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科学技术的进步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创造性活动的结果。当代许多极其重要的科学技术成就的获得与很多人数众多的集体的协调一致的综合性工作密切相关。对研究、实验、生产工作的合理组织与正确管理以及社会对这些工作的支持，这些都是产生效果的必要条件和成功的保证。
本文不准备涉及有关必要的、合理的用房舍、仪器、计算机、专门的大大小小的实验设备来装备研究机关，以及这些设施参与对天然物体的试验与加工等等方面十分重要的问题。本文只讨论人的问题和思想问题。不正确解决这些问题，即使在最有利的物质条件下谈论科学中的效率也是不可思议的。
与一般文化修养的高水平和研究工作的高效率密切相关的，首先是而且重要是实际存在一批起主导作用的富于创造性的高级专家，他们获得可能充分发挥自己才能进行个人的和指导性的（就科学实质而言）研究工作。
而与高水平科学家的出现密切相关的则是经过妥善的组织形成并发展强有力的学派和富于创造性的团体，而最重要的也许是具有高度道德水平、在国家和科学真理面前怀有高度责任感的团体所进行的切实可靠的研究工作。
处于关键岗位的科学家，为了理解科学的、理论的和实验的方法的实质，掌握所需的知识，尤其是近年来（即他从高等学校毕业多年之后）取得的成果，就必须经常不断地密切注视、并不断地与同事以及未来的接班人——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保持交往。
只有具备诸如实事求是、诚实正直、尊重客观这些品质才可能取得实质性的进步。但是在实践中，在高尚的道德品质普遍发扬的同时，往往也有一些不诚实的工作人员钻进了学术团体。他们关心的主要只是扩大个人的影响和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让自己过上幸福生活。这些目的能轻易达到的原因是：第一，社会对科学和对获得高级学位和称号的科学家颇有好感；第二，学术工作的实质本身非常复杂，只凭健全的理智去理解它是不够的。
正是这种道德品质的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强调指出这种状况的两个特点。现代科学技术极其复杂，因此，在许多情况下，清楚地理解有关成果的价值，对于许多负担沉重的学术机关的领导者，对于大批在该具体问题并非专家的科学家来说，都是难于做到的。这在往往用表决的方式解决科学问题时尤为重要！
在没有明确的个人责任时，就会出现有意或无意的打马虎眼那种令人羡慕的方便机会，这样做是出于个人或本位主义目的，或者为了本单位的人不伤和气，或者为了有理由维护或进一步扩大社会给予专家的特权，等等。由于这种做法，在某些研究所内竟然发生某些无益的科研项目徒具虚名而依然存在的现象。
不道德的行为，有意识的欺骗，应该被看作会给社会带来十分有寄的后果的严重犯罪。
如何避免这类不正常的现象呢？
众所周知，举行学术辩论，进行自我批评和建设性的批评等等办法，一般说来都能有力地推动科学进步。从科学中剔除各种错误的解释、结论和成见，揭穿有名无实的权威，有助于对有真才实学的年轻科学家的提拔，加强科学家的责任感，为维护真正处于领先地位这一十分重要的科学事业作出巨大的积极的贡献。
目前在力学界中时常发生激烈的争论。在我国主要的杂志上，发表了一些不顾情面的批评文章（尽管篇数不很多）。这些文章已经产生了效益，并将产生更大的效益。它们推动研究工作，促进各科学流派和某些科研工作产生正确的科学社会观点。
然而不能不指出，批评的效力还是不够，正确的批评也不能影响被批评者在学术上的领导地位和他们以后的工作。他们可以不承认错误，不作实质性的回答，而说出形形色色的侮辱批评者的话，尤其是对后者的“偏见”或者据说似乎是产生批评的“不实事求是的动机”提出公式化的指责。结果是，既然批评，那就是偏见，根本用不着对批评作实质性的回答！身为大科学家有时竟这样解决争论；甚至在某些持中立态度的旁观者中间这种看法也是根深蒂固的：对学术界人物的批评，只不过是出于个人目的的斗争手段。显而易见，对批评作这种解释总的说来是不对的，但这种情况也不能排除。然而，无论如何不能忽略批评意见的实际的科学本质，不管主观或客观动机如何，这种本质是不容置辩的。对这种情形的必然性和自然性的不正确的看法，对于处在任何重要岗位上的科学家来说，在生活实践中都是存在的。
