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结构的概念有着漫长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二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时代。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遗传相似性的基础不在实体的共同性，而在于组织起来的方式：要素联合起来形成组织的方式，这些组织的形式构成有机体（亚里士多德，1912年译）。遗传下来的，显然是结构而不是构建的材料。他认为这种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把形式看作是功能的衍生物，功能就是目的（telos），或者形式因。

在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若干世纪中，一些生物学家开始把功能看作是形式的产物。十九世纪初，在歌德的影响下，出现了一种生物系统的解剖观点。除了1826年G · 居维叶的重要工作之外，在这些不同的研究中，最重要的是有机体的静态躯体图案。当时有一种普遍信念，认为存在着一种适用于一切有机体的共同躯体图案。

1859年后的达尔文进化论的优势，并没有改变系统的这种解剖观点。进化的观点，确实是要把有机体的分类工作引向种系发生，但兴趣集中在家族树方面，而不是集中于种系发生的基础方面。

一个世纪后，生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应运而生了。正如十九世纪初G · 居维叶所强调的，这是对生物有机体的机能方面的重要性的一种根本确认。按照这种观点，有机体是器官的独一无二的结合：这种统一实质上是机能的统一。

现在，我们已看到了一种修饰的古代的亚里士多德观点的复萌。在有机界，整体决定着部分的思想，正在越益被承认。因此，有机体是协调的整体的概念，已开始在生物学中获得了中心地位。这个现代概念一直被称为“整体论”；在这里，“结构主义”一词是在等价的意义上被使用的。结构主义的新颖学说有两个基本思想。第一，最好是从整体的组织或形式的观点来理解一个系统，而不是从它的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来理解一个系统。第二，系统的结构总有一种超出其部分的特点的特性。因此，系统不能从其部分中推论出来。在整体形成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种新颖的因素。

但是，结构主义的兴起并不是一种限于生物学的特别趋势。因为在十九世纪初的语言学理论发展中，语言的本质在于它的特征结构的这种观点，就已经出现了。这种理论在1836年的W · 冯 · 汉鲍尔德的著作里有很好的论述。按照汉鲍尔德的观点，语言不仅仅是词的集合。语言组成一种固有的整体，或它自己的一种独特的结构。正是这种独特结构，决定并赋予每个语言要素以生命。

的确，结构主义的这种趋势，在最近的一些语言学著作中显得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N · 乔姆斯基及其学派的追随者的著作中（乔姆斯基，1957，1964；伦南伯格，1964）。

按照这些著作的观点，不同的语言尽管在它们的表层结构上有很大的差别，但它们都有一定的规则和变化的共同深层结构。乔姆斯基学派研究的主要目标，同揭示深层结构和把它转变为各种语言的表层结构的“生成语法”有关。

当然，结构主义的重要性不限于生物学和语言学。结构主义倾向在其他许多学科，包括像人类学（莱维-斯特劳斯，1955）、经济学（库兹尼茨，1968；罗斯托，1971）、心理学（奥尔波特，1954）、文艺批评（雅科布森，1960）这样一些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以及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表现得同样明显。结晶学方面就是一个恰切的例子。十七、十八世纪的数学物理学，对物质的这种结构特性很少注意研究。后来，十九世纪的冶金学著作第一次开始研究结构和无机体的特性之间的关系。随着二十世纪固态物理学的出现，这种结构本身才具有头等重要意义。

综括上述趋势，我们觉得结构主义在广阔、不同的学科中的突现，绝不是偶然的。结构的概念，按其本性说，超出了系统的特殊内容。结构主义的越益被接受，多半是因为，结构主义既是导致跨具体学科知识的不断混合的原因，又是导致这种知识不断混合的结果。现在，结构主义仍保持着它的地位，它开阔了科学最终统一的前景。

本文试图澄清结构概念的性质和意义。如前所述，历史上结构概念的一个重要起源，就在于企图发展一种自组织系统的理论。自从那时以来，尽管科学有了巨大长进，尽管结构主义在其它学科得到广泛的承认，但是，结构的概念，可能仍然是今天最值得研究的地方。下面，我将进一步阐述这个主题。

