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农学院农经系）
[编者按] 1983年11月，纪念明代大科学家徐光启逝世35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上海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位科学家、专家、学者就徐光启的科学成就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本刊摘其一部分内容，供读者参考。
徐光启热爱科学，重视农业。他感到历史上“唐宋以来，国不设农官，官不庀（音匹，治理之意）农政，士不言农学，民不专农此，弊也久矣”。他为了发展社会经济，不但重视书本知识，而且也向老农、老圃请教。 他曾说：“余生财富之地，感慨人穷。耳少小游学，经行万里，随事咨询，颇有本末。”他所写的《农政全书》这部巨著，不仅参阅了大量历史文献资料，还常常亲自参加实践和访问。如他在天津一带亲自参加屯垦，在上海陆家浜桑园街也设有桑、麻试验地。
《农政全书》著作时间在公元一六二五——一六二八年间。这本著作，是继汉《汜胜之书》、宋《陈敷农书》、元《王祯农书》等之后的一部农业科学的百科全书。全书计七十多万字。内容有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和荒政等十二门，共六十卷，其中作者自己作的大约有六万多字，其余引录了二百二十九种古代和同时代的文献。
徐光启重视农业的思想，反映在各方面比较全面。明时，多水旱灾害。江南太湖流域因水利失修，土地不足，产量不高。面对这种情况，他继承了前人开垦和兴修水利的经验。主张南稻北引，把北方和黄淮海部分适宜于种植水稻的旱地改种水稻，来提高单产。
徐光启关心人民，重视农业，还表现在创造性地继承农业遗产，使它为当时生产服务。如对品种引种问题，在农书中他继承了古人三宜（因地、因时、因物）的正确观念，利用自然因素，适当地根据农时、地利和气候条件，配合精耕细作，可以把外地良种引种，南种可以北引，使低产变成高产。他尽力提倡栽培当时新从外国引入的高产作物——甘薯，并总结出十三大好处来宣传推广。目前国外提倡无机化肥综合配制技术。而我国早在明代徐光启已总结出有机多成分配置的经验，尽管这种使用的材料是否完全符合作物要求，但它给我们发展有机农业方面，如何采用科学用肥，是一种启迪。
在作物栽培的研究方面，他第一个提出培育棉花王的先进主张。指出当时一般栽培的缺点“事先不注意选种，种时不注意时间，种得又密、又瘦”，不能满足棉花生长发育的要求，只是偶然遇到各种较好的个别植株，出现丰产，成为花王。因此，他要求栽培棉花要做到“精拣核，早下种，深根短杆，稀科肥壅。”
在农副业方面，《农政全书》中也有独特的贡献。上海地处太湖之滨，长江三角洲的鱼米之乡，又是有名的湖羊产地。当地广大农民对渔、牧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徐光启对这方面十分重视总结工作。书中记载“作羊圈于塘岸上，安羊。每早扫其粪于塘中，以饲草鱼。而草鱼之粪可以饲鲢鱼。”还说可在鱼塘四周种植果树加以绿化，既可充当饲料，又可防止鱼病等，这是很有道理的。徐光启的观点在客观上符合了“生态循环”的规律，不过那时这种萌芽没有条件发展而已！但是已为徐光启等人所重视，载入史册，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徐光启和《崇祯历书》
崔振华（北京天文馆）
一、《崇祯历书》的历史地位
《崇祯历书》共46种137卷，分节次六目和基本五目。
翻阅《崇祯历书》不难发现，这是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欧洲天文学知识的巨著。尽管他所采用的理论——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宇宙体系（这个体系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月亮、太阳和恒星围绕地球运转，而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是围绕太阳运转的，这是个介于托勒玫和哥白尼的地心体系和日心体系之间的宇宙体系），是欧洲已经落后的理论。但是，书中又介绍了哥白尼、第谷、伽利略、开普勒等天文学家们新的科学成果和天文数据。他引进了明晰的地球概念和地理纬度的概念，并引进了与此有关的测定方法和计算方法。还引进了严格的黄道坐标系，采用了赤道起算的90度纬度和十二次系统的经度制。
在计算方法上，引用了球面和平面三角学的准确公式，还引进了视差、大气折射的改进方法等。这些概念和计算方法，对于我国的天文学家们来说，是开阔了眼界、获得了先进的知识，因此，《崇祯历书》的编纂，对于我国古代历法的改革来说，是一次重大突破，对于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来说，也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二、改历的由来