往往可以观察到某些“科学家”虽然没有实际成果，却去争夺影响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地位，以及为争夺人为的大科学家的荣誉的斗争。安排对某些科学家的崇拜，采取各种手段人为地夸大某些成果的价值，而这些成果有时只不过是科学研究中自然而然出现的一般成果而已。
关于旨在把并不存在的成果安在某些活动家身上的引证的要求，有时是以夸大其词的或不成体统的形式提出来的。甚至有利害关系的作者本人与自己的“弟子们”出现在学位论文答辩会上。他们冒着破坏答辩的危险提出指责，说学位论文中提到这位作者的次数太少了。我们要强调指出，这种指责并不是由于没有提到名字（考学位的人自我保全感相当发达，他不会舍不得引证），而是由于提到他们的名字次数太少，对他们搞得那些虚构积极支持不够。这种事令人难以想象，但在现实中确有其事。
另一方面，这种有名无实的权威通常只是略作引证或者全不引证，不提及真正的首创者。因为后者往往是默默无闻的科学工作者，提出取得巨大成就的申请，他们“不够资格”。
提拔和维护有名无实的权威的现行制度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建立起来的。实际上，这些权威甚至可能只是学问有限的门外汉。
有时借助公开的批评意见或在刊物上发表文章进行揭露，对作者会造成麻烦。将对批评者进行中伤、侮辱、诽谤，还会呼唤一帮有权有势或者世故圆滑的支持者来呐喊助威。
揭穿这些权威谈何容易。但这并非像某些人想得那样是一种全无指望的事。必须鼓励工作的高度的科学水平和科学家的高尚的道德品质，铲除各式各样的虚伪态度、蛊惑宣传和种种丑陋行为，这些货色都应受到健康发展的社会舆论的谴责。
不能认为所有的不同意见的斗争中双方总是不客观的、不正确的。学术领导人往往说：“谁能给你们分清是非？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过问这些争论。”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反映了一种极力避免按照正常需要深入问题实质和推卸作出结论的责任的情况。经验证明，如果高级领导者不过问争论，那么争论就无法解决。
学术活动中的成就往往与反对积重难返的陈旧的科学观念，或有缺欠的或简直是错误的伪科学的见解分不开。而“斗士”与屈服、俯首听命、息事宁人是水火不相容的概念。正因为如此，有时在科学界可以遇到的某些现象十分令人担心。
有时这样谈论一个人：“他是个好人，和大伙都合得来，容易相处，没有反对他的人。”我对这种荐举深怀戒备，因为我并不认为这些是优点。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这毋宁说是缺点。科学家不能无条件地容忍一切。他应该不仅对自己本人，而且对自己的同事严格要求。而后者并不总是容易做到的。
遗憾地是，在我们的生活中伪科学，设法为其并不存在的成果争得盛名和推崇者的不乏其人。知情的科学家和领导者对这种情况只字不提，听之任之，我认为，这是在对国家、科学、道德犯罪。
虽说思想交锋必须互相批评，批评促进科学的发展，这是显而易见的。批评即使不总是，但也经常造成尖锐对立的局面，这也同样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某些科学工作者只准许“按隶属系统”批评，即自上而下地批评。例如，如果有人想要批评著名科学家已经发表的某篇不好的或不正确的著作，那么他的批评文章可能得不到发表。即使发表了，被批评的大科学家也可能考虑到大多数外行对问题的实质无法理解，就不作答复，或不作实质性的答复，或作一个显然不能令人满意的、蛊惑性的答复。
