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行骗，也许不是偶然现象。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以及他们经常能长期地蒙混过去这个事实，使人看清了科学的本质。

在欧洲和美国，科学事业由于几起科学诈骗大案而受到冲击。在今年上半年，这类案件接连发生，差不多每月有一起。哈佛和耶鲁似乎也因此被人看作为二流学府，这种诈骗的泛滥有妨害吗？

一般科学发言人都回答说没有妨害；但是理智的回答说是有妨害的，即使全部诈骗事件都是区区小事，而实际上并非小事。任何新闻发布顾问能够解释为什么每月出一起案例对于科学在公众心目中的信誉是一场灾难。

公众相信这种流行的说法，即科学是一个“自动校正系统”。因为任何诈骗必定要被发觉，从这种令人欣慰的论点推想，只有疯子才想干这种事，因此，根据定义，居然会出现的诈骗行为仅是不正常的头脑的产物，对它的解释也只能在个人的精神病理学方面寻找，而不是在科学机构方面。

当我和我的同事威廉·布罗德作为《科学》杂志，即美国科学进展协会的机关刊物的报告人的时候，我们调查研究了几起科学诈骗案件，我们起初也采取这种人云亦云的习惯解释。但当我们看到每个案件的细节时，发觉到竟有令人惊奇的一致的格式。

这些案件没有一个是由于科学的“自动校正机构”揭露出来的。主要是由于关系密切的同事的嫉妒和猜疑，经常加上作伪者的过分粗心大意或狂妄自大，才使事情败露。而被过分推重了的自动校正机构仅在确认已被发觉的诈骗案件时才出场。

审查机构在检查诈骗方面的失败引起了一些问题，远远超出了诈骗问题本身。审查机构毕竟还是维持科学事业的知识完整性的负责机构。正是它们拒绝低劣的和草率的论文，并在学术团体已确认的研究成果上盖上批准的图章。但是如果审查机构不能发觉故意的错误，我们怎能信赖他们能挑出普通的但是不自觉的欺人自欺的错误，或无意的错误呢？如果它们甚至是经常的不能发觉严重的错误（不管是有意或者无意），它们怎能执行控制质量的主要任务呢？

由诈骗引起了一系列的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问题，远不止是小小的诈骗本身。正如生理学家从研究人体的病理学能学到正常的人体功能的学问，诈骗行为也暴露了科学的许多本质方面。在我们的《真相揭露者》（Betrayers of the Truth，世纪出版社，伦敦，1983）书中，威廉 · 布罗德和我试图探讨从科学诈骗观点所引起的这些广泛的问题。

科学的自动校正系统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是同行评议，就是不包括当事人的科学家的委员会，就他们的同事申请科研经费的标准向政府提出适当的建议。第二部分是审稿人，受托的杂志主编与他们商讨科研人员的稿件的发表事宜。第三部分，为了在理论上作最彻底的检验，是重做实验：当一个实验发表之后，其他科学家也可如法炮制。

约翰·朗（John Long）是一个于1980年从马萨诸塞州总医院辞职的研究人员。关于他的案件表现了这三个机构在检查严重错误方面的完全失败。朗的研究事业是从研究患有霍奇金斯疾病的病人的细胞培养液起家的，仅此一举，就被他骗取了759，000美元的公款。说到这一故事真相大白的过程，起初是一个怀有疑心的同事检查朗的实验笔记，发现有作伪，另一个同事更证实了试管培养液不是霍奇金斯疾病的，这引起了普遍的惊愕。事实上，甚至连细胞也不是来自人体，而是从一种北加利福尼亚棕足猫头鹰猴身上取来的。

也可能在朗不知道的情况下，他的霍奇金斯病细胞在某一阶段受到了感染，最后完全是猴子的细胞在繁殖。细胞感染在生物学研究上可是一件人人害怕和可以大肆张扬的事。但是同行评议委员会两次无视警告信号而付给他大笔研究经费。

审查机构在发现问题方面也同样无能为力。朗和他的上级教授曾在主要科学杂志发表的文章中图示出他们所谎称的霍奇金斯细胞的染色体。一位细胞培养液专家以后回顾说：“一眼看出这不是人的细胞线体”。但这些猴细胞愚弄了所有的人。经过最严格的试验、复制，许多研究人员试图在溶液中培养霍奇金斯细胞都失败了但是没有一个人梦想到要把失败的过失推诿到明的作伪上。复制在实践中可以起十分不同的作用，科学方法的哲学家要怎样说都可以。

科学家很少试做与别人完全雷同的实验。理由是科学奖励是奖给创始者的，而复制按定义就不是创始。当一个研究者重复同事的实验时，通常的动机是将实验改进和加细，以期对原有的发现提出某些推进。即使证实了同事的结果是错的，还不能说是有了指控他作伪的根据。可能是由于第二个研究者实验做得不正确，或者用错了材料，或者所在的环境和背景不同。所有这些原因都可能导致同一个实验在两个实验室有不同的结果。一个谨慎的研究者直到最后一步才会提出有作弊的可能。

