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获得者斯佩里，以他的裂脑研究主导着神经生理学科，现在正计划动撼传统科学的哲学基础。他有效地把脑意识用于社会意识之上，把左脑的分析战略的还原论世界观与右脑的整体战略的人文主义世界观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更综合的科学世界观的基石。他认为，科学将同宗教一起共同参与构建伦理和道德的参考性框架，改变我们社会的价值观是人类社会的第一需要。
对这些问题，斯佩里与科学作家巴士金（Jvonne Baskin）作了深入的交谈：
巴：伦理与道德价值离脑科学家很远吗？
斯：是有些远事实上，有些价值观改变了的心越关系概念的自然结果 · 通常在科学中是追随最有前景的新发现，而人类价值离开最簠要的发现是远一些。
巴：人类价值是重要的，但是价值没有使您离开科学吗？
斯：是的，一些科学界的同道认为我脱离了科学的深层目标。我认为。我是在转入另一个新的科学领域，按照我的新的意识概念，伦理价值和道德价值已经成了脑科学的合法的部分，它们不再被认为可以还原成脑生理学，主观价值本身在脑功能和行为中起着强大的原因性的作用，它们是人类决策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它们又是形成全球事件中的强力的、因果性的控制力。在科学中再没有其他的因果性系统在决定我们的未来中会更重要一些。
巴：您的研究分清了互补的左右脑的作用，在两半球相互作用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您是否还继续感兴趣？
斯：当然罗，这些都是有趣而又重要的科学。您不是总是问“这有什么不同”吗？请您看看全球性的灾难的威胁和生活质量降低吧。您会问“如果成功地改善了教育政策、或神经病的诊断、或对左右两半球差异的了解，或对脑半球相互作用细节的了解，那么这些会引起什么不同的情况呢？”
可以对比一下，想一想，甚至价值的很微小的改变也会对全球性事件的精细平衡起作用。所以，我们现在谈的是千万人的生命问题，是未来的世界的式样，和那些管控我们的法律的式样。当你发现你的科学在这些领域具有直接的意义时，你就很难走开并回到实验室去了，特别是当你发现这条新的道路是使千百万人走出当代的世界性困境的道路时，更是如此。
巴：科学的传统不是对当今的许多问题提供了具体的技术性的解决希望吗？
斯：但是技术本身，在没有人口控制的情况下，正是使人们在粮食问题上、在人口增长的恶性循环上以及在污染、能源需求等方面越陷越深。
巴：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最好方法就是改变人们的价值感——发展一种新的全球性的伦理或神学吗？
斯：这是最人道的方式。全球性的灾难也可以打破恶性循环，但并不能根除恶性循环。现在能见到的最无痛苦的合理的解决，是改变控制着我们的价值观和信仰。其他人也同意这种观点。在三年前的全国宗教协会的一次会议上；不同宗教信仰的代表们确信，世界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新的宗教，新的神学，这种神学应该促进保护资源、发展可再生性能源及尊重土地的价值观。
让我们想想会发生什么情况吧，如果保护资源、人口控制等的价值高过权术，成为深深的宗教信仰的物质基础、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把污染环境、人口过剩，或其他恶化生物圈的行为视为不道德或亵渎神灵的情景。这也就是改变了的脑意识概念所要导致的结果。
巴：提出新价值观与对已存在的价值观作科学研究是两码事吧。
斯：当然，但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例如对价值系统的发源了解得更清楚，就可以增加选择道德观念的明智性。
但这还只是一部分，我们现在改变了精神 - 脑 - 科学的概念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人与世界的性质，改变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科学和价值的关系，改变了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对科学的信仰改变了，科学的范围和限度、科学的世界观、因果的概念以及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均改变了。于是，得到了一种新的世界观，所有这些形成了一种现实。