严肃的批评会使批评者遭到报复。总有机会让他们在“比赛”中失败，不批准他们的学位论文，在他们答辩时设法“从背后捅上一刀”，在各种场合（如涉及到奖金或晋级时）都不予提名。这些事情都会使学术界，主要是使刚刚踏入科学界的人走向歧途。
遗憾的是，类似的事情现在依然存在。
必须支持批评者，使他们不受迫害，创造使批评发挥作用的气氛。许多规规矩矩的科学家看到批评的作用微乎其微，所以认为开展批评纯粹是白费时间和精力，是有害无益的闲操心。
在我编辑的杂志上，许多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发表过尖锐的批评文章。结果如何呢？批评远远不能始终打破“联防”。而批评者……有的在审批学位时“遭到否决”，有的在学位论文答辩时被认为“不合格”。当然，这些“后果”并不总是那些“前因”造成的。然而，周围的人产生这样的想法也不无根据：“你看他批评别人，所以自讨苦吃。我干什么要重蹈覆辙呢？”于是都默不作声！可要知道，作一个沉默者的危险在于他会博得好评；作沉默者合适，有益可图。但这种好处与科学的好处毫无共同之处。而且，既然迈出一步，就很难停脚。写出自己从事科学的历史与追逐功名之间的一切界限都会被抹煞。
他们扪心自问，当然也能意识到他们从事科学的历史犹如一场幻梦。所以他们极端嫉妒有真才实学的人，对所有他们在科学生涯中无力与之较量的人千方百计地捣乱。这时已经不再考虑任何科学的利益了。
我谈的不是不走运的人，也不是头脑简单的骗子（现在一般水平很高，这种人物极易揭穿）。我说的是不大不小的，具有相当学识的专家。他们一度在科学上有所作为，不算太多，也不算太大，但毕竟是曾经有所作为的。但此后就利用那点儿有限的老本干起了追逐名利的勾当。不幸不仅在于他们确实有害，还在于他们排挤了更有才能的人，占据了后者的位置，极力将科学进程纳入自己的低水平的框框内。极其糟糕的是，这些有名无实的显赫人物会“一路顺风”，爬到科学界有决定性的高级职位上。
当然，这并不能使他们在专业方面有所长进，却使他们有可能自命不凡地宣布一些不正确的定理或者对某种成果作出不正确的评价而不受惩罚。他们不怕失掉威信，因为第一，自己的毛病总是可以用同事们的被真真假假地吹捧起来的著作弥补；第二，甚至在科学界失掉威信对他们来说也没有什么危险，原因是这并不会导致失掉职务、地位、影响和诱使这些人拼命向上爬的那些东西（令人遗憾之至！）。这些科学家所拥有的一切，并不是由于他们有真正的威信，而是由于他们有用与众不同的灵活手腕和骗人妙术作保证的职位。
不言而喻，他们也想让别人把他们看作卓越的科学家（恰恰是他们特别渴望这样）而受到别人颂扬，这对许多科学家十分重要。哪怕是在尽人皆知的道路上迈出十分微小的一步。他们就想自封为天才，沽名钓誉。科学家与其他所有的人一样，也爱听奉承，而且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也对最露骨的拍马屁持宽容态度（如果不是更甚的话），可是有什么方法像个大科学家呢？第一，必须是大科学家；第二，为毫不新奇的成果制作肆无忌惮的广告；第三，在自己身边召集一批水平更低的人，好显得自己鹤立鸡群。在第二、第三种情况下会形成一个个“学派”，这些“学派”有着极低的研究水平，其成员遵守小集团的严格纪律并作出担保，把个人的忠诚提到首位。撰写伪科学的学位论文与书籍，互相援引，这些都给人造成蓬蓬勃勃开展活动的假象。有时一个个研究所多年被这种毛病贻误，除了无用的工作报告，拿不出任何成果。当然，在苏联各地有许多优秀的、以其成果闻名于世界的科学院研究所。这些研究所描绘出并展现着现代科学进步在基本知识及其多种应用领域的面貌。但仍然不能不希望科学院的科学事业在某些场合效率更高些才好。
研究所的领导者即使是他自己那个领域内的大科学家，也不能在他的属下所研究的一切问题上都胜人一筹。可是他总要发表最后意见。因此有时结果是，在科学事务中由外行人或者说在其他领域中才是内行人作出决定。大概在这种情况下最好还是把更大的自主权交给实验室、科室的负责人，即组织、领导具体工作的那些人。
