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伽利略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对于现代西方科学哲学来说，他的独特意义在于，几乎每一个科学哲学学派都从他那里找到根据。本文表明了这种奇特的现象。这对于我们深入和全面了解现代西方科学哲学，无疑提供良好的启示。

伽利略在科学哲学上占据着独一无二的地位，无论在科学哲学的历史方面（或说，在关于科学实践的理论方面），还是在科学的历史方面（或说，在以科学哲学为其理论的实践方面），他都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事实上，几乎每一位科学哲学家都感到过或正感到有必要认真对待伽利略。他们如果不是从分析伽利略得出自己的理论，便是把自己在别处形成的理论运用￥伽利略以检验这些理论。最后，事情竟变成，不管对待有何种信念的科学哲学家来说，都有可能将伽利略用于他们的目的，从伽利略那里寻找支持他们理论的证据。这就是我想唤起注意的最终事实，我相信在其他任何一位科学家那里都不会有类似情况。确实有不少科学家，他们较受哲学家中某个学派的尊崇，例如，牛顿较受归纳主义者和实验主义者的尊崇，爱因斯坦较受假设——演绎主义者和解释主义者（explanationist）的尊崇。然而，却没有这样一位科学家，在他那里，无论怎样怪诞的哲学家都能以某种表面上的合理性去满足自己的偏好或甚至偏见。这一事实（下面我将引用文献证明这一事实）既提出了问题，也提出了伽利略的一个非凡特征，从科学哲学当前状况的全貌来看，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存在这些互相冲突的诠释就意味着事态不能令人满意。但同时，这个诠释“谱”（spectrum）的存在又表征了伽利略工作的独特的重要性和重要的独特性，事实上，这是他的工作的最基本也最普遍的方面，在别的科学家那里，这样一个“谱”是不可能有的。

让我们从一系列诠释中也许是最特异、最夸张、最出乎意料的一种开始，据Feyerabend说：“伽利略违背了亚里士多德所发明，Grosseteste（还有其他人）所改善，逻辑实证主义者如像Popper那样的人所教条化的科学方法的重要条规。正因为伽利略没有一成不变地遵循这些条规，所以他成功了。”这一诠释被用来支持他所鼓吹的可以称之为无政府主义的科学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断定：“为了进步，我们必须经常地返回证据，降低我们理论的经验恰当性程度，抛弃我们所已经获得的，一切从头开始。”

另一位哲学家最近发现证据，表明伽利略是一位“主张渐进的、有点折中的、经院主义的”托马斯化的亚里士多德派。

对伽利略的柏拉图主义诠释同样不断得到支持。关于这一点的最新说法可能是属于Howard Stein的，他造成了这种诠释的新的转机。他声称：“伽利略所阐明的‘探索’（inquiry）概念，与柏拉图的‘辩证法’（dialectic）概念相较，相去并不遥远，通过‘探索’从谬误和悖论向科学的运动可以与例如《共和国》中的‘分离线’（divided line）相对照。”

经验主义者同样不断地发现证据，表明伽利略是一个老练的实验主义者。必须承认，他们事实上业已有力地反驳了Koyré早先提出的相反论断。但这并不意味着理性主义的诠释不曾挖掘到自己的证据。事实上，最近的一个研究由于提出伽利略是“最早的和最重要的一个逻辑主义者”而为这种诠释造成了新的转机。

这样，伽利略就有了无政府主义者、亚里士多德派、柏拉图主义者、经验主义者、理性主义者多种写照。分歧部分是由于所考察的证据不同，譬如，根据已发表的工作与根据未发表的手稿及文献就有根本区别；部分则是由于强调了伽利略工作的不同方面，例如，发现过程之于证明过程，科学实践之于对这种实践的反思，就是相互有关的两个区别。然而，我将采取另外的处理方式。

有一句老生常谈在这里也许用得上：每一种诠释就它所肯定的方面而言是正确的，就它所否定的方面而言则是错误的。换言之，我认为，说有证据表明伽利略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或一个亚里士多德派、或一个柏拉图主义者、或一个经验主义者、或一个理性主义者，这都是正确的。错误在于，只赋予伽利略这些特征中的一个而否定其他特征的存在与意义。这种独尊和排他的倾向可以无政府主义诠释为例来显示。事实上，在上述引文中，Feyerabend清楚地作出了三个不同的论断，第一是历史的论题：伽利略的工作表现出无政府主义特征，也就是对那些重要的方法论规则，例如要重视碑据、要采纳经验上最恰当的理论等的违背。Feyerabend的第二个论断是关于伽利略的成功的一个因果解释：因为伽利略是一个方法论上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以他成功了，Feyerabend的第三点是一个哲学论断：经过确切解说的无政府主义方法论是正确的。因此，或可以把Feyerabend的立场重述为：他在因果解释上建立他的哲学论断，又在历史的论题上建立他的因果解释。现在我相信，他的哲学论断是他的因果解释的一个似真推论，同样清楚的是，这个哲学论断并不能从历史论题单独得出。让我们考究一下从历史论题到因果解释这一步，这就是下述论点：伽利略实践了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方法论，所以，他的成功是由于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方法论。这一论证的详情细节可如下述：