巴：通过科学和技术引起的人类价值的改变会使人们担忧么？
斯：这不是直接地或用实验使人们改变价值观，而是让科学去支持那些原有的价值争论。
巴：我们再从头谈。什么是意识和精神脑关系的改变，以及什么使您将科学、伦理价值和社会价值结合起来的？
斯：是所谓意识论或精神论的改变。70年代发生的心理学的革命，对待意识的转变，主宰了半个世纪的行为主义的原则被推翻了。心理学突然认为主观的事件——精神的想象、内心的思虑、感觉、情感、概念等等——是脑功能与行为的原因性因素。内部经验的全部世界、内省的内容突然成了能够影响脑的物理或化学事件的元素。它们再也不被认为是被动的、非原因性的甚至被认为是不存在的了。
巴：您这是说，过去神经科学家认为脑事件的每一步必须有物理原因。
斯：对了，这也是心理学家的观点，而且神经科学越发展，他们便越相信，似乎脑功能其全部性质全都能用纯物理的化学的术语来解释，似乎不需要涉及意识、精神或任何活力。科学宣称，它对意识是无用的，因为窣识在脑中不能起什么作用，也不会改变什么，不需要用意识来解释因果，脑科学的发展最终将用物理和化学来描述行为，似乎科学与人类尊严、道德选择、意义、目的等人类价值越来越无关。这就是我说的科学失去意义和失去人性。
巴：是什么引起了心理学家改变观点呢？
斯：因为许多事件均不利于旧的论点而有利于新的论点/过去在外圈的一些观点，现在却与改变了的概念很接近，心理学中的格式塔和人文主义观点、现象学概念、系统论、获知、突现、整体论等。问题是什么使这些少数派变成了目前的主导派？
我认为主要是证明了似乎是天衣无缝的推理逻辑的缺口，找到了把过去分散的线段结合起来形成新的精神 - 脑相互作用的公式。最主要的是引入了脑动力学中的原因性因素的概念。
关键性的是，脑的高层次的活动控制着低层次。脑的高层次特性，精神与意识，是居于控制地位的。它们包括并超越着物理化学的细节，它们调动下级神经冲动活动，并对之进行下向性控制。我们的新的模型，精神主义，使心理与精神能起作用，给予它们存在的理由，并使它们参加到物理性系统中去。并且还证明从胚胎性生长的物质中建立起精神的可能性。
巴：那么，您怎样定义精神主义呢？
斯：在心理学上精神主义相对于行为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个学说认为：精神事件，如心理的意识经验，能够决定并解释行为，过去认为精神是非物理的、超自然的，我们现在认为精神是脑过程的突现的特性。
记者：什么是突现特性？
斯：突现与整体是相同的。“整体大于而不同于部分之和”。当进化发展时，原子结合成新的化合物，并进一步结合成新的复合物，每一步均突显出新的特性。在脑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等级统辖，意识在最上层。
巴：您是怎样把精神主义与裂脑研究结合起来的呢？
斯：这件事是说对裂脑手术对意识经验的影响加以解释。我们发现切断连接后的每一侧脑半球均有它自己的意识，每一侧均对对侧毫不在意，每一侧半球均可以独立地进行高水平的工作，它们甚至可以进行相反的工作任务，每一侧均可以实现自己的意志控制并选择自己的爱好。
例如，在蒙住眼睛对依触觉来分类的测验中，两只手可以一起对弄乱了的不同形状的珠串进行整理。一只手可能将扁形的理到上边，将圆柱形的理到下边，而另一只手则相反。在整理过程中铅一侧脑半球都是意识清楚和有意志的作出与对侧相反的决定，而被分离的两侧脑半球又都不知道对方在干什么。语言的左半球可以报告出，它对右半球的经验一点也不知道，左右两半球的意识和意志犹如两个不同的脑袋。
被手术切开的每一侧脑都能够以这种方式保持自己的意识意志系统，于是，问题产生了。为什么，正常情况下，我们未能感觉到我自己是由左右分别的一对人组成，而只能感到是一个人，统一的精神和自我呢？
巴：答案是需要改变意识的概念吗？
斯：不是直接的，意识意味着突现，因为脑过程与感知的客体相互作用而不是简单的复录。例如，当我们看一所房子时，脑并不是复录这所房子，而是对房子发生一系列功能性反应——接近、定位、定形、记忆、联想等等。
