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伴随公布诺贝尔奖的公众的欢乐声中，在授予获奖者的崇高的地位中，我们经常忘记，这些重奖在受奖学科的范围内是非常狭窄的。整类的学科被排斥在外，因而，板块构造理论的建立——这一地质学史上第二次最伟大的革命——并未使它的创立者获得诺贝尔奖。诺贝尔奖忽略了一整类科学工作，并增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中某种狭窄的、陈旧的老框框。
诺贝尔奖注重于定量的、非历史的、演绎推理的领域及其有关的实验近似方法和一系列可重复的、相对简单的因果关系的建立。一整类彼此不同的学科，尽管它们在知识和地位上是平等的，但由于没有遵循“硬”科学的途径而常受到嘲讽并被忽略。那些运用观察和比较方法的历史性科学即是如此，它们处理着大量复杂的、不可重复的事件（因而在寻求所发生的事件的解释时总避免预言）。
生物进化论是一个典型的历史性的学科。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无论就其本身的技术进步，还是在公众的眼光里，都一直处于科学的前沿。然而只是当医学的定义被拓广到包括了生态学家K. 洛仑兹（K. Lorenz）、N. 廷博根（N. Tinbergen）和K. 冯 · 弗雷希（K von Frish）的工作时，生物进化学家才唯一地获得了一次诺贝尔奖。
值得庆幸的是，巴尔赞奖（Balzan）以其更广的范围改变了这一状况，并使一些伟大的历史性科学家得以受到表彰。1981年，由于板块构造理论方面的工作，三位地球物理学家：P. 麦肯塞（P. Mckenzie），D. H. 马休斯（D. H. Matthews），和F. J. 佛恩（F. J. vine）共同获此奖。去年②，植物生理学家K. 泰曼（K. Thimann）荣获此奖。巴尔赞奖始于1961年，来源于安吉拉 · 林纳 · 巴尔赞（Angela Lina Balzan）为纪念他的父亲尤杰尼欧 · 巴尔赞这位前意大利主要报纸“邮电晚报”（Corriere della Sera）的总编而设立的基金。在奖励了二位科学家（生态学家K · 冯 · 弗雷希和数学家A. 科尔莫戈罗夫（A. Kolmogorov）），几位人文主义学者及为“博爱、和平和民族间兄弟关系”而战斗的著名战士后，该奖中断了14年，只是在1978年才重新恢复。今年，作为第一次在动物学方面授奖，巴尔赞基金会明智地选择了我们最伟大的、至今尚在世的生物学家：恩斯脱 · 梅尔。
恩斯脱 · 梅尔生于德国，并在那里接受教育。1926年在柏林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8年和1930年期间，作为柏林大学动物博物馆的助理，他曾率领三个探险队在新几亚和所罗门群岛的许多地区研究鸟类。1932年他移居美国，直到1953年他一直在纽约美国自然博物馆负责鸟类研究工作。然后他转到哈佛大学担任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的亚历山大 · 阿加西斯（Alexander Agassiz）动物学客座教授，并从1961年至1970年一直担任馆长。自从1975年以来，梅尔作为一名退休教授仍不断地拼命工作着，其工作步伐之大足以使只有他一半年龄的人筋疲力尽，而其工作之质量简直难以度量。
梅尔早期的工作集中于他在几次探险中曾观察和收集到的太平洋地区鸟类的描述性分类及其生物地理学。这些工作在梅尔经过10年撰写出版了一部巨著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梅尔自豪而合适地把它列为他最出色的著作——《新几内亚鸟类大全》。（List of New Guinea Birds），并于1941年由美国博物馆出版。不明白分类工作性质的人们或许会把这部巨著误认为只需巨大的耐心和勤奋、而不表现任何超人智慧的简单的编纂工作。但是，每—个鸟种都是一个完整的谜，一个为了确定范围，定义内容而需要假设、检验和比较的科学方法的典范。在梅尔的工作过程中，他把种的观念升华为自然界的基本单元，从而加深了他对进化的认识，并最终从他在德国继承下来的那种折中的、带有部分拉马克主义的传统转变成一个彻底的达尔文主义者。
这些鸟类学分类研究直接导致了使梅尔誉满世界的进化论的总体性工作。梅尔坚定地站在少数伟大的生物学家的行列中，他们在30年代中期到1959年达尔文主义诞生100周年期间③，在以前的矛盾的基础上建立了具有进化思想的“现代综合进化理论”（Modern Synthetic Theory）。今天，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是如此地支配着进化的思想，以至于大多数人会认为它从一开始——1859年的《物种起源》——就是如此，并且现在和将来也是如此。然而当达尔文在力图说服所有思考巷的人们相信进化曾经发生时，在提出以自然选择作为进化的机理这一点上并不是显著成功的。由于早期的遗传学家提倡把大突变作为缓慢而连续的自然选择的可能性之一，因此孟德尔实验的再发现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却孕育了一场混乱。1922年，在《科学》杂志的一篇著名文章中（—月二十日、第55页）英国大遗传学家威廉 · 贝蒂森（William Beteson）写道：“当别的学科的学者问及我们关于物种的起源现在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时，我们并不能给予他们一个明确的回答。不可知论已经取代了我们的信仰。”这样，在帮助建立现代综合进化理论的过程中，由于把突变作为变异的一个来源和把自然选择作为进化的基本动力，梅尔成了我们这一世纪众多的重要科学成就之一的建筑师。
