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威尔逊发表《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一书后引起的激我争论,经过三年多的白热展开,已经蔓延及西方国家整个学术界,并从单纯的学术问题转变成为一个政治论题。1978年以后通过《人类的本性》等著作,威尔逊又提出了基因与文化共同进化的理论,企图用文化因素来解释人类行为是进化的产物,并扩及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等方面。于是就遭到反对者,特别是反种族主义者的批判。这就是威尔逊所说的“社会生物学的第二轮争论”。本文是作者在最近走访包括威尔逊与古尔德在内的一些代表人物的实录,希望读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作分析。 ——译者

现代动物是经过进化而来的,它们的身体结构、生化机能和举止行动都是进化的产物。对动物社会性行为如何发展到今天的样子并以自然选择为基础进行解释的研究,到七十年代中期而告盛行,以后逐渐形成了一个领域,这就是所谓的社会生物学(行为生态学)。

利用社会生物学的方法解释人类的行为,从而引起了一场特殊论争的是美国哈佛大学的E. O. 威尔逊。一般认为,1975年威尔逊发表的《社会生物学》一书是掀起以美国为中心的大规模论争的发轫。使这一争论激化的原因,一般认为是因为现代社会的阶层性各有其生物学上的根据这一主张之为社会生物学利用所致。

论争的中心是人类行为决定于遗传呢?环境呢?还是什么?于是,一些老问题又旧事重提了。本文就是有关这一问题的采访记录。

威尔逊在《人类的本性》(1978)中用一般展望说明了他的人类观;《基因 · 心 · 文化》一书阐释了基因与文化相互影响而进化,从而展开了基因与文化共同进化的理论;在《普罗米修斯之火》(1983)中他认为是对社会生物学的反对者们的一个“胜利宣言”。

也要理解政治与经济——访E. O.威尔逊

——《普罗米修斯之火》是对反社会生物学者的“胜利宣言”,你也有这种想法吗?

“那并不是我们关心的主要大事。社会生物学正确立于当前世界,我同其他研究者们的探讨之路是正确的。由于尚待探索的重要领域十分宽广,所以确立它的范围是必需的。每年有几百篇宏论发表刊出,六本世界性的杂志,还有教科书和专题论文等正在出版之中。它们不仅包括社会生物学,而且正向政治学,经济学与伦理学等扩展。只有对社会生物学的十分重要性有了认识,并审慎地进行科学研究,才能体会‘胜利宣言’的无比恰当。”

——请继续谈谈第二次社会生物学之争。

“最早的争论,可以认为是政治性的,但我们的主张——非政治性的获得了胜利。第三次争论是科学上的,而反对社会生物学恰是从社会科学家与哲学家之间引起的。就是说人的行为只凭生物学或什么就能够说明吗?一般社会科学家将对社会生物学之能够借助特别单纯的行为的解释作出回答。例如避免近亲婚配、识别色彩的语言描述和对艺术的爱好等等。在最近的研究中发现,美国人与日本人各有不同的饮酒方式,日本人少量饮用利久酒而美国人则大量饮用鸡尾酒等烈性酒。这种不同,也许涉及对乙醇的代谢问题。虽则尚未证实,却是一个有意义的发现。”

——美国人与日本人各具不同的代谢酶是有这种说法的。

“是的,它用社会生物学就能够解释了,但是社会学家只同意那是‘种’的单纯行为。于是,成了第二次论争的一个问题的乃是对经济或者国家起源等复杂行为,能不能解释呢?多数社会学家认为,技术革新引起的经济变革、国家与高度文明的起源问题要用生物学来解释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认为,只要研究进一步深入,并有了广泛的理解,那么这些问题之用生物学处理,作出较正确的说明,有什么不可能呢?问题是社会科学要更科学些,在可能的时锈,生物学的科学基础也许甚至能对它们进行解释。”

——社会生物学由于最近与生物工程的联系而产生了误解,难道不要担心会引起什么不良后果吗?