自组织化中的结构起源

这篇文章的基本主题是：一个系统的结构不只是它的部分的空间排列。部分间的空间连接对于理解被考虑的系统的行为是靠不住的。关于这点有许多例子。二块毗连的电子器件可以用一块绝缘体紧紧地互贴在一起，但在功能上是独立的。脊髓中的二种反射机理可以密切互相交织，但是功能上是自主的。这些例子的意义是清楚的：一个系统不能单从它的外部形式来理解。

在研究语言时也经常碰到同样的问题（萨皮，1921）。汉语表面上看似乎是没有一定形式的。汉语和拉丁语不同，没有“外部形式”，因为它没有纯形式的元素。然而，汉语确具有一种独特的“内部形式”，这点可以从它的对主语和宾语之间的关系的明显的敏感性得到证明。但在马来亚语这样的其它语言中，纯关系必须是根据上下文关系推论出来的。并不是说这些语言缺乏结构，相反地，结构常常是隐藏在表面之下。因此，考虑内部形式或特征形式对系统的理解是必不可少的。

人们发现更常见的是，不同的结构同样地能获得相同的功能，这种例子俯拾皆是。通过改变透镜的曲率，人能把光图像集中在视网膜上。在章鱼身上，通过改变透镜同视网膜的距离，而透镜的曲率保持不变，也能获得同样的结果。脊髓动物骨骼的主要功能是通“内骨架”完成的；节肢动物的主要功能则是通过几丁质的“外骨架”实现的。含义很明显：一系统的相应模型就是功能的一种结构。

但是，结构的这种功能观点不是十分充分的。每一位神经病学家都知道，在诊断暴力行为时，适当的概念是一种侵犯——一种形式- 结构概念，而不是说破坏行为——一种功能概念。

总之，下面两种主张值得注意。第一，甚至结构概念的最初步考虑足以表明，“结构的结构”是个适当的概念。因此，对许多学科中涌现出来的结构主义概念建立一个总的跨学科的结构，应当说是可取的。

第二，看来，最好把结构概念看作是内生的，对结构，我们必须从内部而不是单从外部来寻找它的组织的线索。这种观点在科学探索的许多不同领域，正以含蓄的方式日益被接受。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我们的注意焦点已经从外部形式的概念转向系统的内部协调。而且，一般都同意，如果不了解引起结构的过程，那么，我们对结构的理解就是不完备的。

结构中的自组织化起源

控制论的早期著作，对自调节系统最好描绘成适应系统的这种见解，提供了大量证据。阿希贝在他的有关控制论的著名论文中，提出了“不可缺少的变异的规律”，说一个系统为要达到抵抗干扰的目的，它的变异至少不亚于在它的环境中的变异。按照它的逻辑结论引申，这个论点暗示：一个自组织化系统是它的环境的一个模型。

控制论的最近研究已导致另一种范式的出现，这种范式强调历史的作用，强调系统的结构决定它的调节能力。准确地说，调节的成功是各种因素的作用，包括系统的内部专门化程度及其包括环境的范围。但是，变化的重要性是暂时的。从长远看，重要的是系统的结构。这种新范式的本质用“必要的结构律”可以得到最好的表达：长期调节的成功主要取决于系统把变异转变成结构的能力。因为一个系统能自组织化，它必须能在差异中创造同一。下面的例子有助于说明这一点。

神经生理学对我们的基本假设提供了进一步的说明。几年来，人们为了测定人脑的不同切除部位对受试者行为的影响，做了一系列的实验。在许多例子中，尽管部分切除术的脑可有各种各样的遗留，但是它改变了系统结构，就是说，改变了神经机能电路的完整性。不管怎样，结果我们发现，受试者显现出刺激-约束（被动地随刺激发生反应——译注），（阿比布，1969）：他只能对现实的刺激发生反应，他讲话的连贯性大大地受到了损失。确实，尽管大脑有明显的等功特性，但其结构的任何变动终将伴随行为的损失。

在语言学方面，我们发现一种基本类似的现象在起作用。正像T，S · 埃利奥特（1948）—次指出的，诗不仅应该有助于精炼时代的语言，而且还应该有助于防止它过快的变化，其含义是明白的：文学的传统构成语言的结构基础，这就好比社会的传统形成建筑设计的结构基础一样。当然，在两方面的这种传统的结果是一样的。就是说，一旦某一结构进化了，它就会成为自组织化的基础。