科学家的称号应该始终是高尚的。近来在关于学位论文问题的争论中对这个问题谈得很多。但不仅是质量低劣的学位论文破坏学术团体的威信。依我看，这还是那个更为广泛的倾向造成的后果，这倾向就是千方百计地追逐功名，在科学界造成影响，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缺乏高尚道德品质的人就会不择手段。难道会仅仅搞出空洞无物的学位论文吗？您注意到了吧，现在这类厚颜无耻的问题变得多么平常：“您有熟人吗？”……在各种有权威的组织里，在这些组织的学术委员会里的熟人……或者恬不知耻地商议这种问题，比方说，如果我们拥护某人获得奖金或选他担任某个职位，那我们能得到什么呢？
尤其可悲的是，刚刚走上科学道路的年轻人，将自己的精力主要不是用在振奋人心的创作上，而是用在寻找立足点，在各种有权势的学术和近学术团体的相互关系中探测风向上。这实际上是科学界的堕落分子。也许他们会爬到高级职位上，但科学的高岭他们是看不见的。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今天，科学具有巨大的威力，所以它要求科学工作者具备高尚纯洁的道德。
在现代科学中，任何科学家或综合性工作的任何领导者都不能领导巨大的研究工作的全部细节，他必须依靠全体工作人员的主动性。这些工作人员应该是正确地挑选出来的，对他们应该信任。
生活证明，不仅必须信任大的部门的领导者，而且必须信任直接执行者，如焊接各种建筑物的重要部件的工人：整个十分昂贵、十分重要的设施的可靠性，可能取决于他们工作时技术上的仔细认真。
各种水平的劳动者的信任和高尚的道德面貌，是我们科学技术业已取得的许多卓越成就的保证。
大机关的领导者想过问各门科学的全部细节，自己作主判明一切有争论的情况、尽管这种意图十分可嘉，但实际上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弄得不好他们会闹心肌梗塞，或者会引起什么其他危险后果。
然而领导者的健全理智加上正确选择的一班诚实而有业务专长的助手、顾问则可能是，也确实是开展富于成果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的基础。
看来，从这个观点出发，再谈一谈必须任命什么人担任拥有成千上万的工作人员的大研究所或机关负责人的适当人选问题。
这位所长应该是在科学上有相当学识的组织者和管理人才，却不一定是大科学家。选择这样的领导者，可能是最好的办法。因为任何一位学识十分渊博的大科学家实际上在大多数问题上都应该把自己的职权委托给自己的同事们。
另一方面，有管理才能的所长显然应该在不同问题上，在不同时期内，依靠各种有业务专长的人、后者可以从科学技术实质上提出重要建议，而不会被人员众多的团体组织工作方面的日常事务压得喘不过气来。
任命有组织能力的人担任所长，这种办法对我国和其他国家都不新鲜。这样的所长不搞权力的高度集中。他可能不被大科学家由于学术上和生活中漫长的升迁史而深感沉重的许多个人关系和利害所左右。经验证明，所长依靠学术上的同事就能够作出一致的合理而正确的决定。
如果一个在阿谀奉承声中自命为伟大科学家而且有点名气，获得了学位的学识浅薄的人被任命为所长，那就糟了。他会开始用各种说教式的庸俗论调去教训真正的科学家，并且深信不疑，他在这个机关里在任何问题上都是最聪明最重要的人物。这会使他傲气十足，刚愎自用，而使他的同事们采取完全不负责任的态度。
实际上，前述任命主要领导者的方法正在施行中。问题仅仅在于，从哪一级开始应该把全部领导权交给在学术上亲自工作的科学家。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науке И обу ц?нных，1980年]
——————
*列·伊·谢多夫（1907年生），苏联科学院院士，著名力学家。本文摘译自他的著作《关于科学和科学家的遐想》一书（198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