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academic research），尤其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具有一些特性，这些特性如果不是普遍的标准，被作为全世界大学的标准。但是学术研究常受到挑战，不得不放弃既定的标准而屈从于经费来源施加的压力，尤其是在金融紧的阶段。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持续发展的阶段过后，发达国家学术研究经历了日益严重的金融紧，面临随之而来的压力，不得不放弃既定的标准。在不发达国家，那些从未富裕过的大学正面临更大的压力以适应科学界以外的人所确定的标准。尽管如此，学术研究的重点主要还是由学术科学（academic science）的标准和价值来决定的。

学术科学的标准

学术科学的标准首先需要围绕学科（disciplines）组织研究，这种学科可定义为已整理过但还在发展的理论知识的概念性体系。主要学科常常是普遍地而不是从某一类文化下定义的。而且学科的定义在任何一段时间常是循环性的：物理学就是物理学家所从事的研究；物理学家就是原先在物理系培训的人。学术性学科（academic discipline）像一朵云，它总在那儿，只是组成这朵云的物质经常在变化。于是，二十多年前物理学的内容，在七十年代成为化学系的内容。每门学科通过提出新的问题而使本身得到不断更新。因为学术研究在自身以外没有确定的“使命”，例如特定的社会目的，学科就是知识的继续和积累的主要源泉。这个定义是世界范围内公认的科学文献团体下的。

第二，根据普遍标准，对科学作出个人贡献的承认，学术研究常常是个人性质的。这个标准意指同行们的评价和承认，而不是院校长官或其他不直接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的评价和承认。在对学术研究相当重视支持的年代，这个外部影响容易造成院校间科学家的很大的流动性。尤其是美国的学校，对合作或集体的研究评价并不高，虽然几个作者联合写的论文证明这种集体研究自三十年代以来在发达国家就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这种集体研究的发展还不多。实际上，《物理学周报》每篇论文的平均作者人数只从1935年的1.75人增长到1971年的2.5人。

第三，虽然这个标准在一些学科中比在另一些学科中更行之有效，但取得学术研究成绩和承认的标准常常超越国家科学团体的范围。通常越是“基本的”研究领域，其标准越是带有普遍性。因此，高能物理学、分子生物学和纯粹数学这些领域的科学家组成国际学术联络网，成员都互相认识或久闻其名。现代运输和通讯当然也大大便利这种世界范围基本学科联络网的形成。

学术研究的价值体系，正如这些标准所揭示的，易成为科学本身内在的性质。最有价值的科学家是那些被同行们承认为最有价值的人；对科学贡献的价值是从它在贡献作出时与学科的概念结构的关系来评价的。对出版的先后，前人贡献的社会承认要极大地加以重视。即使对完全是独立研究成果的一部科学著作，其价值会因重复出现而迅速降低。Betway必威在线登录 事业实际上呈现出既合作又竞争的自相矛盾的状况。科学家坚持忠诚于自己的学科和自己的同事们，履行了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许多义务，如为杂志评判论文。同时，个人、集体和国家为优先发现及优先承认而激烈地竞争。但是这种竞争总是为给同事们的贡献以应有称赞这一严格成规所缓和。

社会科学家研究了科学上多层次系统，发现同行的承认，对贡献的客观量度，如发表论文的篇数，论文被别的论文引用的次数，有很高的相关。这类研究由于科学情报协会的创始人和会长伽菲尔德（Engene Garfield）的一项发明，即编出“引证索引”（Citation Index）而大大方便了。由于这些措施，科学贡献大多是由同一学科中很小部分的科学家作出的。

决定学术科学中重点的价值制度有效地抵制了外行和国家的批评和干扰。正如华生（Watson，W68年）和克劳（Klaw，1968年）指出的，科学家要对各种外部压力和内部政策作出反应。但是科学家努力捍卫了科学的自治权和科学的内在价值，尤其在发展中国家，那儿的科学家面对国家要他们从事与社会有关的科研的巨大压力。在东方国家，科学家常想出有独创性的策略，以保卫科学的内在标准不让外界把重点引导到国家目标上去。在西方国家，也有同样来自外部的压力和一些同样的反应，只是随着双方更大的予与求而显得更加微妙和复杂（丹尼尔斯，Daniels，1967年，布鲁克斯，Brooks，1973年）。