（1）伽利略是一个成功的科学家。

（2）他的成功必定有一个原因，因为每一件事都有一个原因。

（3）伽利略实践了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方法论。

（4）伽利略的无政府主义方法论是他成功的一个可能原因（或学究气地说：事实（3）是事实（1）的一个可能原因）。

（5）伽利略的工作不具有别的特征可能作为其成功的原因。

（6）所以，伽利略的无政府主义方法论是他成功的原因。

（1）和（2）没有什么问题。（3）是Feyerabend的历史论题，为了讨论的目的我暂且接受这一论题。（4）是关于“可能原因”（possible-cause）的论断，￡讨论和支持历史论题（3）的上下文中，我倾向于把它作为显然的东西接受下来，换句话说，Feyerabend对（3）的讨论注定了是支持（4）的。（6）就是因果解释，它借助于（6）从（1）得出。问题出在（5）上，它否认有可供选择的别的原因。虽然这一否认对整个论证是必要的，但是别的诠释的存在及其历史却证明了它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对于每一种别的解释，人们能够塑述一个平行的论证，它也只在否认有另外的选择时才出问题。因此我认为，Feyerabend对伽利略成功的因果解释是缺乏根据的，尽管他的历史论题是正确的。但既然他的历史论证对地的哲学论的支持有赖于其因果解释，因此这一哲学论断也是缺乏历史基础的。

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诠释以上所说的一切，以及由于Feyerabend的率直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容易做到的一切，同样能够施诸于别的诠释。那么还能做什么呢？能做的就是进行综合处理。这是一条在目前这种情势下可以尝试的明显的路线，根据迄未提及的对伽利略的另一种传统诠释，也复如此。Sha-pes论伽利略的著作不论有何种缺点，毕竟认识到了综合处理是正确的方法，而这正是这本著作努力去做的。不错，这本书的努力是失败的，它没有完成一个综合，却以一种可称之为无结论的折中主义而告终。Shapere著作的方法论价值被他的最尖锐但同时也最公正的批判者所认识。他没有提到综合处理，却强调了Shapere方法的另一有价值的特征，即逻辑分析的方法。恰如其分地说，我相信我们应该采纳综合的多方面的处理，以及Shapere的著作所建议和引发的逻辑分析处理。综合没有理由一定要退化为无结论的折中主义，逻辑分析也没有理由一定要退化为繁琐哲学。然而，我们还必须往别处去探寻主旨。

我们在Clavelin的《伽利略的自然哲学》—书中找到了这一主旨，这是目下正受到尊崇的综合传统的最好例子，他的看法是：“一个科学问题经过伽利略的处理以后就变得与以前再也不一样了，理由主要在于他对科学的可理解性作了重新定义，在于他借以辑出一个科学问题的方式方法。只有一种新的解释思想和一种把推理和观察结合起来的前所未有的技巧才以如此激进的方式改变哲学的本质。”这种新的解释思想就是：“根据伽利略解释的首要含义在于借助一个模型从一定数目的原理和概念对所研究的现象得到一个理性重构。这个定义特别强调了伽利略理性主义的两个特点，尤其是物理必然性向理性必然性的几乎完全的还原：一旦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因果思想被抛弃，解释的唯一任务就是建立事实间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是从模型加上推理的指导原理得出的。与此同时，简单性成了一个重要的物理标准：自然界遵循最简单的路径，也即在推理方面允许进行最简单的演绎。然而，解释不仅意在提供现象的理性重构，它的其实目的在于将任一个物理问题转变成数学问题，从而在分析时可以用得上现存的数学科学。”

