族研究的情况下直接用适宜的探针加以识别。

因此，借助DNA技术中的这些创新和生化遗传学方面的进展来检测人的易感性以及早期诊断各种现在直到临床表现出来才能检测到的遗传性疾病，也许是有可能的。有些血红蛋白疾病现在已经能在胎儿期用羊膜穿刺术吸出的羊水细胞进行诊断。父母可以选择流产那些患有遗传性疾病的胎儿，因而就有可能避免出生一个患病的儿童。虽然这种主张得到许多夫妇的支持，但对另一些人来讲却由于宗教信仰或其他原因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

如果有一种预兆化验法可供使用，那么是否就应该把它用来检测所有可能受某种遗传疾病影响的家族成员呢？例如，有可能研究出一种检测处于亨丁顿氏舞蹈病危险个人的适宜化验法。这种神经病直至中期才会明显表现出来。如果可以得到一种化验法，人们就有可能让一对患病父母的一半孩子得到保障，让它们决不受到此病的影响。在这些情况下我总的原则是，如果这种化验可以防止或治疗这种疾病的话，应该极力主张病人接受化验。在有些情况下，阳性化验仅仅提供知识，而无进一步的医疗安排或生育安排的选择方案，那么坚持化验可能就不那么适宜了。但是，有些医学遗传学家认为，如果可以得到一种可靠的化验法，就应当把它用来鉴定正处在这种疾病不断扩展危险中的一个宗族的所有成员。因此，先天注定在后一时期必然患病的个人可以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并作出适当的生育决定，而那些将无此疾病的个人就可继续自己的生活，不必再有过分的忧虑。按理讲，这样一种途径是很有意义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想懂得这一点。

如果一种不治后显之症的化验看来很有希望，则临床研究者和患病家族就有可能面临一种困境。另外如果这样一种疾病的预防管理变为切实可行，那么就需要对那些以后可能患病的人进行调查研究。

当引进遗传筛分研究这种有镰形红细胞素质时，在美国曾经“标记”过个人，把他们当作遗传疾病携带者。有些绝不会发生任何临床问题的携带者被公众或者甚至被医生看作是中度患病的，他们不知道携带者的镰形血红蛋白水平是无害的，如果某种已知遗传素质时但并非始终具有不希望有的后果，那么“标记”的做法就可能是特别重大的事。当为了追踪性染色体畸变如XYY的发育和生理后果而发起对新生儿进行研究时，曾经发生过言辞刻薄的讨论。

由于遗传原因有可能实行职业限制。有些个人由于遗传下来的酶变异可能对特定化学品的毒性损害有较高的感受危险。已有人对工业中的遗传化验作了讨论。工会批评在工业中引进这样的化验，因为资方可能利用这样的化验作为不去清除不卫生工业条件的一种借口。拒绝接纳一些工人比为每个人提供卫生的工作条件来得便宜。在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中，如果人们确实知道了他带有过早侵袭心脏的高度危险的家族高胆固醇血症的基因，那么人们就会拒不理会工会执委会的宣传。人们能否责备某个采取这样行动的工业公司呢？知道自己带有这样一种基因的个人是否· 权对雇主隐瞒这样的资料呢？

预兆医学也就是及早检测处于某种特殊疾病危险的个人，由于DNA和遗传标示物技术的这些新研究成果，将愈加成为可能的事。因为公众社会团体在许多国家的卫生系统中担负着比较直接的作用，所以保密性可能要受影响，而且遗传资料可能会被社会和卫生的计划者用来给个人分派他们在社会中的合适位置。只要这样的知识仅仅涉及到影响身体健康可变因素的基因，而且只要化验仍然是自愿的，社会就有可能能够妥善处理。但是，当我们对个性和精神素质的遗传学认识得更多时，就有可能出现新的问题。现在，在人类行为遗传学方面只有很少准确无误的遗传资料，而且在可见的将来也没什么办法可以提供这方面的知识。但是，最近有人主张通过唤起人的听觉或视觉反应就能预测其认识能力（即向某个人施加听觉或视觉刺激并测量一些大脑波反应），这暗示在这方面的进展可能很快带来新的问题。