明代在我国古代天文学发展史上，没有作出什么突出的贡献，它所颁发的历书一一《大统历》，实际上是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等人所制订的《授时历》的改名。《授时历》于元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制成，诚然，这是一部比较好的历法，但是历久必差，却是很正常的。万历三十八年十 - 月壬寅朔（公元1610年12月15日）日食，钦天监的预报不准。当时徐光启按西法所作的预报相当准确，由此徐光启名声大振。后来，万历四十年十一月的日食、四十一年正月十五日的月食等，钦天监的预报都有明显的错误，那时曾有人多次提出修订历法，并推举徐光启参加，但没能成行。崇祯二年五月乙酉朔（公元1629年6月21日）日食，钦天监推算错误，徐光启按西法预报应验。崇祯责备钦天监，当时的五官正戈丰年等人曰：“大统乃国初监臣元统所定。即元太史郭守敬授时术也，二百六十年来按法推步，一毫未尝增损，授时之法古今称为极密，然依其本法尚不能无差，守敬以至元十八年成术，越十八年为大德三年八月，已推当食不食，六年六月又食而失推，时守敬方知太史院事，亦付之无可奈何，彼立法者尚然，况斤斤守法者哉。今欲循守旧法向后不能无差，欲行修改更非浅陋所及。”在这种情况下，崇祯采纳礼部“开局修历”的建议，并由徐光启督领。徐光启走马上任，坚决主张参用西法，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的方针。
徐光启在提出修历方针和修历内容的同时、还抓了求贤纳士、制造观测仪器两件大事。
徐光启学习西法，努力译著，使中国开始接受欧洲的科学知识，对中国的科学，特别是对天文学和数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说徐光启是介绍西方科学的先驱，是当之无愧的。
纵观徐光启的一生，他对我国数学、天文学、农学等多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徐光启经济思想简论
吴申元（复旦大学）
徐光启是我国古代的著名科学家。他在科学上的成就向为世人所瞩目；而他在经济思想方面所提出过的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却很少为人注意。
徐光启的经济思想可以归纳为财富论、重农论和人口论。重农论是核心。财富论是重农论的出发点。人口论则是重农论在人口问题上的表现。
一、财富论
徐光启认为财富是农业创造的。他说：“农者，生财者也”。在他看来，只有来源于土地的“食人之粟，衣人之帛”才是真正的财富；而被人们当作是“所谓财者”的货币，其实“皆财之权也，非财也”。把货币从社会财富中排除出去，徐光启则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第一个人。
徐光启的财富论与十八世纪法国重农主义的财富观如出一辙。魁奈（Francois Quesnay 1691 ~ 1774年）就说过：“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只有农业能够增加财富”。从时间上看，徐光启要比他早一百多年。两者虽都产生在封建社会末期，但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却全然不同。重农主义是资产阶级的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的理解”，它所反映的是封建社会末期资产阶级的要求。徐光启的财富论则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它是地主阶级改革派鉴于当时农业生产凋敝、国家财政枯竭而发的补弊救偏之论。从理论上考察虽不尽正确，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有其进步意义，这又是两者的共同之处。
二、重农论
既然徐光启认为财富来源于农业，因此他必然主张重农。
徐光启认为唐宗以后农业逐渐不受重视。“国不设农官，官不庀农政。士不言农学，民不专农业”，是国家贫富的重要原因。
徐光启认为当务之急是驱民归农。他指出：“方今首务莫如禁人于游惰，而教人于生谷”针对“今世未业之人至众”的局面，他主张“宜有法以殴之。”建议制定“贱商贾，尊农人”的法律，以引导百姓“使去末而就本”。除了法律手段，他还建议采取一系列的经济措施，其中主要是限制土地兼并、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均民和取消宗室廪禄使之从事四民之业。
