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意识形态倾向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应用价值法则来分派水。在中国北部长时间的干旱使得中国更多地意识到他们的不利的水资源和扩大供给所需要的花费。因此，自从毛泽东逝世后开始的作为经济开放政策的一部分，中国已经开始做出灵活的价格政策来调节需求量和减少对供给扩大的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利用价格来调节水的应用是非常难处理的。水不是以通常的一个统一收费率提供，因为那样的供给方式不足以来鼓励水的储存。一个主要的变化开始在最近几年。包括政治上重要城市北京、天津在内的华北平原的严重干旱导致了国内在供给和需求之间平衡的破坏。干旱和属于当前现代化趋势一部分的经济显著增长足以克服由于观念形态、社会的平均主义和缺乏技术造成的价格方面的缺陷。中国政府最近责成国家推广计量、应用灵活价格和其他储存水的方法。在本文中，我借助于中国的新闻报道分析了这些进展落后的原因和到目前为止所采取的行动。
问题的由来
地理、人口统计结果、经济产生了中国水供给问题。在全国范围内，中国年降雨量平均为630毫米，约比全球平均低21%。潜在的水供给较好的标志是全年平均有2.7×1012米3的径流总量。但是，中国人口占世界第一，1982年全国人口调查结果有9.3亿，这是近二十年来第一次公布的数字。但是，全国以每人计算，仅仅有2700米3的水，仅为全球平均的1/4多一点。因此，水的控制比起大多数其他国家更为急迫。
地表水在季节、地理上和逐年之间分布是不均匀的。气候是大陆季风型，雨量在国内大多数地区集中于夏季。雨量少的年份影响了秋季的收成和春季的播种。
在水分上也有极大的地理上的不平衡。中国西部和北部非常干旱，雨量通常由西部和北部向南部和东部增加，促使了中国文明在历史上的变动。虽然中国北部和西部的大多数地区人口稀少，经济落后，但华北平原却是例外。海河、辽海、淮河占全国东部流域面积的28%，但是只占全国径流量的4%。海河水系及其支流有着全国10%的农田，人口有9000万，但仅有1%的径流量。
问题
在没有充分考虑到水的利用率下，中国北部人口和经济发展增长很快。在京（包括郊区），人口已增加到900万，市区人口为500万。尽管水资源并不丰富，但是重要的一些工业综合性企业如首都钢铁厂和北京石油化学厂还是建立了起来。忽视水的供给不是一个例外，因为环境影响和下部结构的要求常常在设计过程中被忽略。
一个另外的麻烦因素是农业上过分强调国家和地方的自给自足。中国强调粮食自足以满足她的亿万人口需要，而同时尽可能减少对外的依赖和国内运输的需要。这在毛泽东在世时是特别真实的，而到今日仍然是一个因素。其结果是优先注重农业特别是干旱地区需要灌溉的作物的种植。当然，农业是水最大的消耗者，约占全国耗水总量的87%。
北京的情况特别严重。1949年以后，供水的管道系统进行了扩建、使得水能够由周围地区得到，结果使地表水的供给量增加了40%以上。二十多个水库已建成来储存水。但是，现在仅利用了约80%的回归径流量和地下水量。在某些地区，地下水含量迅速地枯竭。在三十年来，水位下降到地下30米的差的水质处，在1000平方公里的锥状地面上造成土地下陷。
在通常的情况下，供给大于需要量，有少量的剩余。但是，每个居民用水量目前很低，每天仅140公升。假如，经济发展如预期的那样，到2000年当人口继续以一个节制的速度增加时，用水量将超过2倍。因此，将需要很多额外的供给量，如果其他因素不发生变化的话。
更直接的结果是干旱，自1980年以来一直威胁着中国北部。北京的年雨量记录平均为635毫米，但是这个数字估计有点夸大，大约超过15%。但是，在干旱的1980~1982年，观测的降雨每年在400毫米以下。现在北京的很多水库不再能向他们的用户供给水，许多用户被迫削减消费量。这种情况在天津更为严重，天津人口总数包括郊区已达800万，但它的水供给系统小得多。