基因治疗

用某种缺陷基因的正常配对物来取代它，如果这样做是可能的话，也只能用于单基因疾病。在这种疾病中，单个主要基因的功能反常是疾病的主要起因。这些疾病虽然为数很多，但就单个来讲又十分稀少。但应强调指出，让基因治疗得到实际应用的技术问题尚未解决。基因治疗或基因控制在复杂的素质方面大概是不能实现的，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参与表现型确定的有许多基因。因此，对于如像皮肤颜色、头发形状、个性或智力这样的素质不大可能能进行遗传控制。但是，如果对这些素质起主要作用的是一种或数种主要基因，那么在理论上讲用遗传的方法控制它们就有可能是切实可行的。

用来更换缺陷基因的程序可能如下所述。首先分离出用于基因治疗的正常基因。在小部分患病组织如骨髓细胞从病人身上取出之后，再将正常基因引进含有缺陷基因的病人细胞里。借助种种技术，诱发患病骨髓细胞的核吸收正常基因。然后再把这种遗传控制细胞引进病人的身体。先决条件是这些受控细胞要具有胜过遗传缺陷细胞之处，后者最终将被取而代之，从而达到治愈病人的目的。但在任何这样的治疗可能成功之前，有几个条件必须满足。移植基因必须被反常功能细胞吸收并溶进它的核里，它在此核里应该保留下来并能起正常的功能作用。引进基因的表达必须受到调控，产生出适宜量的基因产物。这种工程化细胞以及整个机体也应该不受此程序的损害。

更换基因的这一方案是一种体细胞治疗的新途径，因为这种程序将不影响病人卵巢或睾丸的生殖细胞，而只影响受到控制的那些体细胞。其细胞受到这种方式操纵的病人，性腺中将仍然携带异常的基因。如果他们能够生育的话，他们将把这种缺陷基因按孟德尔定律遗传给他们的后代。

由此看来，这种类型的基因治疗在概念上与医学上的试图改善病人健康状况的任何其它治疗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仅有的差别的是，它不是用生物制品、药物或外科手术治病，而是用DNA作为治疗方式。指出这一类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些批评家声称，基因治疗是医学治疗的一个革命性起点。实际上，患病组织的基因治疗与其他任何治疗完全一样。人们根本没有企图使生殖器官的基因发生变化。

基因治疗的情况如何呢？

人们了解得最好的人类身上的遗传系统是血红蛋白复合体，而且最普通的单基因遗传失调就会影响血红蛋白的结构和功能。镰形红细胞贫血和各种不同的地中海贫血病（Fhalassemia）引起严重的贫血。现在在实验室里生产正常或异常的人血红蛋白基因在技术上已是切实可行的。既然血红蛋白是由某些骨髓细胞生产的，（而骨髓细胞可以用例行方式吸出），以DNA形式存在的被分离出来的正常血红蛋白基因就可以加进病人异常的生红细胞性骨髓细胞。在正常的血红蛋白DNA被吸收之后，这种受控骨髓细胞就可以送回到病人身上，预料它们会在病人身上增长并生产出正常的血红蛋白。因而这有可能产生一个DNA治疗治愈过程或至少一个部分治愈过程。

这种治疗方式与其他新老血红蛋白病治疗法相比较在概念上有什么不同吗？

输入红血球细胞治疗贫血病是一种公认的治疗形式。从历史上讲，输血是医学上第一种成功的移植术，反对输血的伦理学争论也很少。一种新型式的实验治疗法是骨髓移植，当骨髓中产生血红蛋白的细胞有缺陷时，了个健康血亲亲属的适当类型组织的骨髓（以便尽量减小细胞排斥）就可以植入患有血红蛋白病的病人。人们希望这些植入的细胞将会正常增生并且合成出病人不能正常制造的血红蛋白。以这种方法至少已经成功地治疗了一个地中海贫血的病例。