这里需要作些评注和分析。有两个基本特征被归于伽利略，第一个在哲学的层次上，或说在关于科学实践的理论的层次上，第二个在科学实践的层次上，或说在方法的层次上。在 · 哲学方面，伽利略塑述了关于科学知识的一个新的理论，在科学方面，他又娴熟地从事对思想和感觉经验作一种新的组合。Clavelin对伽利略的科学方法（或说实践）的描述是很难超过的。关于伽利略对推理和观察的综合的讨论，这是最新也是最好的一个。在论“推理和实在”一章的后半部分，Clavelin从批判Tannery-Koyrè关于经验在伽利略科学实践中的作用的先验主义论题开始，然后分析伽利略关于物质内聚力的工作，从而显示了他对数学推理的局限性以及经验的必要性是有自觉意识的，最后，以分析伽利略在其重物运动的几何处理中所作的简化为结束，从而显示伽利略业已认识到推理与实在的关系的复杂性并且他是审慎对待这一关系的。

注意到与这个被描述为“推理和观察的适当组合”的方法论特征有关的一个非常之处，是很重要的。这个方法论特征不像无政府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柏拉图主义、经验主义和先验主义那样刻划得详细而确切。它是某种形式化的特征，某种内容的空缺，然而它并非不包含信息。要想给出一个精确的定义是极其困难的。任何这样做的企图都会毁坏它所具有的巨大的解释能力。最好还是通过显示它在伽利略工作的各方面都是内在固有的，来充实它的内容，而这正是Clavelin所做的。同时，这一概念还具有一种开放性，允许人们以更复杂的方式来应用它，也允许应用于伽利略工作的那些未经考察的方面。事实上，这样一种应用Clavelin已经十分精彩地做过了。我深倌，对伽利略科学实践或方法的这种类型的诠释，将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Clavelin对伽利略的科学哲学（或说关于科学实践的理论）的描述，它占用了论“推理和实在”那一章的第一部分。正像上面第二段引文所提示的，有四个基本要素包含在内。第一个要素是把解释当作对现象的理性重构这一概念；第二，是把物理的与数学的可理解性等同起来；第三，是理性必然性与物理必然性之间的对应原理；第四是简单性原理。对Clavelin来说，这四个要素的相互关系以及作为整体与伽利略的科学实践的关系都是不清楚的。关于后者，我能找到的唯一答案是：看来Clavelin认为伽利略的科学哲学代表着他的实际程序的一种理想。至于前者，我想或许可以把Clavelin对这四个要素的相互关系的观点重述如下：现象的理性重构和数学分析（在如下意义上：用数学术语表述物理问题以便有可能进行数学的处理和推理）正是伽利略所谓的“解释”要表示的部分含义，而简单样原理以及理性必然与物理必然的对应原理则是解释（经过确切说明）的可能性之先验必要的条件。但我不再继续追究这类问题了。不管Clavelin对伽利略的科学哲学的见解多么有趣而复杂，我并不认为它已得到充分发挥。我不仅不认为它对伽利略自己的大量评述以及伽利略关于科学探索的反思持论公正，而且，Clavelin自己的许多证据都不足以支持他想得出的结论。

例如，他把《对话》（即伽利略的名著《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中讨论太阳黑子表观运动的第一部分作为伽利略具有解释就是理性重构思想的证据。Clavelin认定在这一节里伽利略对表观运动作了解释，因此进而去确定这一解释的内在结构。然而，只要查阅一下《对话》中的有关事节就能发现，伽利略引进太阳自转轴倾斜于黄道面的假说，起了引导他发现太阳黑子运动的细节的作用，这是使以前未知的事实变为已知，而不是解释已知事实的作用。伽利略曾说他最初以为太阳的轴是与黄道正交的，但是仅仅有一次他偶然地观察到（黑子运动的）一个特殊路径呈曲线形，这使他立刻想到轴是倾斜的，这想法指导他继续观测并检验它的推论是否确实，果然所有的预言而后都得到确认。我并不是说伽利略的这段记叙就一定是精确的日期报告，日期问题在这里是不相干的。我想说的是，伽利略所讨论的，并非Clavelin所认为的解释的逻辑，而毋宁说是发现和预见的逻辑。