谈到裂脑问题，我认为，这种与客体和其他输入的相互作用和反应要求突现的意识对脑活动具有原因性的作用。正常的两侧性的意识，可以看作是更高的突现实体，它取代右脑和左脑的和并作为对思想和行动的指导的力。
巴：所以两侧半球正常时是作为结合的整体工作的，精神是两侧性的单元而不是对每一侧的活动进行仲裁和整合，并以一侧或两侧的物理的或化学的事件来执行决策。
斯：对了，正是这样，用突现和因果的概念将所有这些联系起来，我发现一条包括着旧的行为学逻辑和精神脑矛盾的道路，一条最后肯定意识的原因性用途，而又不违背科学原则的道路。
巴：精神脑矛盾？
斯：这就是传统的主观论与客观论的难解的矛盾。一方面，内省给我们的印象是意识对思想和行动的决定十分重要。另一方面，客观科学说，意识在控制脑活动和人的行为方面一点作用也没有，各有理由又不能调和。
巴：自由意志是怎么回事，这是能在任何时刻任意选择做什么的能力的概念，是与脑功能的定律无关的？
斯：这正是与认为我们是受原因性控制并必须按照我们所做的那样去做，认为我的所做出的事正是我们所做的旧的还原论的观点。这是所谓“三大难题”之一。
巴：什么是“三大难题”？
斯：意识、自由意志及价值，三个科学背后的荆棘。唯物主义科学，对它们一个也对付不了。不仅仅是困难，而是与基本模式相冲突。科学不得不否认它们的存在，或者把它们排斥在外。
然而，这三项却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科学否认它们，就使人们对科学产生了怀疑。
巴：科学否认自由意志，认为它仅仅是虚幻吗？
斯：原则上脑科学总是认为脑内的物理的和化学的事件导致你作出每一项决定。精神病学和一切行为科学都是以这个原则为基础的，认为只要对过去作足够深入的探测、只要深入探测下意识或脑生理，就能找到原因，对行为作出解释和预言。
巴：这种决定论有实在的证明吗？
斯：催眠后暗示似乎提供了实验证据，实验时受试者想象他按照自由意志做过的事。然而证据说明他（或她）是在催眠下按指示做的，然后告诉他忘却是在接受催眠。
巴：不管这种原因控制，您相信我们的行动可以认为是自由的吗？
斯：我们须得承认不同程度的自由及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因果性，包括唯物主义所排斥的涉及精神和活力的高级的因果控制。修正的精神脑模型使意识精神事件成为原因性的。因此，任何意识意愿行动的原因性先行物不仅不是生理性的反而是精神性的。不再是物质的定律控制神经冲动传递或必定的物理化学机制。我们对待的是一系列意识或下意识的过程，它们有它们自己的更高级的定律和动力学。
巴：那么您是否与通常的科学解释相反，认为神经事件不决定精神事件呢？
斯：完全不是的。总是相互的关系，相互作用，由于长期的还原主义偏见，我们需要强调高级对低级的因果性控制。
巴：所以我们的行动仍然是因果性的和受指令的，只不过原因是精神性的，知觉、内省、记忆、观念、推理及逻辑的形式，是吗？
斯：是的，而且还有情感、要求、需求、愿望及价值。精神不但能对过去进行扫描而且对未来的选择的结局进行投射（设想），精神的动力学超越了脑生理的时间和空间。当你把所有这些放到一起，用修正了的术语来表述，我们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做什么决定就做什么决定。于是，矛盾被解决了。
巴：但是行动仍然是因果性的，不是自由的？
斯：行动只是在一定范围内是自由的。我们不再服从于物理和化学的定律。我们也不须服从生理的定律。我们脱离了机械的唯物主义的力。我们升腾超越了这些，进入了更高的领域，这里具有另一种控制，与所知的宇宙中的控制相比，具有不同的自由的一种控制。如想到这些，你就不会要求完全脱离因果的自由。如果我们要求对我们所做事保留因果性控制，而又不要控制我们自己的东西，那就将成为混乱。
巴：我曾见到很少的一些陈述，与您在活力论或二元论观点上一致，这是否有所曲解？
斯：是的，我全然反对对科学证实了的现实给予任何超自然或神秘的东西，只有一条，就是对唯物科学主张的现实要加以修正。精神主义是严格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答案。我没有见过意识的突现或产生可以与脑功能无关。精神和意识不可分割的属于进化着的自我创生的脑功能系统。
某些人利用新的精神主义概念来支持神秘主义或超自然的信仰，包括灵学。事实上，在新的精神模型下，精神遥感、意动、预卜及其他所谓“psi”现象（指特异功能——译者注）已经变得更不可信。