除了那些适用于所有人类治疗实验争论之外，并没有出现什么反对骨髓植入的特殊伦理学争论。合乎逻辑的下一步就是利用分离出来的正常血红蛋白基因而不是用整个移植体细胞来改善病人骨髓细胞的异常功能，应该说在概念上它与骨髓移植是没有区别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基因治疗是自然的治疗发展、它是人们对疾病机制日益加深认识的必然结果。因此，只要我们反复说明这种治疗的性质根本没有背离早先的医学治疗，公众对基因治疗表现出的不安情绪是可以减轻的。我们可以把基因治疗看作是一种“人种改良运动”的形式而不是一种“人种改良运动”的实践。可能被改变的是人的表现型而不是基因型。

虽然DNA用于这样一种预定治疗并没有引起新的伦理学问题，但仍提出了许多问题，就像其他类型的革新式治疗所出现的情况。首先，为了拟出详细做法并确保提出的这种治疗方法的安全性而需要作广泛的动物实验。某种疾病的严重程度是决定什么时候引进一种新治疗法的一个重要依据。如果病人病情并不严重，人们往往对开创一种可能具有未预料到副作用的全新治疗法犹豫不决。但在病情要威胁病人的情况下，人们就有可能不那么犹豫地采用新的治疗法，特别是在病人已到晚期，而又没有其他办法可供使用的情况下更是这样。例如，对于晚期恶性肿瘤的病人来讲，一种以合理原理为基础的新治疗法可能是可以被人们接受的，尽管这种新疗法尚未在动物身上拟出其全部详细做法。

什么时间引进一种新的治疗方式合适取决于许多因素。有着不同医学和科学背景的观察家对此可能有着不同的观点。在意大利和以色列曾用DNA治疗法治疗了两个患有严重地中海贫血症的病人，最近对此的争论可以作为例证。许多科学家认为，这些尝试因缺乏充分的动物实验显得有些为时过早。尝试作这种治疗的是位美国的研究者、他是位在医学上有资格的科学家。他坚持认为，这些病人患有威胁生命的疾病，没有什么可供选择的有效治疗法可供使用。美国一个人类实验委员会当时正考虑这种预定治疗法是否合时宜，长期拖延对此作出决定，致使这件事被搞乱了。这位研究者因违反有关管理条例而失去了全国卫生委员会的补贴支持。显然，这些病人既没有得到这种方法的帮助也没有受到损害，但还没有发表一份详尽的报告。这一案例引起社会公众的高度注视，因为这种尝试是第一次将基因治疗用在人身上。

过去的医学先驱者，例如琴纳和巴斯德，是在没有今天我们要求的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在单个人体身上完成各自对天花和狂犬病预防研究的。他们获得了成功，并建立了消灭危险和致命疾病的以及拯救许多生命的免疫方法。现在回顾起来，我们非常尊敬他们的成就。但在当时谁也不敢有把握地说，第一个种牛痘的人不会受到严重的副作用或者甚至会染上那种本来想预防的致命疾病。现在对人体实验的态度与我们尊重人身自由和人尊严的做法比较协调一致。但人们也承认这样一点，现在要由伦理委员会批准人们提出的在人体进行的实验治疗，它有可能过分谨慎或者过于保守，而且还有可能推迟或阻止引进具有重大潜在影响的创新治疗法。既然过去有些医学实验者滥用病人，现在我们设立保护病人的系统无疑是必要的。但我们希望，这一系统不要阻止在预防或治疗人类疾病方面有创新精神新途径的实现。