1942年，梅尔出版了三部伟大著作中的第一部《物种起源及分类学》(Systematics and the Orign of Species)（我们大多数人倘若仅写那么一大卷在离开这个世界时就会感到心满意足了），这一著作通过把自然历史的一个古典分支与该新理论的新达尔文主义核心相结合，在这一正处于发展之中的综合理论中起了轴心作用。40年代后期，随着这一综合理论把越来越多的领域纳入它的轨道，G. G. 辛普森（G. G. Simpson），和G. L斯蒂平斯（G. L Stebbins）分别在古生物学和植物学内完成了同样的任务。在此同时，梅尔还在促进进化论发展的组织工作方面起了关键作用。1946年他创立了进化论研究学会并担任了第一任理事，1947 ~ 1949年间他还担任了这一学会的杂志《进化》的第一任主编，并在其中持久地建立了作为我们这个领域中主要杂志的名望。
梅尔对综合理论卓越而高度智慧的贡献无疑在于他关于物种形成理论（即多样性的产生）的工作，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尽管达尔文把他的书称为“物种起源”，尽管伽拉派高斯的反舌鸟的多样性激起了他一些关于进化的最初冥思，但达尔文很少谈及物种形成——通过线系的分支而产生的多样性。他怀疑种的真女性（仅作为永恒变化过程中的瞬间形态），并且在任何情况下总是注重于谱系内的进化转化过程，而不是注重于通过分支而产生新的谱系的过程。这个片面性之所以持续着，无疑在于不由自主地受到西方思想中最根深蒂固的偏见之一的纵容——我们把历史视为发展进程的愿望。关于种的多样性及其产生的研究几乎受到所有主要进化论者的漠视与冷待。甚至还出现了一种陈词滥调把物种形成成是与演化的基本途径毫不相干的生物学上的浪费。例如朱利安 · 赫胥黎（Julian Huxley）就曾写道：“种的形成组成了进化的一个方面，但就某种意义而言，其大部分却是一种偶然的，与进化过程中主要和连续的趋势无关的生物学上的奢侈。”
梅尔把物种形成重新置于它明显地应该处于的进化论思想的中心地位。在帮助建立“生物学的种的概念”中，他为种找到了一条定义——作为与其他群体生殖隔离的、相互作用的单位。这一概念已经成为大量诸如生态学和行为生物学等学科的核心，其中很大一部分兴趣牵及到至少在每一特定时刻可视为客观单位的种之间的相互作用。
作为实体的种的概念的建立还需要一个与之相—致的关于其起源的理论。在梅尔以前，主要是由于这一课题极少为人注意，因此大多数进化论学者。只要一考虑物种形成问题，就会产生一种模糊的同地性概念（sympatric ideas）（同地性物种形成即新种出现在与其祖先相同的地区内）。但是梅尔关于所罗门鸟类的研究使他对地理隔离作为物种形成的先决条件的重要性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如果群体在空间上与其祖先相隔离，它们就能更快地积累足够、的遗传差异，按生殖隔离的标准而成为新种。梅尔对这一地区独立性基本假设（与祖先隔离的地区中约物种形成）增加了一条重要的思想：这样的孤立群体通常很小，且相对其祖先的区域而言处于边缘地区（因为边缘地区的环境常常与其祖先区域的中心截然不同，因而施加了促进演变选择的压力）。梅尔把这个小规模的、边缘隔离群体的物种形成概念发展成为他的卓越的边缘性种化理论。四十年之后，在他长期不懈地捍卫与支持下，这一理论作为迄今自然界中物种形成的主要模式不仅成功地顶住了各种批评，而且还在推广与预言方面硕果累累。
边缘性种化理论成为1963年出版的梅尔第二部巨著：《动物的种及其进化》（Animal Species and Evolution）的中心内容。1942年的著作曾经是有争议的和首创的，而这本八百页的权威性著作则汇集了这一成功的综合理论所论及与包含的一切。西奥道西斯 · 杜布赞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把它称为“一部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生物学的里程碑的真正的伟大著作。”