不管是本体论系统还是符号系统，结构对它的自调节方面会产生有力的影响。所以，我们认为，语言的这种结构特点对概念形成的过程具有深刻的意义。正如J. H. 惠洛克（1963）指出的：“一个孩子开始说话时就认识了他知道的是什么东西。”这个道理太明显了，以至于往往被忽视。输入- 输出表（一种经济关系的符号结构），便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它无疑是以前的大量经济分析的结果。同样，它也为以后的许多国内和国际的经济活动的研究，规定了性质和目的。

当然，有“好的”结构和“坏的”结构。例如，化学系统的图解理论表示在各种进展中，从分析各种物质的电子特性到预言物质的各种属性，一直是种工具。业已证明，这种形式的结构表示，在计算机辅助的化学合成以及医药工业的新药品的设计中，特别有价值（鲁夫雷，1977）。作为对照，以生产车间的实际的机械几何为基础的这种典型的流程图符号，今天似乎已经老得不中用了。我们已经看到，运用结构表示的新形式，在石油化学工业上尤为明显（弗里德曼和鲁默斯，1977）。历史上，我们发现，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由于试图填补表中的缺项，结果导致了化学上的许多新的重要发现。相反，人们一般都认为，X射线晶体学国际表阻碍了物理学的新近发展（麦凯，1975）。但是，所有这些例子都指着同一方向。的确，自组织化的过程主要是由系统结构控制的。

结构和自组织化相互作用中创新的起源

如果在结构和自组织化之间有一种相互作用的结果的话，那么，它既是简单的又是深刻的。自组织化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结构的形成。同样地，结构又规定了自组织化的界线（萨哈尔，1981；汤姆逊，1917）。而且，当这些界线通过逐渐进化的过程而接近时，结构会变得越益复杂。结果是，系统不再能对付所谓的它的自身结构的凌乱性了。系统本质上成了它自己的过去成就的俘虏。为了使系统进一步发展，它必须是不受束缚的。特别是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恢复原始结构的简单性。这就必须创新，即必须要有第一流的创造活动。

因此，创新依赖于——不，需要一一系统结构的凌乱性。据此推论，我们甚至可以说，创新的系统就是那些处于永久凌乱状态的系统。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论点可能不大好理解。但是，一旦认识到创新的过程是在结构凌乱的情况下促成的，那么，我们的观点就很容易理解了，因为结构凌乱使系统濒临的衰退显现出来，从而使得利用在其它方面未能整理过的资源成为可能。就是说，结构的凌乱引起种种创造反应以恢复事物的秩序。所以，创新来源于结构和自身组织化的相互作用。创新的过程显然是结构的改组过程。下面的例子可能有助于说明这一点。

第一个例子是技术的创新。根据这方面的一系列研究结果表明，任何特定领域的技术发展的过程，通常是建立一定的机器设计模型。这种模型反过来又指导下一步的技术发展过程。因此，创新一般地都取决于本质上不同的设计图形的点滴修改。

包括飞机和电子工业在内的各广阔领域的技术变化过程证据，支持一种本质上相似的结论：技术创新一般地都依赖于设计图样的制作过程和形成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

第二个例子是组织的创新。美国的商业企业史清楚地表明，早期的工业发展导致了一种由集中化的、在职业上分门别类经营的公司组成的独特的组织结构。因而，我们发现，到十九世纪末，钢铁、石油、烟草以及其它各种商行是严格地按照像市场、金融和制造这样的职业线组织起来的。这种原始结构的创造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因为它为战略决策程序的发展和工业的进一步增长，提供了一个根本框架。但是，超越一定地点的企业活动的增加，使企业经营过于复杂化，要用集中化的结构形式经营就根本行不通。随着商行的增加和它们的策略的改变，于是又产了新的行政管理问题。这些问题反过来又要求作重大的结构调整，发展多部门的组织形式。

结束语

本文主题可以非常简单地做个总括：结构的出现在于自组织化的过程。相反地，正是系统的结构才使得它自组织化。我们可以从结构和自组织化的这种相互作用中，找到各种技术、组织和社会创新的起源。

在更早些以前，我已经说过，结构主义的这种基本思想正在科学探索的不同领域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来。一个与目的论不同的整体论概念正在形成。我们现在亲眼看到的是科学思想的焦点从环境和有机体的两分法到自我的统一的转移。结构主义的出现是可以预料的；无论是生物有机体还是科学理论，结构形成的过程是同自组织化密切联系的。

（Behavioral Science，1982年27卷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