学术科学的规范和标准起码部分地为在非学术环境中工作的科学家确定了一个理想。例如，在美国，最受推崇的工业实验室，如“贝尔电话实验室”，就是一个有学术气氛的机构（一般来说，越是发达的国家，科学家在学术机构以外工作的比例越高）。但是在非学术机构（nonacademic institutions）坚持学术科学的标准常会引起科学家和他们为之工作的机构关系紧张，引起这些机构中的学术科学家与非学术科学家之间猜妒和误解。譬如，工业物理学家发表论文的数目比学术物理学家的少。其结果，在科学界，工业物理学家就不能享有与他们的真实贡献相称的盛誉。

不管经济发展状况如何，每个国家在科学家的分布和主要学科的出版物方面都显出有非常相似之处。这个相似之处证明一流的科学界所确立的标准的力量。当然这只是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似，因为各国情况毕竟不同。例如，苏联科学文献中，临床医学的只占百分之十；而美国和英国则占百分之三十。相反，物理学的科学文献美国只占百分之十，而苏联却占百分之二十五。西德和英国与美国相类似，而日本与苏联对化学极为重视。当人们进一步考察一门学科的更精细分类，例如高能物理学、凝聚态物理学时，各个国家出现了更多的不同。这个不同主要是由于实验设施的耗费而不是科学以外的任何因素，如工业的性质和国家的发展状况引起的。在一些较小国家，这些耗费的限制常通过进入国际性组织，如欧洲原子核研究中心，而部分得到缓和。

确立学术科学的重点

学术科学领域的出版和人力的模式说明基础研究缺乏自觉或集中的一套重点。重点常常是由所谓“无形的力量”确定的，这“无形的力量”就是世界上成千上万独立工作的人（他们都想作出明显的、得到承认的贡献）分别作出的决策。为能得到承认，他的贡献必须是独创的。所以科学家为自己定的重点受到他对科学文献的评价和对来自他的专长的“无形学院”的通讯的评价强烈影响。这个模式确实对一种普遍的“知识市场”是极有启发的。一个学科的“发现市场”起着分配知识资源的作用，享有一个理想化的经济市场的某些特点。而且从总体上来说，学科的重点常常是由一个相当少数领导人物所提出的概念和发现确定的，这些领导人物决定任何一定时间内科研的风格和进度。一个新的实验发现，例如物理学上的穆斯保尔效应（the Mōssbauer effect），或一个新的理论建议，例如最初对激光的建议，由于科学家争先恐后地去从事这种研究而常会引起一个领域内大规模的，没有中心方向的重点转移。作出努力调整重点或基础研究时，如七十年代初期美国设立国家癌症研究项目时，科学家们似乎确实是相应地调整了他们的重点，至少在那些可能得到经费的领域是如此。可是仔细考察这个过程，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转移是表面上的，而不是实际上的：研究建议重新写得显然适合特殊的社会目标了，而并没有改变科学主题。简而言之，科学家常常改变对他们正在做的工作的解释以适应外界的压力而不是真正改变他们做的工作。这个“无形的力量”仍然是确定重点的真正力量。

同行评议虽然大部分经费来源于政府，但科学界却控制了基础科学的策略。在美国，用于学术科学的经费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由称之为同行评议的过程控制的。在这个过程中由“同行们”即充任经费提供机构顾问的同一领域的科学家组成的各种委员会，对个别“主要调查研究者”的研究建议，加以评论，评价，按轻重缓急次序分等。经费首先提供给等第最高的项目（实际上，这种等第往往几乎取决于提出建议的科学家的名声和过去的成就，以及他们所提出研究的特定内容）。

用同行评议确定美国联邦机构研究项目的重点的情况，各个机构之间不尽相同，在某种程度上，各个学科之间也不同。例如对于同行评议办法、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用得最为详细，尤其是在生命科学中。按学科最初分类和按科学性质次序的排列（由所属次级学科的专家组成的“研究组”来完成的）后，把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研究建议分配给一个以研究疾病为主的研究所。在这个研究所，经费是由一个有在已排定项目中重新安排重点的自由的咨询委员会决定的。外部的考虑，如各种疾病的严重性程度，国会批准拨给该研究所的经费总额，成为咨询委员会作出经费决定的因素。这样，内在科学价值的考虑是主要的，但通过全面政策的考虑，修改经费决定。

公共机构的经费津贴虽然除美国外，其他国家较少采用正式的同行评论来决定学术研究重点，但实际结果几乎相同。例如在欧洲，公共机构对研究的一般津贴采用得很广泛。大学和基础研究所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马克思 · 普朗克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s）的高级研究职位是通过对候选人过去的研究成果加以评价这样的竞争过程而取得的。在这个过程中要对学科的子域的相对重要性，候选人个人的长处进行辩论，正如他在过去所选择的成功地研究路线的记录是一个科学家的长处的一个部分一样。对个人长处的辩论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关于所选择的科研领域是否有发展前途的辩论。

