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沉没在海底珍宝进行科学研究，要求人们掌握收集资料的专门技术，这些资料与古代船舶和驾驶这些船舶的航海者们有关。

猪骨头？为什么在曾经由穆斯林船员驾驶过的船上有如此多的猪骨头？难道950年前的穆斯林船员可以置神圣的伊斯兰古兰经的教诲于不顾而大嚼猪肉？对此，我困惑不解。

我重新阅读了考古学家盖尔 · 卡尔森（Gail Carlson）关于许多动物骨头报告的细节，这些骨头已被我和我的雇员们从塞尔斯 · 利曼（Serce liman）深达31米处的一艘中世纪沉船中取出。塞尔斯 · 利曼是一个位于土耳其西南海滨的天然港口。卡尔森（Carlson），一个在安卡拉不列颠考古学院专门鉴别动物残骸的美国人。她写下了“确是猪骨”的鉴定。1979年当她写报告时，正值我们开始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夏季挖掘，船的国籍未知。我们仍然无法确定它。

我们在地中海底发现的那些褪了色的碎骨头，对我来说就像在沉船上发现了那些金银珠宝饰物和刻有难懂花纹的玻璃器皿一样珍贵（顺便提一下，所有这些人工制品都已经被保存在土耳其）。我认为上述的发现完全可以作为在公元1025年左右以悲剧结束的一次神秘航海事件的线索。作为一个挖掘指挥者，我们的工作是揭开水下考古的秘密。

从这项研究工作的许多方面来看，我希望这种研究能持续多年——我们已经“确定”这船是由伊斯兰人驾驶的。但有一种新的看法，认为全体船员可能是希腊基督教徒。从公元300年到1453年，拜占庭帝国统治了包括希腊和土耳其在内的地中海沿岸的许多国家，并把基督教作为国教。在近东和中东，穆斯林为了控制此地区跟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徒们战斗了好几百年。

这只船的国籍在历史上特别重要，因为我们认为它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用现代方式建造的敁早的一艘海船。这只木制船身的残骸给我们指出，该船的建造者把船头和船尾牢固地联接在龙骨的两端，从而构成一个框架或肋骨系统，造船者用钉子把船的侧板钉到框架上去。这种方法被后来的造船者沿袭至今。古希腊和古罗马造船者的造船方法与此截然不同。他们不通过骨架和内部框架，而是分别用上百个镶榫把侧板楔口对楔口牢固地连接在一起来建造船体。这种榫头是插入到榫眼中去的或者是镶嵌在两块木板狭槽中的小木片。在古代的船舶中，至少到公元300年，人们用木栓敲入木板和榫头，把它们牢固地连接在一起。那时，造船者还把骨架附加在船壳里面以加强它。大约经过了600年，造船者通过取消木栓而把木板直接钉到骨架上的方法来完善船舶的基本结构。

没有人知道是谁首先造出丁我们在塞尔斯 · 利曼发现的这种新型船体。

人们从海里打捞沉船已存好几个世纪。而水下考古学只是在I960年初才成为一门重要的科学学科。我与美国记者彼得 · 斯洛克冒顿，一位业余考古学者一起开始了我的水下工作。那时，并非是考古学者的潜水员也在全世界的水下工作。

像在地面上工作的考古学者一样，那些在水下工作的考古学者必须详细地研究每一个遗址。一个水下遗址往往是一艘沉船。在地上的遗址则往往是一座村庄或者是其中一部分。考古学家们把遗址照下相或标在地图上，并在看上去像遗址的地方和人工制品所在处做上记号。他们做了一种金属的测绘网格，这种网格可把遗址分成可辨认的工作区域，然后逐格研究，相互比较，最后考古学家们就能得出古代人们是怎样生活的结论。

水下考古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我们仔细研究找到的每一艘船，研究它们载了些什么货物？驶向何方？另一方面，我们还寻找有关当时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有些什么船舶在航行等一些有价值的线索。这些船在国际贸易中作为运输的主要形式已有几千年了。因此，我们在船上发现的这些人工制品可以告诉我们当时的贸易方式，风俗习惯和文化。