干旱迫使尽快来研究解决水的供给问题。有三种解决类型：保守的、规劝的和价格制约的办法。保守的解决办法由扩大供给或要求通过行政命令来制约。规劝的解决方法是引起水用户的注意来减少消耗量。价格制约办法依赖于价格和物质刺激来达到供需之间的平衡。
保守的解决办法
直到最近，中国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保守的。水以统一收费率（或包费制）来提供、供给量不断扩大以满足增加的需要量。价格是非常低的。北京的居民每月每人仅交水费0.2元（2元大致等于1美元）而不管实际消耗量。用户常常付了公家规定的费用而不是单独费用。很少应用计量。
同时，供给量显著增长以满足不断增加的需要。全国，自1949年以来，城市水的供给增加了20倍，但是仅仅880万吨，仍然落后于需要。全国建成了86000个水库，蓄有四千亿米3的水。在北京管给水销售额市区增加了45倍，同时期全市区（包括郊区）增加约100倍，在天津的情况也差不多。农村增加得最快，主要因为在1970年在华北平原开挖了数千口机井。
供给中额外的增加是完全可能的。这对于地下水最明显，在全国范围内目前仅仅利用了年地下水补给量的6.9%。但是，地下水开发的前景在干旱的华北平原并不是良好的。经证明，接近于地表的年地下水补给量的多一半已被利用。在某些地点早已观测到地下水位正在下降，由于接连不断地抽水使得土地下陷很明显。
在华北为了应用而提出的引水和储存另外水的方案正处于多种形式的计划和建设中。在河北北部花资10亿元的滦河工程是为了扩大天津供水而正在进行的建设项目。在过渡期间，天津允许在1981年末从山东北部引入含有大量泥沙的黄河水，但是这仅仅是权宜措施，得到了并不好的水质以及满足农业和省城济南的用水需要。更雄心勃勃的计划是正在进行的自长江流域北部引水，它离开中国中部有1000公里远。工程上可行的一些建议正在由中国和国外专家的一些意见来鉴定。但是，建设费用是巨大的，包括自供水的河流系统提取水之后的环境影响问题一定要给予充分估计。而且，尽管中国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的经济在很多方面是多结构的地方独立形式。但是这样大范围流域内水量的输运，在政治上是否可行还不清楚。甚至是包括天津和邻近河北省的滦河工程也需要广泛的内部管辖权限方面的磋商。
甚至更多的问题是政府作为水供给者由于官僚主义的供给的增加而造成高的成本。由于采用统一收费率来收费，另外增加的水对用户来说是免费的。在不懈努力中供给必须继续扩大以满足需求。
当然，行政的命令也能应用来限制消耗量或者在用户之中来进行供给的再分配。这常常出现在干旱的时候。例如，天津在1980年曾命令减少居民和工业用水30%。在农业部门，改进灌溉方法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但这方面工作做得还不多。
规劝方法
这种消费的削减通常是跟道德上的规劝来减少水的消耗量相联系的。在通常情况下道德上的规劝在中国十分普遍而在紧急时刻得以加强。号召储存水的大会在北京于1981年8月28日召开，在11月份出现干旱时又举行过。消耗量的根本减少是由于采用保守方法和规劝方法的结果。大连和上海市在减少部分水的消耗量情况下还能使工业生产有所增长。山东沿海的青岛市主张减少水消费量的一半以避免它的100年干旱期中间可能出现的供水中断，这可以通过水的储存、开挖大量的井和为了某种目的的海水应用等综合措施来解决。
不管这些减少水消费的方法取得如何成功，他们的效果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变小，特别是一旦旱情减轻时更是如此。甚至现在中国新闻正式报道说，一些企业不顾禁令来储存水，因为生产量和利润是足以使人们对之感兴趣的。
价格制约