作为一个农业科学家，徐光启对水利与农业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他指出：农田产量不高，“其不能多生谷者，土力不尽也；土力不尽者，水利不修也”。只有兴修水利，才能充分挖掘土地的潜力；“用水，不独救旱，亦可弭旱”。“用水而生谷多”才能收到增加社会财富的实效、他并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水利技术，认真总结我国传统的治水经验，这些对于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
开垦荒地以扩大耕地面积，也是徐光启重农主张的一个重要方面。
开发西北是徐光启开垦主张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每年要从东南漕运几百万石大米以供给京师吏禄和西北边饷。徐光启认为漕运是使西北农业不能发展的重要原因。他举例说：“父有二子，一勤一媮。使勤者养其父，又给其媮者，父又时出所藏以济之，而媮者益媮，此三相尽耳”，朝廷使东南养西北，是三受其困。所以说“漕能使国贫”。他对西北经济发展的前景是乐观的。说：“九州之地，生人所居，无不足以养人者，唐虞万邦，降而七国，其地产人力，蔑不自给也”。这里洋溢着爱国主义的炽热情感。
三、人口论
在人口问题上，徐光启也发表过独特的创见。
徐光启提出了“生人之率”的说法，在中国人口思想史上第一个确立了人口增长率的科学概念。他说：“夫谓古民多，后世之民少，必不然也。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他认为只要没有大的战争，人口三十年就会增加一倍。这与马尔萨斯关于人口每二十五年加一倍的说法十分相似，在时间上却早了一百六十年，有人以为徐光启的说法“并不是根据任何实际调查”纯属臆测。这是不公正的，系对于徐光启的人口思想缺乏全面了解所致。事实上，徐光启的这种观点是调查了明代宗室贵族人口增长状况后得出的结论。
对于平民百姓因人口增长而可能出现的生计艰难，徐光启提出了“均民务本”的政策。当时国内人口的地理分布很不均匀、疏密悬殊，大体说来，“南人之众，北人之寡；南土之狭，北土之芜”。这样，农业生产的潜力无法充分发挥。北方地广人稀，田土“闲旷”垦殖不足；南方却地狭人众，“耕垦无田，仕进无路”，舍本弃农，“去而为末富、奸富者多矣”。他主张“均浙直之民于江淮齐鲁，均八闽之民于两广”，认为“此于人情为最便，而于事理为最急者”，显然，这是从苏轼“因人之情”、“因时之势”的“均民”方策中汲取了思想营养的，他说如照此办理，那么，“南人浙北，使末富、奸富之民皆为本富之民”，农业生产力就会不断发展，社会财富就会不断增加，“民力日纾，民俗日厚”，尽管“生息日广”，人口增加，却“财用日宽，唐虞三代复还旧观矣”，天下就会大治。徐光启提出这个建议，是在崇祯三年（1630年）。当时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在内忧外患摧折下正摇摇欲坠。十四年后就灭亡了，徐光启的建议当然不可能被考虑，更不用说被采纳了。
徐光启的人口对策虽未实行。但他关于“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的人口思想却对后世产生过一定影响。在洪亮吉（1746 ~ 1809）的《治平篇》、《生计篇》82和汪士铎（1802—1889）的《乙丙日记》中，都可以看到这个思想的影子。
徐光启：中西科学第一个交点
纪树立、何锡蓉、李鸿斌、蔡乃中、赵小玲
中国的传统科学具有自己独特的运动轨道。在16 ~ 17世纪之交，它同整个中国固有文化一起达到了一个极盛时期，形成了春秋战国以来的一个理论高峰。这表现了这种科学传统的全部优点和缺点。它同整个中国文化一样，也开始走向特化。它没有导致近代科学的诞生。单独依靠这种文化本身的力量，似乎也难以通向现代科学，尽管学者们对这一点仍有异议。另一方面，西方文化孕育了古代希腊科学。经过中世纪障碍重重地但还是持续不断的积累，在16 ~ 17世纪之交爆发了一次空前未有的科学革命，建立了一直通向电子计算机和原子能的近代科学。
徐光启——我国近代的伟大爱国主义者，伟大的革新家和科学家。他以他的一生为这一次碰撞提供了一个接触点。他是近代我国历史上最早一批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他第一次把西方科学纳入中国文化以便为我们的民族寻求一条更好的发展道路。他的努力在当时是失败了，但启示了以后几百年的历史。
1. “天崩地解”时代的革命家
徐光启（1562 ~ 1633）活动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方生未死的时代，一个除旧布新的时代。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强汉盛唐，逐渐把这种制度的内在生命力消耗殆尽。宋元以降，这种制度的痼疾开始逐渐暴露4到了晚明，一方面是封建统治阶级极度腐化，陷入内外交困、重重危机之中，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却开始了新的转机，到徐光启生活其中的万历年间（1573 ~ 1620），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财富集中的结果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初萌芽。