在1961年到1974年这13年中，我在从土耳其一个小岛雅希爱达（Yassi Ada）附近挖掘出来的两只沉船上试验了水下操作的技术。一艘沉船是属于公元300年的，另一艘是公元625年的。在工作时，我们试验了各种各样的水下操作技术。我们的一部分技术是由职业潜水员发展起来的那些技术的变种。我们还对各种类型的测绘网格的金属材料和方格的大小进行了试验。此外，还学会通过把桩子打入海底，并用钢丝把网格与桩扎牢的方法来保护金属网格的管子。我们还设计和试验了金属摄影架，在它的上面可以放置记录遗址情况的照相机。

我们自己改进了许多技术。例如，我们建造了一个让潜水员在干燥，舒适的环境里，逐渐向水平上升的潜水艇减压室。我们还改进了测绘技术，这种技术是通过模仿空中测量员的技术而得来的，就是利用立体摄影术来绘制立体地图。一位名叫迈克尔 · 凯茨夫（Michael Katzeev）的考古研究者发明了一种水下电话室，它已被美国海军和几个商业性质的潜水企业所采用。这种电话室可以让潜水员站在一个充满空气的塑料钟形顶盖气室内，用电话同另一个潜水员或在水面的工作人员交谈。这对现场联系是十分有用的，并且它给潜水员带来在紧急情况下不必露出水面就能得到新鲜空气的方便。也许我们最主要的发明是在1964年下水的一艘叫做阿瑟雷（Asherah）的双人潜水艇，它是用来通过立体照相机检查沉船和绘制沉船的位置图。通过使用声纳，我们可以在土耳其沿岸塞尔斯利曼西面100多公里，深91米的地方发现沉船，这个深度我们无法用一般的压缩空气潜水设备来安全工作，于是利用“阿瑟雷”来探测遗址，以使我们对将要挖掘的沉船有足够的了解。

到I960年后，我们已经发展了在46米深的水下研究失事船只的一整套标准的方法。首先，我们使用常用的普通硬毛刷子把海洋衍生物从暴露的船货上清除掉。接着，用角铁或塑料管在遗址上方搭起脚手架把遗址分成一个个易处理的2米见方的格子，然后做上标记以便识别。我们还把人工制品所在的位置画下来或拍成照片，贴在标签上以供鉴定，并且每次只挖掘一个方格。

我们把人工制品放进挂在起吊气球的金属筐中送到水面。使用贮气罐或操纵水面供气软管给气球充气。一些比较大的气球能提起大约907公斤（2000磅）的物品。

我们发现的那部分木制船体已被移动的沙子和泥土埋没了。其余没有被埋的那部分早被蛀木虫和其他小凿船虫蛀坏了，这些小虫在温暖的咸水里极易繁殖。这部分船体已经变脆需要专门处理。我们轻轻吹去盖在上面的沙子，还常常用削尖的自行车钢丝把船体碎片钉在海底，这样船体碎片就不会漂浮，我们就能在遗址图上贴标签，记录它们的正确位置。

—个新的研究领域正在我们周围逐渐形成。范 · 多尼涅克（Frederick H. Van Doorninck Jr）和我最初是在J · 理查德斯蒂菲（J. Richard steffy）要求下非正式参加的。斯蒂菲是位电器承包商，但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对木船有极大的兴趣，他利用假期访问、参观图书馆、造船厂和航海博物馆并在这些地方工作。在阅读了一本杂志上关于我们工作的文章后，就写信给我，表示要建造一艘公元625年前后，雅希 · 爱达的船舶的试验研究模型，来验证和进一步完善我们的理论。

斯蒂菲最终造了一系列的船舶模型，每一艘船模都证实一种特定的论点。最后，他为了帮助凯茨夫（Katzev）复制一艘2300年前的希腊古船而放弃了他的商业业务。这艘古船是凯茨夫在1960年后从塞浦路斯的一个岛上挖掘出来的。

虽然我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船体专家，但是我急切地想找到这样一些沉船，它们能告诉我从古代船体结构到现代框架型船体结构的最后转折是何时何地发生的，又是怎样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个转折。由于碰到了好运气，土耳其采集海绵的潜水员穆罕默德 · 阿希金（Mehmet Ashkin）在1973年给我看他在塞尔斯 · 利曼海底找到的一个被打破的玻璃器皿的碎片。我潜到那个地区，从厚厚的沙丘中带上来一个古希腊的双耳细颈酒罐，一个古代的有二个手柄的贮藏罐。我把找到的罐子的照片寄给希腊雅典美洲古典文艺研究学校的一个酒罐方面的专家，考古学家弗吉尼亚 · 格雷斯。他根据罐的形状推定它是属于公元1000年左右的遗物。