没有错误的结果

有些作弊案件发生在不大知名的学府里，发生在不重要的学科上。但我们把约翰· 达西（John Darsee）的不寻常的发迹来相对照，他曾被描述为“显然是美国医学界最了不起的年轻人之一。”达西的十三年成功的作伪生涯是在美国的两个心脏研究中心度过的。

不管是在埃默里大学或哈佛大学，达西做出了大量伪造的数据，是以他自己和他的同事的名字联名发表的。这些同事包括哈佛的尤金· 布朗沃尔德（Eugene Braunwald）和埃默里的华利斯 · 赫斯特（Wallis Hurst），后者是主要的心脏病专家，是心脏方面一本主要教科书的作者。

达西的伪造之所以败露，是因为他的巨大的论文产量引起了同事们的猜疑。一天他们暗中进行窥伺，看到他仅用了几小时收集数据，而他在以后说这些数据是花了几天时间收集的。即使有这种重要的作伪的迹象，哈佛当局竟然未能把事情追究到底。

达西的实验室负责人布朗沃尔德和罗伯特·克洛纳（Robert Kloner）花了五个月的时间以稽核他以前的研究，就是这些研究形成了他们三人所发表的论文的基础。他们最后通知医学校的教务长：“从我们的实验室从来没有送出过错误的结果。”教务长丹尼尔 ·托斯特森（Daniel Tosteson）任命了一个尊荣的蓝色绶带委员会，由约翰斯· 霍普金斯医学校的教务长任主席，这个委员会也得出结论：“前所发表的研究……是精确的。”

仅仅是在国家保健机构任命了一个真正独立的小组来调查之后，才切实暴露出在达西的研究数据中有统计上的不可信之处，这说明它全部都很可疑。这时布朗沃尔德和克洛纳已经收回了以他们署名、以达西的数据为基础的五篇论文_后来对达西在埃默里大学早期劣迹的调查揭露出他在那段时间内曾伪造过八篇科学论文和四十三篇研究摘录。

长时期以来对达西的工作进行过什么样的检验？如果他的研究是重要的，为什么竟没有其他人来复做？为什么他的同事欣然同意在科学论文上与他共同署名，假如说他们不大与实验接触，以致当真不知道这些实验正在伪造当中的话？达西的十三年的劣迹也可隐隐约约使人看到庇护他的这一研究系统的价值了如果作为科学的审查机构，它们是完全无能的。如果不是由达西的同事从废纸篓中找到文件的真凭实据，他的作伪也许永远得不到查究。

—个以揭示自然的真谛为全部目的，而且为之受过长期训练的科学家，为什么竟至于处心积虑地伪造数据？近代科学是一项职业。在追求真理这个无私的目的之外，科学家必定还要有另一个追求的目标——荣誉，他们的学术所应有的信誉，以及报酬和威望，这些尤其有助于为下一步的研究事业打开局面。这两个目标在大多数场合是相辅相成的。但是竞争的压力以及某些科学研究安排的机会，有时迫使科学家顾此失彼。

在同行评议制度下，特别是在美国，高级科学家接受大笔政府经费，用以雇用博士生和研究生做助手。其所能起到的最好作用不过是使教授和学生之间关系更加密切，使研究传统得以保持和发扬。但是有些系的负责人牺牲学生的利益来追求荣誉。为了做成他们的著作目录，他们在地位较低的同事的研究论文上署上名字，尽管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贡献甚微。虽然分享荣誉是一件乐事，但一旦诈骗败露，也还是这个系主任最快地摆脱牵连。

较年轻的研究者遵循这个制度，部分原因是他们希望以后也能当上系主任，部分原因是他们也无从抱怨。对于某些系主任来说，单纯地使论文高产已成为一个目标。在这样的环境里，年轻的研究者会被劝诱去掩饰他们的成果，去整理数据，以便按主要负责人的要求交差，最后甚至伪造数据，也就不奇怪了。

无法对付伯特

有几起新近的诈骗案出现在过分强调论文产量的实验室里。诈骗很可能是现代科学事业中紧张的迹象，它反映了过度竞争的压力，以及在科研经费和名望方面分配不均所引起的关系紧张，公平地分配科研功绩的归属有助于遏制冷言冷语以及老资格的研究人员利用毕业生的劳动为己所用的倾向。

最近的另一诈骗案，是关于西里尔· 伯特（Cyril Burt）论述智力商数（IQ）和遗传的关系的著作。它真正使我们看清了科学中非逻辑因素的作用。伯特是一个教育心理学家，从事这一行，一帆风顺，取得了英国最高学术职位，并于1971年得到美国心理学会的极有威望的桑戴克奖，成为得到该奖的第一个外国人。他坚信遗传在决定智商方面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并以广泛的心理学实验报告作为他的理论根据，所有这些报告都显示出一种明白易懂的解说的风格，并且运用了一种非常娴熟的统计技巧。伯特的研究成果在多年激烈的学术争论中占据了中心位置。最后还是被一个外行人，普林斯顿的利昂·凯明（Leon Kamin）看破了伯特的数据中显而易见的统计的不可靠。这些分明是全部伪造数据的迹象，一位心理学家以后沮丧地回顾说：“这些数据给我们的印象是，它们早在凯明这样的人回头检查它们之前十年，早就该出现在有争论而又重要的领域文献中了……这不是学术团体所应有的研究方式。”