大多数国家也有国家科学研究院，如英国的科学研究院，法国的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这些研究院给科学家个人补充研究经费和特殊的奖研金。它们由根据科学证书挑选的科学家主持。当研究院的经费在子域学科的分配受到科学以外的社会和政治重点的影响时，科学界判断的重点是最有权威性的。表面上有很不同的科研经费分配制度的一些国家，在经费分配上有相似之处，这反映了科研重点的决定是不受科学本身以外的地方和国家影响的。

学术科学所遭受到的威胁

学术科学的把握自己重点的自主权，因为科学的有用性和成功性较之它的失败来得少而越来越不确定了。有句名言说，科学，甚至基础科学终于被认为对社会太重要，以至不能完全由科学家来作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激动人心的技术成就原来起源于战前的进展，这些成就使得所有工业化的国家战后对基础科学资助增加。战后不断出现的新技术，激发了公众的期望，甚至造成了人们不能容忍科学进展的缓慢和其明显的任意性。科学受到按照社会需要重新排列重点的压力越来越大，这类需要在发达国家是能源和环境问题，不发达国家是经济和技术发展问题。在美国，联邦政府对大学的基础研究。

尤其是传统学科的资助逐渐下降。单就物理学看，联邦政府资助的最高年份1967年到1974年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但在这同一时期，对癌症、能量供应技术，环境问题，城市问题的研究经费的资助增加了。研究和发展经费也稳步从大学和政府实验室转到工业，这样的做法被认为更适应政治的需要。1970年到1975年间，联邦研究和发展经费提供给美国大学的减少了百分之十六；而提供给工业的却增长了百分之十。美国还经历了对用来选择大多数学术研究项目的同行评论过程的直接的政治性的攻击。不管这种攻击的最终结果怎样，在有实际科研系统的所有国家，科学自治权这一传统，这个一般倾向是明确的。

内部的攻击学术科学与其政府赞助人之间的关系日益混乱，在这之外，科研方面的学术传统从内部受到攻击。六十年代后期欧洲和美国的学生运动开始时，已批评科学是与人类的真正需要无关的，掀起了一场“科学为人民”的运动。这个运动谴责科学阀是尖子主义的和权威主义的，认为这与新的为人民的主张（populism）是不相容的。更重要的是，科学合理性的概念受到“敌视文化派”的攻击。科学的客观性被讥为一种神话而被抛弃，认为提出它的目的仅是为掩盖那种把科学展示的知识性和合理性用作维护现状的工具的事实。科学和由它产生的新技术被看作是为当权人服务的，因为只有当权者能掌握这些工具，并为他们自己的目的使用这些工具。随着大学中这个民粹主义的而实质上反知识的运动，更积极地引起了对新的科学种类，尤其是关于社会问题科学的兴趣。跨学科中心的目标在于研究诸如能源，环境保护，人口，穷困，城市问题等领域中的技术抉择和政策选择。这些领域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这个跨学科的发展美国比其他国更为广泛，虽然在英国，特别是新创办的大学里也有类似中心。尽管各国大学面临经费困难威胁这些中心，但其中一部分已扎下根来。

发展中地区的外部压力发达国家加强了对科学研究实际应用的重视，在不发达国家也有相似的情况。在不发达国家，常责成科学家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在发展问题上，避开那些只反映发达国家领先的，有名望的研究领域，避开使这些发展中的科学团体与他们的社会相脱离的研究领域。按照发展中地区政治领导人以及外面许多顾问的规定，有一种为富国的科学和一种完全不同的适合于穷国的更实用的科学，即一种与发展需要更相协调的科学。简言之，追求科学上占世界领先地位是穷国买不起的奢侈品。当然也有有影响的反对者不同意这种观点，例如，委内瑞拉科学研究所所长马西尔 · 罗谢（Maicel Roche），在首都加拉加斯说：“当拉丁美洲不再有重实际需要的成见，而单从求知欲而不是从简单的物质进步的要求出发时，它将开始为人类科学进步，同时为它自己的物质福利作出重大贡献。”此外，实际结果的压力常有相反的作用，使得不发达国家的科学家为他们科学的“纯洁性”而骄傲，坚持自主地寻求科学目标的权利。国际上科学研究的重点即使对中国也有吸引力。中国对高能物理学、分子生物学有强烈的兴趣。如果中国继续改变它的经济状况，这种兴趣还可能增长。