另一个例子是Clavelin对《对话》中论黑子运动那一节的第二部分的利用。他争辩道：“对伽利略来说‘简单性原理成了决定物理上真实或谬误的优胜标准。’”Clavelin的论据是，在这一节中，伽利略承认对太阳黑子运动作地静（gostatic）解释是可能的，但他因为这一解释在简单性上较差而拒绝了它，因为按照这一解释，就必须赋予太阳两种新的运动，即除周年和周日运动外，还有每月的绕轴自转以及这个自转轴的周年旋转。不错，在这一节的某处，伽利略是说过地动（geokinetic）理论赋予太阳的运动“极其简单”但他又说地静解释“革新”了太阳的运动，而地动解释则在预见方面富有成果，他提醒注意地静理论不能解释太阳自转轴旋转的年周期（这正是地静说本身所要求的）。除此之外，他知没有像在别处那样详细地作简单性评述。如果我们（作为这一节的读者）试图弄清简单性评述的详细含义，则最合乎情理的说法应是：伽利略指出地静解释中赋予太阳的四种“不协调的运动”可减为“一种单一的而且很简单的运动”，因此，说地动解释较简单，那只是因为它只需要地球作两种相协调的运动以及太阳作—种单一的运动，而地静模型却要求太阳作四种不协调的运动。既然伽利略对这四种运动的不协调性未具体说明，我们可以认为他主要指的是太阳的周年与周日运动的方向相反，这一点他在《对话》的其他地方讨论过。太阳的第三种和第四种运动是否造成了任何新的不协调，无论是在它们彼此之间，还是在它们与周年和周日运动之间，这一点并不清楚。所以，用简单性术语对两种解释作比较，看来无非是对它们所包含的运动的数目作比较，也就是说，地动解释较简单的意思不过是它所要求的运动少于地静解释。果真如此的话，则要旨就在上文提及过的另两个有哲学意义的评述中：所谓地静解释“革新”了运动意即它至少要求一种额外的运动，而强调地静说不能解释太阳第四种运动的年周期又引起人们注意在地静模型中有额外运动这一事以及其他一些事实。我的结论是，这一节中伽利略所作的简单性评述是附带的，因为它没有在文中得到详细讨论；这一评述也是相对地多余的，因为它的信息内容可以归结为另一些伽利略作了详细发挥的评述。如果我们从这一节里占统治地位的哲学评述来理解它的内容，那么简单性评述就可以不予置理。事实上，我们能给这一节的两个部分（其第一部分被Clavelin处理为解释的逻辑，其第二部分又被处理为简单性逻辑）作出一个统一的理解。其重构如下。

从逻辑上说，无论有什么确定的可观察事实被证明可从理论导出，部不能由此推断该理论的真理性。然而，从方法论上说，给定两个各自都能解释有关事实的理论，则那个解释能力较强而特设性（adhoc）较少的理论就是较优的和较可几的理论。事实上，只要假设地球有周年（和周日）运动以及太阳绕着与黄道面成倾斜角的轴自转，太阳黑子的运动就能很容易地理解。同样的观测事实还可以解释成：太阳不仅作用年和周日运动，以及绕着与黄道面倾斜的轴作自转运动，还有第四种运动，即它的自转轴绕黄道轴每年旋转一周。地动理论在简单性上占明显优势，在解释力上也胜过一筹，它能解释太阳黑子运动的年周期性，地静说则不能。更重要的是，地静说完全是特设性的：太阳的第四种运动完全是为了说明考虑中的观测事实才添加上去的。与此相反，地动理论不仅不需要任何这一类的特设因素，而且正是它使伽利略发现那些相关的事实成为可能，至少使这种发现变得容易。太阳黑子运动的详情细节能在地动理论的基础上预见到，仅此，就使地动理论免于特设性。所以地动说是较好的和较可几的理论。

可以将这种类型的批评贯彻于Clavelin对伽利略科学哲学的其他论断。然而，刚才的阐述与我先前对其他解释的批评已足够说明伽利略工作中的哲学内容比迄今任何一个人所提到过的都要丰富、复杂得多。此外，从我们前面的论述中有可能确定伽利略科学哲学的基本特征。伽利略并没有一种通常意义下的科学哲学。在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的理论方面，伽利略并不属于那类有系统的思想家。这种思想家握有少数几条具有系统整体性的基本原理，以此使所有的事实得到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伽利略不是一个哲学家，毋宁说，他是一个特殊类型的哲学家，即一个不系统的哲学家，非常像苏格拉底在伦理哲学中的地位。可以用来刻划这个不系统（用更明确的术语说、苏格拉底式）哲学的特征的，是那种持久不断的愿望：思索一个人的活动以便像具体情况产生需要那样来理解它们和证明它们的正当性，以及当不协调变得明显时尽力加以避免。如果这种思考以例如真理、知识、方法、性质、物理实在、数学、感觉经验等概念为中心，我们就得到苏格拉底式哲学的伽利略版本。换句话说，成为伽利略科学哲学特征的，是他对科学实践及其哲学理论化的巧妙综合，即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概念具体融入科学实践。伽利略科学哲学的这一特征具有被刻划为“推理和感觉经验的适当组合”的特征在科学实践（或方法）的层次上所具有的一切优点。它既包含大量信息，又不过于特化，并且能够注意到在伽利略那里发现的充实的哲学内容。

[PSA，1976年1卷]