伯特获取了他这一行的一个学术权威的地位，他把这种科学方法当作纯粹的吓人武器来打败对手并维护自己的信条，连庇护他的科学团体也无法对付他这一武器。

伯特的成功为科学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即接受新思想的方式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公众，事实上还包括许多科学家在内，仍然信奉由逻辑经验的哲学学派提出的观点，认为科学是一个严格逻辑的过程，科学方法强迫了客观性，并说逻辑单独决定了理论的兴衰。逻辑经验主义者在有意地忽视科学的历史过程，以及诸如想象和直觉的心理因素之后，不可避免地把科学刻划成仅应存在于理想中的逻辑经验世界中的东西。

托马斯·库恩于1962年的出色的论文《科学革命的结构》（The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的中心内容是说，科学家在两种相竞争的理论中进行选择时，不单受逻辑因素的影响，同样也受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在库恩之前也曾有人说过，在科学中时常显示出一种令人惊奇的阻力，有回到原有思想的倾向。量子物理学家M. 普朗克说：“一项重要的科学革命，很少是由于逐渐胜过或折服对方面取得成功的……实际情况是它的对方逐渐消亡，而成长的一代从一开始就熟悉了这一思想。”

对新思想的抵制，和科学家对花言巧语地出现的诈骗的轻易接受，两种表现正好相反，夸大其词和表面现象在科学中确能大起作用，尽管研究者竭力反对这种说法。

科学诈骗普遍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问题无法回答，因为谁也不知道被蒙混过去的诈骗事件到底有多少。全部伪造数据的事大概极少，可能是因为要完全伪造一个实验又要做得像真的可是件难事。容易得多的是做些手脚，掩饰细节，以便给出一个有充分说服力的解答。次要的作伪，例如整理数据或挑选合用的报告，可能相当普遍，尤其因为这在正式的审核中是极不可能被发觉的。

大部分科学论文，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对于科学的进程不会有持久的影响· 作伪的论文将被淹没在科学文献的无用的泥沼中，和其他大部分论文一样很快被人遗忘；一般说来，作伪的东西必定很少有持久的重要性，但是也有著名的例外：西里尔· 伯特的关于智商和遗传的作伪的数据对于美国和美国国家的教育政策却引起了深远的影响。也可能还有其他事例，作伪的学术研究竟至于改变了社会的政策。

坏思想的消亡

科学诈骗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因为由科学家说出来的话往往被以为是已由科学审查机构严格检验过的，所以对他们的信赖要超过对其他专家例如艺术鉴赏家或戏剧批评家的信任。但是如果审查机构甚至不能看出严重的作伪，我们怎能假定它们能够发觉科学判断方面的细小错误呢？科学中的作伪更说明了一个道理：永远不要相信专家。为什么要这样，原因是我们都知道的。

和教科书和科学方法的哲学家的说法相反，科学中的坏思想很少被证明它原来是错误的。它们仅仅是被人遗忘而已。对科学思想的真正考验不是审查机构而是一个更为客观的评判者：时间。经过时间的考验，好思想被用作更先进的理论的基础而得到确证，而坏思想中的大多数被弃置路旁，被人遗忘。

有几篇对于我们的书的评论文章，曾抱怨我们没有解释科学为什么是要成功的，我们没有预见和回答这个问题，确是我们的疏漏之处。科学最后是会成功的，因为时间会扬谷去糠，存真去伪。经过时间的检验，一条科学真理可以被写上教科书，也就是得到很好的确认。但是审查机构并无能力保证今天的科学文献中的材料。我们的书的含意是，不存在立即算数的科学。就拿英国《自然》（Nature）来说，它是现今世界上最好的科学杂志；也许其中有一半论文对科学不会有持久的贡献。但到底是哪一半，现在谁也不能说。

对于科学诈骗我们应怎样做呢？我们明确地主张不要采取生硬的措施对诈骗作严厉的打击，因为这样做会使科学研究死气沉沉、停滞不前。比起查究细小的伪造数据等事更重要的是设法减少诈骗的诱惑力。保护毕业学生的利益，更公正地分配荣誉，减少内容空洞的杂志的数量，提高研究标准，所有这些步骤仅就它们本身而言都是值得采取的，而且还有助于扭转学术研究的风气。

像其他行业一样，诈骗诱惑了科学界中极少数的趋利取巧的人。大概是因为报酬之丰厚值得去冒险，而被发觉的可能又甚微。斯宾格勒将学者做出的诈骗行为引述为堕落文明的一个象征。对于这些目前的案例，还不必说得太悲观，但它们的作用也不致小到像“烂苹果”那样容易消除。烂苹果的产生与苹果桶有关，科学中的行骗毕竟与环境有关。

[New Scientist，198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