这只沉船证明被保存得很好并有许多人工制品。我们可以描绘出此船的轮廓，长约16米的船身横卧在失事的港口附近或者说留在那里，一副丫形船锚挂在船尾旁侧，六只备用的锚贮藏在货轮的前部。

当我们开始检查这只沉船上的人工制品时，我们发现许多表明这只船曾由穆斯林驾驶过的迹象。船中有陶制的餐具，包括上过釉的模仿中国唐朝陶器的碗。这些碗是伊斯兰国家流行的，而那些陶罐或许来自埃及。在船头和船尾的居住舱中，我们还找到80个完整的玻璃容器——杯子、碗、瓶子、大水瓶和平底大玻璃杯。这或许是商人出口的船货，而不是船员的餐具。这些玻璃容器的式样和雕刻装潢是典型的中世纪伊斯兰式的。

在沉船的中央，我们揭开舱盖发现一大块锋利的玻璃碎片的实体。当我们第一次企图把它取出来被它划破了手指。最后，我们把它打碎成许多重达45公斤的大碎块，并把它带到地面上。在土耳其的实验室里，我们又把每块大碎片分成上百块碎玻璃片，并把这些玻璃放在2000个塑料包中总重达1吨，在每个包上做好标记，标明它们位于沉船中央50 cm范围内。最后把这些碎玻璃片除去海盐洗净，花费了好几个星期，再把它们慢慢弄干，又花费了好几个月。

经仔细检查后指出这些被打碎的玻璃是工厂收集的废物和家庭里扫除出来的垃圾——或许是准备重新使用的，它清晰地证明废弃材料的回收利用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概念。玻璃放在船的底舱里，或许在吊舱里，然后被敲碎直到碾压成比较小的碎片，以减小它所占据的空间。根据某些被打碎的花瓶显示出长则使用的迹象，我们认为另一些碎片是在制造期间被翘曲而报废的。这些东西的式样、形状和设计也似乎是伊斯兰式的。与这些玻璃混在一起的是大约1.8公吨的碎玻璃片，它们大部分未经加工，其范围从微小的碎片到长达50 cm（19吋）参差不齐的碎块。

餐具和被打碎的玻璃不是暗示此船装载着伊斯兰船员和货物的唯一线索。我们还找到一个赤土陶器或是粘土陶器，一盏阿拉伯式的油灯和一副铜吊桶，其中一只刻有阿拉伯文。

然而船货所提供的另外一些线索使我们否定了此船是伊斯兰船的想法。在船上有近100只赤土陶制的古希腊的酒罐，或许从前是装满酒的。而且那些酒罐刻有拜占庭希腊字母，在某些情况中可拼成希腊名字，这是否是乘此船旅行的希腊商人呢？

我们还发现了4个拜占庭垂饰——为了串绳子而穿了孔的铅圆盘。它被商人用来密封公文或包裹。在包裹捆扎好后，绳子的一端绕过这个孔，然后用巨大的扁咀钳把圆盘压在绳子上，不仅把包裹封好，而且在软金属里留下一个压痕。我们发现垂饰中的一个是空白的，但是另外二个印有希腊字母和基督宗教场面的图画，一幅画是圣母玛利亚搀了一个小孩，而另一幅是圣彼得和圣保罗的聚会。在阿拉伯与拜占庭敌对的这段时期里，穆斯林和基督商人是否能和平地在船上一起旅行？