巴：过去只有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描述和宗教与哲学的超自然或神秘主义的图式两种选择。新的情况对这两种传统选择均加以拒绝，它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呢？
斯：这只是中途的选择，一种改变的科学解释，在其他事物中，它还包括传统科学否认的精神力和活力。它不仅包括物质的历史对立面——精神，而且在因果控制等级统辖系统中把精神放在物质之上，它还提供了不同的右脑现实图。
巴：您说这些原则是普遍的，超越精神脑问题，适用于一切科学，是吗？
斯：是的。例如，在生物学中，我最近用老的、被抛弃的活力论的概念来说明这一点，这个概念认为，生命和生命系统的特征就是特殊的生命的力在物理的力和化学的力之上并超越它们。
当早期的生物学家开始猎寻这种生命的特性时，他们当然什么也找不到。越经过长期的、严格的和深入的观察，他们就越坚信不存在生命力。于是得出结论说，一切生命之物不是别的，只不过是不同形式和不同复杂程度的物理化学过程。从三十年代直至如今，生命力的概念在几乎所有生物学家中成了被耻笑的主题。
巴：您打算使活力论复活吗？
斯：是的，从现代的意义上。虽然因为这个字的意味神秘，一些同道对此不以为然。用新的词将会更好，但在目前情况下，我不敢说应该对这个语言进行修正，因为好的词也可以错误地给予坏的内容。
使生命物质区别于非生命的特殊的活力就是突现的、整体的特性，而不是其物理化学组成成分的特性。这些特性是不能用机械的术语作充分解释的。这绝不意味这些特性具有任何超自然的或神秘的性质。把活力认为是超自然的与否认活力存在是同样错误的。任一生命或非生命事物的组成物的空间关系和时间关系构成了决定该事物是什么的差异性。
现代分子生物学十分乐意接受化学或分子力的权威，但是当所指的实体已不是分子而是活的机体的时候，推论又来了180°的大转弯。整个二十世纪科学的还原论唯物论哲学就是以这个大转弯的错误为基础的。不能够充分地承认现实中的非物质元素。这就是科学怎样把自己和文化错误地引至过分强调唯物主义的。
巴：修正了的活力论概念将会怎样改变科学的思考呢？
斯：除了其他的以外，这个学说认为地球上的大部分原子的运动并不依靠原子的或亚原子的定律或力，如量子物理学所具有的，而是被经典物理学、生物学、地学、气象学，甚至社会学、政治学的力和定律推动的。例如，高等生命事物的分子主要是由它们所具有的生命的力来推动的，即被该机体所有的特定的整体的、生命的以及精神的特性——目的、要求、需求推动的。一旦演进了，较高层的定律和力便对较低级的进行着下向性的控制。
巴：您认为这也适用于物理学吗？
斯：是的，例如量子力学和经典物理学的关系。当物理学家发现经典的牛顿定律不适用于基本粒子，而量子力学则能适用。于是，物理学家便赞成量子学说而放弃了牛顿学说，他们认为新的学说能更好、更精确地描述自然。
现在我们知道错了。对于大于分子的事物量子力学并不能取代经典力学。所以，两者都不错，两种学说都需要，只是适用于不同的事物。
巴：对新物理学的流行的理解含有较少的机械论和非唯物论的现实，勾勒出与东方宗教的相似性。您认为与精神主义有共同之处吗？
斯：不会是真的吧。我以为，把亚原子事件外推至大的世界是不合理的。高层次的突现实体包含和控制着基本粒子的特性。所以共同的世界还是在经典牛顿物理学加上生物学、地学及其他科学的框架中描述得更好一些。世界的生动活泼或“魅力”，并非仅仅是因为它的最终的建筑块就有奇异的、迷离的性质。
巴：那么，您是否要回到一个普通人在通常情况下可能达到的初始印象上去呢？
斯：在科学发展和另有说法之前，大部分的事似乎都是普通常识。从此以后，在科学家和社会的其他人之间便增长着文化和世界观的冲突，尤其是在人文学科，特别是道德价值方面，或许，我在这里说的只是承认人文学科和普通常识是对的，而科学错了。
巴：您不认为科学的融合对宗教性的学说给予了过分的限制吗？
斯：过去，在唯物主义的哲学下可能会的。过去的努力只是单方面的要求宗教进行修正取得与科学事实的一致。根据我们现在的意义则是变得相互妥协。宗教放弃对神秘主义的依赖，而科学则放弃唯物主义的传统。
巴：如果科学是宗教中的巨大的力，您是否认为上帝的自然主义及更高的精神主义还能使人信仰和敬畏吗？
斯：是的，这最好是留给神学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么个伙伴的原因。