这部著作，以及梅尔对新达尔文主又全面的，特别是对边缘性物种形成理论的毫不动摇的支持与追求，对我们这一代的学生具有巨大影响。我敢以巨注打赌，任何资料都可直接或间接地追溯到大量我们现在所拥有或怀疑的梅尔的观念。我仅以亲身经历举一例：在60年代后期，当梅尔请我接替G. G. 辛普森与他共同担任进化论高级讨论班的教学工作时，他告诉我他们的课堂讨论总是集中于种的概念——梅尔竭力主张把种作为实体的非定向性物种观点（nondimensional view of species），而辛普森则竭力宣传作为进化着的谱系之任意阶段的、带有人为色彩的种的观念。我当时曾轻率地把这一争论认为仅仅是语义上的分歧，并论证说在某一特定时刻种是如梅尔所表述的那样，而在地质学时间尺度上却又是如辛普森所认为的那样。但是在我的脑海深处却一直回荡着这一念头——梅尔真是太精明了以致不能认清这二位大学者之间主要是用词不同的争论。最后，在与尼尔斯 · 埃尔特雷吉（Niles Eldredge）（他更清楚地看到了其中的含义）经过许多讨论以后，我忽然认识到二种基本的世界观受到了冲击：要么进化演变主要的是在枝状物种形成（branching speciation）中积累起来的[这在地质学上是以特征边缘速率（characteristic peripatric rate）瞬间完成的，而以我们短暂的生命来衡量却是缓慢的]，或者进化主要是直系内更缓慢的过程。因而翻译成地质学语言时，梅尔的观点就导致了随机平衡理论（theory of punctuated equilibrium）。
似乎所有这一切还不够，梅尔在其中年转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并在其中取得了足以使他得以为此“迟来的思想”单独获奖的成就。他成为一个科学史专家，致力于深受他热爱的生物进化论领域及生物学通史。他曾关于拉马克思想、达尔文自然选择思想的发展，并在一次对库恩的科学革命模式提出的异议中就达尔文主义的建立，写了一系列著名的全面性的文章。在他75岁生日之际他的科学史同行们出了一本纪念文集以示庆贺。
然后，在过去的10年中，当大多数处于这种岛龄的人早已完成了他们原先的工作，或转而写作自传时，梅尔却开始了他生涯中最雄心勃勃的计划——对生物进化论历史的彻底的考察，并在1982年他的第三部巨著《生物学思想的发展》（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没度。这悬一部庞大而令人惊奇的著作，它并不是通常意义下的客观历史，而是随着时间而得以扩充的梅尔个人观点的具体体现。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评论的那样，这并不是第二手资料，而是第一手资料，我说这并不是批评，而是对最佳的、富有灵感的作品的称颂。正如伟大的历史学像赫伯特 · 巴特费尔特（Herbert Butterfield）在其《历史的辉格党诠释》（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书中所说的：“历史学家或许会对吉本冷嘲热讽，或许会对卡莱尔感到伤感；他或许怀有炽热的宗教情感或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但引入一个可为人认识与怀疑的个人偏见并不是历史学家的过错，历史文献中的真正过错在于其情节被组织得使偏见不能被认识。”
梅尔的书试图把整个壮观的生物学史看成是柏拉图的“古典论者”（essontialirts）与“群体论者”（population thinkers）之间的一场大论战。前者主张固定不变的模式，或即使有所进化也只是从一个实体到另一个实体的跳跃变化，后者则认为变异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并接受达尔文主义的演变模式。这场持续了2000年的争论在现代综合理论中的群体论思想的胜利中达到了顶峰，而梅尔自己的工作则对之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于是我最终明白，《生物学思想的发展》是梅尔的一部真正的自传。
大约在二年前，我参加了一个研究生关于进化论分类学中某种神秘的东西的报告。梅尔也在那里，并以简直是惊人的充沛精力与清醒头脑参加了相继的讨论。起初我担心在这些年轻人面前他会以权威自居，但我马上就明白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我看到的正是梅尔的崇高的品质。他对他的专业依然是如此钟爱，对其前景与智慧内容依然是如此满腔热情，因此他不可能停滞不前。他以一个研究生的全部精力投入辩论，因为对天发誓，他在心智、精力和信仰上依然故我。
恩斯脱 · 梅尔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奇迹与鼓励。
（Science，第233卷，第4633期198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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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作者Stephen Jay Gould是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的Alexander Agassiz生物学客座教授。
② 指1982年。
③ 指《物种起源》出版10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