我们打算更详细更准确地确定这些玻璃船货的国籍，另一方面我们好容易才开始修补这50多万块碎片。我们六个人认1979年到1980年在土耳其波屈姆（Bodrum）的波屈姆水下考古博物馆从事有关玻璃方面的考证工作。这个水下考古博物馆收藏着来自沉船的掘获物。我们首先记下识别好的碎片数目，然后根据装潢的颜色、厚度和类型把它们分成18种。每一种又分成若干子类。例如把所有紫红色的碎片从残留物中分开来。然后把比较深的紫色碎片和比较淡的紫色碎片彼此分开来。下一部则把黑紫色碎片分成各种深浅不同的分类。最后，我们把同类碎片归并成可以处理的几组，并可找到从单个玻璃器皿上碎落下来的原配的碎片。在那年年底，我们已经把大约100种新型的玻璃器皿中的一些放在一起，然而，这仅仅是我们所研究的来自沉船的碎玻璃的1/10还不到。

当我们把从沉船上找到的器皿进行修补，绘图、照相和分类时，我们决定把它们的形状和装潢与那些已经出现在刊物和博物馆中的器皿进行比较。例如在埃及看到同样的碎块，将不一定意味埃及是我们船货的来源。因为玻璃制造者广泛地在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各处旅行，并在这样一些国家像埃及、波斯（现在是伊朗）和叙利亚制造出同类型的产品。

对我们所找到的玻璃进行化学分析，可以帮助识别它的来源，这一点已被建议。但是塞尔斯 · 利曼沉船上船货的性质指出这些分析的使用，多少是可疑的。我们的船货证明被打碎的玻璃是作为新的商业条款中的原材料，从一个国家运往另一个国家。按照这种方式，一只或许由一位巡回的埃及玻璃制造者在叙利亚吹成的玻璃瓶，可能它的玻璃原料来自波斯。然而，我相信那些碎玻璃的化学分析——未经使用的原始玻璃——在确定这只船的航线方面可以证明更加有用。

我们看到的另一些线索可以告诉我们船来自何方。在船上发现的钱币不能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发现这些在伊斯兰国家制造的金币与拜占庭铜币一样。

我们鉴别了16个玻璃砝码，它们是用于天平秤盘上估计贵重材料重量的各种规格的小圆盘。这些贵重材料就像我们在沉船上发现的金片。14块砝码刻有阿拉伯铭文。密查德 · 巴蒂斯（Michad Bates）纽约美国货币协会伊斯兰钱币的掌管者根据照片和我们在1977和1978年制作的石膏模型鉴定了这些砝码，并把上面的阿拉伯铭文翻译了出来。在每一块砝码上的铭文给我们显示了三个朝代中埃及统治者的名字和他们所统治的年份。巴蒂斯断定的年代是公元1024 ~ 1025年，或者可能在公元1021 ~ 1022年，在那时期后，没有人再发现过。

我们找到了七、八把剑，七根矛和大约50支标枪的物证。但所有这些，除仅有的一把青铜剑柄外都是铁制品，因此它们早已锈烂了。这些武器在沉到海底后不久就侥幸地被岩石和沙子所覆盖。岩石和沙子不断增厚变硬，形成了一个内部被腐蚀掉的武器的精确模子。在实验室里，我们可以将此模子打开，清洗干净并用液体橡胶注满每一个铸模，这些液体橡胶变硬成为原来的剑或矛的完美复制品。

在武器和其他领域中，有些最好的探测工作是由得克萨斯州A&M大学中世纪航海研究班的学生们做的。例如乔瑟夫 · 斯凯瓦兹（Joseph Schwazer）最近写了一篇有争论但又令人信服的论文，该文试探性地根据青铜剑柄的形状和装饰风格，把它鉴定为拜占庭人的。他计划鉴别船上的其他武器，把它们与已知的公元1000多年的人工制品作比较。这些武器对于了解船的由来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已经判明沉船离开土耳其海岸的日子，显然是在公元1025年前——这就是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研究的萨尔斯 · 利曼沉船离开海岸的日子——但是我们在雅西爱达（Yassi Ada）挖掘出的一只船是在公元625年后离开海岸的。因此，我们计划进一步研究这只沉船，作为增加我们造船进化和远海贸易知识的手段。

从海上考古学院（INA）来的考古学家们还勘探了缅因州格朗特 · 卡依曼岛（Grand Cayman Islancl），牙买加（Jamaica）和肯尼亚（Kenya）海岸的遗址，从大量文化和许多纪元中，我们进一步寻找考证，并且我们想通过水下考古，沉船和其他遗址，将继续揭示我们共同经历过的令人神往的往事的秘密。

[Science year，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