在科学技术上，整个文化领域和社会生产发展要求把传统技术成熟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上来。在这种社会力量推动下，产生了中国近代的三部主要科学著作：《本草纲目》（1596）、《天工开物》（1637）和《农政全书》（1639），标志着中国整个科学技术历史中的一个新的理论高峰。
在这个“天崩地解”的时代，徐光启同当时的先进思想家一起，开始探索一条新的道路。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名士大儒”，他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润；但作为一个出身贫寒的正直的知识分子，他又不能不感受到时代风云的激荡。面对外族入侵、国家贫弱、弊窦丛生，他忧国忧民，渴望变法图强。他一再上疏力求精兵利器务农贵粟，起用人才，发展生产，提出了一系列除弊利民、富国强兵之策。
2.西方科学的最早引进者
徐光启生活的时代，在西方，正是文艺复兴中期，主要是开始创建近代科学的时期。徐光总生于哥白尼去世（1543）不到20年，死于牛顿诞生（1642年）不到10年。他在西方的同时代人是弗朗西斯 · 培根（1561 ~ 1626）、伽利略（1564—1642）和笛卡儿（1596 ~ 1654）。这三个人以不同侧面共同建立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基础和雏形，为牛顿力学体系准备了方法的、理论的和哲学的前提。
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建立，是三种传统交叉作用的结果。一是可一直追溯到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数学传统以及由此产生的理性主义自然观，二是由培根倡导的实验传统，三是中世纪后期为清教主义所支持的工匠传统。第二种传统的形成，激活了其他两种传统，使之完成了这一次化合反应，但是这并不是整个革命的唯一原因。
徐光启以最大的热情来欢迎这些“新学”。他系统地引进了欧几里得几何和几何天文学，引进了某些中国所没有的技术。不仅如此，他还干脆入了教。对于徐光启人教一事历来聚讼纷纭。但把此事完全说成是学习科学的手段，或者完全是屈服于宗教蛊惑，似乎都未必正确。徐光启说得明白，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而其绪余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就是说，他不仅着眼于具体科学，而且把这种宗教作为一种文化成分来补充儒家佛教之不足。因此，这尽管不是什么值得称赞之举，但对于一个力图冲破传统儒家教义的革新家来说，病笃乱投医，其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3.中西科学结合的最早尝试
作为一位科学家，徐光启以一开始就充分意识到西方科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他首先为引进几何学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他推崇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
徐光启最重“象数之学”。因为“道有理数所不能秘者，非言弗直，有语言所不能详者，非图弗显”。重视图像思维同推崇几何之间显然具有某种内在联系。这表现了对西方传统科学的一种深刻领悟。中国古代数学重代数而轻几何，重数量关系而轻空间形式，这代表两种不同的文化精神。现代物理学家狄拉克甚至认为，数学家可分为几何学家和代数学家两种，各代表不同的民族性格。前者代表希腊精神，后者代表阿拉伯、印度、中国等东方民族的精神。如果这一分析确有道理，徐光启所引进的就不仅仅是为一门数学分科了。
4.历史的曲折道路
徐光启的尝试；归根到底是失败的。他没有为大明王朝找出一条更好的道路，他也未能把中西两种科学真正铸合起来，他不是也不可能是中国的哥白尼、开普勒，也不是中国的培根。他没有也不可能在中国建立一种近代科学。徐光启就是徐光启。他只能在16 ~ 17世纪之交的中国大地上，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作出他可能作出的最大贡献。
历史往往要等待辩证法很久。十九世纪以后先进的中国人重新继承了徐光启的事业，又经过几次反复，终于使科学扎下了根，使我们的传统文化日益走上科学化的道路。
[以上均东海摘自《纪念徐光启逝世350周年学术讨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