巴：科学是否还留下与神学共处的东西？
斯：我想是这样的。与人的因素肩并肩的科学观包括由宇宙至亚原子的全部创造物及其间的力，但是还没有人描述过可以与无边无际、复杂难解、多式多样、及至美极丽相比的东西。当然，这就是人们敬畏的东西。
还可从宗教的总得失来看，正像人们放弃了太阳是被阿波罗神坐在风火战车上推动的信仰，用其他的概念来取代，这是一种发展而不是失去。
巴：那么这种想象的上帝是否也满足个人的情感需要，例如寂寞与失望，就像对个人的相的信仰那样呢？
斯：这将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但如果人们认识自己所做的事，但又并不逐字死抠，而是对困难的概念作某种想象，尤其个人的信仰又是个人的私事，这对别人是没有什么危害的？
巴：您谈到科学的新的世界观时，您包括了真理，例如对人的价值的内劣，这却是人文学科的事。
斯：严格的分家现在不再有人坚持了。我所以强调科学，因为它有严格证明的标准。科学好像是启示，把我们带到日常经验的彼岸。科学对自然和事物的意义给出更深刻的洞察，科学帮助弄清神秘，指示出道路，科学使我们对构成、推动、控制宇宙和创造人的力有更好的了解。
巴：您认为宗教的基础是启示吗？
斯：启示是好东西，在科学中应用而且欢迎启示。当你长时期被问题困惑时，问题成了你的一部分。问题深深地植入了下意识，所以突然的突破几乎多来自其他地方。当然，当这些启示未在实验中被抓住时，科学便放弃了它们。所以实验是个难点：即对外在实在的再验证。
脑科学家，研究脑的输入、输出、脑工作的方式等等，若无验证则不能相信这些内部工作的情况。人类本身就容易发生错误。你可以让脑内的逻辑操作自由奔腾并抵达任何合理的推论。这就是脑的本质。脑具有预先构入的逻辑操作系统，脑为这样或那样选择推理，但这种逻辑并不总是完美无缺的。你可以作出各种美妙的希冀的结论，和完全新的概念。科学可以要求对脑过程用外在实在进行验证和再验证。这就是科学和其他信仰的区别。
巴：您的著作提出，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伦理原则可以给联合国和世界政府应用。
斯：是的，成立世界政府的困难是不同信仰和不同文化的人民不愿意接受相反的意识形态价值的统治。在可见到的将来也不大可能达成一致。但人们可以想象这样的可能性，即所有的国家为了国际法将会达成以科学世界观和科学真理为基础的，相对中性的新的伦理原则。
巴：试图计划和指导价值的转移是否明智呢？价值通常在实际现实的压力下才改变，即您所谓的“难以忍受的边缘”。
斯：是的，你可以这样做，让世界的情况强迫改变价值，但起作用太迟。可利用的资源在减少。恢复越来越少，物种在被消灭。稀有生物的生命尊严与意义消失了。你越长时间地等待恶化了的条件去促进价值的改变，生物圈的质量反而越来越精。
我宁愿走理想之路。我不愿意仅仅考虑可维持的社会——世界究竟能维持多少人口。我宁可计算一下使生活最好、最美、最妙的理想人口数。
巴：似乎许多科学家年老时把注意力转向全球和哲学问题。
斯：大多数科学家年老时，他们看到暮时将临，便不再愿意在他以前认为可以做的事情上去浪费时间。人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增长着洞察力。现在，任何年龄的成人都应该关心全球的问题。这是应慎重考虑的事。
巴：您所主张的理性的、反神秘主义的研究还在人的一生中给科学达不到的非理性、幻想或深处的、先验的神秘领域留下余地吗？
斯：是的，那是肯定的，我当然不认为科学可以覆盖一切，或者对一切提供答案，或者教条式地宣称最终的、绝对的、永远正确的真理。我们越知道得多，未揭开的新的谜也越多、我的论争并不反对神秘主义、幻想或美术和戏剧中的类似的东西，或者在与控制我们的定律无关的个人方面的东西。这正是我所关心的，根据社会的价值和信仰直接或间接写入宪法、宣言、土地法——或者将来的地球法中的东西。
我们还不得不记住，严格的分离便什么也不能掌握，科学观与宗教的融合并与人文学科融合，两种文化的冲突便解决了，三个学科共同工作的大路畅通着。像当今的其他东西那样，生命的可欲求的非理性部分——神秘和魔术——也需要理性的保护。正是因为什么都考虑到了，我们的后代将会安全一些，如果我们不再继续对世界）的尊严进行矛盾的神秘主义解答或过了时的唯物主义意识形态的投机。
[Omni，1983年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