早就著名的价格制约的方法在中国以前一般是受到轻视的。在最近几年，价格方法再一次流行作为刺激经济发展的一种方法。企业单位允许有较大的自主权，计划过程进一步简化，物质刺激不再受到歧视并且乡村自由市场重新开放。在另一方面，由于某种原因中国重新开始对价格制约的方法提出异议。因此，在1982年1月，再次坚持计划第一，而价格制约的方法形式上已降到次要地位。但是，价值法则的作用在最近几年又有明显的增加。
当干旱进一步严重时，价格制约方法被迅速地应用在水的供给部门。首先，中国北方的主要城市北京、天津，各自决定停止用统一收费率来收费。在重要企业单位和居民住宅区已安装了计量表，每月用水的限度规定为10，000吨或50，000吨。
宁愿采取不变的统一收费率的价目表。主要强调在计算应用的定额上。这些定额往往反映了通常应用的水量。然后对于定额以上的消耗量，收费按定额以下用水量费用的2~5倍算。结果实际上增加了地区水的价格。在这种风气下，鼓励储存和水的重复利用，而社会的平均主义对于普通的消费量维持着低的统一收费水平。如何来确定应用的定额和价格的差别，如何来仔细地区分用户的等级是不大清楚的。另一个影响居民用户计量的问题是浴室和厨房用水，它往往降低了每一家庭储存水的积极性。但是，通常来说，具有比较现代化的新的设施往往比老设施有较低的应用定额。
尽管缺乏全面的消息，但是对价格系统方面有某些鼓舞人心的报道。在天津，干旱使得市政当局在由试验站获得合适的结果之后采取了与对消耗量进行行政控制有关的应用定额。铁路设计院的报道说、水的应用量下降了75%，在实行了单独的计量和地区价格之后，平均服务费用也下降了。
虽然这种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结果仅仅是特殊的，他们并没有超出美国居民用户的0.2~0.7的弹性变化范围。
从前曾经有过主要城市由于干旱影响了地区正常活动的事例，国务院和政府部门于1981年10月规定了一个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收费价格。国务院的这一决定反映了认识到中国水供给问题并不是短期干旱的结果，事实上而是长期干旱造成的。尽管供给量必须增加，价格的改革将鼓励用户来重复利用和储存水，因此较好地反映了水稀少的价值。
在国务院决定之后，对于北方和南方城市分别在辽宁省的大连和安徽省的合肥召集了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都同意储存比扩大供给更为重要，而且价格改革是防止水短缺的主要手段，但是，在合肥会议上提出的一些建议中承认他们面临着一个比他们北方对手更困难的时期，这得到一致的赞同。
结论
对于经济和政府的政策来说，思想体系倾向于中国反对价格制约法的应用。但是，由于严重干旱使得不利的水资源更为恶化，导致了在政策条文上的变化。尽管，供给的扩大是根本的，现在更多地强调的是计量、应用灵活的价格、改善管理连同行政的定额来鼓励储存水和减少需要量。这些变化得到最高一级领导的批准。新的方法似乎比思想体系上提出的减少需要量、放慢蓄水池和供水系统的建设的方法更可靠一些。
价格制约的解决办法近来已经采用了，但是，人们必须谨慎从事。在价格制约方法中、计量供给的速度能扩大但是处理的质量是靠不住的。而且，把主要希望放在计量和增加地区价格上也许是不切合实际的。因为单独计量安装起来很昂贵和难以检查，许多仪器可能会产生许多刺激性的和人工管理问题。一些规劝方法将是继续需要的。很多地方可能没有反应，如天津铁路设计院那样，甚至于一旦高价格的最初的打击有所减轻的话，天津铁路设计院的用水量很可能会增加，尽管它的用水量跟其他方面相比之下仍然是比较低的。而且，国家所有的国营公司需要有国家提供援助的另外收费率，假如他们的出售额跌落得太多的话。中国目前水的消耗量是非常低的。随着经济的发展，额外的水的供给也是需要的，尽管价格制约的办法应该减少和减缓对新供给量的需要。
[Water Resources Bulletin，1983年2月19卷]
——————
* 作者系美国印第安纳州西拉费耶特市Purdue大学政治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