“社会生物学与产生生物工程的分子生物学都是科学,但是我们关于社会生物学的知识,与分子生物学相比,哪里及得上它的千分之一。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远远超过社会生物;学,而且正在有助于后者。同以分子生物学为基础的生物工程一样,要从社会生物学得出非常广泛的应用的想法是危险的。我的观点是为了构筑了解人类本性的基础,要求各方面给予社会科学与社会生物学以增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四十年后也未可知,而为了人类,也许社会生物学与生物工程的结合成为可能亦未可知。但是目前说来,那是十分危险的,我对它不抱有希望。”

——你的基因与文化一道进化的理论已举过一些例子,难道不需要更多的实例吗?

“目前已知的主要实例是避免近亲婚配、色彩识别的语言描述和雅诺玛莫族的村落分裂现象等。而且基因与乙醇摄入的关系问题也是有希望的。重要的是要注意这类问题深入研究的结果以彻底了解生物学与文化的密切关系。为了理论的确立,更多的实例是必要的,它的数量也是会渐逐增多的。”

一一一部分人仍认为你的理论是遗传决定论。

“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我的理论并没有以相同于一般生物学理论的遗传决定论为基础,也不是纯粹社会科学理论那样的环境决定论,只是与一般生物学理论有些类似,是遗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基因是在制作终端‘产品’过程中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换句话说,无论心或脑都并不是万能的计算机,也并非仅是单功能的机器人,而是两者的中介。基因在环境中活动‘创造’出心,心是具有非常多的选择可能的,并正在朝对某个方向而进化。”

——还是同拉姆斯顿在继续研究吗?

“嗯,正在继续进行理论的研究,我的分工主要是蚁、又回到社会等级制的问题上来了。这方面兴趣的继续,是人类行为。”

遗传决定论一仍其旧——访李嘉图·刘旺丁

——环绕社会生物学的论争,据说比前一阵较为平静了。

“嗯,一部分的理由是没有出什么新书,如果新书一出,出版社就安排电视节目与访问记等,从而招来了普遍注意力。社会生物学最早引起注意是在1976年,现在正处于稳定中。尽管如此,并不是说没有批判了。理论本身并不会引起人的食欲,但是单靠论争而使对立的双方都能惬意的想法也是不行的。”

——你们认为过去那样遭到批判的社会生物学的特性没有变,而且更加“浸润”着人心是吗?

“是啊!由于社会生物学阐述着所有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而吸引着每一个人。为什么尽多的是侵略与争论呢?这是大家抱有的疑问。社会科学所探索的一切,社会生物学这门学科是极易解释的,是基因的属性,是说不可能改变的。国家主义、侵略性、贫富悬殊和阶级社会等,在一定限度内进行社会生物学的阐释,将保持其为十分普通的事。”

——你们对社会生物学批判的根本是遗传决定论,是吗?

“首先,人的特性是他具有基因,那就是不能变更的遗传决定论。这显然是错误的。为我们正在受到攻击的基因设定势力范围而进行防卫的证据,还没有发现。例如,基因所给予人的属性的影响不可变的说法也是不正确的。对生物具有决定作用的不是基因本身,而是它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其次,必须从另一方面批判的是,由社会生物学进行的人的域性的记述,是缺乏历史观点的人类中心主义。十三世纪的欧罗巴人与现代人之间的性格是有不同的。封建时代的日本人也不同于今天的了。所谓背离历史、人类是侵略性的以及坚壁于势力范围之内等等都是不科学的政治思想意识。”

——威尔逊用以阐释基因文化共同进化论的新著,没有考虑从遗传决定论脱离开去吗?