受精卵的遗传控制

有些最近取得的技术研究成果也许可以用来进行生殖细胞的遗传控制。在几个实验中，分离好的基因是在受精后立即引进老鼠的卵子里的，雄性遗传在这时的贡献仍然是以一种有特色的副核形式存在。当兔子或人的血红蛋白或某种不同品种的某些其它蛋白的编码DNA被注入这一雄性老鼠副核之后，这一外来DNA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在由这些受控副核和卵核结合发育而成的老鼠后代身上检测到。有些老鼠实际上合成由移植进品种的DNA编码的蛋白质。在这些情况下，这种转移DNA在一些在受精卵遗传控制后发生变异了的细胞内起着活跃的作用。此外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外来基因已经并进了生殖细胞，因为在下一代的后代的身上还可以检测得在转移基因的指令下合成出来的特殊蛋白，而且这种蛋白还再次留传给第三代。结合外来DNA的效率还很低，依然需要有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还必须找到把基因对准适宜染色体目标的途径。可靠的“时间特效”表达很可能取决于正确的一体化结合。虽然还有许多事要做，但这些实验表明：受精卵的遗传控制显然是有可能的。

现在，生殖细胞遗传控制的技术被一些研究者所采用，他们试图用来解决基因是如何“开动”和“关闭”的问题。这些技术可能会在农业上得到实际应用，因为有商业价值，例如更快的生长和更高的奶产量，有可能通过遗传控制受精卵的方法引进动物的种系。但是，大多数家畜的宝贵素质是多基因的，所以常规的育种技术也会有相同的最后效果，如果像生长激素或催乳激素的那些基因分别对正常生长和奶产量有着重大的影响，那么也许人们就有可能通过向受精卵注入适宜的基因而不是用通常的育种技术来取得所希望的结果。人们很难设想在人类身上应用这样的技术，因为人卵的遗传控制首先需要具备卵子和精子副核的基因型知识。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生殖细胞的这种遗传定型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动物身上的研究增加了未来人类进行遗传控制的可能性。与早先讨论的用DNA进行身体治疗不同，使用这样的技术由于会影响未来几代人，显然在质上背离了其他治疗法。因此，在这些技术有朝一日用于人类之前，有必要采取广泛的保护措施和进行公众讨论。

生殖工程的其他形式

通过物理化学或免疫分离带有X或Y染色体的精子来进行性别选择，虽然已经讨论多年，但迄今尚未实现。当这样的技术变为成功之日，起初它们将被用于动物育种中的性别选择。运用到人类身上也可能是比较简单的，这样一来是否会造成人口性别比例失调，人们一直在讨论这种可能性。

人类体外试管授精已经实现过几次，但在技术上这是很困难的事。当这种方法首先被采用时，人们对这项技术是否可能被滥用做过许多讨论、因为任何精子和任何卵子都有可能被用来进行授精。人们担心，有些妇女可能作为寄宿母亲受雇来孕育其他夫妇的胎儿，也就是说她们将给别人提供“付租金的子宫”。我认为广泛的滥用是不大可能的，而这种方法却能使不育夫妇有他们自己的孩子。

过去对“无性繁殖”做过广泛讨论，而且在前些时间曾在青蛙身上实现过。在这种方法中，体细胞的核被植入去核的卵里，从而能精确复制取得植入核的单体的基因。最近的研究成果暗示；一种类似的方法可能被用来进行青蛙的无性繁殖，其植入核是胚胎老鼠细胞的。即使用成年细胞核无性繁殖入有朝一日成为可能，这种方法也不大可能会被广泛使用。

结论

大多数社会团体一致同意，背离现行医学方式或引进全新生殖方法的医学实践需要公众的讨论。科学家在他们使用这些革新方法之前应对公众负责说明。要能对这些问题作出明智而有见识的决定，人们必须对人类生物学包括遗传学有所了解。

这场以DNA为基础的生物学革命对我们说来还只是一代人的时光，而用基因拼接进行遗传控制还是不到十年前发展起来的。无论是科学家或公众一般都未注意这些研究成果的强烈影响。当更多人了解了DNA和人类遗传学时，肯定会出现更多的问题。尽管如此，开明民主社会中见识广博的人应该促进这种新的DNA技术得到应用，当然应用的方式应是负责任的，这种应用方式应将导致所有的人们更加健康和更加幸福。

[Science，198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