国际研究中心

在基础科学领域例如高能物理学、射电和宇宙天文学，需要极其复杂或十分昂贵的实验设备或观察仪器，越来越趋于建立国家甚至国际研究中心。在这些领域建立的一个有趣的模式是中心实验室保持足够进行总的研究活动的百分之二十五的常设人员。其余时间根据竞争原则分配给由同行委员会决定的具有最高优先权的研究活动，使这些需要实验时的加速器，观察时的望远镜，海洋学考察时的船舶的研究可得到设备。因这些主要设备中进行的大多数实验，实际上常常是高等学府的“使用者团体”进行的，从而使他们仍在大学又能进入科研第一线。美国的高能物理学是学术科学中这个趋势的例证。大学负担科研经费的百分之十九，人力的百分之二十七，博士水平人力的百分之五十四，但所有论文百分之七十七在主要的物理学杂志《物理学评论》上发表。这个模式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许多由学术科学家提出报告的研究是在国家实验室和国家实验中心的加速器中进行的。美国还建立了射电天文学、光学天文学、大气物理学和海洋学的国家中心。这些研究中心形成了学术性研究的基础结构的重要部分，鼓舞科学家包括研究生去这些中心。

欧洲原学核研究中心在西欧，欧洲原子核研究中心是所有欧洲的以及一些美国的科学家进行高能物理学研究的中心。虽然一些较大的欧洲国家，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意大利，英国，也有国家的加速器，但欧洲原子核研究中心是欧洲基本粒子物理学研究的主要中心。如果没有这个中心，较小国家几乎不能参加这些领域的工作。十三个欧洲国家为欧洲原子核研究中心预算提供的资助，占它们国民生产总值相当比例。一些国家的捐赠几乎构成实验高能物理学的唯一资助。正像在美国一样、管理加速器的所有费用由欧洲原子核研究中心支付，而准备专门设备的费用至少部分由进行某项研究的使用者团体负担。中心实验室从它预算中，为较小国家使用者提供一些专门服务。

国际理论物理学中心国际研究中心的其他模式也在发展之中。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一个是在意大利的得里雅斯德的国际理论物理学中心，现已成为一流物理学家国际联络网的中心了。这个机构，作为高深讨论会或“学校”以及独创性研究的主办者，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和意大利政府联合资助的，另外还有联合国其他机构和私人基金会对特别项目的资助。这个中心计划为不发达国家的科学家提供一个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最好工作条件相比的环境，让他们从事于理论物理最先进领域的研究。虽然这个中心在开始的时候主要搞理论粒子物理学，但现已扩大，包括核子、等离子体和凝聚物质物理学的研究。

学域研究学域研究是国际合作的重要方面，尤其是在地理科学，如海洋学、大气科学、海洋地质学等方面。这些学域内国际联合观察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样的联合观察为整个地球科学的迅速发展和优先地位所推动，又推动整个地球科学的发展。国际海洋开发十年规划（The International Decade of Ocean Exploration[IDOE]）就是一个例子。从1970年到1980年十年间进行海洋现象的国际合作观察时，国际海洋开发十年规划为这些现象的科学解释提供了依据，而任何国家单独是无法取得这样的成果的。由科学研究船格洛玛 · 查林杰号进行的深海钻取土样项目（the deep ocean coring program）部分是由包括苏联在内的五个不同的国家资助的。这个项目为地质学上板块构造理论的发展提供了许多经过证实的证据，这就使得地球的地质学历史完全改观了。确实，如果没有紧密协调的国际观察，就不可能取得海洋物理学、大气科学和地质学上许多主要发展和理论见解。有趣的是，国际科学活动具有一些政治和科学的吸引力，因为有时政府重视这些项目而不是仅根据科学价值进行分配。国际科学合作和协调的另一个例子在南极。在那里，根据世界所有科学家都能携带国家政府提供的后勤装备自由进入该地的条约建立了国际研究专用地。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主要调查研究者都是学术性研究的科学家。

将来趋势：这些国家和国际中心和合作项目表现出来的趋势可能继续下去，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科学领域向日益复杂的设备和观察计算术（observational logistics）发展。大学中更多专门化的趋势可能发展下去，因为增加努力以集聚这个领域所需要的“临界质量”变得更为重要了。在许多领域如果没有一个大的地方研究团体或使用者团体的协作努力而要处于领先地位已越来越难了。科研模式对二十世纪的学术性科学变得至关重要。

[《国际高等教育百科全书》，第8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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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布鲁克斯系美国物理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