“他说不是遗传决定论,可是读一下他的著作,有多少是与遗传型不同的?那种决定自身对给定环境的反应,不可能容许有3 ~ 4个的可能性。亦即是这种理论假定某些人是否是侵略性的是由基因决定的。人类文化与心理气质处于基因的强烈影响之下的说法就是遗传决定论。它虽则要与环境协调,但只是极少限度内的事。”

——你反对“适应万能论”,但也同意现代进化论能应用于行为。

“那是不言而喻的。行为也同其他:切一样,来自进化。动物的行为比在解剖学与生理上归纳出的特征来都较重要。动物和人都是根据行为与环境而改变关系的,问题是,行为是怎样进化的。适应万能论的问题所在是绝口不谈如何进化,只谈已经达到如何完善的境界。进化并不是一切都臻于完善状态的结构,那是十分明显的。一切动物无论从解剖、生理与行动各方面看来都是彻底不完善的。为什么呢?因为环境总是要变的,与环境完全协调一致的要求是达不到的。”

如果局限于不包括人在内的动物,那么当前社会生物学的不少问题能否请你说一说呢?

“动物的问题与高等智能的人无大区别,就动物的行为言,难以举出有遗传根据的证据来,证据应该说是有的,但还没有弄清楚。”

——你们的论点也有超越思想意识之处吗?

“看来那是不对的。反对社会生物学的理由是有关人性记述的问题,那是思想意识的问题。再有,所谓遗传决定论是科学的问题。至于反对,也有来自思想意识方面的,也有来自科学方面的。社会生物学本身也有一部分是思想意识,一部分是科学。”

模型尚未成熟一访约翰·梅纳德·史密斯

一一你对威尔逊与拉姆斯顿的基因文化共同进化模型的意见如何?

“我认为没有十分完善的模型。我曾对那个模型进行数学的探讨,着实花了些时间。他们所作模型的意图是要通过遗传与文化说明决定某些性质的道理。与单由遗传决定相比较,据说进化要远远加快。遗传与文化的协调能够加速遗传的变异。这是直观上十分奇妙的结论。不过,我在数学上已作了审慎而深入的探讨,为了取得他们所期待的调整合适的某种效果,作了非常随便的不成熟的模型,还得不出结论性的效果。”

——你认为在文化方面能做出进化的模型吗?

“威尔逊与拉姆斯顿的著作中还有一本探讨解析文化因素的书,那显然不是上乘之作。但有关遗传因素的探讨是非常好的。不过,关于文化的优劣之分,我是抱有怀疑的。”

——在文化领域制作进化模型的方向是如何认识的?

“试一试啊。通过居群遗传学与物理学等,可以理解为不是进化的问题,而是稳定性的问题,是如何考察某一社会的文化法则的问题、社会当然是不断变化的要理解这种变化,首先要理解它的某一不变状态,要理解不变状态为什么不稳定?是什么使不变状态转移并发生变化等等。”

——就像热力学那样,是吗?

“是的,跟解析居群稳定状态的居群遗传学也相同,跟生物学的竞争理论也一样。如果把文化也考虑进去,那么稳定性这个中心法则问题就被还原为社会中的‘有’与‘无’问题了。法律、信仰和文化习惯等是它的一部分。问题是作为文化法则的集合,当中间有人作出变化意向之时,是如何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的?那是十分麻烦的事。”

一一能不能用社会生物学来说明文化的另一面——人类行为吗?

“在某种水平上是可能的。人也和其他动物一样是经过自然选择后的进化产物。一切都能以进化为依据作出说明。另一方面,所谓文化的进化,社会生物学者给予非强制的一定的条件,我认为是正确的。”

——以总括适应度为标准的模型应用于人类,可达何等程度?

“在生物学方面,是一种极富于可能性的模型,汉密尔顿所创始的研究和德利巴斯等对动物社会行动进化的可能应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考虑到增加人类总括适应度之类的行为是并不怎么样的。这里仅是我的推测啊,在未开化社会里人人为积聚财富而花很多时间,有了不少妻儿,这种财富的积聚,就是对总括适应度的称颂。”

——部分社会生物学的反对者说是遗传决定论,你的见解呢?

“‘还没有一种避免近亲婚配的基因’之类的说法并不难,那也是事实。但也可能有一种各自对应于特殊行为的基因。这种假设在社会生物学的争辩中是不恰当也不必要。必要的是引起这样行为的某些遗传上的变异。社会生物学绝非遗传决定论。”

不右亦不左——访罗伯特 · 德里弗斯

——“基因以尽量增生的自我复制为目的,人体只是基因的载体”等说法从而产生人生无味的也大有人在。

“我在大约十五年前提出了设想,当时不那么为人注意。如果设想一下这个世界的创造力,那么对通过自然选择而进化的道理就豁然贯通了。此外尚未说明的理论是不胜枚举的,都是我们不感兴趣的,也就不去考虑了。另外,当我们做什么的时候也没有考虑过基因的目的什么的,对自己的基因只是无意识地传给了后代,也从未认为自己是‘人生无味’的,对这一切都有无法理解之感。”

——认为人类行为不受基因支配,只由环境决定的也不乏其人啊!

“这样考虑的人,不仅仅是反对,我认为是胡闹。我们人是由基因与环境相互作用创造出来的,百分之百地由环境创造的生物是没有的。运用生物学信息的基因的相互作用亦无二致。恐怕从政治上的理由出发,认为行为是百分之百地取决于环境的主张是彻头彻尾的糊涂观念,当然,人体是犹当别论的。”

——所谓“政治上”的理由,意味着什么呢?

“单纯是右与左的问题。生物学的概念,有其出于支持人种差别的以往历史,恐怕这就是人们反对社会生物学的主要理由,所以再要出现新的人种差别理论是可怕的。但是生物学是学习通过自然选择在各种不同环境中不同人种的成型的科学。也要学习轻视动物是危险的道理。我们教育别人的人绝不能认为作为观察对象的动物比观察它的人更为低劣。我们就是这样抱着尊敬动物、植物的观点而进行教育的。当然,轻视其他人种更是绝对不可、以了。但是在美国,居支配地位的观点是基因既然在人类繁荣及其行为方面十分重要,就不应认为不同的人都有相同的基因。”

——右翼正在拉拢社会生物学,对吗?

“有时是这样,也只是听说。法国极右的法西斯组织正是这样说的,我是既不言‘右’也不言‘左’。”

政治力量起作用——访特罗伊·德斯特

社会学家德斯特就社会生物学的历史背景作了如下的说明:

“在美国历史上新老移民之间是有争论的。它们的基础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普遍适用于低等动物、高等动物与人类。本世纪二十年代,掀起了智商测验成绩随着民族的不同而不同的争议。结果认为差别是正常的一方取得了胜利。但是从三十年代开始,‘文化人类学’成了中心,六十年代‘文化相对论’取得了胜利,而要求正常阶级体系的人就把眼光转移到社会生物学。”

“现在,新的问题是政治上既不左也不右的生物工程技术。”

“新遗传学的奇妙,在研究胎儿遗传缺陷时,关系着作为对象的特殊人民与民族的情况是不少的、对黑人来说,镰形血红细胞贫血症等便是。迄今成为检查对象的是哪一个民族都有的传染性疾病。但是随著新技术的发展,找到具有缺陷基因的情况时有发生,那里就出现了筛选小组那样的特殊现象。再就是发生了防止缺陷儿童出生与如何治疗缺陷的两个方面。这里,把技术作为什么对象、采取哪种方法的科学中立性已经丧失殆尽了。”

——目前,最重要的是什么?

“争论在扩大,目的所作的决定不仅仅是科学的,显然还有经济的和政治的各个方面。我并不是说要停止基因工程或者进行下去,而是希望搞清楚社会的、政治的力量的作用。迄今为止,有关基因工程的论争只是针对危及人类的生物或其他等等的方面而已。”

[《科学朝日(日)》,198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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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系指同属哈佛大学的古生物学家S. 戈尔特与种群遗传学家R. 刘旺丁,他们都是社会生物学的批判者——注。

② 一种味浓的混合甜酒——注。

③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教授,是创立数理生物学进化理论的第一人。

④ 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首创“互相的利他主义”理论:是社会生物学的创始人之一。

⑤ 加利福尼亚大学贝克莱分校教授,社会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